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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奥运会”,这个传神的说法,形象地概括了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下称世客会)的诸多特点:规模大、规格高、可观的影响力和商机,当然,还有申办之难。
创办于1971年的这场华人盛会,发展至今,已由单纯的恳亲联谊,发展为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合一的活动载体。
事实上,世客会近四十年的发展,也绘制了一条内地变迁的轨迹。
内地首次世客会
内地首次举办世客会,是在这场华人盛会创办23年之后的1994年,那一年,大陆改革开放进入到第十五个年头。
这一年1月,人民币“汇率双轨制”被正式取消,影响深远的分税制开始实行;5月,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中国第一个web服务器,推出了中国第一套网页;7月,《公司法》正式颁布,“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在国有企业中推行,随后发布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这一年12月6日,由梅州客家联谊会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梅州市百花洲影剧院举行,这是中国大陆举办的首届世客会。和那个弥漫着激情、躁动的蓬勃年代一起,世客会开始了一次“野蛮生长”。
一组可以证明当时盛况的信息包括:当时活动组委会下设秘书、联络、接待、宣传等十五个组,并在广州、香港、深圳设贵宾接待站。活动内容除了传统的乡情报告、客家学术研讨会外,还包括献演大型音乐舞蹈《客家魂》、化装游行及大型烟花火龙晚会、参观千年古刹灵光寺、梅州千佛塔及各类展览等等。
这种阵仗是以前的大会望尘莫及的。
“大陆没有很好的开放前,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热气也不是很高,开始的几届都没有人想要开,在台湾连续开了好几次。”参加了这届大会的宁化客家研究会会长刘善群说:“这届客属恳亲大会可以说是点了一把火。”
梅州无疑是这把火的最大受益者。刘善群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国外的一些企业家比较慷慨,赞助积极性比较高,听说直接赞助就有9000多万,钱都用不掉。另外引进了一些项目。”
漫长的前奏
事实上,内地举办世客会,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前奏。
1976年10月7日,第三届世客会在台北延平南路中山堂举行。就在此前一天,大陆刚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消息公布,全国上下顿时一片欢腾。
1978年9月,第四届世客会在美国旧金山皇后大酒店举行。三个月后,大陆的改革开放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起步。
刘善群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对客家宗族活动管制严格,把它视作封建余孽。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各地重新修族谱、建祠堂,一股客家人寻根问祖的浪潮逐渐兴起。
“湖南的一个姓刘的老人,自己出资,到了江西、福建、浙江这一带去调查世系,而且还是偷偷摸摸的,当时我们沿海已经是开放的,内地还是不让搞宗族活动的。”刘善群还记得,一个来自台湾的吕姓客家人,根据族谱记载来到“客家祖地”宁化石壁,却找不到姓吕的宗亲,最后只能用塑料袋装了一把土和一捧水,拿回去做纪念。
“这是客家人本能的一种释放。”刘善群说。
很快,“客家热”从民间蔓延到官方。其中,广东梅州一马当先。
“实际上整个梅州在海外的客家人比当地的人口还多,像蕉岭这些县,海外的华侨比县城还多了一倍。所以应该说梅州侨、台的工作,就是客家工作。”刘善群说。
1988年10月,第九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市召开,广东梅州市应邀组成以市委书记徐丹华为团长的“山歌祝贺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派团参加大会,反响热烈,很多代表认为,应当在梅州举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为了以后更有利于承担主办世客会的任务,梅州市领导随即召开会议,将当时的梅州客家研究中心总会改名为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该会的主要领导均由各级官员兼任。
1989年12月11日,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成立庆典暨世界客属联谊大会举行。
在这场世界各地27个客属代表团1200人参加的大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讲话称,梅州客家联谊会可成为海内外经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帮助海外客籍人士到内地来投资办企业,使双方均得到实惠,这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
