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也有个“反腐工程”。中国上下五千年、洋洋数十朝，宋朝一开始还算国泰民安、吏治清明，宋朝的官员比较规矩，都不大敢腐败。实在是因为皇帝对官员们盯得太紧了，一张“反腐网”把大小官场罩了个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宋朝立国之初，靠“皇袍加身”取得江山的宋太祖就嘱咐后代“不得岡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是因为他在打江山时亲眼目睹了贪官污吏们祸国殃民的“罄竹之罪”，深恶痛绝大大小小的“硕鼠”们;他曾公开宣称：“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说到做到，毫不犹豫地对贪官污吏痛下杀手。《宋史》记载，“受赃弃市者多矣”，被处极刑而亡的多达20余人。
　　宋太宗即位，像其兄一样，他脑子里的反腐意识也很强，亲笔写了条幅“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意思是你们所得俸禄都是民脂民膏。下民好对付，上天却难欺啊。他还要求各级官府将其刻在官府门前石头上，名为“戒石铭”。
　　“治吏如治虎”，如果没有制度跟进，再好的初心都是“空中楼阁” “纸上谈兵”;宋朝历代皇帝都明此理，层层设立的官员监督机构如同一张张网罩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身上，让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皇帝眼底。
　　据史载，宋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1074），苏轼就任杭州通判。作为知州的副手，其主要任务是监督知州及其他官员。通判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有可能与知州等官员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知法犯法。宋朝皇帝下旨，在通判之上設立了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四个路级官员;他们虽然都有监察官员的责职，但组织上互不隶属、各司其责，这就较好地解决了监察力度的问题。即使你能买通其中一个，却未必能买通全部。
　　除了地方的“网”，中央还有一张更大的“网”，这就是俗称“乌台”的“御史台”。御史台的最高首长御史中丞位列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之后，地位相当于副相，比一般部门的尚书威风得多;御史台的编制充足，有次长侍御史知杂事（后去掉了“知杂事”三字），还有殿中侍御史2人、监察御史6人、中层官员有御史台检法、御史台主簿、御史台推直等等;众多的基层办事官员更是将御史台的职权发挥到了极致。为了更加突出御史台官员的形象，吏部还专门为他们配发了与众不同的官帽，御史中丞的帽子叫獬豸（传说中一种性情忠直的兽）冠，监察御史的帽子也缀有獬豸角，可见朝廷对这些监察官的期望多高。
　　宋朝重视监察工作，源于宋太祖对前朝（唐代）因腐败亡国的深深恐惧。唐朝后期由于分封各地的节度使权力过大，形成了独立王国。加上地方政权内部官员贪腐盛行，导致大唐王朝分崩离析、寿终正寝。五代时期那些小朝廷更是腐败得没边;前蜀皇帝王衍当太子时就声色犬马一样不落，继位后更是日日游宴、奢纵无度，《资治通鉴》说：“其国公开买卖官职，刺史、县令有缺。纳贿最多者得之。”楚衡阳王马希声继位以后，竟然“日杀鸡50只以为膳。造宫室十六楼、五堂，装饰用金玉，富丽堂皇;再建一殿，以沉香刻八龙，装饰以金宝，号称‘九龙殿’”，以致国家“用度不足，重为赋税”……
　　严酷的现实使宋太祖醒悟：要想天下太平，除了自己以身作则、不奢侈浪费，珍惜民力，一定要严管各级官吏，营造出一个不敢腐、不能腐的环境。
　　（作者曾任《南钢报》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