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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失败，在于他失去了实现自我的可能，也失去了活力。
一个时代的失败，亦是如此。
这本《万历十五年》便刻画了这样一个时代，皇帝万历，首辅申时行，官员海瑞，大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透过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五个人物的失意，本书清晰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失败。
本书开篇便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万历十五年间，文武百官众口相传，说今天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大家都急急忙忙赶到皇城，结果发现皇上不在，向宦官一打听，并没有说要举行大典，原来是谣言惑众，最后大家悻悻散去。这场闹剧让万历皇帝大怒，竟处罚了所有的朝臣。
万历皇帝的不快，当然不是没有原因，京城再大，也不过是一城。在这样有限的地域里，竟然造成这样的事故，岂有此理！如此差的办事效率和能力，只能证明，帝国技术手段的极端低下。古代中原王朝采取集權制度，使海量的信息送至中央，如果从技术角度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是极其困难而不现实的，可中国这一辽阔而庞大的帝国，必须得照常运作啊！
于是，孔孟之道，便赋予了政治意义。
既然无力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那么就只能从道德层面上解决。因为这是一种最经济的解决手段，而且适合控制相对静态的广大农业人口。比如打仗时，如果将领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中央有时便会有所不满。很显然，从技术的角度应该说“此时敌人正在扎营整顿，应奇袭破敌”之类的，可当时朝廷动不动就从道德层面给予指责，什么“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啦；要么将领当机立断，迅速出击时，就指责他“贪功轻进”“好勇嗜杀”——都是地地道道的人身攻击，包括前任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时，其被定的罪名都是“欺君毒名”“任人唯亲”之类。这样的指责，只能向对象施加道德压力，而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但由于技术上的低能，别无他法。
为了增强道德的强制性，明朝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孔孟之道——儒家的伦理学作为意识形态，为什么选中这样一种学说呢？因为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重要性，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与社会秩序的安定，更方便管理。而意识形态就像一个模子，这部帝国机器的零件都从这个模子中出。明帝国的皇帝就需要这种忠孝两全的人，既服从“我”的统治，又承认“我”的地位，于是，人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灌输着儒家的道德规范，科举考试的范围也包含在内。这样，当民众与官员都有一定道德“素养”后，道德上的指责也就可以发挥强制力了。
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就必须要有强制力。而万历年间，明朝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它的强制力不在于法律，而在于道德。其实原因还是老毛病：技术手段的缺失。立法是技术活儿。因为一部好的法律比如欧洲国家的宪法，要结合实际，顺应时势，百姓能够乐意遵照执行。而孔孟的道德伦理，千年不变，是一种教条般的存在。在技术上来说，运用它比运用法律简单得多，而更重要的是，其中自我权利存在之不同，西方的法律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它告诉你“不要做什么”，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益，从而也维护了你的权益，它维护的秩序，最终是为了个人的存在。而道德告诉你的是“你要做什么”，实际就是勾画了一个最完美的形象，让每个人都去成为一个人，即“乖乖听话”。这种理念所构建的秩序，其实为了秩序本身，是不存在个人权利空间的，它不需要你有个性，你只要乖乖地跳进这种道德意识形态的模子，把你变成另一个与他人一模一样的社会零件就行了。让你是螺丝钉，你却想变成木板，那整台机器都是要集体抗议的。这所有的一切，无疑是对个人的最大泯灭，而正是这种自我的泯灭，引得无数人在这个灰色的时代落魄地活着。他们都怀揣理想和个性，却无法实现自我。
本书只列举了五人。
万历皇帝从小受文官集团的道德教育，也在他们的阴影之下长大。当他在老师首辅张居正的指导下爱上书法时，张居正却以社稷为由，令他放下纸笔；当申时行继张居正成为首辅，力图调和朝廷时，却因“一事无成”“尸位素餐”的道德谴责，而被弹劾解职；戚继光一生整顿军队，抗击倭寇，却因为失去了张居正的支持，最终一贫如洗；海瑞是正直不阿的模范官员，一生廉洁自律，却被官员甚至皇上所耻笑为不合时宜；哲学家李贽，苦苦在孔孟学说中寻求自我私利的正当理由，却被社会指责为不守礼教的罪人，竟被羁押入狱，留下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的遗言自刎身亡……
