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西藏十六年

　　196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选调2名军级干部去西藏军区工作，任荣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要求去西藏。
　　1964年8月21日，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任荣由三十八军政委调任西藏大军区副政委，王诚汉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
　　任荣随后到中央军委报到，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接见了他。罗瑞卿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任荣同志呀，西藏是很艰苦的，你去西藏工作，身体行吗？”
　　任荣向罗瑞卿表示：“身体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
　　这年10月，任荣和王诚汉一起进藏，并兼任中共西藏工委常委，1968年7月升任西藏大军区政委，年底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1971年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77年兼任自治区政协主席。
　　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称，高山、峡谷、密林和深沟密布，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边防线长达4000多公里，同印度等5个国家接壤。
　　任荣赴任后，踏上了万里边防的路程，先后两次登上查果拉边防哨所调查研究。查果拉山海拔5320多米，高耸在喜马拉雅山第七冰峰雪岭之中。任荣是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歌曲，忍受着剧烈的高原反应登上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边防哨卡的。
　　得知驻在藏东南一隅的察隅边防一五三团，是原从云南方向进藏的十四军部队，先后参加了昌都战役、守卫边疆、平息叛乱、中印边境自卫反击，都战绩累累，曾涌现了战斗英雄肖明生。任荣决定带秘书程跃云、警卫员小伍到边防四连蹲点。
　　任荣一行到了四连后，连长卢喜全、政治指导员李志传前来迎接。不一会儿，连值日员吹起哨声，吃晚饭时间到了。
　　李志传对任荣说：“部队开饭了，请首长稍等，炊事员送到连部吃。”
　　“不麻烦，跟战士们一块儿吃就很好嘛！”任荣说罢便站到队伍的后尾，部队在唱歌，任荣也大声跟着唱，不时还拿着筷子打起拍子来。吃罢饭后，任荣又拧开水龙头洗碗筷。战士们都惊讶地说：“哪像首长呀，像个普通一兵！”
　　翌日上午，四连召开连排干部会议，向任荣汇报连队工作情况。任荣风趣地说：“听了你们的汇报，我觉得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成绩很大。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我到你们连来，主要是工作，不是当首长的。我是你们的兵，你们是我的领导。往后，不要首长长，首长短的。不要左一个请示，右一个汇报。称呼任榮同志或老任、任老兵都行。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尽管批评。”一番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经过历时一年的蹲点，任荣掌握了在藏区工作的第一手情况，亲眼目睹了驻藏部队，特别是边防一线官兵吃大苦耐大劳的奉献精神，对建设边疆，建设西藏有了深刻认识。
　　“文化大革命”中，任荣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惨遭批斗10小时，还有人诬告他是“川西北反共救国团的头目，杀害红军伤病员”等。中组部、公安部组成调查组赴西藏、四川、重庆调查。经反复核实，指控任荣的“罪名”纯属子虚乌有，调查组据实写出调查报告，呈报了党中央、毛泽东。毛泽东将此调查报告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
　　1968年8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接见西藏军区等部队师以上干部时，握住任荣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任荣。”“在哪里工作？”“西藏。”“西藏很艰苦。”“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好啊！”
　　当时，摄影师拍下了毛泽东接见任荣时的照片。入夜，任荣激动得彻夜难眠，并将这张照片珍藏起来，作为他一生的荣耀。
　　1975年春，任荣突患急性黄疸肝炎，住进了西藏军区总医院。由于高原气候恶劣，他一连三四天不能进食，全靠输液维持。党中央接到报告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到北京治疗。
　　飞机起飞后，因故障返航，又第二次派飞机来拉萨。机长是空军专机组的中队长毛宗才，与任荣很熟悉。飞机到达贡嘎机场时，毛宗才紧紧握住任荣的手，说：“首长，我们奉命来接你了，对不起，来晚了，只好直飞北京了。”起飞前，医生为任荣注射了安定。
　　天有不测风云。当飞机飞到青藏交界处的唐古拉山上空时，遇到了强气流的冲击，机组接到返航拉萨的指令后，几次转弯掉头均未成功。3月的西藏高原，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如果强行掉头，很可能机毁人亡。
　　紧急关头，机组请示准予超高空飞行。于是飞机像断了线的风筝，忽儿急剧下落，忽儿迅速上抛。任荣躺在飞机的床上，昏迷不醒。秘书、医生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他身边，飞机颠簸得厉害时，他们蹲在机舱里的地毯上，手扶着任荣的睡床，机舱里的暖瓶、茶具全被打翻了，机上的大多数人都呕吐了。
　　庆幸的是，飞机终于冲出了强气流区，经过5个小时的飞行，于当晚8时30分安全抵达首都西郊机场。中办、国办的负责人以及医护人员早已迎候在机场，他们将任荣从机场直送三〇二医院，半个多月后又转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任荣在西藏工作16年，走遍西藏山山水水，为西藏的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75年，西藏实现粮食自给。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9年的10年间，西藏工、农、牧总产值增长80%，其中工业产值增长4.5倍，农业产值增长45.5%，牧业产值增长30%。
　　任荣说：“西藏是我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情地热爱着这片土地，深情地热爱着西藏人民。”

