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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砚始产于何时？一直是砚文化研究和收藏界关注争论的焦点。清代计楠《石隐砚谈》记载：“东坡云：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即初唐高祖李渊时期。而《钦定四库全书端溪砚谱提要》认为：“考端砚，始见李贺诗。”李生于公元790年， 即中唐时期。而目前国家馆藏的有考古出土报告的唐代端砚，也皆由中晚期唐墓出土。不过，不少古砚收藏家根据古砚形制变化规律和藏品，认为端砚始产应早于中唐，但一直缺少有力的物证。笔者有幸从古玩市场淘到一方唐代箕形紫石砚（图1），考证认为系盛唐端砚，上有原刻21字铭文，清楚地记录了砚主人姓名、职务、铭砚事由、理想追求和人生成就，展现了盛唐时期，一位挂鱼袋退休、受皇命修国史的骑都尉从五品高官使用砚台的面貌，极其罕见。
如图所示，砚为箕形，长18.9、首宽11.1、后宽11.8、首高3.5、尾高2.6厘米，属唐砚中的大砚。是砚左右边墙挺直，向下内收，与淌池有折痕相接;首尾向外弧凸，砚首与池底无折痕过渡;砚池深广，尾底设双梯形足;与米芾《砚史》和《歙砚谱》记载的斗样古端“两边平直，池斗深峻”完全相符，呈箕形砚早期特征。砚石细腻，坚润适中。石色紫中泛青，面浅底深，自然过渡。石声沉浊，如敲朽木。质理与吉州、虢州砚石明显不同，石肌内含宋坑端石常见的石英金星点、马尾火捺和黄白、青黑色的鹧鸪斑，与多位古砚藏家讨论认为，系端石产品（图2）。
此砚造型古朴，器大，体薄，池深，边线流畅，简中见精，与洛阳考古出土的盛唐箕形陶砚形制相同。通体土沁，墨锈蚀痕入骨（图3）。铭文为锐器勒刻，与常见的宋砚浅线划刻铭文有别，显得笔笔认真，深峻有力。字为楷体，结字高古，内容合范，字口老旧，内外气息相通，具备唐代原刻铭文的所有特征。
砚铭释读
唐代铭文端砚极其罕见，国有博物馆尚未见过著录，在众多私人藏家手中，也只见过刻有年号、姓名的。本砚铭文多达21字，分3列竖排，每列7字，内容丰富，或为目前国内首见。
究此砚铭，易识难解。铭文中虽有不少古体字，但除“薦”字外，其他皆常见。其对应的简体字为：“鱼袋致仕李君尉（第一列）修国史骑都撰权（第二列）地月臣薦大之利（第三列）。”铭文因无标点，又错列行文，内容罕见，笔者推敲了很久，广询师友，才基本揭开了谜底（图4）。
首先，笔者通过百度，弄懂了关键词的含义;然后，参照唐代墓志、碑刻习惯，并结合砚铭前后逻辑关系，发现铭文应以“撰”字为节点，分为两个部分，前面为“志”，写人记事;后面为铭，记怀抒情。断句如下：鱼袋致仕，李君尉修国史、骑都（尉）撰：权地月臣，薦大之利！根据唐代官员名称，推断“骑都”应为“骑都尉”，少一“尉”字，应为铭砚时误脱所致。
（一）鱼袋，致仕：唐代官员分为九品，在服饰上有严格的规定，通常五品以上为俗称的高官，皆配鱼符，以袋盛之，称为“鱼袋”。三品以上为金鱼袋，五品以上挂银鱼袋。六品以下为卑官，不配鱼符。“致仕”为古代官员离任退休的通称，“鱼袋致仕李君尉”则指：“享受挂鱼袋退休的李君尉，是位五品以上的官员”。
（二）修国史，骑都尉：在唐代，“骑都尉”是本官，属于武职勋官。唐代勋官按军功高低，分十二转，最高的上柱国，为十二转，正二品。骑都尉为五转，从五品。而“修国史”为使职官，可由不同文武职级官员担任，但通常德才兼备，受皇帝诏命，方能入史馆修撰国史。因身份特殊，常在唐史和碑志中与高官同列，倍感榮耀。所以，本砚铭将“修国史”排在“骑都（尉）”之前。“修国史、骑都（尉）撰”则指：（本砚铭）由担任过修国史的骑都尉撰写。
（三）权地月臣，薦大之利：此属于四字韵文，前后呼应，在唐代碑志中，十分流行。考“权”有多种词性含义，作名词，主要有权力、权益、权威之意;作动词，主要有应变、权衡、用权之意;作副词，主要有权且、暂时之意，可引申为“暂时行使”某职权，如“权国”，就是摄政的意思。这里有可能指“受诏修国史”的任职经历。“臣”作名词，指“大臣”的职务或古人自称;若作动词，则有“臣服”的意思。“地”指宽广的大地或胸怀，“月”指位高而明亮;所以，这4个字的含义可理解为“在朝廷要害部门当官，有经天纬地之才;用权要胸怀大地，心装明月”。“薦”也有多种词性含义，读豸zhi时，作名词，意指獬豸（獬廌），传说中能辨别是非曲直的神兽。读jiàn时，为荐的古体字，一为名词，指“薦食的草”;作副词，主要有反复、多次的意思;作动词，主要有推荐、举荐和报效的意思，如鲁迅诗“我以我血荐轩辕”中的“荐”字，就是报效的意思。 “利”主要有利益、贡献的意思。很明显，“大之利”应为一个词组，与“薦”搭配，形成动宾结构;意为“报效国家朝廷，作最大的贡献”。如此对应，“权地月臣”也应是一、三动宾结构。因此，结合砚主的特殊身份和退休铭砚的背景，这8个字主要想表达两层意思，一为抒发感情，写理想信仰;二为人生总结，记录成就。
