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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就像一对恩怨兄弟。近20年来，两家中国工程机械巨头成长历程中上演的争斗戏，似乎成了中国式竞争的绝佳缩影。间谍门、裁员门、微博门、行贿门……“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这对冤家演足了戏码，不断冲击人们的眼球。
同城不同路
20年前，湖南省长沙市前后成立了两家不起眼的机械公司。
1989年，梁稳根等人在一个村合作社废弃的仓库里筹资创立湖南省涟源市焊接材料厂，这是“三一重工”的前身。1992年，“三一重工”将总部从涟源迁往长沙。20年间企业实现了飞速发展，“三一重工”于2003年7月3日上市，是中国股权分置改革首家成功并实现全流通的企业。
而在1992年，刚刚升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的詹纯新，带领7名科技人员，借款50万元，在长沙桐梓坡路挂牌成立了中联公司。之后，通过实现与市场、资本和国际化对接，“中联重科”也发展成为混凝土机械领军企业。
此后“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像一对小兄弟，慢慢成长为当地的支柱企业，也自然成为直接竞争对手。然而，虽然同步发展，但这对兄弟选择的却是不同的路线。
“三一重工”的方式是孤身前行。习惯于自主研发的“三一重工”很少去涉及并购或者扩充产业链。梁稳根曾说：“三一不去并购，不做房地产，是因为我害怕触犯‘王法’，那将使三一的事业不能继续。”
在“三一重工”做大的那些年，出现过很多行业内国有企业的收购机会，但梁稳根总是在关键时刻鸣金收兵。在他看来，太多灰色交易不是“三一重工”这样的民营企业所能驾驭的。
国有企业“中联重科”路线刚好相反，他们的主旋律就是并购。“中联重科”已完成了不下10次并购，其中既有“湖南机床”、“陕西新黄工”这样的地方国有企业，也有“英国保路捷”这样的国际公司。
其中有场并购不得不提，那就是2008年9月，“中联重科”全额收购意大利全球知名的混凝土机械装备制造商CIFA的股份。这次并购看似没什么特殊，但此事为“三一”和“中联”的争斗由地下转入地上埋下伏笔。
撕破脸皮
事隔2年后的2010年11月，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商年会在武汉召开。
在论及“企业海外并购之路”话题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表示，中国甚至世界工程机械行业大整合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时机也不成熟，海外收购成本很高。他没有指名却曝料称，一场收购“原本只需要20亿元的成本，最后花费了50亿元”。
虽然向文波没有直接点出“中联重科”的名字，但他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同在场开会的“中联重科”的不满。当日下午的一个分会场上，“中联重科”副总裁郭学红说：“我对向文波总裁的说法不认同。今天希望与大家做个沟通，详细介绍并购内幕。”郭学红称，“中联”并购CIFA成本不到20亿元人民币，并非“三一”方面说的50亿，作为上市公司，这些有依据可查。
同时，郭学红又曝出让大家哗然的并购内幕：“三一重工”两年前就曾筹措收购CIFA，曾想出资1亿欧元，向“中联重科”购买并购资格，被拒绝后，又找本地政府部门要了补偿。
两个巨头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这在中国重工机械发展史还是第一次。而后，撕破脸皮的两兄弟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报道，两家公司争购CIFA时，“三一重工”在湖南省发改委的劝说下，退出了竞争以避免抬价，因此，“三一重工”也获得了湖南省发改委的承诺——“下一次国际并购优先支持三一”。
为规范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出台了“路条”规定，要求境外投资项目须取得对外并购许可。
2012年4月，围绕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一般简称“大象”）并购的战火再度点燃。结果是，“中联”率先拿到了“路条”，但“三一”谈妥了“大象”并最终达成了交易。“中联”开始攻击“三一”没有“路条”却违规收购。
由此引发的“三一重工”副总梁林河和“中联重科”副总陈晓非的微博骂战也不断升级，围绕双方的营销风险，互相揭短。
业内对于两家企业高管口水战的态度空前一致：毫无规则的环境下，暴露的是恶性竞争乱象。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是模糊的。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健全的市场伦理和价值观并没有形成。
“罗生门”火拼
其实，“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息过，最典型的是“间谍事件”。2009年到2012年，“三一重工”曾3次陷入针对竞争对手的商业间谍案。甚至有网帖将几年来“三一重工”的所谓间谍手段一一列举，其中包括雇佣“黑客”组织、发展高校毕业生窃取技术等，其中有些事实有待考证，但最确定的信息是，2012年11月，“三一重工”的员工黄镜明、刘兵分别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拘留，后又被保释。而“三一重工”同样也称自己饱受间谍之苦。
在《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中，梁稳根称，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露台上或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
总之，双方都被抹黑了。
重要的不是距离
直到2012年11月21日，突然传出消息：梁稳根宣布，“三一重工”将迁往北京，原因即在湖南不堪竞争对手之扰。
如果“三一”迁往北京，那就意味着本是同根生的两兄弟，将进一步分道扬镳了……
“我国机械企业的销售风险来自于对买方资金能力的忽视，压低销售门槛，一味追求销售业绩，造成财务危机。”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段嘉宣如是评价，“由于机械行业市场化不够、监管力度不足等因素，导致许多成长到一定程度的企业选择不符合规范、甚至违法的手段打击对手。”
