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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19世纪30年代起,渴望了解西方文明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等人,相继在书刊中介绍了莎士比亚,之后莎翁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在20世纪初以各种形式逐渐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100多年来,在莎翁作品的翻译出版过程中,上海是中国主要的中心之一,一批著名的早期出版物均诞生于上海。鉴于此,笔者从晚清民国时期在上海出版的莎士比亚著作入手,以便对民国时期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有更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出版社;晚清民国
1 民国之前的莎士比亚著作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莎士比亚的名字就已被国人所知。如林则徐的《四洲志》中有提到,曾纪泽也曾提到过,以及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的也有提及,但当时还没有人翻译并出版莎士比亚的著作。
直到1903年,第一部莎士比亚著作被达文社翻译,标志着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出版的开始。这部著作的名字叫《澥外奇谭》。①这本书是英国散文家查理士·兰姆和其姐姐玛丽·兰姆共同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1904年7月,林纾和魏易也用文言文合译了这本书,书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简称《吟边燕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中国莎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影响了田汉、曹禺、郭沫若等一代中国现代著名文学戏剧大师,更成为中国文明戏时期许多上演的莎剧蓝本。
早期著作都是文言形式的译本,内容则是再翻译版的故事合集,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对莎士比亚的了解较少,并未专门翻译莎学著作所导致的。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莎士比亚著作的出版才逐渐增多。
2 民国时期的莎士比亚著作
进入民国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人们逐渐从书籍中获取西方的先进文化。上海是当时国内的出版业重镇,因此不少出版社对莎士比亚著作多有涉猎。1921年,田汉在《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12期上发表了译作《哈孟雷特》,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完整的戏剧形式并用白话文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开启了上海出版业对于莎士比亚著作的发行。
2.1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上海乃至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早在清末,就已经邀请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专门翻译欧美小说。光绪三十年七月(1904年7月),出版了由林纾、魏易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本书有着标准的林译文言小说的特点,成功地将莎士比亚著作进行了本土化翻译,出版后颇受好评,商务印书馆因此于10年后的民国三年六月(1914年6月)进行再版,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民国五年四月(1916年4月),商務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和陈家麟翻译的《亨利第六遗事》,本书叙事框架依照奎勒-库奇改写的《莎士比亚历史故事》改编,对部分内容进行删改,属于早期出版莎士比亚单篇著作的书籍。
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莎士比亚著作进入白话文时代,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莎士比亚著作更加倾向于直接翻译莎士比亚原版原著,翻译后,尽可能还原原著的内容。其中,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梁实秋的著作。梁实秋是中国著名的散文集、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人士。民国二十五年六月(1936年6月),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和《马克白》。同年7月,出版了《李尔王》《如愿》《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志悲剧》这3部莎士比亚戏剧。此后,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1936年11月)出版《奥赛罗》,民国二十六年五月(1937年5月)出版《暴风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1939年9月)出版《第十二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实秋译莎士比亚戏剧多达8部。此后因为抗日战争日军逐渐进攻中国内陆,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出版深受影响。抗日战争结束后,商务印书馆对《威尼斯商人》《暴风雨》等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著作进行了三版、四版的发行,深受读者喜爱。
