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满丝路
　　
　　从兰州的宁卧庄宾馆就要出发了。我数了数，一行12部车，其中5辆豪华旅游大巴，还有警车开道，好不威风。
　　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兰玲女士纠正说，不是为了威风，将近200人的大团队，要确保道路的畅通与安全，就必须由交警出面协调与疏通。不仅如此，省上还仔细地研究了各种应急方案，还有两名医生随行。
　　问站在旁边的省政府副秘书长孙公平先生，你也去吗？孙先生喜滋滋点头答道，好不容易把台港澳的朋友请到咱们这儿了，很荣幸啊！这才知道，河南、新疆、江苏……都在争取，托丝绸之路和敦煌的福，甘肃省终于如愿以偿。此前，“情系”活动已经圆满举办三次，分别是三峡，黄山，香格里拉，这是第四次：“情系敦煌”。
　　
　　此次活动，嘉宾们是7月2日在兰州报到的。3日一早，近百名港澳台嘉宾就乘车赶赴天水，参加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公祭大典，并游览被称为东方艺术画廊的麦积山。长途往返，晚上8点多才赶回兰州，真够辛苦的。问他们累不累，他们说，累，却值得。此行从祭祖开始，很有意义。祖宗保佑，一路顺风。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而且说来也怪，如果说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精心安排解决的话，剩下的就只有天气了。炎炎盛夏，敦煌一路却一直轻风拂面，气爽神清，真真一次美妙的避暑之旅。
　　沿途到处是欢迎。鲜花，笑脸，掌声，歌舞，撒满了古老的丝绸古道。刘红英女士，原是宾馆服务员，凭着好学与上进，升任为张掖市接待处处长、张掖宾馆总经理。她告诉记者，为了搞好这次接待，他们一共开了五次会，不放过一切接待细节。她说这话时已是午夜，看样子晚上就不回家了。我们在酒泉享受的是红地毯待遇，大城市已经绝少能够听到的迎宾鞭炮声响起来，酒泉市副市长安邕江先生提前一个多小时在宾馆迎候。知道台湾团的副团长周蓉生先生爱喝酒，安副市长临别还不忘拎一瓶地产美酒相送……
　　
　　歌聲如潮
　　
　　张掖市政府举行的晚宴上，有歌舞助兴。兴之所至，大家一阵掌声，把甘肃省文化厅厅长马少青先生推到台上。盛情难却，马厅长便高歌一曲《河州大令·走上高山望平川》。《河州大令》是“花儿”的代表曲牌之一，高亢激越又婉转动听。马厅长是积石山保安族人，那里是“河湟花儿”的发源地，他唱得声情并茂，韵味十足。
　　曾永义是台湾文化界名人，为人很是阳光，人气很旺。他心性旷达，平生喜酒，白酒红酒黄酒啤酒，酒不离口。年事渐高，别的酒喝得少了，惟国之白酒仍爱之不忍释杯，人们戏称之为“酒党党魁”。他请大家举杯，并登台朗诵“酒党党歌”，声若洪钟：酒是我们惟一的饮料/酒是黄河浪/酒是钱塘潮/酒是洞庭水/酒是长江啸……他版权意识极强，绝不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解释说，这前三句是台湾著名诗人痖弦的诗句，至于后面嘛，全是他的“续貂”了。
　　大家让他唱，他大手一挥：那就请我的徒儿白玉光上台吧！只见一位身材矫健的年轻人纵身上来，一张口，用的正是正宗的《河州大令》曲调。不依不饶的掌声中，他又唱了一段《下四川》，还是“花儿”！在“花儿”的故乡，由台湾同胞演唱“花儿”，一路上，白玉光收获了无尽的掌声和艳羡。后来我们游嘉峪关城楼，曾永义老先生当即赋诗一首，“徒儿”白玉光拿到歌词，当即谱曲，晚上就拿到嘉峪关城楼联欢会现场演唱。名师高徒，身手了得。
　　从兰州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此次活动的开幕式在宁卧庄礼堂举行，开幕式上也有“花儿”演唱。那天，我和来自台湾桃源县的谢小韫女士坐在一起，自然充当了她的讲解员。我告诉她，“花儿”是广泛流行于甘宁青三省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种民歌，明朝就有流行。在嘉峪关悬臂长城下，我又把《河州大令》和《下四川》的歌词抄给她看，她喜不自禁，说，真美呀！白玉光闻声而来，我们把“真美”的《下四川》唱了一遍又一遍，白玉光认真得像一名小学生。他一有机会还跑到甘肃著名民俗学家柯杨跟前求教“花儿”，真是学而不厌。
