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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生不是国内第一个办火柴厂的人，可他生产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根安全火柴，并点亮了大半个中国。
【人物档案】
刘鸿生（1888～1956），中国近代实业家。名克定，祖籍浙江定海。1888年6月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清末为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刘鸿生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被称为“煤炭大王”。此后，刘鸿生将其资本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实业。1920年起陆续创办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企业，还投资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到1931年投资额已达740余万元，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抗日战争时期，又投资创办了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公司等，任重庆国民政府火柴专卖公司（后改火柴烟草专卖局）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轮船招商局理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鸿生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职。
刘鸿生不是国内第一个办火柴厂的人，可他生产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根安全火柴，并点亮了大半个中国。他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火柴工厂的创办者，是那个时期少见的实业巨子，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
鸿生火柴诞生
刘鸿生13岁进入圣约翰中学，17岁进入圣约翰大学，他有一个英文名字O.S.Lien，大二时因为拒绝接受校方做牧师的安排，被迫离开圣约翰大学。刘鸿生被母校除名，未及毕业就踏上社会，从开滦煤矿驻上海的推销员起步，最后在企业界大放光彩。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28年，母校成立校董会，他欣然出任第一届主席。次年，母校50周年校庆，他发起隆重庆祝，并捐款四万五千两银子建造“交谊室”，作为师生联谊之用。这幢楼现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内，仍叫“交谊楼”。门口的牌子说明，这是人民解放军进上海的第一宿营地。就是1929年12月14日，校董会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20年，刘鸿生32岁，已在煤炭营销上掘得第一桶金，决定投资办企业。最终，他选择了火柴业。刘鸿生认为，火柴是日用必需品，对国计民生的关系很大，单价虽小，但稍稍一加价，小钱就可以变成大钱。同时，火柴投资资金少、风险小，而且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靠手工劳动，办起来比较容易。并且，1919年，苏北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而火柴厂是劳动密集的手工业，可安置大批难民。
此外，刘鸿生办火柴厂还有一个内心情结，他的妻子叶素贞是燮昌火柴厂老板叶世恭的女儿。他们相恋时，刘鸿生尚未发迹，只是一个煤炭跑街，岳父不同意，后来，由于叶小姐坚持，婚事才没有告吹。他曾对妻子说：“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办起一家火柴厂，把他老头的燮昌火柴厂打倒！”
由于推销煤炭的关系，刘鸿生与苏州电灯厂的老板蒉敏伯有深交，厂基就选在挨近上海、水陆交通便利的苏州。1920年，刘鸿生的“鸿生火柴厂”在苏州成立，定名为华商鸿生火柴无限公司。
与洋火对抗
很难想象，一根小小的火柴能折磨中国人大半个世纪。用火石、火镰费力地取火多年后，19世纪，中国人开始使用从欧洲传来的火柴，并把这神奇的事物称作“洋火”。
那时，火柴市场上的主要对手是瑞典火柴、日本火柴。瑞典的火柴大王柯洛克吞并欧洲各国火柴厂，形成了世界火柴业的托拉斯，1926年就想收购包括鸿生火柴在内的中国火柴企业。他们带着战胜日本火柴的余威，将27个牌子的火柴在中国市场跌价倾销，要压跨中国新兴的火柴业。而中国人办了不下1000家火柴厂，却因为容易自燃，又有毒性，很难与瑞典“凤凰”、日本“猴子”这些洋品牌竞争。
起初，刘鸿生的火柴与别家的火柴没什么区别，一盒火柴不等用完就受潮了，火柴头不等划就掉了，被用户称为“烂糊火柴”。
这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上海小开”，于是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化学资料，还亲自渡洋外出考察，以每月1000银元的高薪，聘归国的化学博士。