除林纾、梁实秋外,商务印书馆也有其他名家的莎士比亚著作。民国十三年五月(192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邵挺翻译的《天仇记》。本书是将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以文言的形式进行改编。民国十九年四月(1930年4月),商务印书馆将邵挺的《天仇记》放入万有文库的丛书中,再次发行。这部是在达文社《澥外奇谈》,林纾和魏易的《吟边燕语》后,《哈姆雷特》的第三个文言译本,是《哈姆雷特》早期翻译的特殊成果。[1]民国二十四年八月(1935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曹未风的《该撒大将》,这部是曹未风早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从中能看出后来曹译莎士比亚戏剧的风格。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1948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孙大雨的《黎琊王》,虽然梁实秋在10多年前已经出版《李尔王》,而后不少名家也对这部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了翻译,但普遍都是散文的形式。而孙大雨大胆采用诗歌的形势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这篇巨著,开创了中国莎剧翻译史上的新时期。
2.2 世界书局
世界书局由沈知方在上海创立,至新中国成立前,在各处设立分局30余处,共出版约5500种图书。书局从1947年开始,不断出版朱生豪的莎士比亚译著。
朱生豪于1933年夏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因为当时日本讥疯中国文化水平低,无法很好地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因此立志翻译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1944年12月16日,朱生豪因病去世,世界书局继承他的遗志,出版他的著作。民国三十六年四月(1947年4月),世界书局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共有三辑。第一辑有《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烦恼》《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终成眷属》《量罪记》《暴风雨》《冬天的故事》共9部莎士比亚戏剧,皆为喜剧。第二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汉姆莱脱》《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英雄叛国记》《该撒遇弑记》《女王殉爱记》共8部莎士比亚戏剧,皆为悲剧。第三辑有《爱的徒劳》《维洛那二士》《错误的喜剧》《驯悍记》《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血海歼仇记》《特洛埃围城记》《黄金梦》《还璧记》《沈珠记》共10部莎士比亚戏剧,被归为杂剧。原计划,世界书局还会出版第四辑,内容有《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亨利八世》。第四辑里面的莎士比亚戏剧都是朱生豪病重时期开始翻译的,不少都没有译完,世界书局打算将这些也加以出版,完成朱生豪的遗愿。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四月(1949年4月),世界书局对《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进行再版发行,仍然只有前三辑,第四辑还在其他编辑的译述中。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朱生豪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只有三辑,不免令当时广大莎剧迷感到遗憾。 世界书局虽然只出版了朱生豪一人的莎士比亚译著,但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民国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集大成者。他是第一个完整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所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后来成为印数最多、传播最廣的版本,对国内莎士比亚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2.3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由陆费逵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1912年1月1日)创立。创立之初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后涉及各个类型的书籍。1922年,田汉来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任职,便有了对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计划。
他在和友人的信件中说了一个不小的翻译计划,“以三四年之力独出二十种丛书,计为莎翁杰作集十种、近代小说戏曲诗歌十种”。②民国十一年十一月(1922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这是田汉一年前在《少年中国》上发表的《哈孟雷特》的完整单行本。这部《哈孟雷特》也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白话文汉译专著。直到民国二十五年三月(1936年3月),《哈孟雷特》已经累计出版8版,可见其白话文翻译莎剧的开创性和畅销度。民国十三年四月(1924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田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田汉回国前就在日本有了初稿,出版后,成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的第一部正式版本,也是田汉的第二部汉译莎剧著作。本书发行后也非常畅销,截至民国二十六年二月(1937年2月),中华书局共计发行6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此后,由于田汉投身于南国运动和左翼运动,原来的翻译10部莎剧计划就此搁置。