（四）砚铭通解：砚主人李君尉是一名荣立过战功的骑都尉，承蒙皇帝恩典，奉诏修撰国史。今享挂鱼袋退休，特撰砚铭，以资纪念;身为朝廷重臣，要胸怀大地，公正贤明;努力以最大的贡献，报效国家朝廷！
铭后玄机
通过以上砚铭释读，我们有幸知道，唐代还有这么一位德才兼备的高官！但由于此砚十分罕见，心中不免存在疑问：我对砚铭的释读是否准确？砚铭的背后还有哪些未解之谜？下面我就把这些疑问和我思考的过程写出来，请方家教正！
（一）砚主和铭者是否属同一个人？
因为砚铭没有标点，所以，考证释读时，对“撰”字之前的铭文，存在不同的理解，有关砚主和铭者是否为同一个人，就容易产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砚主为挂鱼袋退休的“李尉”，撰铭的人是修国史、骑都尉，“君”字是铭者对砚主的尊称。而笔者通过反复推敲，认为砚主和撰铭者都是李君尉。理由有三：一是“鱼袋致仕”放在铭首，是为了突出荣誉退休和铭砚事由。二是挂鱼袋只是官员待遇，并非官职;骑都尉的“从五品”与挂鱼袋“五品以上”前后相符;若非砚主所撰，则砚主应另署官职，铭者职务后也应另书其名;三是将姓名置于事由和官职之间，既可节约文字，又不会产生歧义。 （二）砚主名字究竟叫什么？
对于砚主的姓名，除了上述“李尉”观点外，还有朋友认为：“骑都尉”为官职名，不能分割和不全，铭文中“尉”字与“撰”字有可能是随葬时，被铭者记刻错位，铭文可断句为：“鱼袋致仕李君，撰修国史、骑都尉：权地月臣，薦大之利”，砚主人应叫“李君”，铭文自刻或他刻都有可能。但笔者认为，在唐代史官名称中，只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四种，而没有“撰修国史”的官名;而且，“撰字”离开原位后，文体结构变得模糊不清;还有，在唐代姓名叫“李君尉”的很正常，如剌史李君球，诗人李君何、李君房等;因此，砚主就是李君尉，“骑都尉”官名不全，应为刻者疏漏所致，这样更合乎情理。
（三）砚铭是随葬临时他刻，还是砚主自撰纪念？
在五代和宋砚中，笔者见过多方刻有墓志的出土砚台，上记砚主人的生平事迹、生死时间、撰志人和死者关系等，但无论详略，都有一定的格式，只要是随葬品铭文，必有故、讳、烧钱纸等专用名词。此砚铭文从格式到内容，明显与墓志和随葬无关，应属于砚主人在世时，为纪念退休、回顾人生而自创的作品（图5）。
细审本砚砚铭，文字为锐器勒刻，与唐代常见的墓志、碑志相比，显得简单草率，而且“薦”字还多写了一竖，很容易让人产生“随葬草就”的联想。其实，古代任何器物和载体铭文，都有时代特征，唐代墓志、碑志属特定标志物，为集体行为，规制仪式感强，多请名人撰文、名家书丹、专业石匠刻勒，显得正规庄严。而砚铭肇始于汉，唐代偶见，多属于个人自娱、友人题刻、甚至隐私作品，大多自撰自刻。从已出土的古砚实物来看，一直到北宋，石砚铭文大都为锐器“单刀”刻划而成，如果为双刀篆刻，反而与时代风格不符。本砚砚主李君尉，身为修国史的官员，其书法水平应该不差;但他不是明清时代时尚篆刻的文人，而且年迈退休时，目力和体力均会不济。因此，结合铭文行文规范、字口深峻、勒刻从容判断，砚铭系随葬前匆忙草就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从铭文书法有据无神、字法合度、脱误“尉”字和“薦”字多笔来看，砚铭自书自刻的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为自拟砚铭，由他人抄刻上砚。
（四）铭砚的时代属唐朝何时？
本砚砚铭虽然不见太宗、玄宗年号，但笔者考证发现，铭文中“鱼袋致仕”和“修国史”称谓，准确地将铭砚时间锁定为唐玄宗开元盛世。
据赖瑞和《唐代史馆的使职官名》考证，“唐代史官的正式官名，分为监修国史、修国史、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四种，既代表了不同层级和地位，亦可从官名中看出其时代先后。”唐哀帝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密重，宜充兼修国史”，为“修国史与史馆修撰职级谁高”提供了难得的答案。可见，修国史是仅次于监修国史的重要史官。
