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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主要借助迄今考古发现的魏晋墓葬遗存，与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十个覆斗形顶洞窟的顶部形态作比较，并就其中一些特征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重新审视之前学界对莫高窟早期覆斗形顶的既有看法。对覆斗形顶在北朝以前存在于中国的轨迹给予关注，并对其中一些细节进行追究，以期为最终较客观地还原莫高窟覆斗顶方案的最初建造意图提供些许线索。
关键词：莫高窟;北朝;覆斗形顶;晋墓;藻井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2-0085-12
A Study on the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of Mogao Caves during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Northern Dynasties（Ⅰ）
—The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of Mogao Caves and the
Jin Dynasty Tomb Ceilings
DUAN Yuanyuan
（Institute for Art History of East Asia， Heidelberg University， Heidelberg 69117， Germany）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remains of tombs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ten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in the caves at Mogao constructed between the Sixteen Kingdoms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s. By concentrating on significant details from relevant written records and archeological finds， the author presents a detailed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the central ceiling patterns and responds to several entrenched understandings of the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of Mogao caves. Finally， the author draws atten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truncated quadrangular pyramidal ceilings in China prior to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and explor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that may have led to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this ceiling pattern at the earliest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Keywords：Dunhuang Mogao Grottoes; Northern Dynasties;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Jin dynasty tombs; central ceiling
據《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初建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至今仍保存较完整的覆斗形顶洞窟共有10个：第272、249、285、461、294、296、297、299、301、438窟[1]，约占同期现存43个洞窟的四分之一，是随后隋唐时代大量出现覆斗顶窟的最初样式，颇为珍贵。本文试将敦煌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这十个覆斗顶窟整合在一起予以讨论（表1），并尽可能收集迄今发现的相关实物遗存与之比对，就敦煌早期“覆斗形顶”再做一些探讨。对之前学界的一些说法提出疑虑，还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借助表1的整合，首先可以看出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莫高窟覆斗形顶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顶部中央大多设置方井凹陷{1}：模拟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构件[2];二是藻井四披平直“呈斜坡状，形如倒斗”的形态[3]。这两点特征可作为讨论莫高窟十六国北朝覆斗形顶的起点。