除田汉外,中华书局曾经还与文明书局合作,在民国五年六月(1916年6月)联合出版了贡少芹的《盗花》。这本书的原著是莎士比亚剧本,被贡少芹改译成了小说。贡少芹是民国著名小说家,本书发行后,也被多次翻印,至民国十八年三月(1929年3月),本书已发行5版。
2.4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由巴金等众多文化名人于1935年5月在上海创立,初名是“文化生活社”,9月份改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巴金担任总编辑。该出版社由巴金等著作名家挖掘,30年代许多新兴作家的作品都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中曹禺的莎士比亚作品就与该社息息相关。
曹禺的文学创作颇受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曹禺参加抗日宣传队,当时他在火车上见到铁厂工人,有感而发,就打算仿照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创作《雷雨》。后来这部作品经朋友投给巴金,巴金读后激动不已,于1934年7月将《雷雨》刊载到《文学丛刊》上。曹禺就此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结缘。抗战时期,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迁至广州、桂林、重庆,曹禺就在这个时期翻译莎士比亚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内陆条件艰苦,可参考的莎剧资料非常有限,曹禺根据自己的文学功底,于1943年成功完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民国三十三年三月(1944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重庆出版了曹禺的这部著作,当时书名为《柔蜜欧与幽丽叶》。抗日胜利后,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新迁回上海,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1945年12月)出版了沪版的第一版《柔蜜欧与幽丽叶》。曹禺虽然只翻译了这一部莎士比亚名剧,但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他作为译者在翻译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是“我国解放前第一个用诗的语言和诗的形式保持了原来莎剧诗体形式的译本”。[2]其将《罗密欧与朱丽叶》从之前仅仅在书本上作为文学作品的范畴扩展到能在舞台上直接演出,对莎剧在中国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2.5 文化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在抗日结束后的上海发行过曹未风的莎士比亚译作。
曹未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翻译家,从1931年开始计划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抗日战争时期,他来到西部大后方,甘于清贫,在1942年至1944年,通过文通书局出版《莎氏比亚全集》,包括11种莎剧。抗日胜利后回到上海,曹未风将自己的莎剧作进一步整理,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1946年6月)由上海的文化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曹译莎士比亚全集》。这套书共有10册,有《暴风雨》《凡隆纳的二绅士》《仲夏夜之梦》《微尼斯商人》《如愿》《安东尼及枯娄耙》《李尔王》《罗米欧与朱丽叶》《马克白斯》《汉姆莱特》这10部莎士比亚戏剧。曹未风的这些译作是中国最早出版的莎士比亚剧作集,“在朱生豪译本尚未问世、梁实秋仅有不多几本莎剧译本问世的情况下,曹未风在艰难困苦的抗战环境中翻译莎剧不辍,以出版全集为号召和目标,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3]
2.6 启明书局
启明书局由中华书局创始人沈知方之子沈志明与1936年创立。书局出书以出版世界名著译本和英文工具书为主。世界名著相比其他各出版社的翻译著作,更加通俗化,使得具有中学学历水平即可阅读名著。其中,也出过不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1937年1月),启明书局出版了由杨镇华翻译的《莎氏乐府本事》。本书也是依照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改编,和之前林纾等人的《吟边燕语》的区别是本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多达20种,并且是用白话文的形式写的,属于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普及读物。民国二十七年八月(1938年8月),启明书局出版丛书《莎翁杰作集》。其中,孙伟佛翻译《该撒大将》,周庄萍翻译《马克白》和《哈梦雷特》,蒋镇翻译《暴风雨》。这些作为莎剧普及类读物,进行再版多次发行。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1938年11月),启明书局出版了邢云飞改编的莎剧《铸情》。本书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是1938年5月31日在上海兰心大剧院公演的舞台剧剧本,当时上海处于沦陷状态,在租界“孤岛”之中坚持文艺演出,振奋当时沦陷区大众的斗志。此后,启明书局在1939年4月和1940年4月分别出版《铸情》的第二版、第三版,让大众广泛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莎士比亚经典戏剧。
2.7 新月书店 1926年底,北平局势动荡,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新月社成员南下到上海,次年成立新月书店。书店以出版新月社的同人刊物、书籍为主。后来因为徐志摩的遇难和书店经营不善,新月书店于1933年9月23日盘给商务印书馆。虽然新月书店存在的时间短暂,但仍然出版了一些莎士比亚作品。
