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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三季度GDP年化增长达33.1%，但美媒称这“对于投资者没有任何意义”。相比美国“高增”，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9%。对此，太盟投资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单伟建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季度中国经济的复苏对全球经济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从投资机会来说，中国市场更加友好，他说，“如果一个市场经济稳定增长、汇率稳定、金融体制健康而且市场规模巨大，投资賺钱的机会就比较多。中国具有所有这些条件，所以机会更多一些。”
《红周刊》：对于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9%——低于外界预期的5.2%-5.5%的情况，您怎么看？
单伟建：我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说明了中国经济有韧性和抗风险的能力。我在二三月份的时候，预测中国经济会第一个解除隔离、恢复增长，如今来看算是说对了;我还说美国和欧洲的复苏会迟后中国两个季度，看来这点我说错了。
病毒是“煞星”，严重冲击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对于中国，不幸中也有万幸的一面。中国7、8、9月份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7.2%、9.5%和9.9%，在国内消费仍嫌不足的情况下帮助了经济恢复。而之所以出口增长这么多，是因为外国受疫情的影响，生产量急剧下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
如果后续疫苗顺利推出，使国外疫情得到控制，生产恢复，它们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减少。因此，中国经济的后劲还取决于中国消费市场的恢复和增长。个人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软肋，全球消费占全球GDP的比重大约是62%，美国是68%，而中国不足39%，这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还不够强。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比任何国家都要大。
《红周刊》：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在疫情中率先复苏，中国正处在二战刚结束后美国的位置，您认同吗？
单伟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从疫情前的13%已经增加到了17%，所以中国的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当然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但和美国在二战之后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经济都遭受了严重破坏，而美国独居世界经济的巅峰。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复兴了整个西欧的经济;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大量采购物资，这又带来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今天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美元计算，美国经济的规模比中国大三分之一。在可见的将来，世界格局仍不会改变。
《红周刊》：许多国家正在寻求自建供应链，中国供应链哪些领域会被替代，哪些领域会依然是全球的支柱？
单伟建：中国的出口曾经占国内GDP的36%，今天已经下降到17%，还会继续下降。我说的是比例的下降，不是绝对值的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趋势。
对于脱钩和制造业外移，国际政治原因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脱钩，但从经济效率角度看，脱钩的成本不但很高，而且不现实。中国境内错综复杂的供应链不是哪个国家在可见的将来能够完全取代的，而且全球的供应链衔接在一起，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我对此并不担心。
当然有些制造业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越南、印尼或者是印度，这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规律。历史上，制造业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之后又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都遵循着低成本的原则，当中国的生产成本提高后就会转移。但这个过程比较漫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领域以及高科技领域过渡，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红周刊》：印度会成为合格的全球供应商吗？
单伟建：印度要走的路还很长，替代中国遥遥无期。30年前，印度和中国的GDP总量以及个人平均GDP两个值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印度和中国的人口规模差不多。今天中国的GDP总量是印度的五倍，个人平均GDP也是印度的五倍。从目前趋势来看，今后几年差距可能还会继续拉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到2024年，中国经济的规模会比之2019年增长30%多，印度增长20%多，美国增长6%。这是五年累计的增长。所以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会拉大，而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会缩小。
《红周刊》：您目前的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
单伟建：我们在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印度和澳洲/新西兰都很活跃，有时也在欧美投资，但在中国的投资超过其它市场的总和，这是因为中国市场回报好的项目多，市场发展快。
《红周刊》：有观点认为，在目前环境下，资金一定要投资中国才能获得更好的收益，您对此怎么看？
单伟建：好的投资机会在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到，在中国投资既有赚钱的机会，也有赔钱的风险，一定要找准投资的目标。但总体来说，如果一个市场经济稳定增长、汇率稳定、金融体制健康而且市场规模巨大，投资赚钱的机会就比较多。中国具有所有这些条件，所以机会更多一些。
