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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理由
作为公安部打拐办主任，他不但在现实中破获多起拐卖妇女儿童的大案，还在网络上积极利用新技术手段汇集失踪儿童的信息。他以网络大V的身份搭建起了一个值得信任的失踪儿童信息汇总平台，让更多的失踪儿童父母看到了希望。
四十多平米的办公室里挤了12个人，要侧身才能通过办公桌之间的过道，其中两个正处和两个副处坐在角落，办公桌下摆着自己的拉杆箱，随时准备出差。尽管办公室不大，全国的妇女和儿童被拐卖的信息在这里汇总，某种意义上，这是调度全国打拐行动的神经中枢——公安部打拐办。
自2007年成立至今的8年时间里，在公安部打拐办的统一指挥下，共抓获5万多名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妇女儿童10万多人。而作为打拐办的主任和网络大V，陈士渠也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警察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微博时代掀起的打拐行动，让公众和媒体更为关注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命运，也正是打拐办和陈士渠本人在新媒体上的尝试，使中国的打拐迈入2.0时代。
陈士渠的手机放在桌子上，每隔几分钟就会像热线一样响一次，基本上是各地公安的打拐部门向他汇报最新的进展。“甘肃那个孩子可能有消息了。”陈士渠看到是甘肃警方的来电。“是吗？”陈士渠提高了嗓门，空荡的会议室瞬间有了回音，“我跟新疆那边打电话让他们想办法马上查一下。”陈士渠一边拨号码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甘肃一名被拐的孩子出现在新疆一个检查站的身份登记信息上。
他觉得这个孩子找到的可能瞬间增大了，可突然又觉得事有蹊跷，“7岁的孩子会随身携带身份证？”他自言自语了两句，电话里嘱咐新疆的办案民警，“尽快查明情况，直接向我报告。”
事实上，这对于陈士渠和他的同事们已然是种常态。“案发后越早行动，解救孩子的成功率越高。”陈士渠说，他比常人更能理解被拐儿童家人的心情，第一时间布置，也就增大一分解救的希望。
陈士渠还记得刚调至打拐办时的第一次全国调研。在云南文山，一个未满20岁的女孩被人贩子骗到山东，卖给山区里一个农民当老婆。她曾三次出逃未果，三年之后终于舍下孩子跑了出来。“我被拐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贩子。”女孩对陈士渠说。
这句话给陈士渠极大的冲击。如果宣传到位，女孩是否会有防范意识，避免惨剧发生？“虽然回到家乡，可都知道她被拐卖过，她怎么再婚？生活都受到影响，”陈士渠顿了顿，“她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去山东，对她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悲剧。”
2007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成立了由公安部、民政部等3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负责统筹协调反拐工作。这正是陈士渠在调研半年之后主持起草的。而这份国家级反拐工作指导文件，确定了此后5年中国反拐核心内容。
此前，按法律规定，儿童失踪并不列入刑事案件。但陈士渠的调研结论是，照此规定，儿童的解救和拐卖案件的侦破难度都会增加。而公安部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制定了新规，儿童失踪即可立案侦查，打拐的长效机制很快完善起来。
在陈士渠看来，另一个被完善的顶层设计是，全国打拐DNA信息库也随之建立起来。被拐儿童父母和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的血样通过采集、检测输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就可以进行比对。从信息库成立到2012年的3年间，共查找、比对、解救了两千多名被拐儿童。