其中，“修国史”多用于唐玄宗天宝之前，最早始于贞观六年的令狐德棻，“六年，累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赐爵彭阳男”。在唐后期偶尔见到，如《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十二年，“以朝议大夫、守太常卿、兼修国史杨绾为中书侍郎”。《旧唐书·职官志》与《新唐书·百官志》均载：“天宝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也。” 盛唐的刘知几在史馆任史官长达20年，刘的本“官”常换，甚至担任宰相，但他的“职常如旧”，一直都是“修国史”。由此可见，天宝以后，除宰相、宠臣担任监修国史（玄宗至德宗时，只称修国史） 首长之外，其他史官已不叫“修国史”，而叫“史馆修撰”和“直史馆”。而李君尉是个从五品骑都尉，不可能是监修国史的长官，只能是资深的史官，所以，按“修国史”官名推断，铭砚时间早不过太宗贞观六年（632），晚不迟于玄宗天宝元年（742）。
我们再来考证“鱼袋致仕”的时间节点。据杜文玉《唐代的魚袋与鱼符》考证，唐代不同品阶的官员，鱼符的质地和鱼袋装饰均不相同，只要一看鱼袋，品级一目了然。而随身鱼符分为左右，授官以右鱼。皇帝如有征召，则颁下左鱼，左右勘合者，官员便须应召入内。故《唐六典·符宝郎》载：“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应征召。”
《唐会要》卷31“鱼袋”和《旧唐书·舆服志》均记载，唐朝施行这一制度，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 （651），当时规定，开府仪同三司及在京文武职事官五品以上，皆给随身鱼袋。而员外官（正员编制之外的官员）、试官（试任其任）、检校官（代理其官）等，还不能佩鱼。直到玄宗朝才规定，以上几类官员允许佩鱼。起初，官员死亡和卸任及致仕后，鱼袋要予以追回;自永徽五年规定，官员死亡后，鱼袋不再追收。开元九年（721），经宰相张嘉贞的奏请，才允许官员致仕和正常卸任者，终身佩鱼，“以为荣宠”。本砚李君尉“鱼袋致仕”，说明砚铭不会早于开元九年（图6）。
综上所述，此砚铭刻时间应为：开元九年（721）至天宝元年（742），此时正值盛唐“开元盛世”。
（五）是否是端石？产于何时、何坑？
本砚是否是端石？目前尚存争议。笔者将砚图发给众多砚友求教交流，有人持怀疑态度，其主要观点是“没见过”“我的藏品中没有这样的”，但都讲不出具体的否定理由和确认的石种，猜测吉州、虢州甚至蠖村石的都有。
笔者认为，唐代是优质石砚始产时期，在砚史典籍中能查到的紫红色砚石只有几种，其中，吉州石相对端石干枯粗松，主要特征是砚色紫中泛白，上罩丝网状白色石品。虢州石比端石泥质感更强，石色紫中偏红，难见石英状金星点。而蠖村石普遍青灰，矿物颗粒相对粗松，质地与端石明显不同。本砚笔者认定为端石，理由有五：一是石色相符。本砚紫中泛青灰，符合唐端的时代特征;二是石质相符。砚石细腻，坚润适中，石声沉浊，石肌与笔者收藏的其他唐宋端砚基本一致;三是石品相符。百度文库“端砚石品”载：“鹧鸪斑，也称麻雀斑，它是呈椭圆形的小斑点，疏密不一地洒落在砚面上。这些斑点有白中带黄色的，有黄中带褐色的，有青带黑色的，像鹧鸪或麻雀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本砚石肌内含宋坑端石常见的石英金星点和火捺纹，黄白色和青黑色点状石品，也与端石的“鹧鸪斑”描述一致。而其他唐代砚石，同时具备以上石品的，从未见过著述;四是物主相符，李君尉“鱼袋致仕”，觅方好砚刻铭纪念，乃人之常情;他作为“修国史”五品高官，属皇帝近臣，也有能力拥有稀有的端砚;五是与考古研究报告相符。《文物》2004年第4期刊载全洪《唐代端溪石砚的几个问题》：“据广州地区出土的几方端砚可以看出，由于没有精细打磨，使得部分唐端砚乍一看‘石’质重而‘泥’气不足，也就是说缺管宋及明清砚那种端砚特有的细腻、温润和娇嫩的感觉。唐砚外观的颜色偏于青灰，少数呈紫红。”当然，部分砚友因为没有上手实物和见识不一，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也理所当然。笔者也有可能存在未知误识，因此，真诚地希望广大师友共同探讨，以定“真身”。 考唐端记录，只见于唐诗等文学著作，专门论著始于宋代。但查宋人砚著，无明确端砚始采时间记录。关于唐端开采坑口，也只是片言只语。宋代叶樾《端溪砚谱》有载：“上岩转山之背曰龙岩。龙岩唐人取石之所。”清代计楠《端溪砚坑考》（图7）集录多处：“丁实夫曰：唐宋古坑研有十余品，最老者曰龙岩，曰级绠，曰黄圃，龙岩为佳。”关于唐端的石质、石品特征，历代砚著难见著录。因此，本砚若为端石，究竟产于何坑，因著述和实物太少，已无法认定。