《红周刊》：在中国市场上，消费会是未来的投资主线之一吗？
单伟建：是的。中国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是强弩之末，因为中国的储蓄率会随着中国人口迅速的老龄化而下降。出口也不再是增长的主要引擎。新的增长只能来自于个人消费。中国消费市场的增长空间极大，2009年中国零售市场的规模是1.8万亿美元，美国是4万亿，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零售市场的的规模是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市场的规模。刚才提到，中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不过39%，而美国是68%，所以你看，中国的增长空间是不是很大？ 《红周刊》：相比消费，市场也在热捧科技股，您觉得好的投资机会分布在哪些领域？
单伟建：好机会不胜枚举。医药、网上零售、各种消费行业现在都有层出不穷的机会。但须知，一个成功者后面可能有一千个失败者，所以风险和机会是并存的。准确的判断需要经验和行业技术的知识。
《红周刊》：能否举个例子？
单伟建：很简单。例如星巴克做得很成功，但世界上各類品牌的咖啡店星罗棋布，有几家真正成功的？我在沃顿当教授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专门研究餐饮行业，发现餐馆的寿命都十分有限，像麦当劳和肯德基这样成规模的连锁店，毕竟寥寥无几。科技创新企业更是如此，有很多创新企业都是失败的。
《红周刊》：对于行业内的专业技术，投资人需要了解到工程师那种程度吗？
单伟建：对于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来说，投资团队中一定要有专家，恐怕一般的工程师的资格还不够，需要有真正的专家。并不是每一个团队成员都是每个行业的专家，也不是团队中就一定有所有行业的专家，但对于行业的基本认识是重要的，在具体项目上可以随时咨询专家的意见。
《红周刊》：以华为的全球发展为例，中国可以获得增长性市场吗？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科技周期？未来20年会和美国如何竞争？
单伟建：关于华为以及其它被美国制裁的公司，美国政策的目的并非所谓国家安全，那只是一个借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增长和赶超，尤其是在高科技方面的增长。
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是天真，就是一厢情愿。美国在这个方面的目的是赤裸裸的，有时用些蹩脚的借口，但基本上都不加掩饰。在短期内，这确实会给中国企业造成很大压力，减缓它们的增长和科技进步，如果从10-20年的角度看，这些政策会激励中国自主科技的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科技能力，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成熟度，假以时日，我们的科技公司什么都可以造出来。
而对策应该是敞开大门，联合愿意与我合作的外国公司，兼收并蓄，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研发，成功只是早晚的事情。遏制中国增长的只可能是中国自己的政策错误，外国人是卡不死的。中国应该尽量寻求与全世界的友好关系，尤其与西方的发达国家和韩日关系，这对我们有利。
《红周刊》：创新是如何为企业带来更高价值的？为何有些企业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几百亿美元，甚至数千亿美元的价值？
单伟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技术进步史。从蒸汽机到半导体，每次工业革命都造成了生产力的飞跃，生产力创造价值。中国的市场规模非常大，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所以只要一个新的盈利模式被证明可行的，就可以在全国市场快速复制，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腾讯音乐、顺丰就是这样成为了市场领先者。
《红周刊》：在投资中，很多人会为自己错过一些伟大的企业而苦恼。为什么有人会错过一些伟大的企业？您有什么感悟？
单伟建：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上帝也经常犯错误，还为此恼羞成怒，《旧约》中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每一个人和组织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而新生事物的产生是无穷的，焉能抓住全部机会？一个好的投资者要善于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尽量少犯错误。但是往往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敢冒险可能会获得巨大的回报，也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如何把握需要凭借投资人的知识和经验，同时，运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少人做了几个成功的投资就以为自己已经成神了，风险胃口大增，这就离滑铁卢或败走麦城不远了。这样的例子不罕见。所以我们做投资都是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因此也会错过一些机会。
《红周刊》：我们应该给予企业估值更高的容忍度吗？
单伟建：这要看企业基本面和盈利的潜力如何。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我们要关注企业的最终价值。短期亏损不要紧，关键是有多少盈利、增长和规模化的空间，以及有多少竞争对手不可模仿的独特性，比如，科技、市场占有率等等。
我把盈利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要马上获得盈利，而是可以计算出盈利的轨迹。有些“增长”企业永远不可能盈利，因为估值很高，我们会对此敬而远之。当然判断盈利，尤其是判断未来的盈利，需要丰富的经验，也需要深入的知识，我们就错判过，也因此痛失良机。但是，作为动辄几亿美元一个项目的投资公司，我们宁可痛失良机，也不能血本无归。不赔钱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红周刊》：作为外部投资人，您是如何判断企业领导人的领导力？
单伟建：这要看企业是否能够保证增长和盈利。如果完成不了预算，达不到盈利的目标，投资者不改换企业领导，市场就会把企业淘汰。
《红周刊》：您一般如何做出卖出决定？
单伟建：见好就收。
《红周刊》：最后请给国内年轻投资者提几点建议吧。
单伟建：年轻是资本，知识是梯子，时间一晃而过，失去一天就是丢掉一块生命。没有理想机会的话就好好干自己的工作，有了机会就义无反顾，无非失败后再回来打工。人生总要试试，不是盲目的试，而是要积累经验和知识，使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能有扎实的基础，这样才会少犯错误。这是我一个犯过不少错误而且仍然不免犯错误的人的一点经验。 （单伟建是知名的并购投资家，曾担任新桥投资管理合伙人（Newbridge Capital）、主持收购深发展银行及韩国第一银行的控制权;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并曾经在沃顿商学院任教。著有《走出戈壁： 我的中美故事》、《金钱游戏》）
