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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下我国青少年中，泛滥着无所事事型、蜻蜓点水型、人云亦云型、小鸟等食型等多种类型的“奥勃洛摩夫病”。其产生原因多种多样：或者是极其优裕、娇生惯养的家庭生活环境使其什么都不屑于想不屑于做，或者是思维习惯使其什么都不需要往深处想，或者是对他人的迷信对自己的自卑使其什么都不能想、不敢想，或者是多年教育所养成的行为习惯使其自动地与施教者同步而不知道“超前”地想、“超前”地做，等等。归根结底，这些现象均源于心理上的惰性。本文对其分别提出了诊治办法。
关键词：中学生；学习过程；“奥勃洛摩夫病”；诊治
中图分类号：G6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0-0267-03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写了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内中同名主人公声称：“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得，就是没有力量和意志。”因此，他就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躺卧着。对于奥勃洛摩夫来说，躺卧既不是出于必要，也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一种常态”。他已经习惯于在沉沉的昏睡中消磨时光了。冈察洛夫通过作品中人物斯托尔兹之口，把奥勃洛摩夫这种由农奴制生活方式所養成的惰性命名为“奥勃洛摩夫性格”。无疑，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我们把它称为“奥勃洛摩夫病”。“奥勃洛摩夫病”具有一般性，不仅属于奥勃洛摩夫一人所有。不知自20世纪末的哪一天起，它也传染了我国青少年的心灵，并且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泛滥开来，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一种心理通病。可以毫不武断地说，“奥勃洛摩夫病”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不加以及时诊治，必将影响到我国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因此，我们以泉州中学生的学习现状为例，对其作些初步诊治，以期引起社会的注意。
就泉州中学生所反映出的一般症状看，学习过程中的“奥勃洛摩夫病”主要有下述四种类型：
一、无所事事型的“奥勃洛摩夫病”
有一部分青少年，头脑混沌，心灵麻木，没有生活的目标，不知道此生应该干什么，或者觉得此生不用干什么，因此几乎每天都是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中混过去。泉州地区经济发达。这里富二代很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特殊地保护了起来。此时学生进入学校，如同进了托儿所，学习不学习家长并不十分在意。这就必然会使得这些学生从小便滋生一种心理上的惰性。不过，仅仅是懒惰，像小说中的奥勃洛摩夫那样躺在沙发上好像还没什么，因为他至少对社会不构成某种威胁。但泉州的某些青少年并不是这样，他们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闲愁最苦”的症状，即不知道如何消磨光阴、无所事事的“痛苦”，这令人担忧。对这部分青少年的教育将成为我们的最大难题。作为教育工作者，任谁都会葆有一定的“事业心”，因此我们必须要“管”这些学生。可是，另一方面，我们怎么管？对这样的“病号”，我们不能不悲观地诊断说：无所事事型的“奥勃洛摩夫病”或许是一种接近病入膏肓、十分危险的病，怎样诊治，不但我们身为教师的应该认真地想想，而且我们的家庭、社会也必须认真地想想了。我们目前想到的是：向家长、向学生“双管齐下”地“下痛苦药”。其中蕴涵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是：不能感受艰苦和痛苦，就绝不会珍惜幸福；没有艰苦和痛苦教育，也绝不会培养出人才。
二、蜻蜓点水型的“奥勃洛摩夫病”
蜻蜓点水型的“奥勃洛摩夫病”是普遍存在的，其症状是：遇到问题，不求甚解，不往深处想，满足于表层的一知半解。如果往深层思考，要受累的，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或者觉得不值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做一个肤浅的人，或者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肤浅的人。他们不知道，作为高等动物，人是要有思想的，是要有深刻思想的。他们只满足于：我知道了就行，管他内里是什么。很明显，思想上的惰性，或曰精神上的“奥勃洛摩夫病”，是其深层根源。比较起来，这种病症本来是好医治的：通过教育真正懂得，人作为人必须要拥有深刻的思想、深邃的思维。一个没有深刻思想、深邃思维的民族是危险的。但是，有一点让教育工作者感觉到很难办，就是：似乎整个社会只在赚钱方面很能深入思考，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方面，即使是终极价值、绝对真理，也往往较少有立足之地，还用“深刻的思想”干什么。这也让教育工作者感到尴尬和无奈：我们今天拼死拼活地在学校“传道”，讲大道理，讲“深刻思想”、“深邃思维”，可是当他们——那些青少年们——回到家庭、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的教育马上就没有存活的空间了。社会生活的洪流，其力量是多么强大啊，相比而言，我们的学校教育又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呢。因此，治疗此类病症，必须获得全社会的共识，通力合作，营造一个以罗丹的“思想者”为光辉榜样的、以深刻为荣以肤浅为耻的浓厚氛围。否则，学校教育的效果将难以持久。