扶助孤儿藏汉情

　　2011年5月13日，位于武昌的任荣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电者是远在西藏的继红，说他的儿子想考武汉大学，来电咨询任荣的意见。继红是任荣40年前在西藏时扶助的两个藏族孤儿之一。
　　那是在1972年八九月间，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任荣到尼木县视察，汽车顺拉萨河而下，而后沿雅鲁藏布江西行而上，经过3个多小时的峡谷穿行颠簸，到了县驻地已是下午时分了。
　　任荣此次专为检查落实平暴政策、恢复发展生产而来。他在该县10多天的时间里，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在田间地头、草场牛棚同藏族同胞倾心交谈。 　　几天来，任荣一行无论走到哪里，有两个藏族小孩总喜欢远远地跟着。任荣一行住在县人武部，正要进食堂吃晚饭，只见两个藏族小孩呆呆地站在食堂门口，眼巴巴地望着桌上的饭菜。任荣便把他俩领进食堂，亲手给他们盛了饭菜，两个小家伙也不客气，狼吞虎咽地吃着，不一会儿就把碗里的饭菜吃了个精光。
　　任荣把他俩搂在怀里，问他们叫什么名，家住哪里，父母是做什么的？这一问不打紧，两个小家伙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小女孩用不连贯的汉语一字一顿地诉说：“阿爸阿妈都被坏人杀死了！”
　　任荣惊讶地问一旁的县委朱书记：“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于是，朱书记向任荣讲起了两个孩子父母遇难的经过：
　　两个孩子的父亲叫俄洛琼娃，是尼木县供销社的干部，母亲在家种地。1968年八九月间，尼木县革委成立不久，有暴乱分子哄抢尼木县供销社。俄洛琼娃同暴徒们抗争，受伤后连夜逃回帕古乡家中，把两个孩子藏到亲戚家里，在赶回家的路上不幸被暴徒抓住。暴徒们把他和妻子捆在拴牲口的木桩上，威逼其交出供销社钱物，交出酥油和糌粑。夫妇俩怒视暴徒不语，恼羞成怒的暴徒们残忍地杀害了夫妇俩。成了孤儿的姐弟俩靠亲戚、邻居们救济度日，不满6岁的姐姐领着3岁的弟弟常在村镇上流浪乞讨。
　　任荣一边听一边流泪，紧紧地搂着姐弟俩，说：“你们的父母是藏族人民的好儿女，他们是好样的！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我给你俩取个名字吧，姐姐叫继琼、弟弟叫继红，你们要继承你们父母的遗志。”他继续说道：“今后人民政府照管你们，送你们上学，读书学知识，长大了把西藏、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后来，任荣给尼木县委亲自交代，要把两个孩子安排好，由民政部门拨出专项经费，连同其他烈士家属都照顾起来。
　　第二年的秋天，任荣再次来到尼木县，当问到两个藏族小孩的情况时，县委汇报说，把他们姐弟俩托给看守烈士陵园的普布次仁阿妈照管起来了，姐姐继琼已经上小学了。任荣欣慰地笑了。他来到烈士陵园，老阿妈和两个小家伙热情地围了上来，阿妈打来酥油茶，同任荣席地而坐，畅谈着继琼和继红的成长。
　　在后来的日子里，姐弟俩多次到拉萨看望任荣，每次临别，任荣都要嘱咐秘书送些食品和衣物。
　　2001年7月，在欢庆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50周年期间，任荣来到日喀则专区参加庆祝活动。消息传开，在该地区工作的继琼在专区政协副主席兰珍的陪同下，多次到宾馆看望任荣，当任荣得知继琼是一所中学的教师，其弟继红是尼木县委办公室主任时，满意地笑了。
　　继琼含着泪说：“我们姐弟俩大学毕业后，成了国家干部，都成了家，有了孩子，生活很幸福，请任爷爷放心，我们决不辜负您的希望。”
　　临别时，任荣又拿出500元钱交给继琼，嘱咐她和弟弟要努力工作，把子女培养成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贡献力量。