经过半年多试验，火柴头受潮的问题得以解决。而火柴的质量，则是通过花巨资购买进口机器提高的。5年后，“鸿生”牌火柴因为头大、发火快、火苗白，而且很安全，成了当时的名牌产品。
老板刘鸿生还突发奇想，把上海滩当红影星吕澹如的画像搬上火柴盒，推出“美丽牌”配烟火柴，大受欢迎，带这个头像的火柴盒，已经成了非常珍贵的藏品。
垄断中国市场多年的瑞典人很不服气，拟用1500万元贷款，换取中国火柴专利权50年。1929年6月27日的《申报》报道，就为中国火柴业数百万人的生计而担忧。
对这一天的到来，刘鸿生是有心理准备。从1928年8月起，他就向中华、荧昌几家火柴厂建议合并：一、可以减少对内竞争，以免自相残杀；二、可以调剂出产数量，供求合适；三、各种经费可以通盘筹算，最合经济原则；四、订购大宗原料，可以节省给洋行的佣金，还可以低价；五、规模扩大，可以请专门技师，改良产品，与外国货竞争；六、实力更强，可以逐渐改进，前途光明。但一直都没得到积极回应。
为了反抗，刘鸿生发起《告火柴同业书》，再度号召同行合并，一致对外。52家火柴厂成立全国同业联合会，1930年，“鸿生”与几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在公司95504股中拥有26633股，占27.88%，加上他弟弟刘吉生的1611股也仅占29.57%，但他在股东大会上被高票选为11个董事之一，又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
刘鸿生之所以热衷于合并，一方面是增强对外竞争的力量，避免同业相残，另外，他也有控制东南火柴市场的雄心。“大中华”随后又合并、购买了其他火柴厂，年产量达到20万箱，占了全国火柴出品约四分之一。
而这些做法，挽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火柴业。
几年后，在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上，大中华火柴公司的火花赫然在列。小火柴引发10年之久的商战终于结束。大中华火柴畅销中国半壁江山，打破了“洋火”一统天下的局面。
刘鸿生在给儿子的信中透露心迹：“我的宿愿想把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业归并在一个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我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你们知道，人们常常称我为‘火柴大王’。……我这种努力并非出于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我对这一个别行业的观点，同样地也可以实行于我们所经营的其他行业。”
“托拉斯梦想”
刘鸿生的火柴主要是与瑞典的“凤凰”、日本的“猴子”竞争。刘鸿生的儿子说，父亲以合并国产火柴企业，搞产销联营的方法缚住了“凤凰”的翅膀，捆住了“猴子”的手脚。
而火柴也划亮了刘鸿生的“托拉斯梦想”。他说：“我的全部理想，就是希望把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在儿子刘念智看来，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
是的，刘鸿生永远都不会满足，并信奉“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随时都在设法创造新的企业，并不是他办的企业都能盈利，给他增加财富的往往是商业而不是工业，然而他办实业的雄心始终不减。他的“刘鸿记”账房负责人说：“我们的老板不能听说帐上有十万现款，假如有，他一定不肯让其永远存在账房里，他总要想个方法将它使用出去。”
这个不肯把钱放在银行的冒险家，此后又创办了水泥厂，生产“象”牌水泥，与北方启新公司的“马”牌、日本的“龙”牌之间展开角逐，最后他也是联“马”制“龙”。上海华商水泥厂在龙华，高高的烟囱，正好和霞飞路上刘公馆的楼房遥遥相对，工厂投产之后，他每天清晨必要登到四楼顶，向厂里了望一番，风雨寒暑都是如此，他要看看工厂的烟囱是否冒烟？冒的是黑烟还是白烟？如果冒的是黑烟，，刘鸿生便知道是窑中空气不足，煤炭没有充分燃烧，他就会下楼抓起话筒，大喊：“我是刘公馆，告诉你：厂里的黑龙在升天了！”然后他才安心地去吃早餐。
其实，刘鸿生的兴趣不仅在火柴、水泥，到抗战前夕，他的事业至少横跨10个行业，这其中包括了银行业。之所以自办银行，是因为办企业过程中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尝过被债主苦苦相逼的滋味，后来是银行家徐新六雪中送炭，帮其渡过难关，他在感激之余，认为工业非有一个供应工业资金的机构不可。在银行家陈光甫、徐新龙、张公权等人的帮助下，刘鸿生才创办了这家中国企业银行。
整个20世纪20年代，刘鸿生在不停地投资，兴趣也越来越广泛，1926年，刘鸿生对各项事业的投资额已达到三百多万元，在华商上海水泥公司、鸿生火柴公司、裕生火柴公司、义兴泰码头公司、煤业公栈、柳江煤矿铁路公司等企业中享有完全或大部分控股权。1927年，刘鸿生与银行家陈光甫合组了大华保险公司。