三、人云亦云型的“奥勃洛摩夫病”
人云亦云型的学生，称得上毫无主见，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别人是什么看法，他也是什么看法，只长嘴巴不长脑子。
这种病症的出现，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是胆怯，害怕说错了被批评、被耻笑；或者出于一种对教师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这两种原因，都导致学生常常是既不能想，也不敢想。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传统教育观念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被看成知识的拥有者、学问的“权威”。人们因此就可能普遍地产生一种错觉：凡教师，便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种情况首先得到教师本人的“认可”——由于在求知方面是“先行者”，由于年长几岁，富于各方面的经验，由于社会的那种原本无可厚非的“尊师”之风，致使教师自己也“自我感觉良好”，每时每刻、每地每处，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甚至出现在社会上其他职业成员的面前，并还可能误以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知灼见”，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天经地义”。而另一方面，五六年、六七年、七八年的教育，常常促使学生任谁也不怀疑教师的权威性，教师是“金口玉牙，说啥算啥”。结果呢？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在学习方面便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并由这种思维定势而导致了一种学习行为定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亦即：非教师之所思而不思，非教师之所言而不言，非教师之所为而不为。上述两种病因，不管是哪一种，诊治的办法主要的都只是一种，就是不断地鼓励，培养学生的自信心。鼓励学生说话，说对了表扬；说错了，虽然需要及时更正，却绝不批评，绝不耻笑，甚至对于大胆发表看法的就予以表扬。久而久之，学生自然就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了。发表看法的过程，也极有可能是锤炼思想、提高思维品质的过程，许许多多的所谓“主见”、“睿智”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这种诊治办法虽然简单，却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因为，学生只有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某种想法和主见，拥有了自信，才能不盲从、不迷信，才能对教师的观点、看法作出某种程度的辨析甚至批判。 四、小鸟等食型的“奥勃洛摩夫病”
“奥勃洛摩夫病”还有“小鸟等食型”，这一种更为普遍，更有代表性。这种类型的惰性，其突出表现是：你教给我什么，我就学习什么；你教给我多少，我就学习多少。“我”跟“你”同步，决不“抢先”，决不“超前”。一句话，这些人在求知方面，绝少主动性。分析起来，这种“奥勃洛摩夫病”，产生的心理根源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由于盲目地迷信教师，存在着一种并不自觉的自卑性。“不自觉的自卑性”是什么？是独立的自我的消失，是独立的自我的自由品格的消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奴性”的静态的表现。试想，我们当教师的，将来培养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一种面貌，都是这样一种“特色”，我們将有何感想？苦不堪言！奥勃洛摩夫病产生的心理根源的第二方面是目前我们僵化的教育方式。中考的指挥棒，高考的指挥棒，高分优先择校的指挥棒，高分优先就业的指挥棒，这许许多多的指挥棒，逼迫着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在指挥棒的指挥之下，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机械式地灌输知识，填鸭，指导应试。如同美国人赖希所说，“有效的教育过程成了在生产线上安装零件般的知识灌输”[1]。而学生呢？那许许多多的指挥棒，同样也在指挥着他们。他们跟他们的老师一样“同甘苦，共患难”——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往脑袋里装知识，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机械式地做题作文。这个时候的学生，就他的大脑而言，如果不是奥勃洛摩夫病的载体，恐怕就咄咄怪事了。不但这样，学生还扮演另一种角色呢，那就是“劳苦不息的西绪福斯”——反来复去、周而复始地往高山之巅推运所谓“知识”的巨石。这样的教育恐怕是值得深思的。须知，我们的教育，从它的本质来说，应该是一种人文教育啊！而人文教育是怎样的教育呢？