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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1933年至1935年是最艰难的时期。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一时期中共在“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然而，1934年间上海地下党、中共特科通过国民党爱国人士的帮助，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建立起一处红色堡垒。
自193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的工作已经完全塌台。1933年秋至1934年秋，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捕，绝大部分自首变节，相继引发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上海中共中央各机关屡屡被破获，导致了中共在各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也相继成批地遭到破获。进入1935年春之后，中共在城市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已瘫痪，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唯一继续保持着一定活力和组织系统的，只有中共华北特科和平津的部分党组织了。
然而，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蒋介石“围剿”苏区的大本营南昌行营所在地南昌及蒋介石的行营庐山脚下的九江，中共地下党和特科情报人员却可以来去自如，用当年上海地下党严希纯的话形容，“我们都在这些地方大摇大摆地走”。
莫雄此时请共产党来组阁，正是雪中送炭，当时的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处在最危难的时期。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影响和国民党的疯狂搜捕，地下党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以致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不调干部到上海、不发展新党员、不在上海开会，大家自找职业、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严希纯立即向组织汇报，并很快由上级党组织派来党的干部，帮助莫雄于1934年3月前后组建起德安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
莫雄回忆道：“当时上海地下党在组织表上给我安排了几十人”，在主要岗位任职的共产党员有：专员公署主任秘书刘哑佛、情报股长贾绍谊（陈昌）、文教科长阮退之、主任科员薛代旦、科长傅肖先、科员丘镛（丘吉夫，代号小张）、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陈修爵、主任参谋卢志英、情报参谋项与年（梁明德）。按照委员长南昌行营的规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编制为79人，中共地下党的人就占了一半左右，且重要岗位上又多是中央特科人员。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每月的经费近5000大洋，这其中大部分也都用在了共产党人身上。如主任秘书每月250元；股长、科长每月160元；科员120元；副司令240元；主任参谋170元；情报参谋135元；外加每月总计500元的工作经费和500元的差旅费。德安专员公署为在此任职的中共地下党人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工作条件。莫雄回忆说，“上海地下党还利用了蒋介石对我的信任，委托我介绍了好些地下党同志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大特务头子康泽手下任职，又委托我介绍了十多人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 派到德安专署工作的共产党员中有不少中央特科的情报员和交通员，如特科二科的项与年、丘吉夫，四科的贾绍谊，还有曾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的卢志英等，他们搭建并维护着地下党的情报网以及连接上海中央局与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后来说：“1934年，他（莫雄）担任了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们利用他派了一批同志到他那里担任参谋处办事员、科员等联络工作，在他的掩护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在九江、南昌建立了据点。”严希纯说，“当时（通过）他设在南昌的办事处，我们的同志得到他的掩护。南昌是蒋介石的心脏，我们都在这地方大摇大摆地走，就是这个缘故。”
德安是南浔铁路中心点，为军事上必争之地。按蒋介石的说法，这里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为了确保德安专署中地下党员和组织的安全，德安专署成立后，党组织马上与当地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在共产党的巧妙安排下，莫雄率“剿共”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不到六个月，“共匪”在德安专署辖区内业已“剿绝”。而实际上，红军部队已经安全转移。这样一来，别的专区天天闹警报，德安专区却“风平浪静”，德安专署因此获得蒋介石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德安专署的建立，保护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和特科的骨干成员。
当时的国共两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33年初，临时中央离开上海后，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继续领导国统区工作。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连续大规模遭到破坏。仅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就遭受六次大破坏，历届主要负责人被捕，不少人投敌叛变。因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以保卫党组织为基本职责的特科也面临结束。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采用了“自首”“细胞”政策等手段，通过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将叛徒作为内线细胞再安插进中共党组织。国民党特务当时的总结披露：“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自1933年9月开始，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其中已接受我们的任务的有183人。因此，共党在上海的一半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5个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对于共产党人，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
同时期，在莫雄的保护下，九江、南昌、德安的共产党人安然无恙。1934年秋，德安专署的中共特科交通員项与年去南京接上海特科派来执行破坏南浔铁路任务的爆破组，被爆破组里暗藏的内奸出卖被捕。项与年设法通知德安专署的特科人员丘吉夫到上海向组织报信。按照特科纪律，丘吉夫报信后不能返回德安，后来他成为特科上海留守处的负责人，于1935年11月被内奸出卖被捕。这仅有的两次出事，均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出了内奸有关系，出事之后也没有波及德安专署内的其他共产党人。
莫雄后来回忆说，“其实蒋介石对我也不完全放心，他的‘行营’曾指派一名叫谢也夫的军统特务，到我专署及司令部内任‘联络员’……对待谢也夫这样的特务，我部诸共产党人均分外戒备。刘哑佛则主动与之周旋，整日好酒好肉地招待他，并投其所好，与他吟诗作对，在他面前俨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解除了谢也夫的疑心，并缩小了他的活动范围，以掩护其他同志的活动。谢也夫自然也知道蒋介石、杨永泰等人与我的交情，因而不敢放肆。但他不时在司令部或专署内行来踱去，甚为讨厌”。
尽管蒋介石一时没有抓到莫雄的把柄，但是一直对莫雄不放心。到了1935年底，莫雄在毕节放走了红军，蒋介石以通共的罪名把莫雄抓起来，投入死牢。
坐了半年牢，莫雄被保了出来，蒋介石让他戴罪立功。蒋介石一见莫雄便劈头劈脑地问他，“你身边为什么总有共产党？”虽然莫雄当时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但从那以后，蒋介石再也不敢重用他了。
王世英后来说：“莫雄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不顾生死，不避危险，这样帮助党确实是很少的。”