在事业的鼎盛期，他曾以86万两银子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了一幢八层楼的办公大楼，取名“企业大楼”，将他的企业集中在这幢楼里办公。一层是中国企业银行，二层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他本人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记帐房、刘氏其他的中小企业，七层是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务室等，为了便于集中管理，他干脆把自己的公馆搬到了8层。在上海，他的豪华洋房有100多个房间，附带5个草坪网球场。他有6个保镖，宋子文、杜月笙都曾是他的座上客，他被称为黑与红的“流氓大亨”。
不过，这位大亨从没忘记自己是个商人。他“处处为用户着想”，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价格、信守诺言，为用户排忧解难。
最大的赌注
熟悉刘鸿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很苦干的人，每天早上八点就到企业了，吃完早饭就开始办公。抗日战争也没有打断他的企业梦，他继续在香港办厂，在西南办厂，甚至把他的厂办到了大西北。张公权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工业，外国人来看，问化学，非找范旭东不可，问毛纺厂，那就非找刘鸿生不可。”在上海，他就办过章华毛纺厂，他将四百吨机器设备内迁，在重庆办起了中国毛纺厂，一个月可以生产三万套毛呢制服，他曾用三个月时间生产十万套毛呢军服捐赠给十万青年军。为了解决原料供应，他创立了西北洗毛厂，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建起了新的西北毛纺织厂，“他与交通银行，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贸易委员会合组的西北毛织厂，对于西北的羊毛起了本质的改进作用。一方面洗毛专供外销，一方面织毛，扩大人民的服装用品”。
在上海，1935年，他的企业遭遇过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他向宋子文求助。希望在中国银行抵押贷款，以渡过难关。宋子文问他用什么作抵押？他说：“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的回答是：“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这件事曾深深地刺痛了他。到重庆办中国毛纺厂，有机器，无资金，几次三番向孔祥熙要求财政部借款，每个星期一早上9点他必去孔公馆，奔走了几个月，孔最后开出了很苛刻的条件。刘鸿生对儿子刘念智发牢骚说：“照他们的条件，我们刘家所有的资产等于白白地奉送给他们。我们将变成微不足道的小股东，将丧失一切经营管理权。我这个总经理将变成他们的小伙计了！”
中国毛纺织厂的资本400万，分4万股，他只占5000股。建厂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章华输送的，其中技工就有62人。办西北毛纺织厂，产品销路、原料供应都有问题，周转资金困难，经常要找杜月笙、钱新之等人垫款支持，他们看到无利可图，有时会和他争吵。这些不愉快的经历都在他心头埋下了阴影。
1947年10月，经过企业界多年的争取，“工业会法”正式颁布。1948年11月，“中国工业总会”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省市的工业会、各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共派出了154位代表，火柴业、棉纺业、营造建筑业、面粉业、电工器材业、水泥业、丝织业、制药业、造纸业、酒精工业、电气工业、机器工业、橡胶工业、金属品冶制业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几乎都到场了。当时有五个人有意竞争理事长的位置，吴蕴初、刘鸿生、陶桂林、潘仰山、李烛尘，其中最有竞争的是吴蕴初、刘鸿生，国民党方面想推出的人选却是陈蔼士。在15个常务理事中得票最高的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作为企业家的他，那一刻达到了一生的颠峰，尽管当时他的企业面临着种种危机，未来怎么样，他心里实在没有底。
1949年，刘鸿生到了香港，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上海，共产党对于他还是陌生的，而他吃够了宋子文、孔祥熙这些人的苦头，对他们的那一套刻骨铭心。当上海方面动员他回去，保证一切照旧，他动心了。他动身前，朋友劝他：“你这次决定，未免冒险一点，还是再观察一段时日再定，比较恰当。”他用半认真、半说笑的态度，说：“做大生意好像大赌博，我自信一生运气不错，逢赌必胜，这次，我决定下一大赌注。”
1956年，他创办的所有企业都已公私合营，无须他操心了，他在世上已无念想。临终前夜，他对心爱的四儿念智说：“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这是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番话。
2006年，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造访了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一名学者，希望能够为中国近代富豪做一个财富榜。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个榜单很难做，但如果一定要给实业家们单独做一个榜单，刘鸿生可以排进前五。”（编辑/王薇）
