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军区原司令员王成斌:亲历福建海防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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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7月16日,蒋介石出动一个加强师约13000人,并动用国共内战三年中都没用过的伞兵,在海、空军配合下,大举登陆东山岛。
  东山岛战斗的蒋军最高指挥官,是指挥过金门大战的金门防卫区司令长官胡琏。但这一次,他的老对手、时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再没给他留下“建功党国”的机会。此战最终成为蒋军逃往台澎金马后对大陆地区发动的最大规模一次登陆作战,也是一次彻底的惨败,彻底结束了蒋介石试图建立“反攻桥头堡”的妄想。
  自此,台湾海峡两岸大局定格,直到1958年的炮击金门,双方基本止兵。亲历福建海防30多年、后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王成斌也由此开始了他执戈东海、戍守海疆的风雨飘摇、悲欢交集的人生岁月。

1958,两个战场


  1958年“八-二三炮战”爆发时,王成斌是陆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的副团长。
  “八·二三炮战”是台湾方面的说法,大陆这边一般叫作“1958年炮击金门”,或者干脆便叫“炮击金门”。但对于王成斌这些半生乃至一生戍守东南沿海的老军人们来说,还是觉得“八·二三炮战”这个说法在他们的晚年听着更贴切一些。
1955年,在福建厦门的王成斌。图/受访者提供

  1958年7月下旬,空军入闽,海军入闽。命令传达下来说,准备夺取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制海权。这两个消息当时让驻闽的部队很受鼓舞。
  解放初期,蒋军的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朝鲜战争结束后,高炮部队进入了闽南一些地区,但高炮部队控制的地域毕竟有限,只能驻守在漳州、泉州、莆田、福州等几个较大城市附近,县城、乡镇这些地方的天空,蒋军的飞机还是随便到处飞。
  二七一团全面进入了临战状态。那一阵子,各级动员最响亮的口号是再次大喊“我们要解放台湾”。但军、师一直没有具体的部署。甚至连准备进行“台湾战役”或再次“金门战斗”的临战训练都没有。王成斌他们蹲在厦门与漳浦之间沿海的战备阵地上,天天看着空军空战,海军海战,在他们三十一军的地头打得漫天硝烟。
  空战打得很快,三五分钟便结束,一般看不出谁输谁赢,有时能看到一两架飞机拉着黑烟脱离了战场,往大陆或台湾方向飞走,很少看见有凌空爆炸或者当时坠地的。等到了晚上,军区的战报下来,大家才知道这天怎么回事。
  8月23日下午6时30分,炮击金门的大戏正式上演。当日,金门岛总共落下解放军的5.7万发炮弹。
  第一波炮火出其不意,落在金门防卫司令部坑道口,炸死了蒋军两名防卫副司令。
  后来,在与福州军区石一宸副司令员的接触中,王成斌才知道,炮击金门防卫司令部坑道是石一宸副司令员具体筹划和组织的。
  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坑道口设在太武山反斜面的山脚根,从大陆任何角度都无法直接观察,一般情况下,根本没有准确炮击的可能。石一宸当时是福州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处长,他亲自审讯了一批被抓获的台湾武装特务,从其中三个进过金门防卫司令部坑道的人嘴里,弄清了坑道口的方位和人员活动规律,然后找了一处与太武山相仿的地形,严格按照实战的需要,用152加农炮一发一发炮弹去体会、修正,整整打了两天,求算出最精准的射击诸元,从而达到了“出奇”的效果。
  10月中下旬,炮击金门还没有完全结束,福州军区突然一声令下,二七一团撤出沿海阵地,移师大陆纵深的龙岩地区,进山去参加大炼钢铁了。
  不仅二七一团,整个漳州的九十一师、泉州的九十二师,都从前沿撤下来,进山大炼钢铁去了。
  这个弯转得特别急,部队最初的反应很强烈,像火焰正高时被一盆冷水泼过来,垂头丧气地下了阵地,往闽西的大山深处走。
  王成斌因为处理善后,晚到了十几天。一路上青山叠嶂,峰高谷深,隔着两三座山峰,便看见山那边的天空一片一片青烟,空气中隐隐能嗅出一缕缕似有似无的清香,而且汽车越往那些冒烟的山峰开去,清香的味道越明显,越重。后来才知道,是烧樟木的香。
  嘎斯51车沿着盘山公路,爬上最后那座被当地老百姓称作九龙岭的高峰,登上最高的山垭口,眼前豁然开朗。远远近近的十几道大山壑子里,是一大片一大片砍去了高树青藤的空地,喷着红红的火光,冒着浓浓的青烟,似乎遍地都在熊熊燃烧,连初秋的气温都被烧得比山外高了好几度。
  第二天下工地,王成斌大开眼界。二七一团不用那种小高炉,而是在山坡挖下去一个深五六米、宽七八米、长十三四米的大坑。坑里头一层樟树木,一层铁矿石,一层一层摞上来,错开摞了十几层,隆出地面一两人高。坑的周边垂直挖一些小洞,再横着跟大坑的底部贯通。然后点火,用鼓风机不断地从那些垂直小洞往大坑里吹风。
  不知道什么人创造出来的办法,每个连都是这么干的,整个九十一师也都这么干的。龙岩附近的山里有铁矿石,一个排挖坑,一个排找矿,一个排砍树。龙岩那边山高林密,许多地方终年人迹罕至,几百年上千年的老树长得两合抱粗,不光樟树,还有楠木、银杏和很多王成斌叫不上名字来的树种,一棵一棵被“济南第二团”的英雄官兵们放倒,削去枝桠,截成了五六米一段的炼钢燃料。
  大家革命干劲冲天。满山遍野的红旗、火光、浓烟,最热闹的是每个连发的那种柴油摩托锯,山上这里那里,到处是吱吱嘎嘎刺耳的锯树声,和着官兵们大喊大叫的挑战声与应战声。那些摞得高出地面像小山似的铁矿石和大木头底下烧透了,上层的往下塌,轰隆塌下去一截,腾起一片烟灰。那场面,不亚于他们刚刚离开不久的炮击金门战场。
  一大坑一大坑的树木和铁矿石连续烧五六天、七八天,最后烧完了,炼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正式的称谓,反正被官兵叫作“燒结铁”,一大砣一大砣,黑糊糊的。大吊车开不上山,只能把搬得动的那些烧结铁块抬下来,称一称拉走。剩下几吨十几吨重的大铁砣,实在没招数对付,只好估算一下每块大概有多重,统计数字时报上去,烧结铁留在了炼铁坑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大铁砣子可能还扔在龙岩的山里。