英国人阿伦·布洛克在其所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说，“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2]以此推论，那么人文教育的中心主题就应该是、只能是：开发人的潜在能力，培养人的创造力。可是，全国师生，上下一心地“应试”、“应试”，不断地“应试”，从小学开始，经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就只有两个字“应试”，那么，我们的教育还能肩负起“开发人的潜在能力，培养人的创造力”这伟大而崇高的使命吗？难以设想。奥勃洛摩夫病产生的心理根源，还有一个同样可怕的根源，即：几乎全社会的“剪切”、“复制”、“粘贴”之风。计算机的某些优势，被我们的某些社会成员领悟得十分深透，上述风气的逐渐形成就是这种高超的领悟力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表现。用不着自己独创，网络上有的是现成的，拿来就成了，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从事的“事业”。不用费力地去思想，去琢磨，下载下来就成了。思想的获得可以这样做，论文的“写作”当然也可以这样做。而我们的学生恰恰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恰恰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环境造人”，如果不或轻或重地患上奥勃洛摩夫病，那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何况他们又处于意志力相对薄弱的青少年时代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青少年患上奥勃洛摩夫病，社会也不能辞其咎啊！
不过，身为教师，我们却很可能有所忧思，这种社会进步的动力（创造力）的敌人，这种惰性的代名词亦即奥勃洛摩夫病，如果再继续蔓延开来，像某种传染病似的，那又将如何？如果说学生——那广大的青少年，扮演的是受害者的角色，那么，我们作为教师的，生逢其世，不就是不大不小的罪人了吗？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生逢其世，不同样也是不大不小的罪人了吗？
试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一个个都在心灵深处流淌着奥勃洛摩夫的血液，或轻或重地传播着上述几种类型的“奥勃洛摩夫病”毒菌，明天的泉州、明天的祖国将走向何方？泉州人的“爱拼才会赢”精神、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怎么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为之忧虑，我们也将继续寻找教育诊治的良方。
参考文献：
[1][美]珍妮特·沃斯，[新西兰]戈登·德莱顿.学习的革命——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修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1998.12.
[2][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
关键词：中学生；学习过程；“奥勃洛摩夫病”；诊治
中图分类号：G6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0-0267-03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写了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内中同名主人公声称：“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得，就是没有力量和意志。”因此，他就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躺卧着。对于奥勃洛摩夫来说，躺卧既不是出于必要，也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一种常态”。他已经习惯于在沉沉的昏睡中消磨时光了。冈察洛夫通过作品中人物斯托尔兹之口，把奥勃洛摩夫这种由农奴制生活方式所養成的惰性命名为“奥勃洛摩夫性格”。无疑，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我们把它称为“奥勃洛摩夫病”。“奥勃洛摩夫病”具有一般性，不仅属于奥勃洛摩夫一人所有。不知自20世纪末的哪一天起，它也传染了我国青少年的心灵，并且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泛滥开来，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一种心理通病。可以毫不武断地说，“奥勃洛摩夫病”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如果不加以及时诊治，必将影响到我国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因此，我们以泉州中学生的学习现状为例，对其作些初步诊治，以期引起社会的注意。
就泉州中学生所反映出的一般症状看，学习过程中的“奥勃洛摩夫病”主要有下述四种类型：
一、无所事事型的“奥勃洛摩夫病”