新月书店出版的第一部戏剧译著是于1928年出版的《若邈玖袅新弹词》,本书是邓以蛰根据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译。由于邓以蛰是著名的美学家和新月社成员,因此内容更倾向于这个圈子的成员阅读。民国十九年五月(1930年5月),新月书店出版了由顾仲彝翻译、梁实秋校对的《威尼斯商人》。梁实秋参与了这部书的校对,对之后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威尼斯商人》有借鉴作用。
2.8 大东书局
大东书局于1916年在上海创办,是上海知名书局之一,出版物涉及多个方面。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1946年12月8日),大东书局出版了张常人翻译的莎剧《好事多磨》。这部《好事多磨》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出版之后就颇具争议。本书作者因为对英文掌握有限,对莎士比亚戏剧和西方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出版后错误颇多。连作者本人都在序里说了“可惜因为译者英文太差,虽然使这一剧本拙劣的译成了中文,其中错误必多,是不是多少还能保持原作者的情趣,也是个问题”。[4]随着后来朱生豪等名家的译本问世后,这本书逐渐被取代。
2.9 金马书堂
金马书堂是上海早期出版社之一。民国十九年十月(1930年10月),金马书堂出版了戴望舒翻译的《麦克倍斯》。戴望舒是民国著名的诗人,以《雨巷》而闻名,他的《麦克倍斯》充分体现了其个人特点,使得内容颇像诗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10 唯爱丛书社
唯爱丛书社在民国时期出过不少爱情相关的书籍。民国十八年一月(1929年1月),唯爱丛书社经由世界书局出版了由缪览辉翻译的莎剧《恋爱神圣》。这部就是莎士比亚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本书是莎士比亚戏剧早期翻译中的一个探索,主要想通过本书表现对男女自由爱情的支持。
3 结语
莎士比亚作品在上海的出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晚清到民国时期,由最早的达文社、林纾、魏易到后来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展现出了莎士比亚在中国从无到有、直到蓬勃发展的局面。莎士比亚作品来到中国,是各个出版社的功劳,上海的各大出版社百花齐放,传播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莎士比亚作品来到中国,更是广大翻译家的功劳,他们将莎士比亚戏剧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经过文言文到白话文、翻译腔到本土化,使莎士比亚的作品被国人广泛接受。
从莎士比亚作品传入中国及发展,还能看出民国时期的出版社为传播文化作出的贡献。在近代中国,通过出版各类西方书籍、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开启了民智,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注释:①本文所列莎士比亚书籍都是上海图书馆馆藏近代民国图书。
②田汉致宗白华信(1923年6月20日),《少年中国》第4卷第4期。
參考文献:
[1] 李伟民.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一个特殊译本《天仇记》[J].国外文学,总第111期,2008(3).
[2] 方平.漫谈卞、曹两家的莎剧优秀译本[J].外国文学,2003(6).
[3] 李伟民,被湮没的莎士比亚戏剧译者与研究者——曹未风的译莎与论莎[J].外国语,2019,38(5).
[4] 莎士比亚.好事多磨[M].张常人,译.大东书局,1946.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出版社;晚清民国
1 民国之前的莎士比亚著作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莎士比亚的名字就已被国人所知。如林则徐的《四洲志》中有提到,曾纪泽也曾提到过,以及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的也有提及,但当时还没有人翻译并出版莎士比亚的著作。
直到1903年,第一部莎士比亚著作被达文社翻译,标志着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出版的开始。这部著作的名字叫《澥外奇谭》。①这本书是英国散文家查理士·兰姆和其姐姐玛丽·兰姆共同改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1904年7月,林纾和魏易也用文言文合译了这本书,书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简称《吟边燕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中国莎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影响了田汉、曹禺、郭沫若等一代中国现代著名文学戏剧大师,更成为中国文明戏时期许多上演的莎剧蓝本。
早期著作都是文言形式的译本,内容则是再翻译版的故事合集,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对莎士比亚的了解较少,并未专门翻译莎学著作所导致的。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莎士比亚著作的出版才逐渐增多。
2 民国时期的莎士比亚著作
进入民国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人们逐渐从书籍中获取西方的先进文化。上海是当时国内的出版业重镇,因此不少出版社对莎士比亚著作多有涉猎。1921年,田汉在《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12期上发表了译作《哈孟雷特》,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完整的戏剧形式并用白话文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开启了上海出版业对于莎士比亚著作的发行。