从投资机会来说，中国市场更加友好，他说，“如果一个市场经济稳定增长、汇率稳定、金融体制健康而且市场规模巨大，投资賺钱的机会就比较多。中国具有所有这些条件，所以机会更多一些。”
中国经济复苏对全球影响积极 中美经济差距将缩小、中印拉大
《红周刊》：对于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9%——低于外界预期的5.2%-5.5%的情况，您怎么看？
单伟建：我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说明了中国经济有韧性和抗风险的能力。我在二三月份的时候，预测中国经济会第一个解除隔离、恢复增长，如今来看算是说对了;我还说美国和欧洲的复苏会迟后中国两个季度，看来这点我说错了。
病毒是“煞星”，严重冲击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对于中国，不幸中也有万幸的一面。中国7、8、9月份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7.2%、9.5%和9.9%，在国内消费仍嫌不足的情况下帮助了经济恢复。而之所以出口增长这么多，是因为外国受疫情的影响，生产量急剧下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
如果后续疫苗顺利推出，使国外疫情得到控制，生产恢复，它们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减少。因此，中国经济的后劲还取决于中国消费市场的恢复和增长。个人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软肋，全球消费占全球GDP的比重大约是62%，美国是68%，而中国不足39%，这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还不够强。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比任何国家都要大。
《红周刊》：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在疫情中率先复苏，中国正处在二战刚结束后美国的位置，您认同吗？
单伟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从疫情前的13%已经增加到了17%，所以中国的经济复苏对全球经济当然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但和美国在二战之后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经济都遭受了严重破坏，而美国独居世界经济的巅峰。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复兴了整个西欧的经济;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大量采购物资，这又带来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今天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美元计算，美国经济的规模比中国大三分之一。在可见的将来，世界格局仍不会改变。
《红周刊》：许多国家正在寻求自建供应链，中国供应链哪些领域会被替代，哪些领域会依然是全球的支柱？
单伟建：中国的出口曾经占国内GDP的36%，今天已经下降到17%，还会继续下降。我说的是比例的下降，不是绝对值的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趋势。
对于脱钩和制造业外移，国际政治原因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脱钩，但从经济效率角度看，脱钩的成本不但很高，而且不现实。中国境内错综复杂的供应链不是哪个国家在可见的将来能够完全取代的，而且全球的供应链衔接在一起，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我对此并不担心。
当然有些制造业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越南、印尼或者是印度，这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规律。历史上，制造业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之后又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都遵循着低成本的原则，当中国的生产成本提高后就会转移。但这个过程比较漫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领域以及高科技领域过渡，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红周刊》：印度会成为合格的全球供应商吗？
单伟建：印度要走的路还很长，替代中国遥遥无期。30年前，印度和中国的GDP总量以及个人平均GDP两个值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印度和中国的人口规模差不多。今天中国的GDP总量是印度的五倍，个人平均GDP也是印度的五倍。从目前趋势来看，今后几年差距可能还会继续拉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到2024年，中国经济的规模会比之2019年增长30%多，印度增长20%多，美国增长6%。这是五年累计的增长。所以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会拉大，而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会缩小。
《红周刊》：您目前的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
单伟建：我们在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印度和澳洲/新西兰都很活跃，有时也在欧美投资，但在中国的投资超过其它市场的总和，这是因为中国市场回报好的项目多，市场发展快。
中国消费和科技中存在广泛投资机会未来应寻求全世界的友好关系
《红周刊》：有观点认为，在目前环境下，资金一定要投资中国才能获得更好的收益，您对此怎么看？
单伟建：好的投资机会在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到，在中国投资既有赚钱的机会，也有赔钱的风险，一定要找准投资的目标。但总体来说，如果一个市场经济稳定增长、汇率稳定、金融体制健康而且市场规模巨大，投资赚钱的机会就比较多。中国具有所有这些条件，所以机会更多一些。
《红周刊》：在中国市场上，消费会是未来的投资主线之一吗？