至于成砚时间，通常都早于铭砚时间，但从本砚无明显的使用痕迹来看，李君尉生前没有长期使用过，其成砚时间不会比铭砚时间太早，极有可能就是退休时受赐、受赠或自购的纪念砚。考开元年号共用29年，改元“天宝”，正是开元盛世的顶峰。此时君臣贤明，国力强盛，天下太平，李君尉擁有此砚，并退休铭志，正是盛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官员素质的集中体现。
本砚价值
众所周知，“砚贵有铭，价值倍增”。白居易曾言：“王建侯，侯建庙，庙有器，器有铭，所以论撰先德，明著后世，古今通制也。”本砚“年份老，端石造，高官用，真铭原刻，开门完整”，自然价值非凡。就文史价值而言，至少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铭文罕见。以前只在典籍中，见过唐代砚铭和砚诗，今天终见物证，且铭文内容包含砚主身份、铭砚事由和事迹追求，这在唐代早期端砚、甚至整个唐砚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研究唐史、官制、砚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
（二）盛唐端砚。1965年，洛阳市博物馆曾发表《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图8），介绍了古都各代调色器与古砚共42方。其中唐至五代古砚25方，只有石质砚台1方，其余全是陶砚（澄泥砚）。而且，至今考古发现的唐代端砚，多见于广州、扬州、长沙等南方地区的中晚唐墓葬。考古界对李肇《国史补》描写的唐开元至长庆见闻“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就持怀疑态度。究竟端砚始产于传说中的“唐武德”时期？还是目前考古界认可的“中晚唐”时期？我十分认同著名的藏砚家黄海涛《认识唐代端溪石砚——兼与洪全先生商榷》的观点：唐端产量和存世量并不是考古界认定的那样少，其流行也肯定早于中唐。特别一提的是，以前我们看到这样的箕形砚，第一印象就是晚唐、五代的，本砚的断代不是来源于直署年款，以史料的形式多维度证明这种形制属于盛唐产品。从本砚精美的造型工艺来看，端砚始产“应该更早”，离传说的“武德之世”又接近了一步。
（三）高官用砚。唐代出入史馆皆高官，“重其职而秘其事”。著名唐相薛元超曾叹：“吾不才，富贵过人，然平生有三大恨：一是未能进士及第，二是未娶五姓女，三是不能修国史。”薛位极人臣，却有此感叹，可见“修国史”在唐朝，是多么的显要。
据清代计楠《石隐砚谈》记载：“端州汉以前不通中国（中原地区），唐宋砚充贡，官为监錾，满贡数则封穴，它无得盗。”但“唐端充贡”不知根据何在。端砚正式作为贡品最早记录，见于《宋史·太宗本纪》：“淳化二年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说明北宋之前，就有端砚之贡。宋米芾《砚史》（图9）又云：“仁宗以前，赐史院官砚，皆端溪石，纯薄，上狭下阔，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犹有凤池之像。或有四边刊花，中为鱼为龟者，凡此形制多端，下岩奇品也。”综合这些史料分析，我们不禁要问：唐代端砚生产是否存在官采、官制？北宋贡端和御赐史官端砚是否承袭唐制？因此，本砚的发现无疑对研究上述疑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物证。
（四）先贤遗物。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本砚来自大唐开元盛世，一名不大不小的要职官员退休时，仍铭砚自省自警，要“公正贤明，敬君爱国”，这对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民族复兴，从我做起”来说，无疑是一件古老而生动的活教材！