2.1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上海乃至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早在清末,就已经邀请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专门翻译欧美小说。光绪三十年七月(1904年7月),出版了由林纾、魏易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本书有着标准的林译文言小说的特点,成功地将莎士比亚著作进行了本土化翻译,出版后颇受好评,商务印书馆因此于10年后的民国三年六月(1914年6月)进行再版,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民国五年四月(1916年4月),商務印书馆出版了林纾和陈家麟翻译的《亨利第六遗事》,本书叙事框架依照奎勒-库奇改写的《莎士比亚历史故事》改编,对部分内容进行删改,属于早期出版莎士比亚单篇著作的书籍。
20世纪20年代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莎士比亚著作进入白话文时代,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莎士比亚著作更加倾向于直接翻译莎士比亚原版原著,翻译后,尽可能还原原著的内容。其中,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梁实秋的著作。梁实秋是中国著名的散文集、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人士。民国二十五年六月(1936年6月),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和《马克白》。同年7月,出版了《李尔王》《如愿》《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志悲剧》这3部莎士比亚戏剧。此后,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1936年11月)出版《奥赛罗》,民国二十六年五月(1937年5月)出版《暴风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1939年9月)出版《第十二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实秋译莎士比亚戏剧多达8部。此后因为抗日战争日军逐渐进攻中国内陆,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出版深受影响。抗日战争结束后,商务印书馆对《威尼斯商人》《暴风雨》等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著作进行了三版、四版的发行,深受读者喜爱。
除林纾、梁实秋外,商务印书馆也有其他名家的莎士比亚著作。民国十三年五月(192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邵挺翻译的《天仇记》。本书是将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以文言的形式进行改编。民国十九年四月(1930年4月),商务印书馆将邵挺的《天仇记》放入万有文库的丛书中,再次发行。这部是在达文社《澥外奇谈》,林纾和魏易的《吟边燕语》后,《哈姆雷特》的第三个文言译本,是《哈姆雷特》早期翻译的特殊成果。[1]民国二十四年八月(1935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曹未风的《该撒大将》,这部是曹未风早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从中能看出后来曹译莎士比亚戏剧的风格。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1948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孙大雨的《黎琊王》,虽然梁实秋在10多年前已经出版《李尔王》,而后不少名家也对这部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了翻译,但普遍都是散文的形式。而孙大雨大胆采用诗歌的形势翻译了莎士比亚的这篇巨著,开创了中国莎剧翻译史上的新时期。
2.2 世界书局
世界书局由沈知方在上海创立,至新中国成立前,在各处设立分局30余处,共出版约5500种图书。书局从1947年开始,不断出版朱生豪的莎士比亚译著。
朱生豪于1933年夏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因为当时日本讥疯中国文化水平低,无法很好地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因此立志翻译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1944年12月16日,朱生豪因病去世,世界书局继承他的遗志,出版他的著作。民国三十六年四月(1947年4月),世界书局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共有三辑。第一辑有《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烦恼》《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终成眷属》《量罪记》《暴风雨》《冬天的故事》共9部莎士比亚戏剧,皆为喜剧。第二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汉姆莱脱》《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英雄叛国记》《该撒遇弑记》《女王殉爱记》共8部莎士比亚戏剧,皆为悲剧。第三辑有《爱的徒劳》《维洛那二士》《错误的喜剧》《驯悍记》《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血海歼仇记》《特洛埃围城记》《黄金梦》《还璧记》《沈珠记》共10部莎士比亚戏剧,被归为杂剧。原计划,世界书局还会出版第四辑,内容有《约翰王》《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亨利八世》。第四辑里面的莎士比亚戏剧都是朱生豪病重时期开始翻译的,不少都没有译完,世界书局打算将这些也加以出版,完成朱生豪的遗愿。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四月(1949年4月),世界书局对《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进行再版发行,仍然只有前三辑,第四辑还在其他编辑的译述中。