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必要对这里所用的“藻井”一词再作些说明。据梁思成《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三”中的注释，所谓藻井是“在平棋的主要位置上，将平棋的一部分特别提高，造成更高的空间感以强调其重要性”[4]。至于此处的“平棋”，梁先生在宋《营造法式》总释中“平棋”一条下也给出注释：“《山海经图》：作平橑，云今之平棋也。古谓之承尘。”并在其后注明两种做法：“于明栿背上，架算程方，以方椽施版，谓之平暗;以平版贴华，谓之平棋;俗亦呼为平起者，语讹也”[4]38。平棋中的纹样在宋《营造法式》中记录有十三种之多{2}。到清代时，“平棋”又可称作“天花”，在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营造专用名词的注解中，明确注明“天花较为实用，非如藻井之偏重仪式。其别名甚多，如承尘，重轑，平机，平橑，平棋，平暗等。在这些名词里含有二种做法：一种属于平棋类，一种是平暗类。”[2]418;与此同时这一版还修正了1981年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中清式营造辞解里的“藻井，即天花”一条[5]，改为“藻井，即天花中心井形部分”[2]84，并且将“天花”词条中“亦曰藻井”[5]77几个字去掉[2]69，明确将“藻井”和“天花”加以区分。在文献记载中，藻井在一些情况下也是被限制使用的{3}。关于藻井的一种具体做法可参见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卷八小木作所规定的斗八藻井一条中，这种斗八藻井是由三部分构成，梁思成将其仔细释读了出来：“斗八藻井用在殿内照壁屏风前或殿身内前门的前面天花内。其大致做法：共高五尺三寸，分作上中下三段：下段方形称方井，方八尺高一尺六寸;中段八角形称八角井，内切圆径六尺四寸，高二尺二寸;上作圆顶八瓣称斗八，径四尺二寸高一尺五寸。在顶心之下施垂莲或雕华云卷，内安明镜”[2]416。先生还明确指出在藻井下段的方井之上“最早的做法，有用方井抹角叠置者，如汉墓敦煌云冈等处所表示者。亦有直接在方井之上安斗八者，如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藻井”[2]417。据实地观察，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覆斗顶中央应是模仿这种如梁思成先生所说在藻井下段的方井之上用“方井抹角叠置”者。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更早文献记载“藻井”中的“藻”并非一直指某种水生植物如莲花等。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曾记唐高宗仪凤年间，太常博士苏知机上表议冕服制度事，崇文馆学士、校书郞杨炯针对苏知机所论而奏议曰：“又称‘藻为水草，无所法象’，引张衡赋云‘蒂倒茄于藻井，披江葩之狎猎’，‘谓为莲花，取其文采者。夫茄者莲也，若以莲花代藻，变古从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达文章之意。此又不经之甚也。”[6]有鉴于此，或许如今也无需执着于在实物遗存中寻找莲花图案去与莫高窟覆斗顶中藻井构件建立联系。那么在实地考察时，莫高窟北朝覆斗顶中最后一层的方井中央圆形嵌套的图案，或许也就并非一定要被记录为通常默认的莲花图案，尤其是莫高窟第272窟中央重疊圆形内的图案（表1）较难直接与莲花图案相联系。
因此，严格地根据实地观察来讲，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莫高窟覆斗顶中央的图案较为特别，不但与后来隋唐时代，甚至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覆斗顶之间也还存在一些区别。例如《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中提到的天龙山石窟东魏第2窟、第3窟，以及小南海石窟与敦煌北朝覆斗顶石窟顶部形态极为相似[7]。笔者前去实地查看时，发现其顶部中心部位与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心部位仍存在差别：天龙山石窟（图1）和小南海石窟（图2）都只在顶中央单层方格内嵌有硕大的状似莲花的图案，而缺失顶中央使用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形制。以往这类看似微小的差别常被忽略，其实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独特的莫高窟覆斗顶类型石窟提供线索，因此有必要加以追究，下文即就这类细节结合考古发现展开讨论。