显然,对于这个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来说,附着在“恳亲”之外的东西更具诱惑力。这一点,在梅州之后发展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文化牌”的影响
对于梅州来说,世客会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远非9000万的直接赞助这么简单,更加深远的影响,是梅州借势打出的一张“文化牌”。
偏处山区,距离省会远,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位居全省下游,却要背负500万的人口包袱——对于劣势极多的梅州而言,客家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一面“免死金牌”。就在恳亲大会召开的1994年,梅州被国务院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随后叫响了“世界客都”的名号。2004年,梅州市明确提出了“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当年就在客家文化的旗帜下先后举办了 “梅州招商洽谈会”、“梅州香港经贸合作交流会”等活动。可以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成功召开,为这座城市命运的改变提供了一把强劲推力。
1994年12月,紧锣密鼓的三天里,也许很多人会在世客会的强大能量前浮想联翩。
一场各方团体的角逐也拉开了序幕。
依照惯例,参会者第一日向大会报到后,下午即开主席团会议,处理各种提案,其中便包括选择下一届大会举办地。“梅州这次会议当时一个下午没有开完,争论不下来。最后晚上的开幕式之后继续开主席团会议,开到下半夜才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刘善群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海外客属团体申办主要是增强社团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他说,“国内举行这种活动,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平台吸引更多海外客家人回来,特别是引进资金、开发项目。”
两年后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三届世客会,再次复制了梅州的一幕。来自中国龙岩、台北及马来西亚的团体争执不下,最后主席团不得不采用折中的办法,将两年一届的大会,变成了四年连开三届。
筚路蓝缕
1971年,黄石华在创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之时,也许没有预料到这种争夺举办世客会的景况。
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地理》一书称,广东“山地多野蛮部落,如客家等是”,激起客家人的愤怒。以此为契机,1921年9月,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赖际熙等人成立了“香港崇正工商总会”,1925年正式更名为“香港崇正总会”。敦睦乡谊、弘扬客家精神,是这个香港最大客属组织的主旨所在。
“他(赖际熙)在成立崇正会以后,希望全球客家人能够团结在一起,建立客家人自己的血肉联系。”91岁高龄的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黄石华回忆道。
1971年,时任香港崇正总会理事长的黄石华,决心实践赖际熙的这一理想。他提议借该会崇正大厦落成及创会五十周年之机,举办一次世界客属人士参加的庆祝联谊活动,活动的名称,就叫“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然而,尽管这个提议得到了常务理事会的一致同意,创办一个世界性的客家联谊平台,却并非易事。
“恳亲大会筹备的第一大问题,就是没有钱。”黄石华说。
为此,黄石华找到了时任崇正总会名誉会长的抗战名将张发奎。“我一提起召开恳亲大会,张发奎问到,准备花多少钱?我说,恐怕要20万。”黄石华提出,在香港有钱的客家人间办一个募资集会。“张发奎说,那天我参加。”
随后的事情颇具戏剧性。
“有人对我筹备恳亲大会没有信心,但是张发奎站出来后,局面好转了。”黄石华回忆道,“那一场会筹得了11万块。”随着更多募捐的人加入进来,钱不再是问题了。
1971年9月29日,第一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香港如期召开。
“乡情报告”是会议的重头戏。这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纷纷走上讲台,先后报告了各自所在地客属组织及客家人的情况。如纽约代表吕伟才谈到,侨居纽约的客家人从事餐饮、旅馆业居多,近年亦有不少经营新兴行业者;香港代表、著名史学家罗香林介绍了客家源流;台北惠州同乡会代表阮钦汇报,当地客属人士多任公务员,唯爱国爱乡之情,与各地客属同胞相同——所有的发言凝聚成一个信息:客家人在世界上的力量正越来越大。