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朱生豪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只有三辑,不免令当时广大莎剧迷感到遗憾。 世界书局虽然只出版了朱生豪一人的莎士比亚译著,但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民国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集大成者。他是第一个完整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所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后来成为印数最多、传播最廣的版本,对国内莎士比亚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2.3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由陆费逵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1912年1月1日)创立。创立之初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后涉及各个类型的书籍。1922年,田汉来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任职,便有了对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计划。
他在和友人的信件中说了一个不小的翻译计划,“以三四年之力独出二十种丛书,计为莎翁杰作集十种、近代小说戏曲诗歌十种”。②民国十一年十一月(1922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这是田汉一年前在《少年中国》上发表的《哈孟雷特》的完整单行本。这部《哈孟雷特》也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白话文汉译专著。直到民国二十五年三月(1936年3月),《哈孟雷特》已经累计出版8版,可见其白话文翻译莎剧的开创性和畅销度。民国十三年四月(1924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田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田汉回国前就在日本有了初稿,出版后,成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的第一部正式版本,也是田汉的第二部汉译莎剧著作。本书发行后也非常畅销,截至民国二十六年二月(1937年2月),中华书局共计发行6版《罗密欧与朱丽叶》。此后,由于田汉投身于南国运动和左翼运动,原来的翻译10部莎剧计划就此搁置。
除田汉外,中华书局曾经还与文明书局合作,在民国五年六月(1916年6月)联合出版了贡少芹的《盗花》。这本书的原著是莎士比亚剧本,被贡少芹改译成了小说。贡少芹是民国著名小说家,本书发行后,也被多次翻印,至民国十八年三月(1929年3月),本书已发行5版。
2.4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由巴金等众多文化名人于1935年5月在上海创立,初名是“文化生活社”,9月份改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巴金担任总编辑。该出版社由巴金等著作名家挖掘,30年代许多新兴作家的作品都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中曹禺的莎士比亚作品就与该社息息相关。
曹禺的文学创作颇受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曹禺参加抗日宣传队,当时他在火车上见到铁厂工人,有感而发,就打算仿照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创作《雷雨》。后来这部作品经朋友投给巴金,巴金读后激动不已,于1934年7月将《雷雨》刊载到《文学丛刊》上。曹禺就此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结缘。抗战时期,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迁至广州、桂林、重庆,曹禺就在这个时期翻译莎士比亚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内陆条件艰苦,可参考的莎剧资料非常有限,曹禺根据自己的文学功底,于1943年成功完成《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民国三十三年三月(1944年3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重庆出版了曹禺的这部著作,当时书名为《柔蜜欧与幽丽叶》。抗日胜利后,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新迁回上海,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1945年12月)出版了沪版的第一版《柔蜜欧与幽丽叶》。曹禺虽然只翻译了这一部莎士比亚名剧,但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他作为译者在翻译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是“我国解放前第一个用诗的语言和诗的形式保持了原来莎剧诗体形式的译本”。[2]其将《罗密欧与朱丽叶》从之前仅仅在书本上作为文学作品的范畴扩展到能在舞台上直接演出,对莎剧在中国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2.5 文化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文化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在抗日结束后的上海发行过曹未风的莎士比亚译作。
曹未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翻译家,从1931年开始计划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抗日战争时期,他来到西部大后方,甘于清贫,在1942年至1944年,通过文通书局出版《莎氏比亚全集》,包括11种莎剧。抗日胜利后回到上海,曹未风将自己的莎剧作进一步整理,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1946年6月)由上海的文化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曹译莎士比亚全集》。这套书共有10册,有《暴风雨》《凡隆纳的二绅士》《仲夏夜之梦》《微尼斯商人》《如愿》《安东尼及枯娄耙》《李尔王》《罗米欧与朱丽叶》《马克白斯》《汉姆莱特》这10部莎士比亚戏剧。曹未风的这些译作是中国最早出版的莎士比亚剧作集,“在朱生豪译本尚未问世、梁实秋仅有不多几本莎剧译本问世的情况下,曹未风在艰难困苦的抗战环境中翻译莎剧不辍,以出版全集为号召和目标,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3]