一 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覆斗形顶
与晋墓顶
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覆斗形顶洞窟中，最常用作“覆斗顶”典型实例来讨论的是第285、249窟，从表1的剖面图可以看出，这两个洞窟的覆斗顶四披斜度最为明显。这类中间平顶四披斜坡状的形态，有学者认为是模仿中国古代的斗帐[8]，随即遭到一些学者置疑，如戴春阳发表的《敦煌石窟覆斗顶的考古学观察 （上）——覆斗顶非模仿斗帐》通过详细的文献释读和图像资料考证，否定了覆斗顶是在模仿斗或者斗帐[9]。随后戴春阳还在王洁《敦煌早期覆斗顶窟形式初探》文中[10]观点的基础上，搜集整理了魏晋墓葬考古资料，另撰一文肯定了敦煌覆斗顶石窟形制“直接取法于河西地区两晋十六国墓葬”[11]。
诚然，如若略过莫高窟覆斗顶中央的方井抹角叠置藻井，将第285、249窟与晋墓比较时，尤其是与常用作例证的酒泉丁家闸5号墓{1}放在一起观察比对，是可以发现其窟顶四披所绘图像与晋墓顶部图像从分布的位置到图像内容都有相似之处，二者在四披与墙面连接处都绘有非常类似的连续山峦图像。
然而敦煌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10个覆斗顶中其余的8个覆斗顶四披并没有绘制如第285、249窟一样的图像，若仅用两则个案作比较下结论，未免有失偏颇。如若进一步严格比对，单从酒泉丁家闸5号墓与敦煌莫高窟第285、249窟的剖面图（表1）中会发现其窟顶四披的倾斜度存在差别;当与莫高窟其余8个窟顶四披坡度较平缓的覆斗顶窟比较时，由剖面图可看出其间差别则更为明显。为进一步追究敦煌莫高窟覆斗顶与魏晋墓顶的联系，这里在戴文整理的几座公布信息较完整的有平剖面图信息的晋墓，即酒泉丁家闸5号墓[12]、敦煌佛爷庙湾墓群西晋M133、M18墓[13]、敦煌祁家湾墓群西晋十六国墓葬[14]的基础上，继续搜集整理了嘉峪关新城河西走廊中部及其他地区公布考古信息相对完整的29座魏晋墓遗存。现将其中公布有剖面图和窟顶仰视图的墓室一同整合至表1中，与十个莫高窟覆斗形顶一起继续作比较{1}。
通过表1比对，首先若就覆斗顶整体形制而言，从剖面图可以明显看出十六国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与魏晋墓砖顶形制在四披形态方面仍存在差别。魏晋砖室墓顶部四面斜坡都有明显的弧度，有的近似抛物线，有的近似悬链线、圆弧线。在较早的考古报告中对这些不同样态的四面披的称呼也有些混乱，一些有弧度的四面披有时被称作穹隆顶，有时又被称作覆斗顶。例如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在敦煌进行考古实习整理的报告中，清理了1982年敦煌县博物馆清理的敦煌新店台墓地的46座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和同时期祁家湾的一座墓葬，在其统计表格中注明“覆斗顶”的墓葬15座{2}，但是在统计为“覆斗顶”的墓葬中编号为76DQM3的一座砖室墓在报告正文中又被称为“穹隆形顶”（图3）[15]。迄今考古报告公布信息较完整的29座河西地区魏晋砖室墓中，墓室剖面图显示墓顶四披呈平直状的仅有5座：2015年发掘的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三期M21，敦煌祁家湾M209[14]12，敦煌佛爷庙湾M118[13]30，敦煌佛爷庙湾M61[16]，甘肃玉门官庄魏晋墓2003GYGM2{3};还有一座甘肃玉门白土良发掘的汉晋墓M8，其“墓室顶呈不规则覆斗顶”[17];其余23座{4}中公布有较完整信息的墓室从其剖面示意图看出其顶部皆呈明显弧度（表1）。然而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敦煌莫高窟覆斗顶窟中，除了一座覆斗顶窟即第438窟四披有些许弧度外，其余洞窟窟顶四披均呈平直样态（表1）。
若就顶部中央的设置而言，晋墓内顶部与十六国北朝莫高窟覆斗顶部差异更大：十六国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央由方井抹角叠置而成的藻井形制，在以上魏晋墓葬实存中均未见到。在墓室仰视图中看出魏晋砖室墓顶部中央多是用一块方形花砖嵌入顶部与四披平齐相接，无凹陷状，无方井抹角叠置形态。晋墓考古遗存中发现的这种将绘有不同图案的方形花砖用于墓顶中央封顶的情况（图4），或许可以视为对木构建筑屋顶中的普通天花的模仿，但是并不能等同于敦煌莫高窟中模仿偏重仪式的方井抹角叠置藻井形制。虽然有一些魏晋墓室的顶部方砖内最常见的图案是如图4中所示的莲花状图案，但是也有其他仙禽异兽等纹样的，实地观察到的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央的藻井内也并非都是可以完全确定为莲花纹样的。因此，这里也无法认同过去凭借莲花图案连接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与魏晋砖石墓墓顶的做法。总之，统观十六国北朝莫高窟中的覆斗形顶，中央设置方井抹角叠置藻井是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标志性特征，若要较客观地追溯北朝莫高窟覆斗顶形制的渊源还需特别留意这一形态特征。而缺失这一特殊形态的魏晋墓顶还难以和莫高窟覆斗顶建立直接的渊源关系。 二 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覆斗形顶之