【人物档案】
刘鸿生（1888～1956），中国近代实业家。名克定，祖籍浙江定海。1888年6月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清末为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刘鸿生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被称为“煤炭大王”。此后，刘鸿生将其资本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实业。1920年起陆续创办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企业，还投资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到1931年投资额已达740余万元，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抗日战争时期，又投资创办了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公司等，任重庆国民政府火柴专卖公司（后改火柴烟草专卖局）总经理。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轮船招商局理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鸿生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职。
刘鸿生不是国内第一个办火柴厂的人，可他生产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根安全火柴，并点亮了大半个中国。他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火柴工厂的创办者，是那个时期少见的实业巨子，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
鸿生火柴诞生
刘鸿生13岁进入圣约翰中学，17岁进入圣约翰大学，他有一个英文名字O.S.Lien，大二时因为拒绝接受校方做牧师的安排，被迫离开圣约翰大学。刘鸿生被母校除名，未及毕业就踏上社会，从开滦煤矿驻上海的推销员起步，最后在企业界大放光彩。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28年，母校成立校董会，他欣然出任第一届主席。次年，母校50周年校庆，他发起隆重庆祝，并捐款四万五千两银子建造“交谊室”，作为师生联谊之用。这幢楼现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内，仍叫“交谊楼”。门口的牌子说明，这是人民解放军进上海的第一宿营地。就是1929年12月14日，校董会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20年，刘鸿生32岁，已在煤炭营销上掘得第一桶金，决定投资办企业。最终，他选择了火柴业。刘鸿生认为，火柴是日用必需品，对国计民生的关系很大，单价虽小，但稍稍一加价，小钱就可以变成大钱。同时，火柴投资资金少、风险小，而且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靠手工劳动，办起来比较容易。并且，1919年，苏北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而火柴厂是劳动密集的手工业，可安置大批难民。
此外，刘鸿生办火柴厂还有一个内心情结，他的妻子叶素贞是燮昌火柴厂老板叶世恭的女儿。他们相恋时，刘鸿生尚未发迹，只是一个煤炭跑街，岳父不同意，后来，由于叶小姐坚持，婚事才没有告吹。他曾对妻子说：“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办起一家火柴厂，把他老头的燮昌火柴厂打倒！”
由于推销煤炭的关系，刘鸿生与苏州电灯厂的老板蒉敏伯有深交，厂基就选在挨近上海、水陆交通便利的苏州。1920年，刘鸿生的“鸿生火柴厂”在苏州成立，定名为华商鸿生火柴无限公司。
与洋火对抗
很难想象，一根小小的火柴能折磨中国人大半个世纪。用火石、火镰费力地取火多年后，19世纪，中国人开始使用从欧洲传来的火柴，并把这神奇的事物称作“洋火”。
那时，火柴市场上的主要对手是瑞典火柴、日本火柴。瑞典的火柴大王柯洛克吞并欧洲各国火柴厂，形成了世界火柴业的托拉斯，1926年就想收购包括鸿生火柴在内的中国火柴企业。他们带着战胜日本火柴的余威，将27个牌子的火柴在中国市场跌价倾销，要压跨中国新兴的火柴业。而中国人办了不下1000家火柴厂，却因为容易自燃，又有毒性，很难与瑞典“凤凰”、日本“猴子”这些洋品牌竞争。
起初，刘鸿生的火柴与别家的火柴没什么区别，一盒火柴不等用完就受潮了，火柴头不等划就掉了，被用户称为“烂糊火柴”。
这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上海小开”，于是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化学资料，还亲自渡洋外出考察，以每月1000银元的高薪，聘归国的化学博士。
经过半年多试验，火柴头受潮的问题得以解决。而火柴的质量，则是通过花巨资购买进口机器提高的。5年后，“鸿生”牌火柴因为头大、发火快、火苗白，而且很安全，成了当时的名牌产品。