（编辑 叶松）
作者：莫雄之孙，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原部门经理
一
自193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的工作已经完全塌台。1933年秋至1934年秋，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捕，绝大部分自首变节，相继引发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上海中共中央各机关屡屡被破获，导致了中共在各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也相继成批地遭到破获。进入1935年春之后，中共在城市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已瘫痪，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唯一继续保持着一定活力和组织系统的，只有中共华北特科和平津的部分党组织了。
然而，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蒋介石“围剿”苏区的大本营南昌行营所在地南昌及蒋介石的行营庐山脚下的九江，中共地下党和特科情报人员却可以来去自如，用当年上海地下党严希纯的话形容，“我们都在这些地方大摇大摆地走”。
莫雄此时请共产党来组阁，正是雪中送炭，当时的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处在最危难的时期。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影响和国民党的疯狂搜捕，地下党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以致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不调干部到上海、不发展新党员、不在上海开会，大家自找职业、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严希纯立即向组织汇报，并很快由上级党组织派来党的干部，帮助莫雄于1934年3月前后组建起德安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
莫雄回忆道：“当时上海地下党在组织表上给我安排了几十人”，在主要岗位任职的共产党员有：专员公署主任秘书刘哑佛、情报股长贾绍谊（陈昌）、文教科长阮退之、主任科员薛代旦、科长傅肖先、科员丘镛（丘吉夫，代号小张）、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陈修爵、主任参谋卢志英、情报参谋项与年（梁明德）。按照委员长南昌行营的规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编制为79人，中共地下党的人就占了一半左右，且重要岗位上又多是中央特科人员。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每月的经费近5000大洋，这其中大部分也都用在了共产党人身上。如主任秘书每月250元；股长、科长每月160元；科员120元；副司令240元；主任参谋170元；情报参谋135元；外加每月总计500元的工作经费和500元的差旅费。德安专员公署为在此任职的中共地下党人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工作条件。莫雄回忆说，“上海地下党还利用了蒋介石对我的信任，委托我介绍了好些地下党同志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大特务头子康泽手下任职，又委托我介绍了十多人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 派到德安专署工作的共产党员中有不少中央特科的情报员和交通员，如特科二科的项与年、丘吉夫，四科的贾绍谊，还有曾任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的卢志英等，他们搭建并维护着地下党的情报网以及连接上海中央局与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后来说：“1934年，他（莫雄）担任了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们利用他派了一批同志到他那里担任参谋处办事员、科员等联络工作，在他的掩护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在九江、南昌建立了据点。”严希纯说，“当时（通过）他设在南昌的办事处，我们的同志得到他的掩护。南昌是蒋介石的心脏，我们都在这地方大摇大摆地走，就是这个缘故。”
德安是南浔铁路中心点，为军事上必争之地。按蒋介石的说法，这里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为了确保德安专署中地下党员和组织的安全，德安专署成立后，党组织马上与当地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在共产党的巧妙安排下，莫雄率“剿共”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不到六个月，“共匪”在德安专署辖区内业已“剿绝”。而实际上，红军部队已经安全转移。这样一来，别的专区天天闹警报，德安专区却“风平浪静”，德安专署因此获得蒋介石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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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专署的建立，保护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和特科的骨干成员。
当时的国共两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33年初，临时中央离开上海后，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继续领导国统区工作。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连续大规模遭到破坏。仅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就遭受六次大破坏，历届主要负责人被捕，不少人投敌叛变。因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以保卫党组织为基本职责的特科也面临结束。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采用了“自首”“细胞”政策等手段，通过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将叛徒作为内线细胞再安插进中共党组织。国民党特务当时的总结披露：“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自1933年9月开始，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其中已接受我们的任务的有183人。因此，共党在上海的一半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5个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对于共产党人，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
同时期，在莫雄的保护下，九江、南昌、德安的共产党人安然无恙。1934年秋，德安专署的中共特科交通員项与年去南京接上海特科派来执行破坏南浔铁路任务的爆破组，被爆破组里暗藏的内奸出卖被捕。项与年设法通知德安专署的特科人员丘吉夫到上海向组织报信。按照特科纪律，丘吉夫报信后不能返回德安，后来他成为特科上海留守处的负责人，于1935年11月被内奸出卖被捕。这仅有的两次出事，均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出了内奸有关系，出事之后也没有波及德安专署内的其他共产党人。
莫雄后来回忆说，“其实蒋介石对我也不完全放心，他的‘行营’曾指派一名叫谢也夫的军统特务，到我专署及司令部内任‘联络员’……对待谢也夫这样的特务，我部诸共产党人均分外戒备。刘哑佛则主动与之周旋，整日好酒好肉地招待他，并投其所好，与他吟诗作对，在他面前俨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解除了谢也夫的疑心，并缩小了他的活动范围，以掩护其他同志的活动。谢也夫自然也知道蒋介石、杨永泰等人与我的交情，因而不敢放肆。但他不时在司令部或专署内行来踱去，甚为讨厌”。
尽管蒋介石一时没有抓到莫雄的把柄，但是一直对莫雄不放心。到了1935年底，莫雄在毕节放走了红军，蒋介石以通共的罪名把莫雄抓起来，投入死牢。
坐了半年牢，莫雄被保了出来，蒋介石让他戴罪立功。蒋介石一见莫雄便劈头劈脑地问他，“你身边为什么总有共产党？”虽然莫雄当时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但从那以后，蒋介石再也不敢重用他了。
王世英后来说：“莫雄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不顾生死，不避危险，这样帮助党确实是很少的。”
（编辑 叶松）
作者：莫雄之孙，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原部门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