西域渊源说
关于十六国北朝莫高窟中覆斗顶中央的这一方井抹角叠置藻井，赵声良先生《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一书中曾给予过关注，指出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形制在龟兹地区“克孜尔石窟出现较多，以第272窟为代表的敦煌早期的这一藻井形式当来自龟兹石窟的影响”[18]。根据当前考古资料显示，克孜尔石窟中的顶部形制严格来说仍与莫高窟的有所不同：克孜尔存有叠涩式顶的第160{1}、165{2}、167、227{3}、207窟{4}中（图5—7），所谓的叠涩式屋顶样式实际为多层方格叠涩构成整个窟顶，叠置层数至少五层。这不同于十六国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央普遍为三层{5}方井抹角叠置而成，另在四围设置平直斜坡的窟顶形制。就覆斗顶细部建造形制而言，莫高窟覆斗顶似乎并未完全接受克孜尔一系石窟的影响，尚不能轻易断定其间存在前后渊源关系。
这种有类似叠涩形态的窟顶形制，赵声良还指出了在更大范围内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推测其最早源于西亚和中亚的宫殿建筑，比如巴米扬石窟{6}和印度寺院建筑。王洁教授给出的中亚宫殿建筑中的叠涩式藻井的例子[7]55是时代约为公元前2—3世纪的帕提亚（Parthian Nisa）王朝的尼萨（Turkmenistan-Ashgabat Nisa fortress）{7}宫殿，称其遗址中有类似藻井结构[10]23。原址今已不见这种藻井的痕迹，只有在俄国考古学家V.N.Pilipko留下的复原图中可见其顶部至少五层的叠涩式结构（图8）。胡素馨（Sarah E.Fraser）教授也在巴基斯坦的巴尔蒂特堡（Baltit Fort）内发现这种屋顶样式实例（图9），屋顶整体是叠置而成，不设置平直的四披斜坡，从外部看去则呈平顶状（图10）;其建成年代大概在9世纪左右。此外，斯坦因于1906—1908年间考察马斯图吉时，也在米拉格拉木建于距当时60多年前的的奥拜都拉汗（Obaidullah Khan）家宅大厅中发现当地仍保留着这种多层叠涩式屋顶形态（图11）[19]。据斯坦因观察这种屋顶形制在从克什米尔到巴米扬地区的古代寺庙中也存在[20]，只不过是用砖石砌筑而成。这种多层叠涩式屋顶形制的建筑在今巴基斯坦一些地区的民居中还可见到。
以上实物遗存显示，龟兹地区的佛教石窟中多层抹角叠置而无平整斜坡四披的屋顶形制，确有中亚一带地面砖石传统建筑原型存在;然而十六国北朝的莫高窟覆斗顶是由中央三层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构件再结合四周更大面积的四披斜坡构成，与前者尚有区别，当是模仿中国汉地传统的另一种木构建筑{1}原型，这两种屋顶建筑样式并不能贸然合并。从实物遗存中可以看到两者的确都用到叠置的构筑方法，然最终成形的屋顶样态仍有区别：克孜尔石窟和尼萨宫殿顶部完全用这种抹角叠置的方法构筑整个屋顶;莫高窟十六国北朝覆斗顶只是由三层方井抹角叠置在顶部中心部位，又在方井周围设置更大面积的斜面四披，形成一种类似中国传统汉地木构建筑附带藻井构件的特殊屋顶形制。虽然两者都使用了叠置的构筑方式，但只是在各自的轨道内平行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建造惯例，最后生成相似却并不相同的屋顶形态。鉴于两者的这一差别，在此仍然有必要继续探寻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莫高窟覆斗顶形制更接近的实物遗存。
限于当时掌握的考古资料，赵氏曾认为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形制“在中国较早出现于东汉墓室顶部，但并不普遍”[18]66，仅举出当时考古发现较早的两例有藻井的考古遗存实例[7]55：山东济宁一座东汉墓葬的后室[21]，魏晋时期高句丽墓葬集安长川一号墓室。据考古报告显示，集安长川一号墓的顶部中央并非是与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央一致的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而是在顶心方形内有两道十字交叉的对角线划成的四个等边三角形，并在南北两侧的三角形内各绘一组星座，东西两边的三角形内各绘日象和月象[22]。山东济宁发现的那座东汉墓确实有很多可与莫高窟覆斗顶类比的特征，这就鼓舞着我们去汉墓中做进一步的爬梳工作。幸运的是在已披露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中国地域范围内汉代以来的崖墓洞室中还存有大量与十六国北朝时期莫高窟覆斗顶更相似的构造，下文即将对此作一初步的整理和讨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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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4-14