遗憾的是，查遍现有资料均未找到“李君尉”的记载。唐朝为李姓王朝，赐姓常有发生，“李君尉”也许并非砚主本来姓名。在唐玄宗开元盛世，既是武职勋官，又受诏担任修国史要职的一定不多。在此，笔者呼吁有关专家学者帮忙考证指教，力争让本砚未解之谜早白于天下！
如图所示，砚为箕形，长18.9、首宽11.1、后宽11.8、首高3.5、尾高2.6厘米，属唐砚中的大砚。是砚左右边墙挺直，向下内收，与淌池有折痕相接;首尾向外弧凸，砚首与池底无折痕过渡;砚池深广，尾底设双梯形足;与米芾《砚史》和《歙砚谱》记载的斗样古端“两边平直，池斗深峻”完全相符，呈箕形砚早期特征。砚石细腻，坚润适中。石色紫中泛青，面浅底深，自然过渡。石声沉浊，如敲朽木。质理与吉州、虢州砚石明显不同，石肌内含宋坑端石常见的石英金星点、马尾火捺和黄白、青黑色的鹧鸪斑，与多位古砚藏家讨论认为，系端石产品（图2）。
此砚造型古朴，器大，体薄，池深，边线流畅，简中见精，与洛阳考古出土的盛唐箕形陶砚形制相同。通体土沁，墨锈蚀痕入骨（图3）。铭文为锐器勒刻，与常见的宋砚浅线划刻铭文有别，显得笔笔认真，深峻有力。字为楷体，结字高古，内容合范，字口老旧，内外气息相通，具备唐代原刻铭文的所有特征。
砚铭释读
唐代铭文端砚极其罕见，国有博物馆尚未见过著录，在众多私人藏家手中，也只见过刻有年号、姓名的。本砚铭文多达21字，分3列竖排，每列7字，内容丰富，或为目前国内首见。
究此砚铭，易识难解。铭文中虽有不少古体字，但除“薦”字外，其他皆常见。其对应的简体字为：“鱼袋致仕李君尉（第一列）修国史骑都撰权（第二列）地月臣薦大之利（第三列）。”铭文因无标点，又错列行文，内容罕见，笔者推敲了很久，广询师友，才基本揭开了谜底（图4）。
首先，笔者通过百度，弄懂了关键词的含义;然后，参照唐代墓志、碑刻习惯，并结合砚铭前后逻辑关系，发现铭文应以“撰”字为节点，分为两个部分，前面为“志”，写人记事;后面为铭，记怀抒情。断句如下：鱼袋致仕，李君尉修国史、骑都（尉）撰：权地月臣，薦大之利！根据唐代官员名称，推断“骑都”应为“骑都尉”，少一“尉”字，应为铭砚时误脱所致。
（一）鱼袋，致仕：唐代官员分为九品，在服饰上有严格的规定，通常五品以上为俗称的高官，皆配鱼符，以袋盛之，称为“鱼袋”。三品以上为金鱼袋，五品以上挂银鱼袋。六品以下为卑官，不配鱼符。“致仕”为古代官员离任退休的通称，“鱼袋致仕李君尉”则指：“享受挂鱼袋退休的李君尉，是位五品以上的官员”。
（二）修国史，骑都尉：在唐代，“骑都尉”是本官，属于武职勋官。唐代勋官按军功高低，分十二转，最高的上柱国，为十二转，正二品。骑都尉为五转，从五品。而“修国史”为使职官，可由不同文武职级官员担任，但通常德才兼备，受皇帝诏命，方能入史馆修撰国史。因身份特殊，常在唐史和碑志中与高官同列，倍感榮耀。所以，本砚铭将“修国史”排在“骑都（尉）”之前。“修国史、骑都（尉）撰”则指：（本砚铭）由担任过修国史的骑都尉撰写。
（三）权地月臣，薦大之利：此属于四字韵文，前后呼应，在唐代碑志中，十分流行。考“权”有多种词性含义，作名词，主要有权力、权益、权威之意;作动词，主要有应变、权衡、用权之意;作副词，主要有权且、暂时之意，可引申为“暂时行使”某职权，如“权国”，就是摄政的意思。这里有可能指“受诏修国史”的任职经历。“臣”作名词，指“大臣”的职务或古人自称;若作动词，则有“臣服”的意思。“地”指宽广的大地或胸怀，“月”指位高而明亮;所以，这4个字的含义可理解为“在朝廷要害部门当官，有经天纬地之才;用权要胸怀大地，心装明月”。“薦”也有多种词性含义，读豸zhi时，作名词，意指獬豸（獬廌），传说中能辨别是非曲直的神兽。读jiàn时，为荐的古体字，一为名词，指“薦食的草”;作副词，主要有反复、多次的意思;作动词，主要有推荐、举荐和报效的意思，如鲁迅诗“我以我血荐轩辕”中的“荐”字，就是报效的意思。 “利”主要有利益、贡献的意思。很明显，“大之利”应为一个词组，与“薦”搭配，形成动宾结构;意为“报效国家朝廷，作最大的贡献”。如此对应，“权地月臣”也应是一、三动宾结构。因此，结合砚主的特殊身份和退休铭砚的背景，这8个字主要想表达两层意思，一为抒发感情，写理想信仰;二为人生总结，记录成就。
（四）砚铭通解：砚主人李君尉是一名荣立过战功的骑都尉，承蒙皇帝恩典，奉诏修撰国史。今享挂鱼袋退休，特撰砚铭，以资纪念;身为朝廷重臣，要胸怀大地，公正贤明;努力以最大的贡献，报效国家朝廷！