有一部分青少年，头脑混沌，心灵麻木，没有生活的目标，不知道此生应该干什么，或者觉得此生不用干什么，因此几乎每天都是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中混过去。泉州地区经济发达。这里富二代很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特殊地保护了起来。此时学生进入学校，如同进了托儿所，学习不学习家长并不十分在意。这就必然会使得这些学生从小便滋生一种心理上的惰性。不过，仅仅是懒惰，像小说中的奥勃洛摩夫那样躺在沙发上好像还没什么，因为他至少对社会不构成某种威胁。但泉州的某些青少年并不是这样，他们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闲愁最苦”的症状，即不知道如何消磨光阴、无所事事的“痛苦”，这令人担忧。对这部分青少年的教育将成为我们的最大难题。作为教育工作者，任谁都会葆有一定的“事业心”，因此我们必须要“管”这些学生。可是，另一方面，我们怎么管？对这样的“病号”，我们不能不悲观地诊断说：无所事事型的“奥勃洛摩夫病”或许是一种接近病入膏肓、十分危险的病，怎样诊治，不但我们身为教师的应该认真地想想，而且我们的家庭、社会也必须认真地想想了。我们目前想到的是：向家长、向学生“双管齐下”地“下痛苦药”。其中蕴涵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是：不能感受艰苦和痛苦，就绝不会珍惜幸福；没有艰苦和痛苦教育，也绝不会培养出人才。
二、蜻蜓点水型的“奥勃洛摩夫病”
蜻蜓点水型的“奥勃洛摩夫病”是普遍存在的，其症状是：遇到问题，不求甚解，不往深处想，满足于表层的一知半解。如果往深层思考，要受累的，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或者觉得不值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做一个肤浅的人，或者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肤浅的人。他们不知道，作为高等动物，人是要有思想的，是要有深刻思想的。他们只满足于：我知道了就行，管他内里是什么。很明显，思想上的惰性，或曰精神上的“奥勃洛摩夫病”，是其深层根源。比较起来，这种病症本来是好医治的：通过教育真正懂得，人作为人必须要拥有深刻的思想、深邃的思维。一个没有深刻思想、深邃思维的民族是危险的。但是，有一点让教育工作者感觉到很难办，就是：似乎整个社会只在赚钱方面很能深入思考，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方面，即使是终极价值、绝对真理，也往往较少有立足之地，还用“深刻的思想”干什么。这也让教育工作者感到尴尬和无奈：我们今天拼死拼活地在学校“传道”，讲大道理，讲“深刻思想”、“深邃思维”，可是当他们——那些青少年们——回到家庭、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的教育马上就没有存活的空间了。社会生活的洪流，其力量是多么强大啊，相比而言，我们的学校教育又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呢。因此，治疗此类病症，必须获得全社会的共识，通力合作，营造一个以罗丹的“思想者”为光辉榜样的、以深刻为荣以肤浅为耻的浓厚氛围。否则，学校教育的效果将难以持久。
三、人云亦云型的“奥勃洛摩夫病”
人云亦云型的学生，称得上毫无主见，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别人是什么看法，他也是什么看法，只长嘴巴不长脑子。
这种病症的出现，可能有两种原因：或者是胆怯，害怕说错了被批评、被耻笑；或者出于一种对教师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这两种原因，都导致学生常常是既不能想，也不敢想。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传统教育观念中，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被看成知识的拥有者、学问的“权威”。人们因此就可能普遍地产生一种错觉：凡教师，便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种情况首先得到教师本人的“认可”——由于在求知方面是“先行者”，由于年长几岁，富于各方面的经验，由于社会的那种原本无可厚非的“尊师”之风，致使教师自己也“自我感觉良好”，每时每刻、每地每处，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甚至出现在社会上其他职业成员的面前，并还可能误以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知灼见”，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天经地义”。而另一方面，五六年、六七年、七八年的教育，常常促使学生任谁也不怀疑教师的权威性，教师是“金口玉牙，说啥算啥”。结果呢？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在学习方面便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并由这种思维定势而导致了一种学习行为定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亦即：非教师之所思而不思，非教师之所言而不言，非教师之所为而不为。上述两种病因，不管是哪一种，诊治的办法主要的都只是一种，就是不断地鼓励，培养学生的自信心。鼓励学生说话，说对了表扬；说错了，虽然需要及时更正，却绝不批评，绝不耻笑，甚至对于大胆发表看法的就予以表扬。久而久之，学生自然就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了。发表看法的过程，也极有可能是锤炼思想、提高思维品质的过程，许许多多的所谓“主见”、“睿智”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这种诊治办法虽然简单，却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因为，学生只有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某种想法和主见，拥有了自信，才能不盲从、不迷信，才能对教师的观点、看法作出某种程度的辨析甚至批判。 四、小鸟等食型的“奥勃洛摩夫病”