三天的大会开得十分成功,最后,各方议决世客会每两年在世界各地举行一次。
乍暖还寒
但此时,客家人播迁的源头——中国内地,完全是另一种气氛。
就在首届恳亲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即9月30日,蒙古媒体陆续刊出了林彪坠机事件的报道。发生在两周之前的这起震惊中外的事件,为“文革”进行到第五年的中国再次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建国伊始,由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被取消,大陆的客家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些笑话和误会时有发生。客家学者刘佐泉曾写道,1950年,《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发表了北京天安门举行“抗美援朝群众集会”的消息,其中就有“客家族代表某某讲了话”的提法,过了几天《人民日报》作了更正,说明少数民族中并没有客家族。直到1982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祖国各地”节目中,播出《访问足球之乡——梅县》一稿,谈到客家人时还称赞说:“表现了民族特色”。
“要是客家人之间说客家话,人家就会说你搞小圈子。”客家学者谭元亨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1997年在北京开我的《客家魂》研讨会,有一个老将军说,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北京的客家人都不敢说客家话,怕被说搞山头主义。”
在这样的氛围下,与客家相关的一切,也陷入长期的冰封沉寂。客家世界的大联欢,丝毫没有引起内地半点波澜。
直到1994年,梅州第一次成功地举办了内地首届世客会,才吹皱了内地客家人这“一池春水”。
逐利时代
由于世客会给地方带来的经济效益日益明显,争夺举办这一盛会在后来的历次世客会中,并愈发激烈。
对此,林雪梅显然深有体会。
作为客家先民的出发地,2002年,河南郑州正式启动了申办世客会工作。当时,其对手是来自国内的两个城市——四川成都和江西赣州。
“四川、江西他们申办好几回了。”河南省客家联谊会会长林雪梅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他们甚至走出去,让海外的客家子孙签名支持他们。”而河南这边的优势是“我们有省政府的批示,有国务院侨办的批示”。
三家的竞争一直持续到大会表决。
2002年10月,三个城市的申办团均赴印尼雅加达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我们甚至请了印尼大使馆出来(协调),在大会前这三家坐下来,然后说我们不能把矛盾闹到国外。”林雪梅说。
随后的主席团会议,举手表决前,三家再次聚在一旁连开了两个小会,才终于有了结果:河南先开,江西、四川举办随后的两届。
2003年10月,河南郑州通过一届成功的世客会,不仅打响了客家牌,还带来了35个项目、共27.2亿美元的投资。
激烈角逐的背后,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从2000年至今的七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有五届都被内地收入囊中。“内地是党政直接参与领导,所以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在海外举行的话完全是靠社团,社团靠旅行社操作。那是没办法跟内地相比的。”刘善群说。
规模盛大、舆论关注、高层出席、商机不断,这是近几届世客会共同的特点。如今的世客会,在世人眼中“红利滚滚”。
然而,一些乱象也随之而来。
上海客家联谊会会长丘峰,曾在博客里严厉批评了中国西部某城市世客会的组织工作。据他描述,该届大会由于接待工作混乱,开幕式晚宴竟有100人吃不上饭,有的代表团抵达后发现组委会根本没有为其预定酒店,更有代表团因受到冷落,提前走人。“我们感受不到亲情,而感受到的是冷漠,是无情。当然也感受到了‘金钱’的力量。”
这篇博客被转载到了本届大会举办方——广东河源当地的论坛里。事实上,如何平衡“情”与“利”的关系,将是未来大会承办者共同的问题。
河源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同其他城市一样,河源“申奥”历经了激烈角逐。据媒体报道,申办期间,河源的主要对手广西北海用大屏幕打出了“广西申办第2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广西欢迎您!”而河源则将一台42英寸的液晶电视放置在酒店大堂,让所有人一进门就能看到河源的形象宣传片。双方几近“肉搏”。最终,河源和北海分获二十三及二十四届举办资格。
但是,在经营大会上,河源的提法与以往不同:“不招商,只恳亲联谊。”河源市客家联谊会会长刘学良解释道,只要请大家走进来,看到河源的面貌,将来自然会有商机。
这让本届大会吊起了人们的胃口。
值得一提的是,世客会的创办者黄石华就是河源龙川县人。40年前,他首倡召开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他的家乡又将给这届大会带来些什么呢?
