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家族的文人气息

　　上世纪40年代初，时局动荡，葛康俞和陈独秀一同避难四川江津。陈独秀是葛康俞之妻的舅舅，一直以来关系密切，葛康俞经常去看望花甲之年的陈独秀，两人高谈阔论。聊到兴处，陈独秀曾录了一首诗送给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葛康俞痛切地为其墓碑亲自手书“独秀陈先生之墓”七个大字。之后，在抗战的炮火中，最初在陈独秀影响下开始研习书画的葛康俞，在江津潜心完成了艺术史论著《据几曾看》。1952年，年仅41岁的葛康俞也跟随陈独秀而去。
　　在半个多世纪后的香港，葛亮经常会想起葛康俞的这段经历，葛康俞和陈独秀正是他的祖父和太舅公。除了陈独秀，葛康俞还有一个著名的表兄弟，也就是葛亮的表叔公—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
　　如今，葛亮作为青年小说家已声名鹊起，很多人谈到他时都津津乐道于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家世。在葛亮的简介中通常写着“原籍南京，现居香港”，实际上他的祖籍是安徽安庆，葛、陈、邓正是安庆的三大家族。这种祖辈的渊源让年轻的葛亮散发出一种难得的古典文人气息。
　　由于祖父英年早逝，葛亮对他的印象更多是从父亲那里得来。同样有着士子之风的父亲对他的切身影响更大，带他听昆曲、逛画廊、淘古书，指导他阅读古代笔记、俄国小说，给他讲祖父的故事。而他后来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带着敬仰和向往，穿越时代，像一条逆流而上的河流抵达祖父。
　　某种意义上，葛亮的确把祖父作为源泉，视为他为人为文的一个尺度。祖父作为离他最近的历史身影，使民国也变得有温度。他曾说，祖父给他最大的影响，是祖父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他很喜欢的，不是所谓的民国风月，而是那个时代的人。
　　“虽然有些事情是我祖父身后的事情，但我仍能感受到他和友人之间的交往，是十分深厚的，不是一时一地，真的是一辈子的朋友。”葛亮说，十年前祖父遗著《据几曾看》的出版，就是祖父的好朋友王世襄一手促成的。多年来，《据几曾看》在国内出版遇到难度，因为葛康俞当时品评过的很多书画真迹，1949年都被运往台湾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了。出版这本书，涉及到图片使用版权的问题。后来王世襄亲自跟台北故宫交涉，花了大量精力才使这套书顺利出版，“可以说是王爷爷玉成了此事”。
　　葛亮也经常会翻阅祖父的手稿，包括他和朋友、同仁之间的一些信札。葛康俞的手稿是那种清晰的颜体小楷，祖父那种独立于时代之外的认真，或者说对自己文字的珍视，让葛亮觉得特别不容易。
　　“我的写作实际上比他容易得多，为什么不可以多花点时间去做呢？”

迷恋历史掌故

　　今年8月18日上午，在第二届南方国际文学周的佛山主会场上，葛亮刚刚举办完新作《浣熊》的发布会，并与阎连科进行了一番对谈。初次见面，葛亮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快言细语、温文尔雅的人，显得非常有礼貌、有教养。
　　谈话是从《世说新语》开始的，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我很喜欢那种节制的叙事方式、经典的叙事态度，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人性和事物最本质、最内核的部分，对我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
　　葛亮说，他喜欢读的还有《东京梦华录》、《阅微草堂笔记》等。对笔记文学的深入，给了他两大影响：一是对人物的勾勒，二是在写作涉及到历史背景的小说时，非常重视掌故感。
　　葛亮有一种对旧事物的迷恋，这种掌故感，就和历史、文人传统息息相关。相对于现实，他更喜欢书写历史，特别是民国。因为民国虽然也进入到了一个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但仍保留很多完整的传统的东西，保留了一种中国风骨。这种风骨在今天已经慢慢剥落。而如果纯写古典的东西，似乎和现在的读者又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在写作题材上，葛亮觉得民国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在聊 《浣熊》之前，他谈到正在写作的一个长篇小说，讲的是民国时期一个士绅家族和一个民族资本家家族联姻的故事。在这条主线中，涉及诸多社会风貌、历史人物。比如写到当时的北伐，涉及一系列军阀之间的争斗，包括奉系、直鲁联军和北伐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会提到一些具体的历史人物。最近他的小说写到一个部分，关于当时主要盘踞在天津的一个军阀褚玉璞，写到关于他的很多故事。
　　“我就想怎么从一个当下年轻人的角度去再现一个历史人物？这种掌故感能够帮助我比较快地进入到历史的情境中间去，去把握他作为一个人物的精髓。”葛亮说，有时候一个人物被书写或述说得太多，多多少少会对后人的诠释产生影响，而他自己对掌故感的迷恋，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他写作或诠释上的独立性。
　　而这种写作的难处在于，不得不考虑人物的真实性和虚构之间的非常微妙的制衡，同时还得做许多案头工作和与素材相关的访谈，以示对历史的尊重。
　　但作为一个小说家，葛亮看重的仍是对历史诠释的态度，是写作的“真切”，而非“真实”。“我总觉得推动历史是非常神秘的事情，希望通过我这种方式去找寻到这种神秘感的蛛丝马迹。历史是过去的现实，这是我现在的写作态度。”
　　就像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中，虽然会出现天津、上海、北京、大连等真实城市的名字，但他虚构了小说中的主要地点，一个位于中国南北交界处的城市—“襄城”， 因为他不想让小说的细节被束缚住。

