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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命运的事件，我父亲龙飞虎是亲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见证人。
飞机货舱里的乘客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出了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为主的代表团，赴西安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父亲在长征中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的科长，负责侦察，走在红一方面军的最前边，给很多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李克农，选调正在红军大学二科学习的我父亲龙飞虎和邱南章、龙家贵、杨家堡四个年轻的红军保卫干部去西安保卫周恩来的安全，我父亲任周恩来的警卫卫士组组长。李克农专门提出，要我父亲全权负责保护好周恩来副主席，寸步不离。
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到达延安机场，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已在等候，但飞机只能乘十个人，同机来接周恩来的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和飞行员已占了三个人，周恩来决定带我父亲和杨家堡两个警卫干部、译电员童小鹏乘飞机先到西安，让罗瑞卿等人次日乘汽车赶去西安。周恩来又问飞行员，可否多搭乘几个人，飞行员说，坐在机舱里不能保持平衡，但飞机头部行李舱是空的，可以多躺两个人，这样飞机就平衡了。看到大家正踌躇，不好确定谁躺到行李舱，我父亲和杨家堡自告奋勇躺到行李舱里。飞机飞行一个多小时后，在下午4点左右到达机场。下机后，童小鹏等人都兴奋地说着坐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的感受，我父亲这才明白跟货舱里的感觉不一样，就嘟囔着说：“这次可开了洋荤，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说得周恩来等人都不禁大笑起来。
“老”红军遇到新问题
我父亲一行跟着周恩来到西安后，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当晚，张学良在公馆设宴为周恩来洗尘接风。当张学良见到周恩来为谈判而剃掉了留了多年的大胡子时，直呼：“可惜！可惜！”张学良首先举杯欢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大计。周恩来举杯转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并祝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成功。这些小红军出身的随员可都是“土包子”，来西安的路上又饿了两天，在宴席上饭量很大，装饭的碗很小，一口一碗，忙坏了一旁的勤务兵。周恩来说：“你们这些娃娃，怎么这样吃，人家宴请呵！”我父亲这些年轻的“老”红军不懂有关的礼仪就回答：“红军娃娃不管这些！”周恩来只好说：“那你们自己装饭吧！”初到大城市的这些小红军们就这样懂得了吃饭也要有“规矩”。
周恩来在西安除了要见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也要接见、拜会各方人士。周恩来告诉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客人进屋后要帮着将客人的大衣、帽子挂到衣架上。第一次接待客人时，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等待客人脱大衣时嫌他们动作太慢，就在客人脱大衣时，从客人身后同时摘下了他们的礼帽，客人们吓了一跳。周副主席一边批评我父亲一边向客人们做解释，好在得到了客人们的谅解。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了解到统一战线工作中有关礼仪的重要性和程序。在以后的工作中，周恩来还陆续教给我父亲吃西餐等与工作有关的一些事宜。
有一次张学良陪周恩来吃饭，席间，张学良问周恩来：“这次能否派几个红军大学的学员到东北军帮助工作。”周恩来说：“我这次就带了这几个卫士。”张学良看着我父亲问：“你多大了？”“21了，老红军了！”我父亲挺着胸脯大声回答。张学良看着我父亲笑着说：“我看，还是个儿童团嘛！”大家全笑了起来。周恩来对张学良说：“都是红小鬼，上过井冈山，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我父亲听后心里暖暖的。
周副主席的操劳
我父亲等四人跟着罗瑞卿、杜理卿（许建国）到东北军政治部军警督察处和特务团协助工作，任侦察组组长兼西安市东南区区长。大家住在张学良公馆楼下，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共代表团首长的安全。军警督察处由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任处长，红军方面，罗瑞卿和杜理卿任科长，我父亲等任科员；军警督察处在西安城内权力很大，可任意出入茶馆、酒楼、戏院等各种场所检查，对开展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有利。他们也经常到南苑门“剿匪司令部”了解有无反共的情报。
