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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远洋海军:一个全新的课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摆脱千年的“内向型经济”结构,转为“外向型经济”结构,国内生产原料、商品市场已部分转向国外,1/7的就业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海外贸易,将来国内的稳定将严重依赖国际和平环境以及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经济关系的稳定。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由传统农业国家变成海洋国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海上生命线”问题。
根据西方历史的经验,海洋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安全和进一步繁荣,必须建立远征型的国防力量,包括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和远征型陆军。海洋国家的国防建设对我国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必须有准确的前瞻和预见,不能心存侥幸。而且形势不容乐观,因为若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假想敌,传统的防止来自海上的常规军事入侵的能力,中国尚未完全具备,现在又增加了“外向型经济”带来的保障“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区域的更为沉重的新任务。
没人能够保证今后50年、100年,世界不会爆发战争,中国不会遇到战争。即使中国不卷入战争,其他国家之间的战爭会否影响中国有着重大利益的海外地区的秩序?完整的国家安全的考虑总是建立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万一”的基础上的,因此,出于对子孙后代的负责,中国必须建设远征型的国防军事力量。在未来较长时间里,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主要是南海—马六甲海峡 —亚丁湾一线,这是我们经济的呼吸通道,虽然重要但长度十分有限。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必像美国那样追求全球到达——美国追求全球军事存在,是因为其商业利益遍及全球,中国则只需保障这一海上通道。
但是,仅仅这条有限的海上通道,无论在今天还是较长的未来,要做到战时的绝对控制恐怕是一种奢望。美国、日本、印度海军加上候补模样的澳大利亚海军,都是我国海上生命线的潜在对手。以我们现有的海军力量,即使与美、日、印分别单挑,它们都是不能轻视的劲敌,更不用说对方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我们必须认清这种现实,未来的威胁是无法回避的。
海权战略:“搭便车”还是“要尊严”?
当海军无力保障国家海上生命线时,有几种弥补方式,一是与潜在对手握手言欢,在尽可能保持尊严的前提下建立良好关系,甚至结成盟友,以“搭便车”的方式解决问题。如二战后衰弱的英国,从美国人手中夺回海上霸权已不可能,只能把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放在外交的首位,这是当今英国甘当美国跟班的根本原因。英国百年来的策略就是同超级强者友好,对崛起者遏制。但“搭便车”不是免费的,有时不得不在国格和尊严方面付出惨重代价。如第二次苏伊士危机,英国在美国的最后通牒下充满耻辱地撤出中东,颜面扫地;前首相布莱尔也曾被英国媒体指责为“美国人的一条哈巴狗”。
为了尊严,于是就有第二种选择:不仰人鼻息,不低三下四,维护国格与尊严,宁冒风险也要建设强大海军,依靠自己的力量确保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不过,这就容易引起周边国家和现存海权大国的疑惧和不安,触发海军军备竞赛和联合遏制力量的出现。
于是乎,海权战略的选择演变成“丢面子却轻松保险”、“要尊严却危险且负担沉重”的两种选择。以中华民族的倔强个性,似乎更可能选择后者。如果选择后者,坚定不移地建设强大海军,虽有风险,但也存在着机会,那就是等待对手的衰落,自然补缺,成为海权强国。不过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有时要依赖幸运之神的眷顾,如同当年苏联自动解体,美国坐享其成。沿着这种战略思维,必然要考虑如何应对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海上威胁和联合遏制。
如何应对美、日、印等国的遏制
对于美国,我们目前难以常规军事与之争锋,所以动用核威慑可成为值得考虑的方法之一,就如俄罗斯警告北约不要妄想以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而心安理得地危害俄罗斯的核心利益那样,可以明确表示:一旦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受到破坏,将调动一切现有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安全——美国就明确声称一旦常规战争严重失败将使用核武器。这样,对手就不敢存有用海上常规军事力量迫我就范的企图,而其动用核武器时又会感到得不偿失。
日本海上生命线基本与我重叠,两国友好则相辅相成,两国交恶则有我没你。以日本“关键性技术领域”领先中国30年来判断,日本海军目前尚占优势,且有美国撑腰。从长远看,中国海军力量终将超过日本,但前提是中国要具备把GDP迅速转化成国防军事力量的社会机制,而不是将GDP转化为奢侈享受、削弱国防军事力量的强性腐败剂,如同北宋和晚清的奢靡那样。这样,我们在绝对保障自己的海上生命线的同时,也意味着对日本海上生命线的绝对控制。退而求其次,也可用“互相确保海上生命线切断”来应对日本。