作者简介：段媛媛（1988- ），女，陕西省咸阳市人，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古艺术史研究。
关键词：莫高窟;北朝;覆斗形顶;晋墓;藻井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2-0085-12
A Study on the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of Mogao Caves during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Northern Dynasties（Ⅰ）
—The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of Mogao Caves and the
Jin Dynasty Tomb Ceilings
DUAN Yuanyuan
（Institute for Art History of East Asia， Heidelberg University， Heidelberg 69117， Germany）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remains of tombs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ten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in the caves at Mogao constructed between the Sixteen Kingdoms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s. By concentrating on significant details from relevant written records and archeological finds， the author presents a detailed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the central ceiling patterns and responds to several entrenched understandings of the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of Mogao caves. Finally， the author draws atten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truncated quadrangular pyramidal ceilings in China prior to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and explor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that may have led to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this ceiling pattern at the earliest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Keywords：Dunhuang Mogao Grottoes; Northern Dynasties; truncated pyramidal ceilings; Jin dynasty tombs; central ceiling
據《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初建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至今仍保存较完整的覆斗形顶洞窟共有10个：第272、249、285、461、294、296、297、299、301、438窟[1]，约占同期现存43个洞窟的四分之一，是随后隋唐时代大量出现覆斗顶窟的最初样式，颇为珍贵。本文试将敦煌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这十个覆斗顶窟整合在一起予以讨论（表1），并尽可能收集迄今发现的相关实物遗存与之比对，就敦煌早期“覆斗形顶”再做一些探讨。对之前学界的一些说法提出疑虑，还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借助表1的整合，首先可以看出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莫高窟覆斗形顶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顶部中央大多设置方井凹陷{1}：模拟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构件[2];二是藻井四披平直“呈斜坡状，形如倒斗”的形态[3]。这两点特征可作为讨论莫高窟十六国北朝覆斗形顶的起点。