单伟建：是的。中国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是强弩之末，因为中国的储蓄率会随着中国人口迅速的老龄化而下降。出口也不再是增长的主要引擎。新的增长只能来自于个人消费。中国消费市场的增长空间极大，2009年中国零售市场的规模是1.8万亿美元，美国是4万亿，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零售市场的的规模是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市场的规模。刚才提到，中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不过39%，而美国是68%，所以你看，中国的增长空间是不是很大？ 《红周刊》：相比消费，市场也在热捧科技股，您觉得好的投资机会分布在哪些领域？
单伟建：好机会不胜枚举。医药、网上零售、各种消费行业现在都有层出不穷的机会。但须知，一个成功者后面可能有一千个失败者，所以风险和机会是并存的。准确的判断需要经验和行业技术的知识。
《红周刊》：能否举个例子？
单伟建：很简单。例如星巴克做得很成功，但世界上各類品牌的咖啡店星罗棋布，有几家真正成功的？我在沃顿当教授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专门研究餐饮行业，发现餐馆的寿命都十分有限，像麦当劳和肯德基这样成规模的连锁店，毕竟寥寥无几。科技创新企业更是如此，有很多创新企业都是失败的。
《红周刊》：对于行业内的专业技术，投资人需要了解到工程师那种程度吗？
单伟建：对于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来说，投资团队中一定要有专家，恐怕一般的工程师的资格还不够，需要有真正的专家。并不是每一个团队成员都是每个行业的专家，也不是团队中就一定有所有行业的专家，但对于行业的基本认识是重要的，在具体项目上可以随时咨询专家的意见。
《红周刊》：以华为的全球发展为例，中国可以获得增长性市场吗？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科技周期？未来20年会和美国如何竞争？
单伟建：关于华为以及其它被美国制裁的公司，美国政策的目的并非所谓国家安全，那只是一个借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增长和赶超，尤其是在高科技方面的增长。
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是天真，就是一厢情愿。美国在这个方面的目的是赤裸裸的，有时用些蹩脚的借口，但基本上都不加掩饰。在短期内，这确实会给中国企业造成很大压力，减缓它们的增长和科技进步，如果从10-20年的角度看，这些政策会激励中国自主科技的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科技能力，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成熟度，假以时日，我们的科技公司什么都可以造出来。
而对策应该是敞开大门，联合愿意与我合作的外国公司，兼收并蓄，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研发，成功只是早晚的事情。遏制中国增长的只可能是中国自己的政策错误，外国人是卡不死的。中国应该尽量寻求与全世界的友好关系，尤其与西方的发达国家和韩日关系，这对我们有利。
没机会时干好工作机会出现时义无反顾
《红周刊》：创新是如何为企业带来更高价值的？为何有些企业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几百亿美元，甚至数千亿美元的价值？
单伟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技术进步史。从蒸汽机到半导体，每次工业革命都造成了生产力的飞跃，生产力创造价值。中国的市场规模非常大，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所以只要一个新的盈利模式被证明可行的，就可以在全国市场快速复制，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腾讯音乐、顺丰就是这样成为了市场领先者。
《红周刊》：在投资中，很多人会为自己错过一些伟大的企业而苦恼。为什么有人会错过一些伟大的企业？您有什么感悟？
单伟建：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上帝也经常犯错误，还为此恼羞成怒，《旧约》中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每一个人和组织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而新生事物的产生是无穷的，焉能抓住全部机会？一个好的投资者要善于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尽量少犯错误。但是往往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敢冒险可能会获得巨大的回报，也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如何把握需要凭借投资人的知识和经验，同时，运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少人做了几个成功的投资就以为自己已经成神了，风险胃口大增，这就离滑铁卢或败走麦城不远了。这样的例子不罕见。所以我们做投资都是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因此也会错过一些机会。
《红周刊》：我们应该给予企业估值更高的容忍度吗？
单伟建：这要看企业基本面和盈利的潜力如何。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我们要关注企业的最终价值。短期亏损不要紧，关键是有多少盈利、增长和规模化的空间，以及有多少竞争对手不可模仿的独特性，比如，科技、市场占有率等等。
我把盈利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说要马上获得盈利，而是可以计算出盈利的轨迹。有些“增长”企业永远不可能盈利，因为估值很高，我们会对此敬而远之。当然判断盈利，尤其是判断未来的盈利，需要丰富的经验，也需要深入的知识，我们就错判过，也因此痛失良机。但是，作为动辄几亿美元一个项目的投资公司，我们宁可痛失良机，也不能血本无归。不赔钱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红周刊》：作为外部投资人，您是如何判断企业领导人的领导力？
单伟建：这要看企业是否能够保证增长和盈利。如果完成不了预算，达不到盈利的目标，投资者不改换企业领导，市场就会把企业淘汰。
《红周刊》：您一般如何做出卖出决定？
单伟建：见好就收。
《红周刊》：最后请给国内年轻投资者提几点建议吧。
单伟建：年轻是资本，知识是梯子，时间一晃而过，失去一天就是丢掉一块生命。没有理想机会的话就好好干自己的工作，有了机会就义无反顾，无非失败后再回来打工。人生总要试试，不是盲目的试，而是要积累经验和知识，使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能有扎实的基础，这样才会少犯错误。这是我一个犯过不少错误而且仍然不免犯错误的人的一点经验。 （单伟建是知名的并购投资家，曾担任新桥投资管理合伙人（Newbridge Capital）、主持收购深发展银行及韩国第一银行的控制权;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并曾经在沃顿商学院任教。著有《走出戈壁： 我的中美故事》、《金钱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