“借枪”危机


  “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从一开始便宣布。军以下和野战军部队不开展“四大”,坚持正面教育。福州军区位于东南沿海前线,面对台澎金马,要求更为严格。九十一师封闭在漳州以西的大山洼里,官兵们和社会接触少,只知道外面很乱。
  王成斌在二七二团当了将近7年的团长后,于1967年秋被任命为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司令部参谋长。当时,军队“三支两军”。派出了一大批各级干部专职介入了地方工作,上上下下多出不少位置。因此王成斌一上任,便承担起主持全师日常工作的责任。
  九十一师的营房都在漳州以西的大山里,似乎远离人间烟火。王成斌宿舍背后是山,一到了夜里,部队熄灯后,非常安静。他一个人进门出屋,四周漆黑一片,几乎听不到一丝声息,犹如洪荒。
  九十一师是全军十个战备值班师之一,肩负重任、直面台海又深居大山,但同样免不了惊涛骇浪的冲击。最猛烈的一次冲击,应该是漳州的造反派到九十一师来“借枪”。
1958年,金门炮战中的解放军炮兵阵地。

  当时,九十一师虽卧于山中,却无时无刻不瞪大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山外。漳州城里城外,到处都有九十一师的便衣人员。
  好几天之前,王成斌已经掌握了一个情况,漳州一派预谋动员上万群众,围堵九十一师军械库,名“借”实抢。
  九十一师迅速将情况上报到军,军上报到军区,军区上报到军委。各级指示一层一层传达下来,基本围绕一个意思:做好劝说工作和必要准备,无论如何不能让造反派把枪支弹药弄走,同时要严格执行政策纪律,无论如何不能造成群众伤亡。
  在此之前,造反派的抢枪事件主要发生在各地的民兵武器仓库,厦门、龙溪地区已先后发生此类事件,被抢走各种枪支达五千多支、各种迫击炮十多门、手榴弹四千多枚、各种枪弹上百万发,使当地的武斗不断升级。但是到野战军部队来抢枪,这还是第一次。
  那时还没有“软硬两手抓”的说法,但王成斌准备的应对手段,正是软硬两手一起上。
  造反派号称要动员上万人,但那天真正能集合起来的是六七千人。从漳州出来十多公里,第一站是“济南第二团”二七一团的营房。
  按照师里的统一部署,二七一团从林下、市仔起始,一道一道设下茶水站、休息站,派出一些能言善道的官兵,烧好绿豆水。摆上小马扎,周围贴满各种标语,并且把各个时期获得的各种奖旗、锦旗、奖状挂出来。这样的茶水站、休息站二三百米一处,设了十几处,越靠近师部的营区越多,派到一线的全是政治素养、理论水平、鼓动能力强的机关干部。
  造反派的队伍浩浩荡荡,尘土飞扬,在岭南的大太阳下走着走着,心气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两路人马最后在师里的军械仓库附近会合时,队伍大部分已经被瓦解,剩下不到两千人。
  九十一师的军械仓库这时实际上是空的。掌握了造反派要来抢枪的准确日期后,王成斌连夜布置,将军械仓库的武器弹药全部转移到师部的司政后机关办公楼里,调了两个营,配备了一部分刺杀训练用的木枪,准备最后关头死守硬顶。
  军械仓库这边,王成斌也摆出一副死守硬顶的架势。工兵营、高炮营、通信营的上千战士组成两道人墙,挡住了最后到达这里的造反派骨干们。
  僵持到下午的四五点钟,造反派们一直没有能冲进铁丝网拦出的库区,便做出最后的挣扎。几百人推着战士们往库区接近,百余人已经冲到了最后一道铁丝网前,局面似乎要完全失控了。
  王成斌胸有成竹,下令放出隐蔽在后山的两百多匹骡马。这些骡马都是营连驮迫击炮、重机枪的,又高大又壮实,一大片放开缰绳往前一跑,咴咴嘶鸣着,裹着风,扬起半天的灰尘,冲进了混乱的人群,顿时人仰马翻。许多人慌了神,纷纷撒开腿往回跑。造反派的阵势土崩瓦解了。
  其实这还不是王成斌最后的杀手锏。那时部队还有许多经过1964年大比武的老兵,他在山头上亲自控制了十几个特等射手,如果骡马仍然冲不垮这些造反派,他便准备让这些老兵朝天开枪,或者朝没有人的空地上开枪,从而彻底让对方混乱。
  一场危机,就这样解除了。