这一切,都需要河源去解答。
创办于1971年的这场华人盛会,发展至今,已由单纯的恳亲联谊,发展为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合一的活动载体。
事实上,世客会近四十年的发展,也绘制了一条内地变迁的轨迹。
内地首次世客会
内地首次举办世客会,是在这场华人盛会创办23年之后的1994年,那一年,大陆改革开放进入到第十五个年头。
这一年1月,人民币“汇率双轨制”被正式取消,影响深远的分税制开始实行;5月,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中国第一个web服务器,推出了中国第一套网页;7月,《公司法》正式颁布,“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在国有企业中推行,随后发布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这一年12月6日,由梅州客家联谊会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梅州市百花洲影剧院举行,这是中国大陆举办的首届世客会。和那个弥漫着激情、躁动的蓬勃年代一起,世客会开始了一次“野蛮生长”。
一组可以证明当时盛况的信息包括:当时活动组委会下设秘书、联络、接待、宣传等十五个组,并在广州、香港、深圳设贵宾接待站。活动内容除了传统的乡情报告、客家学术研讨会外,还包括献演大型音乐舞蹈《客家魂》、化装游行及大型烟花火龙晚会、参观千年古刹灵光寺、梅州千佛塔及各类展览等等。
这种阵仗是以前的大会望尘莫及的。
“大陆没有很好的开放前,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热气也不是很高,开始的几届都没有人想要开,在台湾连续开了好几次。”参加了这届大会的宁化客家研究会会长刘善群说:“这届客属恳亲大会可以说是点了一把火。”
梅州无疑是这把火的最大受益者。刘善群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国外的一些企业家比较慷慨,赞助积极性比较高,听说直接赞助就有9000多万,钱都用不掉。另外引进了一些项目。”
漫长的前奏
事实上,内地举办世客会,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前奏。
1976年10月7日,第三届世客会在台北延平南路中山堂举行。就在此前一天,大陆刚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消息公布,全国上下顿时一片欢腾。
1978年9月,第四届世客会在美国旧金山皇后大酒店举行。三个月后,大陆的改革开放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起步。
刘善群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对客家宗族活动管制严格,把它视作封建余孽。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各地重新修族谱、建祠堂,一股客家人寻根问祖的浪潮逐渐兴起。
“湖南的一个姓刘的老人,自己出资,到了江西、福建、浙江这一带去调查世系,而且还是偷偷摸摸的,当时我们沿海已经是开放的,内地还是不让搞宗族活动的。”刘善群还记得,一个来自台湾的吕姓客家人,根据族谱记载来到“客家祖地”宁化石壁,却找不到姓吕的宗亲,最后只能用塑料袋装了一把土和一捧水,拿回去做纪念。
“这是客家人本能的一种释放。”刘善群说。
很快,“客家热”从民间蔓延到官方。其中,广东梅州一马当先。
“实际上整个梅州在海外的客家人比当地的人口还多,像蕉岭这些县,海外的华侨比县城还多了一倍。所以应该说梅州侨、台的工作,就是客家工作。”刘善群说。
1988年10月,第九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市召开,广东梅州市应邀组成以市委书记徐丹华为团长的“山歌祝贺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派团参加大会,反响热烈,很多代表认为,应当在梅州举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为了以后更有利于承担主办世客会的任务,梅州市领导随即召开会议,将当时的梅州客家研究中心总会改名为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该会的主要领导均由各级官员兼任。
1989年12月11日,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成立庆典暨世界客属联谊大会举行。
在这场世界各地27个客属代表团1200人参加的大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讲话称,梅州客家联谊会可成为海内外经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帮助海外客籍人士到内地来投资办企业,使双方均得到实惠,这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