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必要对这里所用的“藻井”一词再作些说明。据梁思成《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三”中的注释，所谓藻井是“在平棋的主要位置上，将平棋的一部分特别提高，造成更高的空间感以强调其重要性”[4]。至于此处的“平棋”，梁先生在宋《营造法式》总释中“平棋”一条下也给出注释：“《山海经图》：作平橑，云今之平棋也。古谓之承尘。”并在其后注明两种做法：“于明栿背上，架算程方，以方椽施版，谓之平暗;以平版贴华，谓之平棋;俗亦呼为平起者，语讹也”[4]38。平棋中的纹样在宋《营造法式》中记录有十三种之多{2}。到清代时，“平棋”又可称作“天花”，在2001年出版的梁思成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营造专用名词的注解中，明确注明“天花较为实用，非如藻井之偏重仪式。其别名甚多，如承尘，重轑，平机，平橑，平棋，平暗等。在这些名词里含有二种做法：一种属于平棋类，一种是平暗类。”[2]418;与此同时这一版还修正了1981年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中清式营造辞解里的“藻井，即天花”一条[5]，改为“藻井，即天花中心井形部分”[2]84，并且将“天花”词条中“亦曰藻井”[5]77几个字去掉[2]69，明确将“藻井”和“天花”加以区分。在文献记载中，藻井在一些情况下也是被限制使用的{3}。关于藻井的一种具体做法可参见宋李明仲《营造法式》卷八小木作所规定的斗八藻井一条中，这种斗八藻井是由三部分构成，梁思成将其仔细释读了出来：“斗八藻井用在殿内照壁屏风前或殿身内前门的前面天花内。其大致做法：共高五尺三寸，分作上中下三段：下段方形称方井，方八尺高一尺六寸;中段八角形称八角井，内切圆径六尺四寸，高二尺二寸;上作圆顶八瓣称斗八，径四尺二寸高一尺五寸。在顶心之下施垂莲或雕华云卷，内安明镜”[2]416。先生还明确指出在藻井下段的方井之上“最早的做法，有用方井抹角叠置者，如汉墓敦煌云冈等处所表示者。亦有直接在方井之上安斗八者，如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藻井”[2]417。据实地观察，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覆斗顶中央应是模仿这种如梁思成先生所说在藻井下段的方井之上用“方井抹角叠置”者。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更早文献记载“藻井”中的“藻”并非一直指某种水生植物如莲花等。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曾记唐高宗仪凤年间，太常博士苏知机上表议冕服制度事，崇文馆学士、校书郞杨炯针对苏知机所论而奏议曰：“又称‘藻为水草，无所法象’，引张衡赋云‘蒂倒茄于藻井，披江葩之狎猎’，‘谓为莲花，取其文采者。夫茄者莲也，若以莲花代藻，变古从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达文章之意。此又不经之甚也。”[6]有鉴于此，或许如今也无需执着于在实物遗存中寻找莲花图案去与莫高窟覆斗顶中藻井构件建立联系。那么在实地考察时，莫高窟北朝覆斗顶中最后一层的方井中央圆形嵌套的图案，或许也就并非一定要被记录为通常默认的莲花图案，尤其是莫高窟第272窟中央重疊圆形内的图案（表1）较难直接与莲花图案相联系。
因此，严格地根据实地观察来讲，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莫高窟覆斗顶中央的图案较为特别，不但与后来隋唐时代，甚至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覆斗顶之间也还存在一些区别。例如《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中提到的天龙山石窟东魏第2窟、第3窟，以及小南海石窟与敦煌北朝覆斗顶石窟顶部形态极为相似[7]。笔者前去实地查看时，发现其顶部中心部位与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心部位仍存在差别：天龙山石窟（图1）和小南海石窟（图2）都只在顶中央单层方格内嵌有硕大的状似莲花的图案，而缺失顶中央使用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形制。以往这类看似微小的差别常被忽略，其实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独特的莫高窟覆斗顶类型石窟提供线索，因此有必要加以追究，下文即就这类细节结合考古发现展开讨论。