老板刘鸿生还突发奇想，把上海滩当红影星吕澹如的画像搬上火柴盒，推出“美丽牌”配烟火柴，大受欢迎，带这个头像的火柴盒，已经成了非常珍贵的藏品。
垄断中国市场多年的瑞典人很不服气，拟用1500万元贷款，换取中国火柴专利权50年。1929年6月27日的《申报》报道，就为中国火柴业数百万人的生计而担忧。
对这一天的到来，刘鸿生是有心理准备。从1928年8月起，他就向中华、荧昌几家火柴厂建议合并：一、可以减少对内竞争，以免自相残杀；二、可以调剂出产数量，供求合适；三、各种经费可以通盘筹算，最合经济原则；四、订购大宗原料，可以节省给洋行的佣金，还可以低价；五、规模扩大，可以请专门技师，改良产品，与外国货竞争；六、实力更强，可以逐渐改进，前途光明。但一直都没得到积极回应。
为了反抗，刘鸿生发起《告火柴同业书》，再度号召同行合并，一致对外。52家火柴厂成立全国同业联合会，1930年，“鸿生”与几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在公司95504股中拥有26633股，占27.88%，加上他弟弟刘吉生的1611股也仅占29.57%，但他在股东大会上被高票选为11个董事之一，又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
刘鸿生之所以热衷于合并，一方面是增强对外竞争的力量，避免同业相残，另外，他也有控制东南火柴市场的雄心。“大中华”随后又合并、购买了其他火柴厂，年产量达到20万箱，占了全国火柴出品约四分之一。
而这些做法，挽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火柴业。
几年后，在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上，大中华火柴公司的火花赫然在列。小火柴引发10年之久的商战终于结束。大中华火柴畅销中国半壁江山，打破了“洋火”一统天下的局面。
刘鸿生在给儿子的信中透露心迹：“我的宿愿想把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业归并在一个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我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你们知道，人们常常称我为‘火柴大王’。……我这种努力并非出于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我对这一个别行业的观点，同样地也可以实行于我们所经营的其他行业。”
“托拉斯梦想”
刘鸿生的火柴主要是与瑞典的“凤凰”、日本的“猴子”竞争。刘鸿生的儿子说，父亲以合并国产火柴企业，搞产销联营的方法缚住了“凤凰”的翅膀，捆住了“猴子”的手脚。
而火柴也划亮了刘鸿生的“托拉斯梦想”。他说：“我的全部理想，就是希望把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在儿子刘念智看来，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
是的，刘鸿生永远都不会满足，并信奉“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随时都在设法创造新的企业，并不是他办的企业都能盈利，给他增加财富的往往是商业而不是工业，然而他办实业的雄心始终不减。他的“刘鸿记”账房负责人说：“我们的老板不能听说帐上有十万现款，假如有，他一定不肯让其永远存在账房里，他总要想个方法将它使用出去。”
这个不肯把钱放在银行的冒险家，此后又创办了水泥厂，生产“象”牌水泥，与北方启新公司的“马”牌、日本的“龙”牌之间展开角逐，最后他也是联“马”制“龙”。上海华商水泥厂在龙华，高高的烟囱，正好和霞飞路上刘公馆的楼房遥遥相对，工厂投产之后，他每天清晨必要登到四楼顶，向厂里了望一番，风雨寒暑都是如此，他要看看工厂的烟囱是否冒烟？冒的是黑烟还是白烟？如果冒的是黑烟，，刘鸿生便知道是窑中空气不足，煤炭没有充分燃烧，他就会下楼抓起话筒，大喊：“我是刘公馆，告诉你：厂里的黑龙在升天了！”然后他才安心地去吃早餐。
其实，刘鸿生的兴趣不仅在火柴、水泥，到抗战前夕，他的事业至少横跨10个行业，这其中包括了银行业。之所以自办银行，是因为办企业过程中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尝过被债主苦苦相逼的滋味，后来是银行家徐新六雪中送炭，帮其渡过难关，他在感激之余，认为工业非有一个供应工业资金的机构不可。在银行家陈光甫、徐新龙、张公权等人的帮助下，刘鸿生才创办了这家中国企业银行。
整个20世纪20年代，刘鸿生在不停地投资，兴趣也越来越广泛，1926年，刘鸿生对各项事业的投资额已达到三百多万元，在华商上海水泥公司、鸿生火柴公司、裕生火柴公司、义兴泰码头公司、煤业公栈、柳江煤矿铁路公司等企业中享有完全或大部分控股权。1927年，刘鸿生与银行家陈光甫合组了大华保险公司。
在事业的鼎盛期，他曾以86万两银子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了一幢八层楼的办公大楼，取名“企业大楼”，将他的企业集中在这幢楼里办公。一层是中国企业银行，二层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他本人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记帐房、刘氏其他的中小企业，七层是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务室等，为了便于集中管理，他干脆把自己的公馆搬到了8层。在上海，他的豪华洋房有100多个房间，附带5个草坪网球场。他有6个保镖，宋子文、杜月笙都曾是他的座上客，他被称为黑与红的“流氓大亨”。