　　
　　把联欢晚会现场安排在嘉峪关城楼确实是个不错的创意。背景是灯火簇拥下的雄伟的嘉峪关城楼，很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大漠冷月，又很有一种辽远阔大的现场感。关城西门外，正是“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地方，时间恰在7月7日，抗战纪念日。这一切都是巧合，却引人联想。节目单上有不少歌曲演唱，标明了嘉峪关市和酒泉钢铁公司歌手的名字，和没有具体署名的“台湾嘉宾”，给嘉宾们现场发挥留有余地。我发现台湾嘉宾中能歌者不少，而且都不“业余”。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18年的朱惠良女士登场，与歌手同唱《我们都是一家人》。唱到最后，开始即兴发挥，一个唱“我的家在嘉峪关”，一个唱“我的家在台湾岛”，然后合唱“从前曾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朱惠良女士奋臂疾呼：让我们相亲相爱，团结一心，永远是一家人！大家报她以如雷的掌声。有一首两岸都耳熟能详的歌曲《龙的传人》，刚开始是独唱，终于演变成包括围观老乡们在内的全场大合唱，不少人都站了起来，合拍鼓掌：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一颗颗中国心在这里跳动，“两岸四地情系中华血脉，雄关依旧见证民族辉煌”，气球下垂挂的一副对联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西柏坡人
　　
　　武威市虽然姓“武”，但却是著名的崇文重教、人文荟萃之地。武威文庙向有“陇右学宫之冠”之称，规模大，气势恢弘，保存完好。文庙内赫然列有武威当地明清两代求得功名之士，长长的一串名单中有牛鉴的名字。牛鉴，清嘉庆十九年进士，曾给咸丰皇帝当过老师，任过两江总督。台湾嘉宾中走出一个人来，说，这是我们牛家人的光荣，我要跟他合个影。于是便在牛鉴的名下翘起了大拇指。
　　这就是牛川海先生。
　　牛川海先生自我介绍是西柏坡人。我当即一愣。他哈哈一笑补充说，就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西柏坡啊。又说，他是祖籍西柏坡，生于都江堰，后来去了台湾。我说你这名字恰是你人生三阶段的写照，只是你这老牛最终不在坡上吃草，却到海中漂流。牛川海先生幽幽地说，是啊，漂洋过海了。
　　在酒泉，我们召开了一次丝绸之路文化座谈会，分三个主题小组，依兴趣自由参加。我和老牛都在季成家教授主持的第一组。照例要先进行自我介绍，惟老牛的介绍最简洁。他站起来，只说了句我姓牛，西柏坡人，就坐下了。
　　老牛说，西柏坡他还有兄弟姐妹，四川他还有母亲家的人，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家看看的。这敦煌之旅他已经是第三趟了，作别敦煌之后，他还要去大西南走一遭。
　　没想到在酒泉，同行的陈梅靖先生因胃出血住进了医院，老牛留下陪侍，他的西南之行就成了未知数。最遗憾的该是陈梅靖先生，他在电影系执教，从未去过敦煌，敦煌是他的一个梦，这次却又成泡影。
　　
　　昆曲之恋
　　
　　平生第一次现场欣赏昆曲，就是在这一次的嘉峪关城楼联欢晚会上。《玉簪记》和《牡丹亭》选段，朱惠良女士清唱。朱惠良很有大家风范，很能压得住台，唱、念、做很是到位。我以为她从故宫博物院出来以后便改行此道了，一问之下才知道，昆曲仅是她的业余爱好。台湾此行72人中，爱好昆曲者不少，跟我同车的洪惟助教授更是台湾昆剧团团长，我有机会得以聆教。