一座走钢丝的城市

　　过去，葛亮几乎没有虚构过小说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在他已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中，故事背景主要就是南京和香港。前者是他出生和成长的故乡，后者是他成年后求学和生活至今的容身地。他把这两座城市分别称为“家城”和“我城”。 　　葛亮曾多番书写南京的六朝烟雨，尤其是长篇小说《朱雀》获得诸多好评。莫言评价说：“葛亮是具有超人禀赋和良好训练的青年才俊，《朱雀》是兼有人文地理和灵魂拷问的新型小说。他像写自家的家园一样写出了一个他的南京，他像写自己的亲朋一样写出了众多的人物。”
　　葛亮是在香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南京的，而近在咫尺的香港在他笔下却刚刚开始。作为他第一部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作品，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浣熊》成为葛亮在创作上新的开拓。那些不时插入的粤语方言、香港地名和风俗，在富有质感的文字中带着特有的鲜活感陡然跳跃着。
　　正如苏童所说，“这一次，葛亮转过身来，目光正对香港。繁华世界里，人心的秘密与万家灯火捉迷藏，葛亮告诉我们，所有的秘密，其实都通往孤独之门。”
　　南京和香港，这两座不同的城市，让葛亮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气味。葛亮特别强调一个城市的气味，因为它会决定作者叙述的状态和书写的方式。
　　对葛亮来说，南京古典、缓慢，写这座六朝古都无法跳出对历史元素的再现，所以《朱雀》的时间跨度达70年，从民国30年到千禧年，其文字也更古典，被批评家认为是“新古典主义”。而香港现代、迅捷、多元而又光怪陆离，所以《浣熊》的行文更加简洁、跳脱，更多的是一种空间的碰撞。
　　对葛亮来说，南京是故乡，会让他的写作获得一种天然的自信，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麻木感，因此在《朱雀》里，他让一个从苏格兰到南京留学的华裔青年作为线索人物，以一种外来的陌生力量去撞击司空见惯。而在香港写南京，也会有一种抽离感，让他有一个躬身反照的机会去观看南京。
　　香港却涉及到另外一个“身份”问题：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既非生长于斯，也不是过客。因此他写香港的态度更加审慎，必须选取一个最合适的角度。不同于张爱玲以一个过客心态和文化俯视眼光写作《传奇》—“给上海人写的香港的故事”，葛亮希望自己站在一个抛却先验和文化成见的立场来表达这座城市。
　　“香港是充满相遇的城市。它在上世纪30年代扮演的就是东方卡萨布兰卡的角色。很多人到了香港，是把它作为人生过往的驿站，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造成了不同人群的汇集，呈现出一种混杂性的特征，焕发出一种自发向上的生命力。”葛亮说。
　　因此，“相遇”是这本小说的关健词，主要篇目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比如脱胎于新闻事件的《猴子》，写一只从动植物园里逃出来的红颊黑猿和不同的人相遇的故事，它突然的侵入，让一些人生命中麻木的状态被打破，本相哗然而出。“这个过程是苦痛的。”而他以动物作为书名和篇名，就是为了表达对“动物都市”这一主题的关注。
　　“浣熊”是2008年过境香港的一场台风，这篇小说描写了一对普通人在非常状态下的非常匆促的相遇。“每个人都行走在钢丝上，这就是这座城市的状态。”葛亮说，他们就像《浣熊》里的主人公，有各自的布局、心事和无奈，又不得不以另外一种方式示人，去扮演他们的角色，所以“浣熊”成为一个契机，让他们相遇，最后改变了他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