桑榆耕砚肝肠热

　　“少小牧牛羊，华龄转战忙。壮年戍边塞，垂老进学堂。”这是任荣晚年写的一首小诗。
　　曾任任荣贴身秘书的邓东升回忆：“任老1980年到武汉后，一直住在武昌茶港大院的两层红砖房里。平时喜欢看报纸，有时候写写毛笔字隶书。任老家里订了很多份报纸，他特别喜欢剪报，看到有趣的报道、好文章、时事新闻等，他都会先打个勾，然后剪下来，分门别类。每次吃完晚饭后，他喜欢绕着院子里走路，一天走个7000多步，基本上每天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戎马半生的任荣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和武汉军区张才谦、严政、潘振武等老领导一起，积极支持兴办老干部大学，自己后来更成为“将军学府”的第一批学员。
　　1984年春天，全国军民掀起了向科学文化进军的热潮。当时的武汉军区和武汉大学协商联合举办大学班，组织军区机关干部学习，请武大讲师沈祥源讲古代汉语。一次讲课开始前，时任军区副政委的任荣前来视察教学。全场起立，一位军官发出响亮的“立正”口令，准备向任荣敬礼。而任荣却说：“我们都是老师的学生，应该先向老师敬礼。”任荣以普通学员身份听课，给沈祥源留下了深刻印象。
　　“将军学府”后来设置了古诗文赏析课，退休之后的沈祥源应聘任教。在沈祥源的辅导下，任荣学《论语》《孟子》，学《左传》《史记》，学唐诗、宋词，二人在教学中建立了深厚友谊。
　　2004年春节期间，武大校园里彩灯高挂，腊梅盛开。任荣去沈祥源家中拜访。交谈中，俩人回忆起初遇时的情景，畅谈新近教学中的收获。任荣把自己的回忆录《戎马征程》送给沈祥源，并为沈祥源题词：“沈祥源教授同志：你是位博学深思的好教授。我们听了你的课，深入浅出，得益不少。德艺双馨，诲人不倦。衷心祝你暨夫人健康幸福！”
　　任榮不仅自己抓紧学习，风霜雨雪，从不间断；而且把忧国忧民之心，化为再次献身社会的实际行动，努力发扬和传播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参与老年教育工作，关心教育下一代。
　　1986年，任荣应邀担任武汉市老战士报告团名誉团长。当时，空军雷达学院在毕业生中开展支援边疆的活动，特邀在西藏工作16年、担任过西藏军区政委的任荣向毕业生谈在边疆工作的体会。他欣然前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同学们交流，在该院应届毕业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以任荣将军为榜样，到边疆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推动了该院“热爱边疆，扎根边疆，保卫边疆”活动的开展。
　　1987年，任荣应邀担任武汉市老年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除对研究会的活动逢请必到，进行有力的指导以外，还撰写了不少老年教育研究论文，如《办好老年大学，实现老人理想》《充分认识和发挥老年人的价值和作用》《老年大学是老年教育的最好形式》等，为大家做出了好榜样，真正做到了“鹤发读书郎，歌吟老更忙”“磅礴趁雄风，黉门夕照红”。