“奥勃洛摩夫病”还有“小鸟等食型”，这一种更为普遍，更有代表性。这种类型的惰性，其突出表现是：你教给我什么，我就学习什么；你教给我多少，我就学习多少。“我”跟“你”同步，决不“抢先”，决不“超前”。一句话，这些人在求知方面，绝少主动性。分析起来，这种“奥勃洛摩夫病”，产生的心理根源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由于盲目地迷信教师，存在着一种并不自觉的自卑性。“不自觉的自卑性”是什么？是独立的自我的消失，是独立的自我的自由品格的消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奴性”的静态的表现。试想，我们当教师的，将来培养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一种面貌，都是这样一种“特色”，我們将有何感想？苦不堪言！奥勃洛摩夫病产生的心理根源的第二方面是目前我们僵化的教育方式。中考的指挥棒，高考的指挥棒，高分优先择校的指挥棒，高分优先就业的指挥棒，这许许多多的指挥棒，逼迫着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绝对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在指挥棒的指挥之下，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机械式地灌输知识，填鸭，指导应试。如同美国人赖希所说，“有效的教育过程成了在生产线上安装零件般的知识灌输”[1]。而学生呢？那许许多多的指挥棒，同样也在指挥着他们。他们跟他们的老师一样“同甘苦，共患难”——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往脑袋里装知识，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机械式地做题作文。这个时候的学生，就他的大脑而言，如果不是奥勃洛摩夫病的载体，恐怕就咄咄怪事了。不但这样，学生还扮演另一种角色呢，那就是“劳苦不息的西绪福斯”——反来复去、周而复始地往高山之巅推运所谓“知识”的巨石。这样的教育恐怕是值得深思的。须知，我们的教育，从它的本质来说，应该是一种人文教育啊！而人文教育是怎样的教育呢？英国人阿伦·布洛克在其所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说，“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2]以此推论，那么人文教育的中心主题就应该是、只能是：开发人的潜在能力，培养人的创造力。可是，全国师生，上下一心地“应试”、“应试”，不断地“应试”，从小学开始，经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就只有两个字“应试”，那么，我们的教育还能肩负起“开发人的潜在能力，培养人的创造力”这伟大而崇高的使命吗？难以设想。奥勃洛摩夫病产生的心理根源，还有一个同样可怕的根源，即：几乎全社会的“剪切”、“复制”、“粘贴”之风。计算机的某些优势，被我们的某些社会成员领悟得十分深透，上述风气的逐渐形成就是这种高超的领悟力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表现。用不着自己独创，网络上有的是现成的，拿来就成了，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从事的“事业”。不用费力地去思想，去琢磨，下载下来就成了。思想的获得可以这样做，论文的“写作”当然也可以这样做。而我们的学生恰恰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恰恰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环境造人”，如果不或轻或重地患上奥勃洛摩夫病，那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何况他们又处于意志力相对薄弱的青少年时代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青少年患上奥勃洛摩夫病，社会也不能辞其咎啊！
不过，身为教师，我们却很可能有所忧思，这种社会进步的动力（创造力）的敌人，这种惰性的代名词亦即奥勃洛摩夫病，如果再继续蔓延开来，像某种传染病似的，那又将如何？如果说学生——那广大的青少年，扮演的是受害者的角色，那么，我们作为教师的，生逢其世，不就是不大不小的罪人了吗？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生逢其世，不同样也是不大不小的罪人了吗？
试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一个个都在心灵深处流淌着奥勃洛摩夫的血液，或轻或重地传播着上述几种类型的“奥勃洛摩夫病”毒菌，明天的泉州、明天的祖国将走向何方？泉州人的“爱拼才会赢”精神、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怎么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为之忧虑，我们也将继续寻找教育诊治的良方。
参考文献：
[1][美]珍妮特·沃斯，[新西兰]戈登·德莱顿.学习的革命——通向21世纪的个人护照（修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1998.12.
[2][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