有行业分析人员认为，迫于市场压力，“三一”和“中联”恶斗的下一站，将进一步发展到惨烈的价格战。看来，“三一重工”迁址解决的只是两个兄弟的地理距离，争斗戏恐怕难以一时终止。
（摘自《中国周刊》 本文作者：闫小青）
同城不同路
20年前，湖南省长沙市前后成立了两家不起眼的机械公司。
1989年，梁稳根等人在一个村合作社废弃的仓库里筹资创立湖南省涟源市焊接材料厂，这是“三一重工”的前身。1992年，“三一重工”将总部从涟源迁往长沙。20年间企业实现了飞速发展，“三一重工”于2003年7月3日上市，是中国股权分置改革首家成功并实现全流通的企业。
而在1992年，刚刚升任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的詹纯新，带领7名科技人员，借款50万元，在长沙桐梓坡路挂牌成立了中联公司。之后，通过实现与市场、资本和国际化对接，“中联重科”也发展成为混凝土机械领军企业。
此后“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像一对小兄弟，慢慢成长为当地的支柱企业，也自然成为直接竞争对手。然而，虽然同步发展，但这对兄弟选择的却是不同的路线。
“三一重工”的方式是孤身前行。习惯于自主研发的“三一重工”很少去涉及并购或者扩充产业链。梁稳根曾说：“三一不去并购，不做房地产，是因为我害怕触犯‘王法’，那将使三一的事业不能继续。”
在“三一重工”做大的那些年，出现过很多行业内国有企业的收购机会，但梁稳根总是在关键时刻鸣金收兵。在他看来，太多灰色交易不是“三一重工”这样的民营企业所能驾驭的。
国有企业“中联重科”路线刚好相反，他们的主旋律就是并购。“中联重科”已完成了不下10次并购，其中既有“湖南机床”、“陕西新黄工”这样的地方国有企业，也有“英国保路捷”这样的国际公司。
其中有场并购不得不提，那就是2008年9月，“中联重科”全额收购意大利全球知名的混凝土机械装备制造商CIFA的股份。这次并购看似没什么特殊，但此事为“三一”和“中联”的争斗由地下转入地上埋下伏笔。
撕破脸皮
事隔2年后的2010年11月，中国工程机械代理商年会在武汉召开。
在论及“企业海外并购之路”话题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表示，中国甚至世界工程机械行业大整合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时机也不成熟，海外收购成本很高。他没有指名却曝料称，一场收购“原本只需要20亿元的成本，最后花费了50亿元”。
虽然向文波没有直接点出“中联重科”的名字，但他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同在场开会的“中联重科”的不满。当日下午的一个分会场上，“中联重科”副总裁郭学红说：“我对向文波总裁的说法不认同。今天希望与大家做个沟通，详细介绍并购内幕。”郭学红称，“中联”并购CIFA成本不到20亿元人民币，并非“三一”方面说的50亿，作为上市公司，这些有依据可查。
同时，郭学红又曝出让大家哗然的并购内幕：“三一重工”两年前就曾筹措收购CIFA，曾想出资1亿欧元，向“中联重科”购买并购资格，被拒绝后，又找本地政府部门要了补偿。
两个巨头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这在中国重工机械发展史还是第一次。而后，撕破脸皮的两兄弟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报道，两家公司争购CIFA时，“三一重工”在湖南省发改委的劝说下，退出了竞争以避免抬价，因此，“三一重工”也获得了湖南省发改委的承诺——“下一次国际并购优先支持三一”。
为规范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出台了“路条”规定，要求境外投资项目须取得对外并购许可。
2012年4月，围绕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一般简称“大象”）并购的战火再度点燃。结果是，“中联”率先拿到了“路条”，但“三一”谈妥了“大象”并最终达成了交易。“中联”开始攻击“三一”没有“路条”却违规收购。
由此引发的“三一重工”副总梁林河和“中联重科”副总陈晓非的微博骂战也不断升级，围绕双方的营销风险，互相揭短。
业内对于两家企业高管口水战的态度空前一致：毫无规则的环境下，暴露的是恶性竞争乱象。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是模糊的。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健全的市场伦理和价值观并没有形成。
“罗生门”火拼
其实，“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息过，最典型的是“间谍事件”。2009年到2012年，“三一重工”曾3次陷入针对竞争对手的商业间谍案。甚至有网帖将几年来“三一重工”的所谓间谍手段一一列举，其中包括雇佣“黑客”组织、发展高校毕业生窃取技术等，其中有些事实有待考证，但最确定的信息是，2012年11月，“三一重工”的员工黄镜明、刘兵分别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依法拘留，后又被保释。而“三一重工”同样也称自己饱受间谍之苦。
在《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中，梁稳根称，由于担心被监听，他通常不在公司召开重要会议，实在迫不得已，会选择在办公室外露台上或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只要有电器的地方，他都不敢开会。”
总之，双方都被抹黑了。
重要的不是距离
直到2012年11月21日，突然传出消息：梁稳根宣布，“三一重工”将迁往北京，原因即在湖南不堪竞争对手之扰。
如果“三一”迁往北京，那就意味着本是同根生的两兄弟，将进一步分道扬镳了……
“我国机械企业的销售风险来自于对买方资金能力的忽视，压低销售门槛，一味追求销售业绩，造成财务危机。”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段嘉宣如是评价，“由于机械行业市场化不够、监管力度不足等因素，导致许多成长到一定程度的企业选择不符合规范、甚至违法的手段打击对手。”
有行业分析人员认为，迫于市场压力，“三一”和“中联”恶斗的下一站，将进一步发展到惨烈的价格战。看来，“三一重工”迁址解决的只是两个兄弟的地理距离，争斗戏恐怕难以一时终止。
（摘自《中国周刊》 本文作者：闫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