一条短信再次让陈士渠把手边的工作停了下来。打拐办推送的消息显示，一个西安的孩子在姨妈的招待所里被房客抱走。陈士渠盯着手机，一字一句念着，“房客老王不登记住宿信息，还经常换名字，”他抬起头忽然加快了语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微博先发布，这种案子刚发生不久，核实情况后估计很快就能破案。”他赶紧打电话给西安公安局打拐负责人，得知对方正在开会研究，并已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联系方式后，他特意叮嘱，破案过程可拍些视频，事后媒体播出。“拍视频是为了让破案的信息及时公布，否则容易引起当地的恐慌。”陈士渠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
对于微博拥有六百五十多万粉丝网络大V来说，陈士渠更懂得如何利用新媒体扩大打拐的影响力。起初，一个打拐志愿者告诉陈士渠，网络上有很多的被拐儿童的线索，因为忙于工作，陈便让志愿者帮其收集再反馈给他。2010年12月，志愿者劝他还是上微博自己亲历感受，陈士渠为此专门注册了微博，而被拐儿童的线索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渐渐地，刷微博已经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在他的微博上最为常见的是一张孩子的照片加上一句“请陈主任关注”“主任帮忙”的留言。每遇这样的线索，陈士渠都会致电当地公安部门进行信息核查，有的会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地方也会及时将核查情况进行反馈。随后，陈士渠会转发这条提供线索的微博，尽管大多是简短的“正在核查”“已督办”等语言，对于丢失孩子的家长来说，来自公安部层面的回应显然增大的孩子解救的希望。
陈士渠对拐卖线索的博文会很快回复，当天部署核查，收到核查结果及时发布。他最多时一天回复上百条评论。陈士渠一般白天在办公室或现场督办案件，为了及时回复，经常加班加点到半夜。有时他的一条微博的阅读量能达到三千多万，他还会适时地@与他互粉的李冰冰、姚晨等影视明星，帮忙转发。通过微博直接过问案件，打拐办相继找回了上万名被拐的妇女儿童。
平时，陈士渠一天能收到上百条私信，而其中的一组私信一发就是6个月，多达一百多封。这位发私信的人叫刘世刚，他的儿子刘峻宁在一年半前失踪，苦寻无果的刘世刚给陈士渠发了第一封私信，告知其在贵州遵义的城区连续发生儿童被拐卖案件，希望得到上级公安部门的帮助。陈士渠很快回复：“一个个详情发我，要尽快。”
陈士渠立刻给贵州省公安厅负责打拐的处长打电话核实，对方也很快反馈，确有此事。公安部将这一系列案件，列为打拐督办案件。刘世刚相继发来私信迫切地追问案件进展。而陈士渠仍然简单回复，避免泄露案情。“要拿捏好这个尺度，既要让家长看到希望，又不能影响办案。”陈士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陈士渠回复及时，但刘世刚仍心急如焚。他曾开了一个小门市店，但儿子走失后，他每天去公安局“报到”，生意自然无法再做下去，他的生活也变得单一，不停地搜集线索寻找儿子。事实上，在陈士渠接触的案例中，不少人因寻找孩子不惜倾家荡产。
半年之后，警方接到群众的线索，犯罪嫌疑人进入警方视野。与此同时，刘世刚还在“坚持不懈”地给陈士渠发私信，而陈的回复也意味深长：“案件正在侦办。近期不要连续在网上发帖，以防打草惊蛇。”此时，陈士渠已身在河南安阳。很快，被公安部列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1号督办案件告破，解救了14名被拐儿童，抓获18名获罪嫌疑人。然而，解救的孩子中并没有刘世刚的儿子。又过了三天，刘的儿子刘峻宁终于被找到。当陈士渠抱着孩子出现在刘世刚的面前时，刘世刚早已泪流满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然，除了求助的，竟然也有“不满”的。陈士渠就曾收到孩子“买主”的微博私信：我把孩子养这么大，你们说接走就接走了。而陈士渠回复还是一惯的简约风格：“买卖儿童是违法犯罪行为。”
自从陈士渠注册微博至今，他和他的同事们接到数千条拐卖犯罪线索，微博也成为打拐办名副其实的打拐平台。在今年1月的2015年移动政务峰会，陈士渠被评为2014年全国十大公务人员微博。曾有一些电视节目找过陈士渠，不少被他婉拒了。他不想宣传自己，哪怕接受采访，更多的是让公众关注打拐。其中的一句话，几乎也成了他接受媒体采访的口头禅：“我的愿望就是天下无拐。”