　　洪先生儒雅一如昆曲，斯文细语，娓娓道来。他说，1949年，有一些很有造诣的昆曲人士从大陆来到台湾，大约二三十人。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活动，后来也有人教昆曲，洪先生就是在那时爱上昆曲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老人渐少。适逢大陆改革开放，毕竟昆曲的根在大陆，洪先生他们便来大陆欣赏，学习，交流，研究。洪先生来大陆不下四五十次，几乎全都是奔昆曲而来。1991年3月，洪先生和曾永义先生商量，干脆办起了台湾昆剧团，曾先生是主持人，洪先生是总执行。台湾的中学课文中，选有昆曲《琵琶记》中的《吃糠》一折。1995年，他们就请来上海名家到台湾各县市最有名的中学巡回演出，《吃糠》和《受吐》（《占花魁》中的一折），两折同演，反响强烈。他们又遍请大陆名家到台湾传道、授业、解惑。他们办班，从1991年到2000年，已办六届，每届一年至一年半，每次都不下百人，学员中，小、中、大学的老师都有，尤以大学生居多。昆曲在台湾的群众基础，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昆曲为“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年，白先勇五人小组改编《牡丹亭》成功，演出轰动。
　　
　　舞出敦煌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你不妨看一看台湾舞蹈家郑淑姬的《太极导引》和樊洁兮的《飞天》。这些舞蹈都很美，很民族，于传统中又融入不少现代舞蹈语汇，观之让人销魂。
　　香港四位：冼源、郑伟容、刘佩雄、何浩川，全是舞蹈界重量级人物；甘肃方面，敦煌艺术剧院前院长、舞蹈艺术家许琪等，曾为敦煌舞派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过大贡献。
　　两岸舞蹈艺术家都在探索：怎样在民族传统中寻找灵感，让中国舞蹈立于世界舞林。
　　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座谈会上，柯锡杰先生发言。柯先生是国际知名的摄影艺术家，七十多岁了，满头白发如银。他说他是1985年第一次来的敦煌，博大精深的敦煌艺术，让他的灵魂震撼。紧接着樊洁兮女士发言，她是台湾著名的敦煌舞蹈专家。她说她是1986年第一次来的敦煌，面对美仑美奂的敦煌艺术，她感动得热泪长流。联欢晚会上我看过樊女士的舞蹈，灯光下只见她柔若无骨，到这时才知道她已人到中年，也才知道她跟柯先生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夫妻。
　　
　　樊洁兮从小喜舞，初中时已赢得台湾大奖，18岁入日本“谷桃子芭蕾舞团”。楼兰古尸的发现，成为当时日本的一大热门话题，楼兰，敦煌，丝绸之路，敦煌艺术，一时间成了日本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困惑此时再一次撞击樊洁兮的心灵：西方有芭蕾，人们把芭蕾舞视为舞中之王，印度、泰国、巴西，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舞蹈。我跑到日本，来跳西方的芭蕾舞，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属于我们中国的让世人眼睛一亮的舞蹈呢？拖着沉沉的舞步，樊洁兮闷闷地回到台湾。
　　此时，在大洋彼岸，似已功成名就的柯锡杰同样经历着他人生的最大苦闷。这位堪称台湾商业摄影奠基人的摄影艺术家，1967年就来到美国。阅尽了人间一切光怪陆离的艺术，随着恩师的谢世、与妻子的协议分居，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道路。他终于悟出了，人生的最大真谛不是加法而是减法，摈弃一切芜杂，只留下简单。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人生如此，艺术也是如此。于是他挥手变卖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工作室，背上相机，浪迹天涯，迈步攀上自己摄影艺术的峰巅。这次我有幸读了他的作品，摄影成诗，以画写心，简洁得除过美一无所有，极具禅意，非红尘中人所能比肩。
　　仿佛冥冥中神的召唤，他也回到台湾。他的美国现代舞摄影展曾在美国巡展两年，他的题名为《乾坤》的舞蹈摄影作品曾倾倒过14岁时的樊洁兮。锡杰洁兮，一见钟情。28岁对52岁，是人生的“减法”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也让他们走向敦煌，走进敦煌舞韵中。