铭后玄机
通过以上砚铭释读，我们有幸知道，唐代还有这么一位德才兼备的高官！但由于此砚十分罕见，心中不免存在疑问：我对砚铭的释读是否准确？砚铭的背后还有哪些未解之谜？下面我就把这些疑问和我思考的过程写出来，请方家教正！
（一）砚主和铭者是否属同一个人？
因为砚铭没有标点，所以，考证释读时，对“撰”字之前的铭文，存在不同的理解，有关砚主和铭者是否为同一个人，就容易产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砚主为挂鱼袋退休的“李尉”，撰铭的人是修国史、骑都尉，“君”字是铭者对砚主的尊称。而笔者通过反复推敲，认为砚主和撰铭者都是李君尉。理由有三：一是“鱼袋致仕”放在铭首，是为了突出荣誉退休和铭砚事由。二是挂鱼袋只是官员待遇，并非官职;骑都尉的“从五品”与挂鱼袋“五品以上”前后相符;若非砚主所撰，则砚主应另署官职，铭者职务后也应另书其名;三是将姓名置于事由和官职之间，既可节约文字，又不会产生歧义。 （二）砚主名字究竟叫什么？
对于砚主的姓名，除了上述“李尉”观点外，还有朋友认为：“骑都尉”为官职名，不能分割和不全，铭文中“尉”字与“撰”字有可能是随葬时，被铭者记刻错位，铭文可断句为：“鱼袋致仕李君，撰修国史、骑都尉：权地月臣，薦大之利”，砚主人应叫“李君”，铭文自刻或他刻都有可能。但笔者认为，在唐代史官名称中，只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四种，而没有“撰修国史”的官名;而且，“撰字”离开原位后，文体结构变得模糊不清;还有，在唐代姓名叫“李君尉”的很正常，如剌史李君球，诗人李君何、李君房等;因此，砚主就是李君尉，“骑都尉”官名不全，应为刻者疏漏所致，这样更合乎情理。
（三）砚铭是随葬临时他刻，还是砚主自撰纪念？
在五代和宋砚中，笔者见过多方刻有墓志的出土砚台，上记砚主人的生平事迹、生死时间、撰志人和死者关系等，但无论详略，都有一定的格式，只要是随葬品铭文，必有故、讳、烧钱纸等专用名词。此砚铭文从格式到内容，明显与墓志和随葬无关，应属于砚主人在世时，为纪念退休、回顾人生而自创的作品（图5）。
细审本砚砚铭，文字为锐器勒刻，与唐代常见的墓志、碑志相比，显得简单草率，而且“薦”字还多写了一竖，很容易让人产生“随葬草就”的联想。其实，古代任何器物和载体铭文，都有时代特征，唐代墓志、碑志属特定标志物，为集体行为，规制仪式感强，多请名人撰文、名家书丹、专业石匠刻勒，显得正规庄严。而砚铭肇始于汉，唐代偶见，多属于个人自娱、友人题刻、甚至隐私作品，大多自撰自刻。从已出土的古砚实物来看，一直到北宋，石砚铭文大都为锐器“单刀”刻划而成，如果为双刀篆刻，反而与时代风格不符。本砚砚主李君尉，身为修国史的官员，其书法水平应该不差;但他不是明清时代时尚篆刻的文人，而且年迈退休时，目力和体力均会不济。因此，结合铭文行文规范、字口深峻、勒刻从容判断，砚铭系随葬前匆忙草就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从铭文书法有据无神、字法合度、脱误“尉”字和“薦”字多笔来看，砚铭自书自刻的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为自拟砚铭，由他人抄刻上砚。
（四）铭砚的时代属唐朝何时？
本砚砚铭虽然不见太宗、玄宗年号，但笔者考证发现，铭文中“鱼袋致仕”和“修国史”称谓，准确地将铭砚时间锁定为唐玄宗开元盛世。
据赖瑞和《唐代史馆的使职官名》考证，“唐代史官的正式官名，分为监修国史、修国史、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四种，既代表了不同层级和地位，亦可从官名中看出其时代先后。”唐哀帝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敕“翰林学士、职方郎中兼史馆修撰张荣，今修撰职名稍卑，不称内廷密重，宜充兼修国史”，为“修国史与史馆修撰职级谁高”提供了难得的答案。可见，修国史是仅次于监修国史的重要史官。