印度地处印度洋有利位置,直接威胁我海上生命线,而其海军规模亦在不断壮大。如果美国退出印度洋,印度似乎就单独掌握了印度洋的钥匙。一旦海上发生冲突,中国海军有远航疲惫、后勤不继之虞,而印度有以逸待劳之利。中国海军在战时能否单独保障海上生命线大有疑问。因此,战略上应考虑“以陆制海”,印度未来的能源供给依赖陆上核电站,以中、短程导弹即可覆盖之。即使海军不如印度,只要中国占有陆上导弹技术的优势,即可牵制和抵消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将来长期的战略格局是印度“以海制陆”,中国“以陆制海”,这是“相互确保摧毁生命线”的另一种样式。
如何对付当下时隐时现、未来有一定可能性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海上联手遏制和围堵?从长远看,除了运用外交合纵连横之策外,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远征型的国防军事力量和远洋海军,并在军事技术上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我国处于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位置(这种内线作战的运作也是我军最擅长的,从五次反围剿到冷战对付美苏日印台),可集中海空力量将松散之对手各个击破。当然,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还是技术问题。未来要获得制空权、制海权,技术将决定一切。在技术强大者面前,围堵上来的都是送上门来挨揍,技术落后者,则被围堵上来的乱棒击毙。
所以,中国海权的困境并不在于“美日同盟”、“第二岛链封堵”、“马六甲困局”等等。在先进的军事技术面前,这些传统军事地理意义上的障碍全都是纸糊的玩意儿,就像长城在现代兵器面前完全是摆设一样。怎样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把GDP和社会财富转换成有效的远征型国防军事力量,并在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上占有绝对优势,才是中国海权的可靠保障。
也许有人说,这种传统的海权思维已经落后了,“单打独斗”维护海上生命线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应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合作关系,以“国际协作”来确保海上生命线的安全。果真如此,当然皆大欢喜,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这样的努力。但是,这毕竟属于主观愿望,英国和日本在依赖海权强国时,放弃了多少尊严?亚洲的政治整合离欧盟那样的状态还有非常遥远的路程,中国能用理想代替现实吗?事实上,一些潜在敌对势力早已利用中国海权的弱势在某些问题上咄咄逼人,中国能长期容忍别人捏住自己的“软肋”来打交道吗?
当然,如果像英国那样死心塌地跟着美国走,“搭便车”或许省力又省心,似乎也很安全,但还是那句老话:那是要以国家的尊严为代价的,我们民族的个性和曾经有过的汉唐辉煌会允许我们作这样的选择?另外,如果美国某天像苏联一样突然崩溃,航空母舰当破铜烂铁变卖,我们还能搭谁的“便车”?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摆脱千年的“内向型经济”结构,转为“外向型经济”结构,国内生产原料、商品市场已部分转向国外,1/7的就业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海外贸易,将来国内的稳定将严重依赖国际和平环境以及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经济关系的稳定。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由传统农业国家变成海洋国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海上生命线”问题。
根据西方历史的经验,海洋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安全和进一步繁荣,必须建立远征型的国防力量,包括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和远征型陆军。海洋国家的国防建设对我国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必须有准确的前瞻和预见,不能心存侥幸。而且形势不容乐观,因为若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假想敌,传统的防止来自海上的常规军事入侵的能力,中国尚未完全具备,现在又增加了“外向型经济”带来的保障“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区域的更为沉重的新任务。
没人能够保证今后50年、100年,世界不会爆发战争,中国不会遇到战争。即使中国不卷入战争,其他国家之间的战爭会否影响中国有着重大利益的海外地区的秩序?完整的国家安全的考虑总是建立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万一”的基础上的,因此,出于对子孙后代的负责,中国必须建设远征型的国防军事力量。在未来较长时间里,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主要是南海—马六甲海峡 —亚丁湾一线,这是我们经济的呼吸通道,虽然重要但长度十分有限。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必像美国那样追求全球到达——美国追求全球军事存在,是因为其商业利益遍及全球,中国则只需保障这一海上通道。
但是,仅仅这条有限的海上通道,无论在今天还是较长的未来,要做到战时的绝对控制恐怕是一种奢望。美国、日本、印度海军加上候补模样的澳大利亚海军,都是我国海上生命线的潜在对手。以我们现有的海军力量,即使与美、日、印分别单挑,它们都是不能轻视的劲敌,更不用说对方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我们必须认清这种现实,未来的威胁是无法回避的。
海权战略:“搭便车”还是“要尊严”?
