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宣王后期，在对外战事中一再失利。在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登记人口数目——这是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人口普查，这个举动震惊了王朝的官员们。西周时期是兵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任。以前，王室掌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足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周军兵力不足，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宣王最终没有听从大臣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宣王晚年，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几句流言就使至高无上的周王如同惊弓之鸟。而周宣王的下一代周幽王即做了亡国之君。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
　　 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一千三百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六千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现代相比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难以满足果腹之需。
　　 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人口激增，灾害不断，政治黑暗，秩序混乱。从官员到百姓，对现实普遍不满，对前途丧失信心，都希望变革，希望社会重新整合。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出现了。
　　 唐玄宗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括户，也就是对那些因战乱或沉重的赋役、兵役而被迫逃亡的农民进行全面普查，准许逃亡农民就地落籍，结果括出八十万逃户，使国家控制的户口从神龙元年的六百一十五万户增加到开元十四年的七百零六万户，人口则达到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人。到了天宝十三载，更增加到九百一十八万户。事实上，据中晚唐著名学者杜佑估计，当时的实际人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果以每户五六口推算，则全国人口当在七千万上下，长安的人口就在百万以上。而当时全世界总人口才两亿左右。
　　 农业的发展，是盛唐经济繁荣的基础。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六亿六千万亩，人均超过九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八倍。随着水利灌溉设施的兴修，耕作制度的改进，水稻种植的北移，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普遍利用，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据学者推算，盛唐时代，每年粮食产量可达六亿石，平均每人约三百五十公斤。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是盛唐得天独厚之处。
　　 清朝从顺治朝整顿赋役制度，到康熙、雍正朝尝试变通、推行摊丁入亩的进程来看，尽管没能根本改变历史的积弊，但多少使老百姓的沉重负担有所減轻、人身依附也相对松弛。鸦片战争前的道光五年，中国实际人口已经超过四亿，但城市人口只占6%～7%。
　　 这一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甚至还因为灾害等原因有所减少。同时，土地还在向少数富人、旗人以及官庄集中。到清朝中期，全国总人口中大约有60%～90% 的人处于无地状态。昔日的繁荣下面潜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据“学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