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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周作人的女性观，通过对其“性科学”意义及时代局限的辨析，还原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定，运用“性科学”为武器构建的女性解放价值观的意义内涵，从而揭示周作人女性观中存在着的科学性与局限性的矛盾，揭示“性科学”观念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中的孤独境遇，探究周作人思想的独特性。
关键词：周作人;妇女解放;性科学;局限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82-04
妇女解放问题在五四进程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主题，女性观的表达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周作人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性科学”是其妇女论立论的基础，批判的武器。他的科学观念，尤其是“性科学”观念的形成与他本身的人性观、政治观尤其是妇女解放思想有关联。通过对“性科学”的介绍和运用，周作人完成了他妇女论中绝大多数“破”的环节。
周作人的性科学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对于“性”这个问题的关注，本身就有深远的思虑。他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1]这个魔性就是灵肉二元中“肉”的一元。运用生物学、心理学、民俗学的某些理论，周作人比较深刻地反省了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封建礼教、禁欲主义，提倡建立“灵肉一致”，并且“有节制”的新型性道德观。
对“性”问题的关注，是周作人“自然人性”人性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同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相比，周作人对人的思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而是放到了一个人类学的宽阔视野中，他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主张把“个人”和“全人类”结合起来，这种眼光无疑是更深远、宽广的。
其次，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路的独特性也可以在“性科学”这一点上体现出来。周作人不仅注意到了男女的平等问题，也就是说男女作为人的相同点，他更注意到了男女的相异。表现在性欲的方面，他不仅提出女性和男人一样有正当的性，还更进一步提出男女生理特点的不同导致感知方式也有所不同，所以男女性行为应该以“以女子位本位”。这些意见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超前和大胆的，并且因为其关注点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定，而使得他的女性解放思想带有较轻的功利主义的色彩，与女性自身利益的联系更为紧密。
这些都可以说是周作人的“性科学”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性科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中的境遇堪称孤独，这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和時代的特殊背景共同造成的。
“性科学”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它作为一场思想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个不彻底性从大的方面来讲，是由“科学”概念在中国的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的。
假定“科学”作为一种新的“法则”，能够作为承担起“求得真理，有效的控制自然界以及解答个人及其所处社会中问题”的重任，那问题首先就出在五四知识分子在吸收这些“科学”的时候“本身缺少系统的学习和训练”[2]。在周作人身上，这个问题表现为“杂学”的形式，在运用具体的“科学”理论上周作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科学”应有的精确度、深度和广度。比如，他在运用“性科学”对礼教进行批判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对“野蛮人的心理”的分析，为了论证这点，他动用了弗洛伊德的“禁忌与图腾”中“太步”（Taboo）的概念，借用了《金枝》中民俗学研究，以及安特路朗《人类学》的某些理论，但是他对于这些理论的引述大多是泛谈，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里当然不能否认在译介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来资源的引进上就很有限制（就算周作人读原著，原著的来源也是有限的），二来，翻译者本人的知识水平和思维模式可能导致译作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连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理论的掌握、理解都存在着这么多问题，那他们手中的“科学”武器还能有多少威力值得怀疑。
然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对“科学”本身的认识不足不仅仅是缺少系统的学习和训练造成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上面。生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虽然能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腐朽和缺陷，但不可能不受到它无形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知识分子对于“科学”所持有的态度。“格物致知”的终极目的指向的是“经世致用”，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五四知识分子在与“科学”相遇之初就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的心态。他们以中国固有的概念接近西方“科学”的概念，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所接触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3]。这也就不难解释周作人在阅读霭理士的时候关注的更多的不是他具体的“男与女”的具体生理差异，比如身体结构、器官功能等等，或者是“性心理学”对于窥淫癖、性倒错的病理研究，而是霭氏在科学著作中透露出来的人生观、文学观、价值观。而在周作人看来，霭氏的人生观、文学观、价值观无一不是中庸，节制的典型，和周作人本身的气质和追求很契合，而这一契合实际上也是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的某种契合。周作人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一致性时，是相信并且企图证明“科学”的法则对于中国也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是普遍适用的，这不仅限制了他对于科学本身的认识，也把他对于科学的理解牢固的置于传统的认识方式之中，这样的反传统必然缺乏应有的力度，这样的思想革命也必然是不彻底的。