他们失败了吗？是的，他们失败了，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他们有自我，有个性。可是他们的自我为帝国所不容，时代不需要他们有个性。
那一年，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当所有人都为破灭的理想心如死灰时，这个时代，已经像从它身旁匆匆路过的人们一样，失败了！
（指导老师：张芝兰）
★老师点评
这篇札记可谓写得有一定的深度，《万历十五年》这一部著作，作者总结得很精辟：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丧失自我的原因是什么？是大一统的帝国笼罩了一切，广阔无边的国土，控制和信息手段的缺乏，导致了王朝的治理招数就是：道德治国！不停地对官员的道德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缺乏技术手段和资源配置，来解决官员管理的实际困难。所以每个人都被强调服从道德的捆绑，为了迁就这部统治机器，每一个人都丧失了自己，丧失了理想、信念、事业，从而整个王朝丧失了活力，就连海瑞这样笃信孔孟的模范官员也被视为不合时宜，朝廷已经虚伪到了何种地步！虚伪的人是无法赢得善果的，大家只有在体制的折磨下，缓缓地窒息而死。李贽作为哲学家，努力在孔孟之道里找寻个人的权利，也只是镜花水月的徒劳，最终这些人的命运汇聚成一部总体失败的记录，就是这一部《万历十五年》。
★链接：
万历、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通过这六人，黄仁宇用平淡的笔触分析一个皇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皇帝、首辅、高级将领、文官和思想家，帝国上层阶级的主要类别代表，折射了整个社会的阴阳两面。一种腐败的体制下，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顶多只能延长帝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间。明朝政体中文官制度对皇权的压制极大，皇权和文官制度的冲突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彻底爆发，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彻底失去了励精图治的心志，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躲入后宫不再上朝。五年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1年），随着和稀泥本领超强的首辅申时行退休，对大明朝有着深刻理解的人都渐渐远离朝廷。此后东林党崛起，夸夸其谈之辈登世，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
一个时代的失败，亦是如此。
这本《万历十五年》便刻画了这样一个时代，皇帝万历，首辅申时行，官员海瑞，大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透过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五个人物的失意，本书清晰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失败。
本书开篇便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万历十五年间，文武百官众口相传，说今天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大家都急急忙忙赶到皇城，结果发现皇上不在，向宦官一打听，并没有说要举行大典，原来是谣言惑众，最后大家悻悻散去。这场闹剧让万历皇帝大怒，竟处罚了所有的朝臣。
万历皇帝的不快，当然不是没有原因，京城再大，也不过是一城。在这样有限的地域里，竟然造成这样的事故，岂有此理！如此差的办事效率和能力，只能证明，帝国技术手段的极端低下。古代中原王朝采取集權制度，使海量的信息送至中央，如果从技术角度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是极其困难而不现实的，可中国这一辽阔而庞大的帝国，必须得照常运作啊！
于是，孔孟之道，便赋予了政治意义。
既然无力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那么就只能从道德层面上解决。因为这是一种最经济的解决手段，而且适合控制相对静态的广大农业人口。比如打仗时，如果将领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中央有时便会有所不满。很显然，从技术的角度应该说“此时敌人正在扎营整顿，应奇袭破敌”之类的，可当时朝廷动不动就从道德层面给予指责，什么“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啦；要么将领当机立断，迅速出击时，就指责他“贪功轻进”“好勇嗜杀”——都是地地道道的人身攻击，包括前任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时，其被定的罪名都是“欺君毒名”“任人唯亲”之类。这样的指责，只能向对象施加道德压力，而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但由于技术上的低能，别无他法。