当海军无力保障国家海上生命线时,有几种弥补方式,一是与潜在对手握手言欢,在尽可能保持尊严的前提下建立良好关系,甚至结成盟友,以“搭便车”的方式解决问题。如二战后衰弱的英国,从美国人手中夺回海上霸权已不可能,只能把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放在外交的首位,这是当今英国甘当美国跟班的根本原因。英国百年来的策略就是同超级强者友好,对崛起者遏制。但“搭便车”不是免费的,有时不得不在国格和尊严方面付出惨重代价。如第二次苏伊士危机,英国在美国的最后通牒下充满耻辱地撤出中东,颜面扫地;前首相布莱尔也曾被英国媒体指责为“美国人的一条哈巴狗”。
为了尊严,于是就有第二种选择:不仰人鼻息,不低三下四,维护国格与尊严,宁冒风险也要建设强大海军,依靠自己的力量确保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不过,这就容易引起周边国家和现存海权大国的疑惧和不安,触发海军军备竞赛和联合遏制力量的出现。
于是乎,海权战略的选择演变成“丢面子却轻松保险”、“要尊严却危险且负担沉重”的两种选择。以中华民族的倔强个性,似乎更可能选择后者。如果选择后者,坚定不移地建设强大海军,虽有风险,但也存在着机会,那就是等待对手的衰落,自然补缺,成为海权强国。不过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有时要依赖幸运之神的眷顾,如同当年苏联自动解体,美国坐享其成。沿着这种战略思维,必然要考虑如何应对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海上威胁和联合遏制。
如何应对美、日、印等国的遏制
对于美国,我们目前难以常规军事与之争锋,所以动用核威慑可成为值得考虑的方法之一,就如俄罗斯警告北约不要妄想以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而心安理得地危害俄罗斯的核心利益那样,可以明确表示:一旦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受到破坏,将调动一切现有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安全——美国就明确声称一旦常规战争严重失败将使用核武器。这样,对手就不敢存有用海上常规军事力量迫我就范的企图,而其动用核武器时又会感到得不偿失。
日本海上生命线基本与我重叠,两国友好则相辅相成,两国交恶则有我没你。以日本“关键性技术领域”领先中国30年来判断,日本海军目前尚占优势,且有美国撑腰。从长远看,中国海军力量终将超过日本,但前提是中国要具备把GDP迅速转化成国防军事力量的社会机制,而不是将GDP转化为奢侈享受、削弱国防军事力量的强性腐败剂,如同北宋和晚清的奢靡那样。这样,我们在绝对保障自己的海上生命线的同时,也意味着对日本海上生命线的绝对控制。退而求其次,也可用“互相确保海上生命线切断”来应对日本。
印度地处印度洋有利位置,直接威胁我海上生命线,而其海军规模亦在不断壮大。如果美国退出印度洋,印度似乎就单独掌握了印度洋的钥匙。一旦海上发生冲突,中国海军有远航疲惫、后勤不继之虞,而印度有以逸待劳之利。中国海军在战时能否单独保障海上生命线大有疑问。因此,战略上应考虑“以陆制海”,印度未来的能源供给依赖陆上核电站,以中、短程导弹即可覆盖之。即使海军不如印度,只要中国占有陆上导弹技术的优势,即可牵制和抵消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将来长期的战略格局是印度“以海制陆”,中国“以陆制海”,这是“相互确保摧毁生命线”的另一种样式。
如何对付当下时隐时现、未来有一定可能性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海上联手遏制和围堵?从长远看,除了运用外交合纵连横之策外,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远征型的国防军事力量和远洋海军,并在军事技术上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我国处于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位置(这种内线作战的运作也是我军最擅长的,从五次反围剿到冷战对付美苏日印台),可集中海空力量将松散之对手各个击破。当然,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还是技术问题。未来要获得制空权、制海权,技术将决定一切。在技术强大者面前,围堵上来的都是送上门来挨揍,技术落后者,则被围堵上来的乱棒击毙。
所以,中国海权的困境并不在于“美日同盟”、“第二岛链封堵”、“马六甲困局”等等。在先进的军事技术面前,这些传统军事地理意义上的障碍全都是纸糊的玩意儿,就像长城在现代兵器面前完全是摆设一样。怎样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把GDP和社会财富转换成有效的远征型国防军事力量,并在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上占有绝对优势,才是中国海权的可靠保障。
也许有人说,这种传统的海权思维已经落后了,“单打独斗”维护海上生命线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应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合作关系,以“国际协作”来确保海上生命线的安全。果真如此,当然皆大欢喜,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这样的努力。但是,这毕竟属于主观愿望,英国和日本在依赖海权强国时,放弃了多少尊严?亚洲的政治整合离欧盟那样的状态还有非常遥远的路程,中国能用理想代替现实吗?事实上,一些潜在敌对势力早已利用中国海权的弱势在某些问题上咄咄逼人,中国能长期容忍别人捏住自己的“软肋”来打交道吗?
当然,如果像英国那样死心塌地跟着美国走,“搭便车”或许省力又省心,似乎也很安全,但还是那句老话:那是要以国家的尊严为代价的,我们民族的个性和曾经有过的汉唐辉煌会允许我们作这样的选择?另外,如果美国某天像苏联一样突然崩溃,航空母舰当破铜烂铁变卖,我们还能搭谁的“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