战火中的情与爱

　　1936年底，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庆阳县，任荣出任教导师政治教员，经老战友、红军野战医院指导员罗烈宝介绍，认识了野战医院当护士的黄琳。黄琳是一个个子高挑、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十分讨人喜欢的姑娘。因为都是四川人，经历相似，任荣和她很谈得来。 　　1918年，黄琳出生于四川通江县瓦室辅一个赤贫农家，八九岁就给人当童养媳，受尽欺凌。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打进了川北，家家搞“扩红”。1933年春，15岁的黄琳趁外出打猪草之机，在姑妈的帮助下，逃出“婆家”，来到通江毛浴镇找到了红军。一个红军大姐详细问了黄琳的情况后，同意接受她入伍。黄琳先在红军医院打扫卫生，替伤病员洗衣服，后来又给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当勤务兵。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途中，黄琳的腿被炸弹炸伤。伤好后她坚决要求继续随军长征，领导便把她调到炊事班做饭，同男同志一样过草地，爬雪山。作为炊事班的一员，黄琳背着一口铜制军锅行军，每到宿营地，就四处找柴烧做饭。双脚血泡一个重叠着一个。第三次过草地后，她又被调出炊事班，当上了野战医院护士。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任荣和黄琳彼此都有好感，感情慢慢地升华变成了爱情。
　　任荣对黄琳说：“我官小，家里穷。”
　　黄琳回答：“我是找你这个人，不是找当官的，再说我一没文化，二没能力，找大官是不敢想的。”
　　任荣说：“结婚后我要上前线打仗，一分开就是很长时间。”
　　黄琳快人快语：“我们各干各的工作，为了革命分开也没有什么关系。”
　　任荣说：“生了孩子怎么办？”
　　黄琳说：“好办，我们不能带，就送给老百姓抚养。”
　　任荣说：“我现在什么也没有，连送你的纪念品也没有，怎么结婚呢？”
　　黄琳说：“我更是什么也没有，但我有了你，这就是最大的财富。”
　　任荣大喜：“我也从此有了最可爱的你了。”
　　“哈哈哈！”俩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1937年“八一”那天，组织批准任荣和黄琳结婚了。教导队领导同大家一起把“会餐”当成了婚宴，以汤代酒，互相祝贺。任荣用2毛钱买了些瓜子和糖，大家又说又闹，表示了祝贺。
　　婚后不到两个月，任荣奉命调到北清涧地区，守卫黄河，抗击日本侵略军。新婚夫妻难舍难分，任荣紧握住黄琳的手说：“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黄琳说：“为了国家民族，我能想得开，放得下。”说完，她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塞进丈夫的挎包里，说：“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希望你穿上它走得好，走得稳，一直走向胜利！”任荣心里热乎乎的，头也不回地追赶队伍去了。
　　1939年底，任荣到延安参加留守兵团政工会议，去安塞医院看望黄琳。此时黄琳当上了护士长，成天忙个不停。1943年，夫妻俩先后有了大女儿任曼莉，儿子任戎征。
　　1948年夏季，黄琳从北满调到任荣所在部队，全家团聚。黄琳问丈夫负伤的情况，当她看到丈夫拇指、食指骨节僵化，已成残废，特别是看到他的颈部伤疤时，吓了一大跳，抱住丈夫大哭了一场，抽泣着说：“颈部这么大的伤口，不是抢救及时，我几乎见不到你了。作为妻子，在你负伤时，我不知道，更没能照顾你，没有尽到责任，实在难过。”
　　任荣笑着安慰她说：“马克思不让我去见他，所以才有今天的团聚和欢乐啊！”
　　1948年11月中旬，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黄琳带着孩子从北满到辽宁海城来找丈夫，师领导告诉她任荣负了伤。黄琳立即带着孩子直奔任荣养伤的大虎山医院。看到任荣躺在坑上，脸色苍白憔悴，消瘦得不成样子，腿肿得很大，只能坐着，不能站立行走，黄琳心如刀割，她抓住任荣的手泪如泉涌。女儿也焦急地直问：“爸爸，你怎么了？怎么了？”
　　任荣说：“爸爸被敌人打伤了。”
　　“爸爸你痛嗎？”
　　“现在不痛了。”
　　“为什么？”
　　“你们来了，我高兴，就不痛了。”
　　任荣这么一说，黄琳才破涕为笑。
　　1964年，军委抽调干部去西藏工作，任荣和黄琳商量，想申请到西藏，为西藏人民做点事。黄琳开始有点想法，说：“我们才安定下来没几天，你又想到那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去，有的人怕去，你却相反。再说你的脚残废了，腿还经常痛，西藏天寒地冻，还是不去为好。”
　　任荣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哪里艰苦到哪里去，你说该去不该去？”
　　黄琳想通了，说：“你说得对，我们都是党的人，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只要有命令，我就欢送你去！”
　　任荣被军委批准去西藏工作后，临行前，黄琳叮嘱道：“安心在边疆工作，还是那句老话，家里的一切我包了，你放心！你一个人在那里要注意爱护自己，特别要保护好腿脚。”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黄琳随中央代表团进藏。见到任荣，她问：丈夫长年累月在边疆能吃得消吗？任荣说：慢慢会适应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975年秋，黄琳不幸患了乳腺癌，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需要任荣返京签字动手术。当时，任荣正在日喀则地区仲巴县检查工作，实难脱身，只好让秘书发了个电报表示问候，并请总医院保健科长杨磊代为签宇。虽然这次手术很成功，但发现癌细胞已扩散。
　　1980年6月，任荣离开了工作16年的西藏高原，回到了妻子身边。医生告诉他，黄琳的癌细胞已扩散，治好的可能性不大，不能老在医院和家里呆着，希望任荣多陪黄琳出去走走看看。在妻子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任荣全力照顾她，让她吃好，玩好，又陪她到云南、贵州、广州、福州、海南岛游玩和疗养。1987年，黄琳不能散步了，但说话还清楚，她曾内疚地说：“这几年把你拖得太累了！”
　　任荣说：“这是应该的，我们结婚50年了，我没有好好照顾过你，深感遗憾。现在能照顾你，这是我的责任！”
　　任荣问妻子：“你还有什么要求，都说出来，由我和孩子们来办。”
　　黄琳说：“我们一生想的都是革命，都在为革命各尽其力，你在前方打仗几次负了伤，不说照顾你，连个消息也没有。如今条件好了，可我身体又不好，无法照顾你。现在你也老了，退位了，我真要走了你怎么办？” 　　任荣的眼泪簌簌流下：“我亏欠你的太多了，你病成这个样子，还想到我，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情啊，如果真有来生，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
　　1987年10月23日，黄琳安详地走完了一生，终年69岁。