陈士渠
山东人，诉讼法博士，现任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
作为公安部打拐办主任，他不但在现实中破获多起拐卖妇女儿童的大案，还在网络上积极利用新技术手段汇集失踪儿童的信息。他以网络大V的身份搭建起了一个值得信任的失踪儿童信息汇总平台，让更多的失踪儿童父母看到了希望。
四十多平米的办公室里挤了12个人，要侧身才能通过办公桌之间的过道，其中两个正处和两个副处坐在角落，办公桌下摆着自己的拉杆箱，随时准备出差。尽管办公室不大，全国的妇女和儿童被拐卖的信息在这里汇总，某种意义上，这是调度全国打拐行动的神经中枢——公安部打拐办。
自2007年成立至今的8年时间里，在公安部打拐办的统一指挥下，共抓获5万多名犯罪嫌疑人，解救被拐妇女儿童10万多人。而作为打拐办的主任和网络大V，陈士渠也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警察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微博时代掀起的打拐行动，让公众和媒体更为关注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命运，也正是打拐办和陈士渠本人在新媒体上的尝试，使中国的打拐迈入2.0时代。
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贩子？
陈士渠的手机放在桌子上，每隔几分钟就会像热线一样响一次，基本上是各地公安的打拐部门向他汇报最新的进展。“甘肃那个孩子可能有消息了。”陈士渠看到是甘肃警方的来电。“是吗？”陈士渠提高了嗓门，空荡的会议室瞬间有了回音，“我跟新疆那边打电话让他们想办法马上查一下。”陈士渠一边拨号码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甘肃一名被拐的孩子出现在新疆一个检查站的身份登记信息上。
他觉得这个孩子找到的可能瞬间增大了，可突然又觉得事有蹊跷，“7岁的孩子会随身携带身份证？”他自言自语了两句，电话里嘱咐新疆的办案民警，“尽快查明情况，直接向我报告。”
事实上，这对于陈士渠和他的同事们已然是种常态。“案发后越早行动，解救孩子的成功率越高。”陈士渠说，他比常人更能理解被拐儿童家人的心情，第一时间布置，也就增大一分解救的希望。
陈士渠还记得刚调至打拐办时的第一次全国调研。在云南文山，一个未满20岁的女孩被人贩子骗到山东，卖给山区里一个农民当老婆。她曾三次出逃未果，三年之后终于舍下孩子跑了出来。“我被拐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贩子。”女孩对陈士渠说。
这句话给陈士渠极大的冲击。如果宣传到位，女孩是否会有防范意识，避免惨剧发生？“虽然回到家乡，可都知道她被拐卖过，她怎么再婚？生活都受到影响，”陈士渠顿了顿，“她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去山东，对她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悲剧。”
2007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成立了由公安部、民政部等3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负责统筹协调反拐工作。这正是陈士渠在调研半年之后主持起草的。而这份国家级反拐工作指导文件，确定了此后5年中国反拐核心内容。
此前，按法律规定，儿童失踪并不列入刑事案件。但陈士渠的调研结论是，照此规定，儿童的解救和拐卖案件的侦破难度都会增加。而公安部根据调研实际情况制定了新规，儿童失踪即可立案侦查，打拐的长效机制很快完善起来。
在陈士渠看来，另一个被完善的顶层设计是，全国打拐DNA信息库也随之建立起来。被拐儿童父母和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的血样通过采集、检测输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就可以进行比对。从信息库成立到2012年的3年间，共查找、比对、解救了两千多名被拐儿童。
微博打拐时代