西安城当时的环境十分复杂，城内遍布着军警宪特、各种帮派，还有日本特务。在解决西安事变这一个月当中，我父亲和战友们枪不离手，紧跟着周副主席会见了各界人士100多人。亲眼见到周副主席和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王若飞等领导是怎样夜以继日地在“主战派”“主和派”，以及各种持枪荷弹、形形色色的人之间斡旋。周副主席眼熬红了，嗓音哑了，鼻子常流鼻血。他常和衣而卧，鞋也不脱，即使十分疲劳仍以百倍精神完成党的任务。他还抽空向同志们讲解为什么不杀蒋介石（大家都很想杀了蒋介石，为牺牲的战友和死难乡亲们报仇），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统一战线”，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
我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多次跟随周副主席见他与宋美龄兄妹会谈，以及12月24日晚8点跟随周副主席与蒋介石谈话。蒋介石表示接受中共建议：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建议。
但是，12月25日下午3点多，张学良私送蒋介石回南京。据说，在机场蒋还对杨虎城一再表示：我以领袖人格保证，答应你们的条件保证实现。假如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
当得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一起回南京的消息后，我父亲又紧随周副主席赶到机场，但飞机已飞上了天。周副主席急得直跺脚并仰天长叹道：“汉卿啊，草率啊！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你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么！”仅仅几个小时后，刚离开西安的蒋介石立马就反悔了。蒋介石这样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对照我们共产党在当时虽然弱小，但为了全民族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顾大局弃前嫌、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的事实，让我父亲更加坚定了信念：跟共产党走是走对路了；而且要一直跟着共产党走
下去！
張学良私放蒋介石后，东北军中，以孙铭九为主的“少壮派”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制造了二二事件，致使东北军、西北军中“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骤然尖锐，西安城中风云突变、前途叵测、谣言四起。周副主席又在各派间晓之以理，与战友们一起，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两派之间的争斗。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我父亲和战友们圆满地完成保卫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其他领导安全的任务。我父亲穿着东北军少校副官的军服安全撤出西安，回到延安。（编辑 王世英）
作者：龙飞虎之女，原总政治部
直属工作部干部
飞机货舱里的乘客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出了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为主的代表团，赴西安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父亲在长征中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的科长，负责侦察，走在红一方面军的最前边，给很多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李克农，选调正在红军大学二科学习的我父亲龙飞虎和邱南章、龙家贵、杨家堡四个年轻的红军保卫干部去西安保卫周恩来的安全，我父亲任周恩来的警卫卫士组组长。李克农专门提出，要我父亲全权负责保护好周恩来副主席，寸步不离。
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到达延安机场，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已在等候，但飞机只能乘十个人，同机来接周恩来的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和飞行员已占了三个人，周恩来决定带我父亲和杨家堡两个警卫干部、译电员童小鹏乘飞机先到西安，让罗瑞卿等人次日乘汽车赶去西安。周恩来又问飞行员，可否多搭乘几个人，飞行员说，坐在机舱里不能保持平衡，但飞机头部行李舱是空的，可以多躺两个人，这样飞机就平衡了。看到大家正踌躇，不好确定谁躺到行李舱，我父亲和杨家堡自告奋勇躺到行李舱里。飞机飞行一个多小时后，在下午4点左右到达机场。下机后，童小鹏等人都兴奋地说着坐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的感受，我父亲这才明白跟货舱里的感觉不一样，就嘟囔着说：“这次可开了洋荤，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说得周恩来等人都不禁大笑起来。
“老”红军遇到新问题
我父亲一行跟着周恩来到西安后，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当晚，张学良在公馆设宴为周恩来洗尘接风。当张学良见到周恩来为谈判而剃掉了留了多年的大胡子时，直呼：“可惜！可惜！”张学良首先举杯欢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大计。周恩来举杯转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并祝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成功。这些小红军出身的随员可都是“土包子”，来西安的路上又饿了两天，在宴席上饭量很大，装饭的碗很小，一口一碗，忙坏了一旁的勤务兵。周恩来说：“你们这些娃娃，怎么这样吃，人家宴请呵！”我父亲这些年轻的“老”红军不懂有关的礼仪就回答：“红军娃娃不管这些！”周恩来只好说：“那你们自己装饭吧！”初到大城市的这些小红军们就这样懂得了吃饭也要有“规矩”。