其中，“修国史”多用于唐玄宗天宝之前，最早始于贞观六年的令狐德棻，“六年，累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赐爵彭阳男”。在唐后期偶尔见到，如《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十二年，“以朝议大夫、守太常卿、兼修国史杨绾为中书侍郎”。《旧唐书·职官志》与《新唐书·百官志》均载：“天宝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也。” 盛唐的刘知几在史馆任史官长达20年，刘的本“官”常换，甚至担任宰相，但他的“职常如旧”，一直都是“修国史”。由此可见，天宝以后，除宰相、宠臣担任监修国史（玄宗至德宗时，只称修国史） 首长之外，其他史官已不叫“修国史”，而叫“史馆修撰”和“直史馆”。而李君尉是个从五品骑都尉，不可能是监修国史的长官，只能是资深的史官，所以，按“修国史”官名推断，铭砚时间早不过太宗贞观六年（632），晚不迟于玄宗天宝元年（742）。
我们再来考证“鱼袋致仕”的时间节点。据杜文玉《唐代的魚袋与鱼符》考证，唐代不同品阶的官员，鱼符的质地和鱼袋装饰均不相同，只要一看鱼袋，品级一目了然。而随身鱼符分为左右，授官以右鱼。皇帝如有征召，则颁下左鱼，左右勘合者，官员便须应召入内。故《唐六典·符宝郎》载：“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应征召。”
《唐会要》卷31“鱼袋”和《旧唐书·舆服志》均记载，唐朝施行这一制度，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 （651），当时规定，开府仪同三司及在京文武职事官五品以上，皆给随身鱼袋。而员外官（正员编制之外的官员）、试官（试任其任）、检校官（代理其官）等，还不能佩鱼。直到玄宗朝才规定，以上几类官员允许佩鱼。起初，官员死亡和卸任及致仕后，鱼袋要予以追回;自永徽五年规定，官员死亡后，鱼袋不再追收。开元九年（721），经宰相张嘉贞的奏请，才允许官员致仕和正常卸任者，终身佩鱼，“以为荣宠”。本砚李君尉“鱼袋致仕”，说明砚铭不会早于开元九年（图6）。
综上所述，此砚铭刻时间应为：开元九年（721）至天宝元年（742），此时正值盛唐“开元盛世”。
（五）是否是端石？产于何时、何坑？
本砚是否是端石？目前尚存争议。笔者将砚图发给众多砚友求教交流，有人持怀疑态度，其主要观点是“没见过”“我的藏品中没有这样的”，但都讲不出具体的否定理由和确认的石种，猜测吉州、虢州甚至蠖村石的都有。
笔者认为，唐代是优质石砚始产时期，在砚史典籍中能查到的紫红色砚石只有几种，其中，吉州石相对端石干枯粗松，主要特征是砚色紫中泛白，上罩丝网状白色石品。虢州石比端石泥质感更强，石色紫中偏红，难见石英状金星点。而蠖村石普遍青灰，矿物颗粒相对粗松，质地与端石明显不同。本砚笔者认定为端石，理由有五：一是石色相符。本砚紫中泛青灰，符合唐端的时代特征;二是石质相符。砚石细腻，坚润适中，石声沉浊，石肌与笔者收藏的其他唐宋端砚基本一致;三是石品相符。百度文库“端砚石品”载：“鹧鸪斑，也称麻雀斑，它是呈椭圆形的小斑点，疏密不一地洒落在砚面上。这些斑点有白中带黄色的，有黄中带褐色的，有青带黑色的，像鹧鸪或麻雀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本砚石肌内含宋坑端石常见的石英金星点和火捺纹，黄白色和青黑色点状石品，也与端石的“鹧鸪斑”描述一致。而其他唐代砚石，同时具备以上石品的，从未见过著述;四是物主相符，李君尉“鱼袋致仕”，觅方好砚刻铭纪念，乃人之常情;他作为“修国史”五品高官，属皇帝近臣，也有能力拥有稀有的端砚;五是与考古研究报告相符。《文物》2004年第4期刊载全洪《唐代端溪石砚的几个问题》：“据广州地区出土的几方端砚可以看出，由于没有精细打磨，使得部分唐端砚乍一看‘石’质重而‘泥’气不足，也就是说缺管宋及明清砚那种端砚特有的细腻、温润和娇嫩的感觉。唐砚外观的颜色偏于青灰，少数呈紫红。”当然，部分砚友因为没有上手实物和见识不一，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也理所当然。笔者也有可能存在未知误识，因此，真诚地希望广大师友共同探讨，以定“真身”。 考唐端记录，只见于唐诗等文学著作，专门论著始于宋代。但查宋人砚著，无明确端砚始采时间记录。关于唐端开采坑口，也只是片言只语。宋代叶樾《端溪砚谱》有载：“上岩转山之背曰龙岩。龙岩唐人取石之所。”清代计楠《端溪砚坑考》（图7）集录多处：“丁实夫曰：唐宋古坑研有十余品，最老者曰龙岩，曰级绠，曰黄圃，龙岩为佳。”关于唐端的石质、石品特征，历代砚著难见著录。因此，本砚若为端石，究竟产于何坑，因著述和实物太少，已无法认定。