气球战


  在大陆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同时,对岸的台湾却逐渐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于是,两岸对峙中各方面一直居于败势的台湾,开始咸鱼翻生,首先在双方的气球战中逐步占据了上风。
  炮战和高音喇叭的广播战,毕竟范围有限。真正能对两岸军民形成一定影响力的,还是双方较大规模的气球战。
  气球战是195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台湾海峡的一大特色。大陆这边,闽江口、闽中、闽南都有针对台湾的气球站。台湾那边,台北、台中、台南也都有针对大陆的气球站。
  台湾海峡的秋冬季节,西、北风向多,是从西往东飘送气球的好时机,大陆这边便忙乎;春夏季节,东、南风多,只要不是台风天、阴雨天,台湾的气球便飘飘悠悠地飞过来了。气球有时飞得很高,在高空爆裂不见,正走着路,一张纸片或者一小袋物品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忽然落在了行人的脚下。
  王成斌升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后,开始对气球站的打法有了了解。二十九军有一个气球站,二十多人,设在石狮以南的一个村子边,负责往台中、台北一线放气球。主要是政治部的联络处在管,与作战部门没有直接关系,但王成斌也要时不时去看看。
  气球站有一座四五层高的大厂房,在里面把气球充上气,充得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宣传品吊在下面,打开齐顶的电动大门,沿着滑轮轨道把气球推出去,放开绳索,气球就呼地一下飘上天空,越飞越高,越飞越小,随着风向飘往台湾岛了。其中的技术含量相当大,风向、风速、飘飞时间等等都要经过精确计算,以让它正好飘到台湾岛上散开,宣传品落下去。散早或散晚了,都会落到海里去。
  大陆往台湾飘送的多是传单,中秋元旦春节会夹带一些特制包装的茅台酒、五粮液、中华香烟以及其他名优土特产。文革期间一度专门飘送过袖珍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
  台湾往大陆飘送的也是以传单为主,经常会夹带一些糖果、糕点甚至手表之类,更多的还是半导体收音机,巴掌大小,带着小电池,打开即能听,但只能收听台湾那边的电台广播。
  那时部队严格规定,连队的干部战士不准有收音机,当然更不能捡拾台湾气球飘送过来的物品、宣传品。但实际上,台湾的很多宣传单字印得很大,带着照片,飘在脚下,不用捡起来,眼睛一瞟,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上面写着什么“共产党先甜后苦,共产党六亲不认,如今民众你们知道了并非虚妄之言吧?”之类的攻击之语。尤其“文革”期间,经常有领导人被戴了高帽子游行、批斗的宣传单。最让王成斌气愤的是,叶飞在福州被揪着头发坐了“喷气式”,几天后台湾的气球传单上便有了照片,旁边的黑体大字写着“昔日的杀人魔王,今天的狼狈下场”等字眼。
  幸好,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9年新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爱国一家、统一祖国的希望,并宣布,为结束两岸的紧张状态和军事对峙,从1979年1月1日起,结束自1958年以来延续了21年的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此后,隔空斗拳、以气球战和广播战为标志的政治宣传战也渐次停息了。台湾海峡的天空,终于显露出一縷和平与安宁的彩虹。
  而王成斌,在二十九军副军长任上连头带尾干了14年、从当时福州军区最年轻的副军长之一熬成了最老的副军长之一后,也升任了正军职的福州军区南昌陆军学校校长,离开他枕戈待旦了35年的福建,并由此北上、再北上,走上更高的台阶,直至北京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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