显然,对于这个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来说,附着在“恳亲”之外的东西更具诱惑力。这一点,在梅州之后发展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文化牌”的影响
对于梅州来说,世客会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远非9000万的直接赞助这么简单,更加深远的影响,是梅州借势打出的一张“文化牌”。
偏处山区,距离省会远,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位居全省下游,却要背负500万的人口包袱——对于劣势极多的梅州而言,客家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一面“免死金牌”。就在恳亲大会召开的1994年,梅州被国务院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随后叫响了“世界客都”的名号。2004年,梅州市明确提出了“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当年就在客家文化的旗帜下先后举办了 “梅州招商洽谈会”、“梅州香港经贸合作交流会”等活动。可以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成功召开,为这座城市命运的改变提供了一把强劲推力。
1994年12月,紧锣密鼓的三天里,也许很多人会在世客会的强大能量前浮想联翩。
一场各方团体的角逐也拉开了序幕。
依照惯例,参会者第一日向大会报到后,下午即开主席团会议,处理各种提案,其中便包括选择下一届大会举办地。“梅州这次会议当时一个下午没有开完,争论不下来。最后晚上的开幕式之后继续开主席团会议,开到下半夜才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刘善群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海外客属团体申办主要是增强社团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他说,“国内举行这种活动,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平台吸引更多海外客家人回来,特别是引进资金、开发项目。”
两年后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三届世客会,再次复制了梅州的一幕。来自中国龙岩、台北及马来西亚的团体争执不下,最后主席团不得不采用折中的办法,将两年一届的大会,变成了四年连开三届。
筚路蓝缕
1971年,黄石华在创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之时,也许没有预料到这种争夺举办世客会的景况。
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地理》一书称,广东“山地多野蛮部落,如客家等是”,激起客家人的愤怒。以此为契机,1921年9月,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赖际熙等人成立了“香港崇正工商总会”,1925年正式更名为“香港崇正总会”。敦睦乡谊、弘扬客家精神,是这个香港最大客属组织的主旨所在。
“他(赖际熙)在成立崇正会以后,希望全球客家人能够团结在一起,建立客家人自己的血肉联系。”91岁高龄的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黄石华回忆道。
1971年,时任香港崇正总会理事长的黄石华,决心实践赖际熙的这一理想。他提议借该会崇正大厦落成及创会五十周年之机,举办一次世界客属人士参加的庆祝联谊活动,活动的名称,就叫“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然而,尽管这个提议得到了常务理事会的一致同意,创办一个世界性的客家联谊平台,却并非易事。
“恳亲大会筹备的第一大问题,就是没有钱。”黄石华说。
为此,黄石华找到了时任崇正总会名誉会长的抗战名将张发奎。“我一提起召开恳亲大会,张发奎问到,准备花多少钱?我说,恐怕要20万。”黄石华提出,在香港有钱的客家人间办一个募资集会。“张发奎说,那天我参加。”
随后的事情颇具戏剧性。
“有人对我筹备恳亲大会没有信心,但是张发奎站出来后,局面好转了。”黄石华回忆道,“那一场会筹得了11万块。”随着更多募捐的人加入进来,钱不再是问题了。
1971年9月29日,第一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香港如期召开。
“乡情报告”是会议的重头戏。这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纷纷走上讲台,先后报告了各自所在地客属组织及客家人的情况。如纽约代表吕伟才谈到,侨居纽约的客家人从事餐饮、旅馆业居多,近年亦有不少经营新兴行业者;香港代表、著名史学家罗香林介绍了客家源流;台北惠州同乡会代表阮钦汇报,当地客属人士多任公务员,唯爱国爱乡之情,与各地客属同胞相同——所有的发言凝聚成一个信息:客家人在世界上的力量正越来越大。
三天的大会开得十分成功,最后,各方议决世客会每两年在世界各地举行一次。