为了增强道德的强制性，明朝政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孔孟之道——儒家的伦理学作为意识形态，为什么选中这样一种学说呢？因为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重要性，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与社会秩序的安定，更方便管理。而意识形态就像一个模子，这部帝国机器的零件都从这个模子中出。明帝国的皇帝就需要这种忠孝两全的人，既服从“我”的统治，又承认“我”的地位，于是，人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灌输着儒家的道德规范，科举考试的范围也包含在内。这样，当民众与官员都有一定道德“素养”后，道德上的指责也就可以发挥强制力了。
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就必须要有强制力。而万历年间，明朝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它的强制力不在于法律，而在于道德。其实原因还是老毛病：技术手段的缺失。立法是技术活儿。因为一部好的法律比如欧洲国家的宪法，要结合实际，顺应时势，百姓能够乐意遵照执行。而孔孟的道德伦理，千年不变，是一种教条般的存在。在技术上来说，运用它比运用法律简单得多，而更重要的是，其中自我权利存在之不同，西方的法律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它告诉你“不要做什么”，是为了维护他人的权益，从而也维护了你的权益，它维护的秩序，最终是为了个人的存在。而道德告诉你的是“你要做什么”，实际就是勾画了一个最完美的形象，让每个人都去成为一个人，即“乖乖听话”。这种理念所构建的秩序，其实为了秩序本身，是不存在个人权利空间的，它不需要你有个性，你只要乖乖地跳进这种道德意识形态的模子，把你变成另一个与他人一模一样的社会零件就行了。让你是螺丝钉，你却想变成木板，那整台机器都是要集体抗议的。这所有的一切，无疑是对个人的最大泯灭，而正是这种自我的泯灭，引得无数人在这个灰色的时代落魄地活着。他们都怀揣理想和个性，却无法实现自我。
本书只列举了五人。
万历皇帝从小受文官集团的道德教育，也在他们的阴影之下长大。当他在老师首辅张居正的指导下爱上书法时，张居正却以社稷为由，令他放下纸笔；当申时行继张居正成为首辅，力图调和朝廷时，却因“一事无成”“尸位素餐”的道德谴责，而被弹劾解职；戚继光一生整顿军队，抗击倭寇，却因为失去了张居正的支持，最终一贫如洗；海瑞是正直不阿的模范官员，一生廉洁自律，却被官员甚至皇上所耻笑为不合时宜；哲学家李贽，苦苦在孔孟学说中寻求自我私利的正当理由，却被社会指责为不守礼教的罪人，竟被羁押入狱，留下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的遗言自刎身亡……
他们失败了吗？是的，他们失败了，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他们有自我，有个性。可是他们的自我为帝国所不容，时代不需要他们有个性。
那一年，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当所有人都为破灭的理想心如死灰时，这个时代，已经像从它身旁匆匆路过的人们一样，失败了！
（指导老师：张芝兰）
★老师点评
这篇札记可谓写得有一定的深度，《万历十五年》这一部著作，作者总结得很精辟：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丧失自我的原因是什么？是大一统的帝国笼罩了一切，广阔无边的国土，控制和信息手段的缺乏，导致了王朝的治理招数就是：道德治国！不停地对官员的道德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缺乏技术手段和资源配置，来解决官员管理的实际困难。所以每个人都被强调服从道德的捆绑，为了迁就这部统治机器，每一个人都丧失了自己，丧失了理想、信念、事业，从而整个王朝丧失了活力，就连海瑞这样笃信孔孟的模范官员也被视为不合时宜，朝廷已经虚伪到了何种地步！虚伪的人是无法赢得善果的，大家只有在体制的折磨下，缓缓地窒息而死。李贽作为哲学家，努力在孔孟之道里找寻个人的权利，也只是镜花水月的徒劳，最终这些人的命运汇聚成一部总体失败的记录，就是这一部《万历十五年》。
★链接：
万历、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通过这六人，黄仁宇用平淡的笔触分析一个皇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皇帝、首辅、高级将领、文官和思想家，帝国上层阶级的主要类别代表，折射了整个社会的阴阳两面。一种腐败的体制下，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顶多只能延长帝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间。明朝政体中文官制度对皇权的压制极大，皇权和文官制度的冲突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彻底爆发，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彻底失去了励精图治的心志，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躲入后宫不再上朝。五年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1年），随着和稀泥本领超强的首辅申时行退休，对大明朝有着深刻理解的人都渐渐远离朝廷。此后东林党崛起，夸夸其谈之辈登世，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