一 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覆斗形顶
与晋墓顶
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覆斗形顶洞窟中，最常用作“覆斗顶”典型实例来讨论的是第285、249窟，从表1的剖面图可以看出，这两个洞窟的覆斗顶四披斜度最为明显。这类中间平顶四披斜坡状的形态，有学者认为是模仿中国古代的斗帐[8]，随即遭到一些学者置疑，如戴春阳发表的《敦煌石窟覆斗顶的考古学观察 （上）——覆斗顶非模仿斗帐》通过详细的文献释读和图像资料考证，否定了覆斗顶是在模仿斗或者斗帐[9]。随后戴春阳还在王洁《敦煌早期覆斗顶窟形式初探》文中[10]观点的基础上，搜集整理了魏晋墓葬考古资料，另撰一文肯定了敦煌覆斗顶石窟形制“直接取法于河西地区两晋十六国墓葬”[11]。
诚然，如若略过莫高窟覆斗顶中央的方井抹角叠置藻井，将第285、249窟与晋墓比较时，尤其是与常用作例证的酒泉丁家闸5号墓{1}放在一起观察比对，是可以发现其窟顶四披所绘图像与晋墓顶部图像从分布的位置到图像内容都有相似之处，二者在四披与墙面连接处都绘有非常类似的连续山峦图像。
然而敦煌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10个覆斗顶中其余的8个覆斗顶四披并没有绘制如第285、249窟一样的图像，若仅用两则个案作比较下结论，未免有失偏颇。如若进一步严格比对，单从酒泉丁家闸5号墓与敦煌莫高窟第285、249窟的剖面图（表1）中会发现其窟顶四披的倾斜度存在差别;当与莫高窟其余8个窟顶四披坡度较平缓的覆斗顶窟比较时，由剖面图可看出其间差别则更为明显。为进一步追究敦煌莫高窟覆斗顶与魏晋墓顶的联系，这里在戴文整理的几座公布信息较完整的有平剖面图信息的晋墓，即酒泉丁家闸5号墓[12]、敦煌佛爷庙湾墓群西晋M133、M18墓[13]、敦煌祁家湾墓群西晋十六国墓葬[14]的基础上，继续搜集整理了嘉峪关新城河西走廊中部及其他地区公布考古信息相对完整的29座魏晋墓遗存。现将其中公布有剖面图和窟顶仰视图的墓室一同整合至表1中，与十个莫高窟覆斗形顶一起继续作比较{1}。
通过表1比对，首先若就覆斗顶整体形制而言，从剖面图可以明显看出十六国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与魏晋墓砖顶形制在四披形态方面仍存在差别。魏晋砖室墓顶部四面斜坡都有明显的弧度，有的近似抛物线，有的近似悬链线、圆弧线。在较早的考古报告中对这些不同样态的四面披的称呼也有些混乱，一些有弧度的四面披有时被称作穹隆顶，有时又被称作覆斗顶。例如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在敦煌进行考古实习整理的报告中，清理了1982年敦煌县博物馆清理的敦煌新店台墓地的46座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和同时期祁家湾的一座墓葬，在其统计表格中注明“覆斗顶”的墓葬15座{2}，但是在统计为“覆斗顶”的墓葬中编号为76DQM3的一座砖室墓在报告正文中又被称为“穹隆形顶”（图3）[15]。迄今考古报告公布信息较完整的29座河西地区魏晋砖室墓中，墓室剖面图显示墓顶四披呈平直状的仅有5座：2015年发掘的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三期M21，敦煌祁家湾M209[14]12，敦煌佛爷庙湾M118[13]30，敦煌佛爷庙湾M61[16]，甘肃玉门官庄魏晋墓2003GYGM2{3};还有一座甘肃玉门白土良发掘的汉晋墓M8，其“墓室顶呈不规则覆斗顶”[17];其余23座{4}中公布有较完整信息的墓室从其剖面示意图看出其顶部皆呈明显弧度（表1）。然而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敦煌莫高窟覆斗顶窟中，除了一座覆斗顶窟即第438窟四披有些许弧度外，其余洞窟窟顶四披均呈平直样态（表1）。
若就顶部中央的设置而言，晋墓内顶部与十六国北朝莫高窟覆斗顶部差异更大：十六国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央由方井抹角叠置而成的藻井形制，在以上魏晋墓葬实存中均未见到。在墓室仰视图中看出魏晋砖室墓顶部中央多是用一块方形花砖嵌入顶部与四披平齐相接，无凹陷状，无方井抹角叠置形态。晋墓考古遗存中发现的这种将绘有不同图案的方形花砖用于墓顶中央封顶的情况（图4），或许可以视为对木构建筑屋顶中的普通天花的模仿，但是并不能等同于敦煌莫高窟中模仿偏重仪式的方井抹角叠置藻井形制。虽然有一些魏晋墓室的顶部方砖内最常见的图案是如图4中所示的莲花状图案，但是也有其他仙禽异兽等纹样的，实地观察到的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央的藻井内也并非都是可以完全确定为莲花纹样的。因此，这里也无法认同过去凭借莲花图案连接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与魏晋砖石墓墓顶的做法。总之，统观十六国北朝莫高窟中的覆斗形顶，中央设置方井抹角叠置藻井是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标志性特征，若要较客观地追溯北朝莫高窟覆斗顶形制的渊源还需特别留意这一形态特征。而缺失这一特殊形态的魏晋墓顶还难以和莫高窟覆斗顶建立直接的渊源关系。 二 莫高窟十六国至北朝覆斗形顶之