乍暖还寒
但此时,客家人播迁的源头——中国内地,完全是另一种气氛。
就在首届恳亲大会召开的第二天,即9月30日,蒙古媒体陆续刊出了林彪坠机事件的报道。发生在两周之前的这起震惊中外的事件,为“文革”进行到第五年的中国再次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建国伊始,由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被取消,大陆的客家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些笑话和误会时有发生。客家学者刘佐泉曾写道,1950年,《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发表了北京天安门举行“抗美援朝群众集会”的消息,其中就有“客家族代表某某讲了话”的提法,过了几天《人民日报》作了更正,说明少数民族中并没有客家族。直到1982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祖国各地”节目中,播出《访问足球之乡——梅县》一稿,谈到客家人时还称赞说:“表现了民族特色”。
“要是客家人之间说客家话,人家就会说你搞小圈子。”客家学者谭元亨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1997年在北京开我的《客家魂》研讨会,有一个老将军说,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北京的客家人都不敢说客家话,怕被说搞山头主义。”
在这样的氛围下,与客家相关的一切,也陷入长期的冰封沉寂。客家世界的大联欢,丝毫没有引起内地半点波澜。
直到1994年,梅州第一次成功地举办了内地首届世客会,才吹皱了内地客家人这“一池春水”。
逐利时代
由于世客会给地方带来的经济效益日益明显,争夺举办这一盛会在后来的历次世客会中,并愈发激烈。
对此,林雪梅显然深有体会。
作为客家先民的出发地,2002年,河南郑州正式启动了申办世客会工作。当时,其对手是来自国内的两个城市——四川成都和江西赣州。
“四川、江西他们申办好几回了。”河南省客家联谊会会长林雪梅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他们甚至走出去,让海外的客家子孙签名支持他们。”而河南这边的优势是“我们有省政府的批示,有国务院侨办的批示”。
三家的竞争一直持续到大会表决。
2002年10月,三个城市的申办团均赴印尼雅加达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我们甚至请了印尼大使馆出来(协调),在大会前这三家坐下来,然后说我们不能把矛盾闹到国外。”林雪梅说。
随后的主席团会议,举手表决前,三家再次聚在一旁连开了两个小会,才终于有了结果:河南先开,江西、四川举办随后的两届。
2003年10月,河南郑州通过一届成功的世客会,不仅打响了客家牌,还带来了35个项目、共27.2亿美元的投资。
激烈角逐的背后,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从2000年至今的七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有五届都被内地收入囊中。“内地是党政直接参与领导,所以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在海外举行的话完全是靠社团,社团靠旅行社操作。那是没办法跟内地相比的。”刘善群说。
规模盛大、舆论关注、高层出席、商机不断,这是近几届世客会共同的特点。如今的世客会,在世人眼中“红利滚滚”。
然而,一些乱象也随之而来。
上海客家联谊会会长丘峰,曾在博客里严厉批评了中国西部某城市世客会的组织工作。据他描述,该届大会由于接待工作混乱,开幕式晚宴竟有100人吃不上饭,有的代表团抵达后发现组委会根本没有为其预定酒店,更有代表团因受到冷落,提前走人。“我们感受不到亲情,而感受到的是冷漠,是无情。当然也感受到了‘金钱’的力量。”
这篇博客被转载到了本届大会举办方——广东河源当地的论坛里。事实上,如何平衡“情”与“利”的关系,将是未来大会承办者共同的问题。
河源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同其他城市一样,河源“申奥”历经了激烈角逐。据媒体报道,申办期间,河源的主要对手广西北海用大屏幕打出了“广西申办第2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广西欢迎您!”而河源则将一台42英寸的液晶电视放置在酒店大堂,让所有人一进门就能看到河源的形象宣传片。双方几近“肉搏”。最终,河源和北海分获二十三及二十四届举办资格。
但是,在经营大会上,河源的提法与以往不同:“不招商,只恳亲联谊。”河源市客家联谊会会长刘学良解释道,只要请大家走进来,看到河源的面貌,将来自然会有商机。
这让本届大会吊起了人们的胃口。
值得一提的是,世客会的创办者黄石华就是河源龙川县人。40年前,他首倡召开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他的家乡又将给这届大会带来些什么呢?
这一切,都需要河源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