不过，这位大亨从没忘记自己是个商人。他“处处为用户着想”，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价格、信守诺言，为用户排忧解难。
最大的赌注
熟悉刘鸿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很苦干的人，每天早上八点就到企业了，吃完早饭就开始办公。抗日战争也没有打断他的企业梦，他继续在香港办厂，在西南办厂，甚至把他的厂办到了大西北。张公权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工业，外国人来看，问化学，非找范旭东不可，问毛纺厂，那就非找刘鸿生不可。”在上海，他就办过章华毛纺厂，他将四百吨机器设备内迁，在重庆办起了中国毛纺厂，一个月可以生产三万套毛呢制服，他曾用三个月时间生产十万套毛呢军服捐赠给十万青年军。为了解决原料供应，他创立了西北洗毛厂，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建起了新的西北毛纺织厂，“他与交通银行，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贸易委员会合组的西北毛织厂，对于西北的羊毛起了本质的改进作用。一方面洗毛专供外销，一方面织毛，扩大人民的服装用品”。
在上海，1935年，他的企业遭遇过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他向宋子文求助。希望在中国银行抵押贷款，以渡过难关。宋子文问他用什么作抵押？他说：“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的回答是：“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这件事曾深深地刺痛了他。到重庆办中国毛纺厂，有机器，无资金，几次三番向孔祥熙要求财政部借款，每个星期一早上9点他必去孔公馆，奔走了几个月，孔最后开出了很苛刻的条件。刘鸿生对儿子刘念智发牢骚说：“照他们的条件，我们刘家所有的资产等于白白地奉送给他们。我们将变成微不足道的小股东，将丧失一切经营管理权。我这个总经理将变成他们的小伙计了！”
中国毛纺织厂的资本400万，分4万股，他只占5000股。建厂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章华输送的，其中技工就有62人。办西北毛纺织厂，产品销路、原料供应都有问题，周转资金困难，经常要找杜月笙、钱新之等人垫款支持，他们看到无利可图，有时会和他争吵。这些不愉快的经历都在他心头埋下了阴影。
1947年10月，经过企业界多年的争取，“工业会法”正式颁布。1948年11月，“中国工业总会”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省市的工业会、各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共派出了154位代表，火柴业、棉纺业、营造建筑业、面粉业、电工器材业、水泥业、丝织业、制药业、造纸业、酒精工业、电气工业、机器工业、橡胶工业、金属品冶制业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几乎都到场了。当时有五个人有意竞争理事长的位置，吴蕴初、刘鸿生、陶桂林、潘仰山、李烛尘，其中最有竞争的是吴蕴初、刘鸿生，国民党方面想推出的人选却是陈蔼士。在15个常务理事中得票最高的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作为企业家的他，那一刻达到了一生的颠峰，尽管当时他的企业面临着种种危机，未来怎么样，他心里实在没有底。
1949年，刘鸿生到了香港，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上海，共产党对于他还是陌生的，而他吃够了宋子文、孔祥熙这些人的苦头，对他们的那一套刻骨铭心。当上海方面动员他回去，保证一切照旧，他动心了。他动身前，朋友劝他：“你这次决定，未免冒险一点，还是再观察一段时日再定，比较恰当。”他用半认真、半说笑的态度，说：“做大生意好像大赌博，我自信一生运气不错，逢赌必胜，这次，我决定下一大赌注。”
1956年，他创办的所有企业都已公私合营，无须他操心了，他在世上已无念想。临终前夜，他对心爱的四儿念智说：“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这是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番话。
2006年，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造访了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一名学者，希望能够为中国近代富豪做一个财富榜。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个榜单很难做，但如果一定要给实业家们单独做一个榜单，刘鸿生可以排进前五。”（编辑/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