一条短信再次让陈士渠把手边的工作停了下来。打拐办推送的消息显示，一个西安的孩子在姨妈的招待所里被房客抱走。陈士渠盯着手机，一字一句念着，“房客老王不登记住宿信息，还经常换名字，”他抬起头忽然加快了语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微博先发布，这种案子刚发生不久，核实情况后估计很快就能破案。”他赶紧打电话给西安公安局打拐负责人，得知对方正在开会研究，并已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联系方式后，他特意叮嘱，破案过程可拍些视频，事后媒体播出。“拍视频是为了让破案的信息及时公布，否则容易引起当地的恐慌。”陈士渠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
对于微博拥有六百五十多万粉丝网络大V来说，陈士渠更懂得如何利用新媒体扩大打拐的影响力。起初，一个打拐志愿者告诉陈士渠，网络上有很多的被拐儿童的线索，因为忙于工作，陈便让志愿者帮其收集再反馈给他。2010年12月，志愿者劝他还是上微博自己亲历感受，陈士渠为此专门注册了微博，而被拐儿童的线索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渐渐地，刷微博已经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在他的微博上最为常见的是一张孩子的照片加上一句“请陈主任关注”“主任帮忙”的留言。每遇这样的线索，陈士渠都会致电当地公安部门进行信息核查，有的会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地方也会及时将核查情况进行反馈。随后，陈士渠会转发这条提供线索的微博，尽管大多是简短的“正在核查”“已督办”等语言，对于丢失孩子的家长来说，来自公安部层面的回应显然增大的孩子解救的希望。
陈士渠对拐卖线索的博文会很快回复，当天部署核查，收到核查结果及时发布。他最多时一天回复上百条评论。陈士渠一般白天在办公室或现场督办案件，为了及时回复，经常加班加点到半夜。有时他的一条微博的阅读量能达到三千多万，他还会适时地@与他互粉的李冰冰、姚晨等影视明星，帮忙转发。通过微博直接过问案件，打拐办相继找回了上万名被拐的妇女儿童。
平时，陈士渠一天能收到上百条私信，而其中的一组私信一发就是6个月，多达一百多封。这位发私信的人叫刘世刚，他的儿子刘峻宁在一年半前失踪，苦寻无果的刘世刚给陈士渠发了第一封私信，告知其在贵州遵义的城区连续发生儿童被拐卖案件，希望得到上级公安部门的帮助。陈士渠很快回复：“一个个详情发我，要尽快。”
陈士渠立刻给贵州省公安厅负责打拐的处长打电话核实，对方也很快反馈，确有此事。公安部将这一系列案件，列为打拐督办案件。刘世刚相继发来私信迫切地追问案件进展。而陈士渠仍然简单回复，避免泄露案情。“要拿捏好这个尺度，既要让家长看到希望，又不能影响办案。”陈士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陈士渠回复及时，但刘世刚仍心急如焚。他曾开了一个小门市店，但儿子走失后，他每天去公安局“报到”，生意自然无法再做下去，他的生活也变得单一，不停地搜集线索寻找儿子。事实上，在陈士渠接触的案例中，不少人因寻找孩子不惜倾家荡产。
半年之后，警方接到群众的线索，犯罪嫌疑人进入警方视野。与此同时，刘世刚还在“坚持不懈”地给陈士渠发私信，而陈的回复也意味深长：“案件正在侦办。近期不要连续在网上发帖，以防打草惊蛇。”此时，陈士渠已身在河南安阳。很快，被公安部列为全国“打拐”专项行动1号督办案件告破，解救了14名被拐儿童，抓获18名获罪嫌疑人。然而，解救的孩子中并没有刘世刚的儿子。又过了三天，刘的儿子刘峻宁终于被找到。当陈士渠抱着孩子出现在刘世刚的面前时，刘世刚早已泪流满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然，除了求助的，竟然也有“不满”的。陈士渠就曾收到孩子“买主”的微博私信：我把孩子养这么大，你们说接走就接走了。而陈士渠回复还是一惯的简约风格：“买卖儿童是违法犯罪行为。”
自从陈士渠注册微博至今，他和他的同事们接到数千条拐卖犯罪线索，微博也成为打拐办名副其实的打拐平台。在今年1月的2015年移动政务峰会，陈士渠被评为2014年全国十大公务人员微博。曾有一些电视节目找过陈士渠，不少被他婉拒了。他不想宣传自己，哪怕接受采访，更多的是让公众关注打拐。其中的一句话，几乎也成了他接受媒体采访的口头禅：“我的愿望就是天下无拐。”
陈士渠
山东人，诉讼法博士，现任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