西域渊源说
关于十六国北朝莫高窟中覆斗顶中央的这一方井抹角叠置藻井，赵声良先生《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一书中曾给予过关注，指出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形制在龟兹地区“克孜尔石窟出现较多，以第272窟为代表的敦煌早期的这一藻井形式当来自龟兹石窟的影响”[18]。根据当前考古资料显示，克孜尔石窟中的顶部形制严格来说仍与莫高窟的有所不同：克孜尔存有叠涩式顶的第160{1}、165{2}、167、227{3}、207窟{4}中（图5—7），所谓的叠涩式屋顶样式实际为多层方格叠涩构成整个窟顶，叠置层数至少五层。这不同于十六国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央普遍为三层{5}方井抹角叠置而成，另在四围设置平直斜坡的窟顶形制。就覆斗顶细部建造形制而言，莫高窟覆斗顶似乎并未完全接受克孜尔一系石窟的影响，尚不能轻易断定其间存在前后渊源关系。
这种有类似叠涩形态的窟顶形制，赵声良还指出了在更大范围内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推测其最早源于西亚和中亚的宫殿建筑，比如巴米扬石窟{6}和印度寺院建筑。王洁教授给出的中亚宫殿建筑中的叠涩式藻井的例子[7]55是时代约为公元前2—3世纪的帕提亚（Parthian Nisa）王朝的尼萨（Turkmenistan-Ashgabat Nisa fortress）{7}宫殿，称其遗址中有类似藻井结构[10]23。原址今已不见这种藻井的痕迹，只有在俄国考古学家V.N.Pilipko留下的复原图中可见其顶部至少五层的叠涩式结构（图8）。胡素馨（Sarah E.Fraser）教授也在巴基斯坦的巴尔蒂特堡（Baltit Fort）内发现这种屋顶样式实例（图9），屋顶整体是叠置而成，不设置平直的四披斜坡，从外部看去则呈平顶状（图10）;其建成年代大概在9世纪左右。此外，斯坦因于1906—1908年间考察马斯图吉时，也在米拉格拉木建于距当时60多年前的的奥拜都拉汗（Obaidullah Khan）家宅大厅中发现当地仍保留着这种多层叠涩式屋顶形态（图11）[19]。据斯坦因观察这种屋顶形制在从克什米尔到巴米扬地区的古代寺庙中也存在[20]，只不过是用砖石砌筑而成。这种多层叠涩式屋顶形制的建筑在今巴基斯坦一些地区的民居中还可见到。
以上实物遗存显示，龟兹地区的佛教石窟中多层抹角叠置而无平整斜坡四披的屋顶形制，确有中亚一带地面砖石传统建筑原型存在;然而十六国北朝的莫高窟覆斗顶是由中央三层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构件再结合四周更大面积的四披斜坡构成，与前者尚有区别，当是模仿中国汉地传统的另一种木构建筑{1}原型，这两种屋顶建筑样式并不能贸然合并。从实物遗存中可以看到两者的确都用到叠置的构筑方法，然最终成形的屋顶样态仍有区别：克孜尔石窟和尼萨宫殿顶部完全用这种抹角叠置的方法构筑整个屋顶;莫高窟十六国北朝覆斗顶只是由三层方井抹角叠置在顶部中心部位，又在方井周围设置更大面积的斜面四披，形成一种类似中国传统汉地木构建筑附带藻井构件的特殊屋顶形制。虽然两者都使用了叠置的构筑方式，但只是在各自的轨道内平行发展，遵循着各自的建造惯例，最后生成相似却并不相同的屋顶形态。鉴于两者的这一差别，在此仍然有必要继续探寻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莫高窟覆斗顶形制更接近的实物遗存。
限于当时掌握的考古资料，赵氏曾认为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形制“在中国较早出现于东汉墓室顶部，但并不普遍”[18]66，仅举出当时考古发现较早的两例有藻井的考古遗存实例[7]55：山东济宁一座东汉墓葬的后室[21]，魏晋时期高句丽墓葬集安长川一号墓室。据考古报告显示，集安长川一号墓的顶部中央并非是与北朝莫高窟覆斗顶中央一致的方井抹角叠置的藻井，而是在顶心方形内有两道十字交叉的对角线划成的四个等边三角形，并在南北两侧的三角形内各绘一组星座，东西两边的三角形内各绘日象和月象[22]。山东济宁发现的那座东汉墓确实有很多可与莫高窟覆斗顶类比的特征，这就鼓舞着我们去汉墓中做进一步的爬梳工作。幸运的是在已披露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到中国地域范围内汉代以来的崖墓洞室中还存有大量与十六国北朝时期莫高窟覆斗顶更相似的构造，下文即将对此作一初步的整理和讨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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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4-14
作者简介：段媛媛（1988- ），女，陕西省咸阳市人，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古艺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