周恩来在西安除了要见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也要接见、拜会各方人士。周恩来告诉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客人进屋后要帮着将客人的大衣、帽子挂到衣架上。第一次接待客人时，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等待客人脱大衣时嫌他们动作太慢，就在客人脱大衣时，从客人身后同时摘下了他们的礼帽，客人们吓了一跳。周副主席一边批评我父亲一边向客人们做解释，好在得到了客人们的谅解。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了解到统一战线工作中有关礼仪的重要性和程序。在以后的工作中，周恩来还陆续教给我父亲吃西餐等与工作有关的一些事宜。
有一次张学良陪周恩来吃饭，席间，张学良问周恩来：“这次能否派几个红军大学的学员到东北军帮助工作。”周恩来说：“我这次就带了这几个卫士。”张学良看着我父亲问：“你多大了？”“21了，老红军了！”我父亲挺着胸脯大声回答。张学良看着我父亲笑着说：“我看，还是个儿童团嘛！”大家全笑了起来。周恩来对张学良说：“都是红小鬼，上过井冈山，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我父亲听后心里暖暖的。
周副主席的操劳
我父亲等四人跟着罗瑞卿、杜理卿（许建国）到东北军政治部军警督察处和特务团协助工作，任侦察组组长兼西安市东南区区长。大家住在张学良公馆楼下，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共代表团首长的安全。军警督察处由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任处长，红军方面，罗瑞卿和杜理卿任科长，我父亲等任科员；军警督察处在西安城内权力很大，可任意出入茶馆、酒楼、戏院等各种场所检查，对开展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有利。他们也经常到南苑门“剿匪司令部”了解有无反共的情报。
西安城当时的环境十分复杂，城内遍布着军警宪特、各种帮派，还有日本特务。在解决西安事变这一个月当中，我父亲和战友们枪不离手，紧跟着周副主席会见了各界人士100多人。亲眼见到周副主席和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王若飞等领导是怎样夜以继日地在“主战派”“主和派”，以及各种持枪荷弹、形形色色的人之间斡旋。周副主席眼熬红了，嗓音哑了，鼻子常流鼻血。他常和衣而卧，鞋也不脱，即使十分疲劳仍以百倍精神完成党的任务。他还抽空向同志们讲解为什么不杀蒋介石（大家都很想杀了蒋介石，为牺牲的战友和死难乡亲们报仇），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统一战线”，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
我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多次跟随周副主席见他与宋美龄兄妹会谈，以及12月24日晚8点跟随周副主席与蒋介石谈话。蒋介石表示接受中共建议：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建议。
但是，12月25日下午3点多，张学良私送蒋介石回南京。据说，在机场蒋还对杨虎城一再表示：我以领袖人格保证，答应你们的条件保证实现。假如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
当得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一起回南京的消息后，我父亲又紧随周副主席赶到机场，但飞机已飞上了天。周副主席急得直跺脚并仰天长叹道：“汉卿啊，草率啊！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你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么！”仅仅几个小时后，刚离开西安的蒋介石立马就反悔了。蒋介石这样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对照我们共产党在当时虽然弱小，但为了全民族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顾大局弃前嫌、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的事实，让我父亲更加坚定了信念：跟共产党走是走对路了；而且要一直跟着共产党走
下去！
張学良私放蒋介石后，东北军中，以孙铭九为主的“少壮派”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制造了二二事件，致使东北军、西北军中“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骤然尖锐，西安城中风云突变、前途叵测、谣言四起。周副主席又在各派间晓之以理，与战友们一起，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两派之间的争斗。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我父亲和战友们圆满地完成保卫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其他领导安全的任务。我父亲穿着东北军少校副官的军服安全撤出西安，回到延安。（编辑 王世英）
作者：龙飞虎之女，原总政治部
直属工作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