2.6 启明书局
启明书局由中华书局创始人沈知方之子沈志明与1936年创立。书局出书以出版世界名著译本和英文工具书为主。世界名著相比其他各出版社的翻译著作,更加通俗化,使得具有中学学历水平即可阅读名著。其中,也出过不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1937年1月),启明书局出版了由杨镇华翻译的《莎氏乐府本事》。本书也是依照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改编,和之前林纾等人的《吟边燕语》的区别是本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多达20种,并且是用白话文的形式写的,属于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普及读物。民国二十七年八月(1938年8月),启明书局出版丛书《莎翁杰作集》。其中,孙伟佛翻译《该撒大将》,周庄萍翻译《马克白》和《哈梦雷特》,蒋镇翻译《暴风雨》。这些作为莎剧普及类读物,进行再版多次发行。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1938年11月),启明书局出版了邢云飞改编的莎剧《铸情》。本书改编自《罗密欧与朱丽叶》,是1938年5月31日在上海兰心大剧院公演的舞台剧剧本,当时上海处于沦陷状态,在租界“孤岛”之中坚持文艺演出,振奋当时沦陷区大众的斗志。此后,启明书局在1939年4月和1940年4月分别出版《铸情》的第二版、第三版,让大众广泛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莎士比亚经典戏剧。
2.7 新月书店 1926年底,北平局势动荡,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新月社成员南下到上海,次年成立新月书店。书店以出版新月社的同人刊物、书籍为主。后来因为徐志摩的遇难和书店经营不善,新月书店于1933年9月23日盘给商务印书馆。虽然新月书店存在的时间短暂,但仍然出版了一些莎士比亚作品。
新月书店出版的第一部戏剧译著是于1928年出版的《若邈玖袅新弹词》,本书是邓以蛰根据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译。由于邓以蛰是著名的美学家和新月社成员,因此内容更倾向于这个圈子的成员阅读。民国十九年五月(1930年5月),新月书店出版了由顾仲彝翻译、梁实秋校对的《威尼斯商人》。梁实秋参与了这部书的校对,对之后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威尼斯商人》有借鉴作用。
2.8 大东书局
大东书局于1916年在上海创办,是上海知名书局之一,出版物涉及多个方面。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1946年12月8日),大东书局出版了张常人翻译的莎剧《好事多磨》。这部《好事多磨》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出版之后就颇具争议。本书作者因为对英文掌握有限,对莎士比亚戏剧和西方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出版后错误颇多。连作者本人都在序里说了“可惜因为译者英文太差,虽然使这一剧本拙劣的译成了中文,其中错误必多,是不是多少还能保持原作者的情趣,也是个问题”。[4]随着后来朱生豪等名家的译本问世后,这本书逐渐被取代。
2.9 金马书堂
金马书堂是上海早期出版社之一。民国十九年十月(1930年10月),金马书堂出版了戴望舒翻译的《麦克倍斯》。戴望舒是民国著名的诗人,以《雨巷》而闻名,他的《麦克倍斯》充分体现了其个人特点,使得内容颇像诗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2.10 唯爱丛书社
唯爱丛书社在民国时期出过不少爱情相关的书籍。民国十八年一月(1929年1月),唯爱丛书社经由世界书局出版了由缪览辉翻译的莎剧《恋爱神圣》。这部就是莎士比亚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本书是莎士比亚戏剧早期翻译中的一个探索,主要想通过本书表现对男女自由爱情的支持。
3 结语
莎士比亚作品在上海的出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晚清到民国时期,由最早的达文社、林纾、魏易到后来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展现出了莎士比亚在中国从无到有、直到蓬勃发展的局面。莎士比亚作品来到中国,是各个出版社的功劳,上海的各大出版社百花齐放,传播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莎士比亚作品来到中国,更是广大翻译家的功劳,他们将莎士比亚戏剧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经过文言文到白话文、翻译腔到本土化,使莎士比亚的作品被国人广泛接受。
从莎士比亚作品传入中国及发展,还能看出民国时期的出版社为传播文化作出的贡献。在近代中国,通过出版各类西方书籍、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开启了民智,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注释:①本文所列莎士比亚书籍都是上海图书馆馆藏近代民国图书。
②田汉致宗白华信(1923年6月20日),《少年中国》第4卷第4期。
參考文献:
[1] 李伟民.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一个特殊译本《天仇记》[J].国外文学,总第111期,2008(3).
[2] 方平.漫谈卞、曹两家的莎剧优秀译本[J].外国文学,2003(6).
[3] 李伟民,被湮没的莎士比亚戏剧译者与研究者——曹未风的译莎与论莎[J].外国语,2019,38(5).
[4] 莎士比亚.好事多磨[M].张常人,译.大东书局,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