割不断的故乡情

　　每个人对家乡都有一种难舍的情感，无论家乡是穷是富，是大是小，乡情始终割舍不断，挥之不去。任荣亦是如此。
　　1957年春节，已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任荣，携妻小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得知父母早已亡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含着泪花伫立在父母坟前，默默地告慰二老：“家乡解放了，穷人翻身了，你们的儿子平安地回来了，胜利地回来了。”
　　从那以后，任荣再也没有回过苍溪，但他的心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家乡，非常关心家乡苍溪的建设和发展，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家乡人传递着爱心。他也希望子女们能关注苍溪，记住这片红色的革命故土。
　　任荣曾先后为彭店乡吴垭村捐款修水修路，并长期坚持在彭店初中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2003年，任荣拿出多年的积蓄捐资5万元，捐助了20名苍溪籍贫困大学生。
　　2004年，任荣的儿子任水谦也向苍溪县特困学生捐资5000元。
　　2007年11月18日，苍溪县又收到一笔特殊的汇款：任荣再次向苍溪县贫困学生捐资5万元。他在写给苍溪县委、县政府的信上说：“我参加革命74年多了，曾节约5万余元支教，现在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再捐款5万元，略表一个游子的心愿，为家乡贫困学子献一点爱心。我们县有重教的光荣传统，希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争做全国教育的模范。”
　　2010年10月3日上午，任荣亲人代表团回到了他的故里——彭店乡，向彭店中学捐赠了1万余元的图书。
　　2011年1月9日上午，时值寒冬，风刺骨，雪花飘，寒意阵阵，任荣之子任戎征再回故里，代表全家向學校捐赠了学生课桌椅400套、黑板8张、讲桌8台。
　　2012年，任荣又和子女们为彭店中学9间教室添置了崭新的桌椅子。
　　任荣逝世后，苍溪人民纷纷用各种形式吊唁他，以表达对这位百岁将军的怀念。一位移居重庆的彭店人以《任荣将军，苍溪人民的骄傲》为题，在网上发帖道：
　　“我知道任荣将军的威名是70年代，那时我们全家随父亲下乡劳动改造，在那心酸的日子里，全家人得到一位善良人的帮助，她就是我家的邻居，按年龄我叫她任婆婆。她勤劳正直，有四儿两女，她随小儿子一起生活。任婆婆总是在我家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有人欺负我父母时，总是站出来仗义执言，我对任婆婆充满感激之情。
　　后来我听说她哥哥是一位将军，名叫任荣。我就时常缠着任婆婆问东问西，任婆婆就断断续续给我讲了将军少年时的一些轶事……后来我得知任婆婆去了北京，与她哥哥一起生活。几十年里，我养成了随时关注任荣将军近况的习惯，可以肯定地说，将军的至亲，没有一个得到他的特权关照，将军的侄儿侄女们，至今仍是普通老百姓。今天，将军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光辉的事迹，永远鼓励着我们去建设祖国，他们那一辈人留下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发扬和传承。将军一路走好！将军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