至于成砚时间，通常都早于铭砚时间，但从本砚无明显的使用痕迹来看，李君尉生前没有长期使用过，其成砚时间不会比铭砚时间太早，极有可能就是退休时受赐、受赠或自购的纪念砚。考开元年号共用29年，改元“天宝”，正是开元盛世的顶峰。此时君臣贤明，国力强盛，天下太平，李君尉擁有此砚，并退休铭志，正是盛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官员素质的集中体现。
本砚价值
众所周知，“砚贵有铭，价值倍增”。白居易曾言：“王建侯，侯建庙，庙有器，器有铭，所以论撰先德，明著后世，古今通制也。”本砚“年份老，端石造，高官用，真铭原刻，开门完整”，自然价值非凡。就文史价值而言，至少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铭文罕见。以前只在典籍中，见过唐代砚铭和砚诗，今天终见物证，且铭文内容包含砚主身份、铭砚事由和事迹追求，这在唐代早期端砚、甚至整个唐砚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研究唐史、官制、砚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
（二）盛唐端砚。1965年，洛阳市博物馆曾发表《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图8），介绍了古都各代调色器与古砚共42方。其中唐至五代古砚25方，只有石质砚台1方，其余全是陶砚（澄泥砚）。而且，至今考古发现的唐代端砚，多见于广州、扬州、长沙等南方地区的中晚唐墓葬。考古界对李肇《国史补》描写的唐开元至长庆见闻“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就持怀疑态度。究竟端砚始产于传说中的“唐武德”时期？还是目前考古界认可的“中晚唐”时期？我十分认同著名的藏砚家黄海涛《认识唐代端溪石砚——兼与洪全先生商榷》的观点：唐端产量和存世量并不是考古界认定的那样少，其流行也肯定早于中唐。特别一提的是，以前我们看到这样的箕形砚，第一印象就是晚唐、五代的，本砚的断代不是来源于直署年款，以史料的形式多维度证明这种形制属于盛唐产品。从本砚精美的造型工艺来看，端砚始产“应该更早”，离传说的“武德之世”又接近了一步。
（三）高官用砚。唐代出入史馆皆高官，“重其职而秘其事”。著名唐相薛元超曾叹：“吾不才，富贵过人，然平生有三大恨：一是未能进士及第，二是未娶五姓女，三是不能修国史。”薛位极人臣，却有此感叹，可见“修国史”在唐朝，是多么的显要。
据清代计楠《石隐砚谈》记载：“端州汉以前不通中国（中原地区），唐宋砚充贡，官为监錾，满贡数则封穴，它无得盗。”但“唐端充贡”不知根据何在。端砚正式作为贡品最早记录，见于《宋史·太宗本纪》：“淳化二年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说明北宋之前，就有端砚之贡。宋米芾《砚史》（图9）又云：“仁宗以前，赐史院官砚，皆端溪石，纯薄，上狭下阔，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犹有凤池之像。或有四边刊花，中为鱼为龟者，凡此形制多端，下岩奇品也。”综合这些史料分析，我们不禁要问：唐代端砚生产是否存在官采、官制？北宋贡端和御赐史官端砚是否承袭唐制？因此，本砚的发现无疑对研究上述疑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物证。
（四）先贤遗物。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本砚来自大唐开元盛世，一名不大不小的要职官员退休时，仍铭砚自省自警，要“公正贤明，敬君爱国”，这对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民族复兴，从我做起”来说，无疑是一件古老而生动的活教材！
遗憾的是，查遍现有资料均未找到“李君尉”的记载。唐朝为李姓王朝，赐姓常有发生，“李君尉”也许并非砚主本来姓名。在唐玄宗开元盛世，既是武职勋官，又受诏担任修国史要职的一定不多。在此，笔者呼吁有关专家学者帮忙考证指教，力争让本砚未解之谜早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