　　而在此时，在大陆，在飞天的故乡甘肃，早有一批舞蹈艺术家钻进莫高窟，敦煌舞派正在莫高窟中胎动。
　　樊洁兮以31岁的舞蹈高龄毅然转型，《舞出敦煌》1987年在纽约演出，之后便经常受邀全美及欧洲。他们说：感谢敦煌，敦煌是我们的艺术之母，是我们爱情的见证，又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重要的是，毕竟开始了……
　　
　　别情依依
　　
　　7月11日是“情系敦煌—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的最后一天。10日晚，已近子夜，林永发先生打来电话，说他睡不着，想再聊聊。我说我也没睡着，是我过去还是你过来？他便来了。
　　林先生是位画家，曾在台北，但那钢筋水泥切割出的狭小空间让他憋闷，他便跑回了台东，台东现在有他800平方米的画室，窗含大海碧連天。林先生看起来内向深沉，落落寡合，但一接触，才知他为人极诚，是可以至交的那种。
　　林先生活在他阔大的心灵空间里，活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看他的画，始知他是一个内心极为丰富的人。他不简单描摹自然，那是匠人干的活，他不；他让自然承载他自由的灵魂，他的灵魂在那里驰骋，在飞。他用墨突兀，粗狂，奇崛，画面在他笔下突然都变成了不安份的孩子。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八大山人，荷兰的凡高。可惜我们一路上没谈艺术，那一晚上也没谈，就是瞎聊。
　　
　　那一夜，难以入睡的决不会只有我俩。
　　最后一天的行程，第一站是玉门关。已经快开车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长江先生匆匆上来，说，诸位，实在对不住，我有事得先飞北京了，后会有期。全车人都站了起来，与我们的“恭亲王”握手道别。
　　车到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那是一个观之让人灵魂震颤的地貌群落。林永发先生拿出笔记本，请我们留言纪念。我写了：西北与东南，握手在雅丹。并与林先生紧紧握手。
　　此次活动，一路天公作美，和煦如春，到了阳关又喜降大雨。阳关人说，是台港澳朋友给我们带来了十年不遇的好雨啊！阳关小姐端来美酒，说，喝了阳关酒，四海皆朋友。我们碰杯，一饮而尽，为着阳关从此暖在心头。
　　甘肃省副省长李膺先生专程从兰州飞来参加晚宴，为大家送行。
　　台湾团的团长、时报周刊荣誉董事长简志信先生，香港团的团长、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助理署长曾柱昭先生，澳门团的团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吴志良先生分别致辞。简志信先生高度总结，说这次活动，我们心动，感动，激动。
　　舞乐登场，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张明亲自做节目主持人。
　　在我们那一桌，（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艺研究发展中心顾问宋龙飞先生神色庄重地站起来，走到每一位面前，碰杯，道别。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马英民杯杯痛饮。他也站起来，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声音颤颤的，高脚杯里斟满了“莫高干红”，一饮而尽，即兴赋诗，朗声吟道：“英才四地聚敦煌，舞曼歌柔寄意长。丝路将别须共醉，千杯万盏此夕狂。”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德芳先生和道：“丝路古都歌欲狂，海峡四地话衷肠。杯中无限离别意，共祝家国两运昌。”
　　十天相聚，一朝饮别，难忘敦煌。
　　这一餐，注定酒喝得多，菜下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