一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纽约客

　　在弗吉尼亚蒙蒂塞洛（Monticello）完成对比潘恩和杰斐逊的论文 “Madman and Sage： the‘two Toms paradox’of the Early Republic”之后，我将这篇旧文断断续续来回修改了大半年，终于在今年五月离开纽约前找到勇气呈给埃里克 ·方纳教授，请他点评。我和他约好提前一个礼拜把论文发过去。他郑重看过，用铅笔做了细致的评论和修改，见面打了招呼就拿出他印出来的长文从头到尾开始品评，在思想内容各个方面给了我极大启发。
　　实际上我们都清楚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方纳教授在他的办公室会面，由于退休，他这间从五十年代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同为班克罗夫特奖得主的著名政治史家洛克腾堡（William Leuchtenburg）接手过来的办公室，即将要转交给下任大咖。他的藏书一大半捐给了北京大学，还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他坚持自己拉着手推车搬回他和著名舞蹈史家加拉夫拉（Lynn Garafola）教授在百老汇 116街的公寓。
　　两年前第一次与我这个对汤姆 ·潘恩饶有兴趣的年轻人见面时，听闻我的研究经历，方纳立即站起身来，走到背后的书堆里寻寻觅觅，翻出这本初版于一九七六年、二○○五年再版的《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一书，慷慨相赠。来到这间带着光环的办公室，很难不注意到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铺在地面上的漂亮的红色地毯，躲在书架上点头摇头的十几个小小的林肯塑像，以及方纳教授挂在墙上的各种数不清楚的耀眼的徽章奖状以及他在哥大、牛津〔方纳是那种离开都市就浑身不自在的典型的纽约客，他在纽约以外生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恐怕就要数牛津了，这段经历让年轻时代的方纳结识了汤普森（E. P. Thompson）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这些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也间接促成了他在七十年代初对潘恩与英国的深入研究〕求学时期的黑白相片。当时我还饶有兴致地追问为何他当时选择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研究潘恩，记得他告诉我，一开始他和我一样只是写了一篇关于潘恩的论文，后来发现那篇文章很难被压缩在一篇论文的篇幅，遂写成书 —又恰在美国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潘恩发表《常识》两百周年的纪念日的当天发行。那夜，我坐在灯火辉煌、邺架巍巍的巴特勒图书馆美国史藏书室里，看着窗外的纽约，记录下第一次与传说中的历史学家会面的心情，下定决心要来哥大这个美国史研究的圣殿，开始长达七年的博士生涯。
　　入学以后我们有了更多也更频繁的会见。特朗普登台后我们做过一次访谈，此后每个学期也都会在他的办公室會面，谈一下进度、读书、博士资格考试和研究选题，每年感恩节还会去他在纽约的公寓一起品尝火鸡。方纳教授最后一次约我在办公室相见之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们正开始罢工和游行。就在前一天中午，身穿深蓝色工会 T恤的我和上百名与我年纪相仿的助教和研究助理（TA，RA）集结在校园中心的广场，身穿雨衣在蒙蒙细雨里屏住呼吸聆听方纳教授的演讲。方纳曾作为即将毕业的博士生亲身参加了一九六八年那场激动人心的学生抗议；作为年轻教员的方纳又从八十年代就开始相继支持哥大的保安、行政秘书们组建的工会；在二○一七年方纳教授的退休学术纪念盛会的一开头，我的好几个博士同学在校长致辞前带领全场起身高唱工会之歌，大造噱头。据我在旁观察，方纳虽事先毫不知情，但只是颇有默契地挑挑眉头，抿嘴一笑，在外人看来，仿佛是一场合谋。
　　二○一八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开始罢工，有次在校园里偶然遇见方纳教授，与他谈及，他还让我顺带给他女儿也拿一件工会的蓝色制服。几天以后，我就看见他戴着墨镜，拿着话筒，摘下他的黑色礼帽，出现在哥大洛氏图书馆脚下的女神像前。面对激动的人群，他侃侃而谈，说起方纳家族独特的犹太左翼激进主义传统，也说到认同激进主义传统对深入理解美国民主的核心意义。方纳站在人群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捍卫的、从潘恩以来的美国激进主义传统，无疑与著名的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所谈的美国文化左翼（cultural left）思想脉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恰是美国今天保守主义回流的大局下，日益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思想传统。
　　方纳的表态丝毫不令人意外，毕竟他是著名的 “方纳家族 ”的一分子。一年前，在方纳退休会开幕式上，他的堂妹、社会学家南希·方纳（Nancy Foner）曾经向台下的历史学家们讲述方纳的父亲杰克·方纳（Jack D. Foner）、他的叔叔菲利普 ·方纳（Phillip Foner）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往事。方纳小的时候，受到其叔叔和父亲的影响，本就是听着弗雷德里克 ·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事迹长大的；《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一书的作者、多次来访中国的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也常与方纳一家密切往来。方纳家族在纽约的文化圈颇有名气。南希 ·方纳年轻的时候，无论走到纽约的哪个角落，总会有人过去问她：“所以，你是那个著名的方纳家族的一分子吗？”然而这个家族因其激进的传统，经历过极为辛酸的往事。四十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同时失业的方纳双胞胎两兄弟（埃里克 ·方纳的叔叔和父亲）曾一度拿起乐器，组建了一个名为 “停职摇摆 ”（suspended swing）的二人乐队，在布鲁克林桥上演奏。由于演奏技术不佳，这对历史学家的乐队不久就解散了，然而这对方纳兄弟在面对人生逆境时的幽默感却留存下来。有一年感恩节的夜晚，方纳全家欢聚一堂，然而忽然间，餐桌崩裂，食物餐盘碎了一地；人们大概安静了两秒钟左右，然后紧接着，又重新开始激烈地讨论被意外中断的政治话题，在最艰难的时候，这个遭遇美国保守政治势力清算的犹太左翼家庭都没有失去过对政治辩论的热情。两次荣膺班克罗夫特奖的方纳教授每年慷慨邀请像我这样 “无家可归 ”的年轻人参加火鸡派对，于是身在异乡，我每年都有机会在这个温馨的场合里，站立在这个美国左派家庭一面面挂满昨日老相片的墙上，找寻那对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留下的影像。我在精致优雅的装着方纳夫妇预备的火鸡的餐盘前流连徘徊，想象着昔日方纳一家曾经突然间分崩离析、欢乐而破旧的餐桌，一边和偶尔遇到的方纳家族的成员们（过去两年，我遇到了画家、学者、艺术家等形形色色的 “方纳 ”们，其中也有这个犹太家族的远亲）闲话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