在女性的问题上，周作人坚持认为女性的解放归根结底是“经济的解放”和“性的解放”，并且认为“性的解放”或许比“经济解放”更加艰难，这个判断可以说是有着超时代的眼光，但是结合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男权社会中，性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理范畴的两性关系，更成为了一个性别统治另一个性别的政治工具。宗教、文学神话都证明了在妇女问题上男权制观念的政治性。用于描述女性的那些话语并非由女性自身制定，而是由男性设计制定的。男权制已经确立，男性已经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将自己当作一种主体和参照物，而与他相对的女性属于“另一类”或异己者。这一观念为男性自己提供了一种控制隶属群体的工具，提供了一种理论根据，以证明那些下等人的地位是低劣的，而他们的压迫是合理的[4]。 周作人通过对文学、神话、社会风俗所进行的考证、研究得出：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始终认为妇女的性功能是不纯洁的。几乎所有男权制社会都禁止妇女触摸祭神器具或食物。社会习俗使男性可以不要女性做伴。但他把矛盾的重心转向了用科学、民主去批判愚昧、专制的社会制度，而没有从权力控制的角度去看待“性”。
男权制社会中，两性隔离的情况严重，男性把女性从社会权力组织中隔离出去，并利用文化因素给两性强行加上气质的差异。原始社会的厌女症以禁忌和魔力的形式体现出来，并渐渐演变成可以解释的神话。传统文化先是从道德上，而后又用文学手段来证明这种厌女症在性政治中的合理性，现代文化则以科学为依据，就算是霭理士这样理性的女性同情学者，也在《男与女》等著作中用生物学只是考察了男女生理上的差别，而后得出男女的气质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决定的，所以是“自然的”“天性的”，实质上导向的是性别论范畴中的本质主义，这也就承认了现行的男女分工是建立在男女生理特征差异之上的，其存在是合理的，也是不可改变的。道德、文学和科学综合形成的“文化迫力”对男女性的心理都有影响，导致了男权制思想体系的深层意识化。地位、气质和角色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具有无穷心理后果和派生影响。既然“性”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那要解除“性”加诸于女性身上的种种禁锢就不能完全依靠“科学的性知识和性观念的普及”，从这个角度而言，周作人的“性科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本身就存在着很严重的缺陷。
周作人的性科学是建立在“科学”和“人性”的追求之上的。长远来看，周作人的很多见识都具有他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前瞻性。比如，他从科学的角度断言中国缺少的正是“理性的智识”，从而导致“中国人的头脑不知怎么，理性大缺，情趣全无”[5]。思想革命确实是解决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最终的途径，这一点不完成，社会政治体制改变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这一点周作人的感受是很深刻的，辛亥革命后上演的种种活剧，让他坚信解救人类惟一的手段就是思想革命。中國文化无论在非理性的情感哲学还是在理性的思辨哲学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的国民性既缺少热情奔放、无羁的浪漫主义激情，又缺乏明白的理性，清醒地现实主义精神，在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提倡的是中庸，务实的儒家文化，而一旦当西方的“民主”“科学”观念输入中国之后，迷茫的知识分子们似乎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大路，五四运动一开始，他们就以高涨的热情打着“赛”“德”两位先生的牌子批判旧礼教，批判传统文化。事实上，对于太缺乏这两者的中国文化而言，“民主”和“科学”确实有着很强的批判力，但思想革命在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中的作用微弱，一方面是启蒙本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教育情况及民众素质的现实情况使得思想革命、启蒙工作遭遇困境重重，这一过程的推进是需要长时间的努力的;而现实社会的黑暗，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近在眼前，刻不容缓，单纯的思想革命已经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俄国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都为知识分子指出了另外一条更可行的道路。俄国的国情与中国更为相似，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流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这些决定了将有更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中分流出去，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而周作人却由于自身对于民众、暴力革命和各种主义的疑惧，始终与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游离”的态度，应该说他一直没有放弃思想革命的努力，同时也对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进行了反思。他通过思考调整了自身的定位，确定了思想革命的具体方式，比如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中国古代，把他喜欢的西方理性智识精神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体现在妇女问题上，周作人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除了批判，他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性科学知识（或者用他所说的常识）的普及之上，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反思五四运动，同时也对于“科学”问题的运用方式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他坚信通过普及“常识”能改变国人的认识，女性的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大希望。在此基础上周作人主张兴女学，改变国人的知识结构，甚至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列出了应该掌握的知识结构大纲，周作人设想，在这个知识结构里，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关于个人者”，包括“人身生理”（特别是性知识）、“医学史”及“心理学”，以求从身心两方面了解人的个体;“第二组，关于人类及生物者”，包括“生物学”（包括进化遗传诸说）、“社会学”（内含广义的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达史及社会学）、“历史”，以求多侧面地展开“人类”的本质;“第三组，关于自然现象者”，包括“天文”“地理”“化学”，以求了解与人相关的一切自然现象，即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第四组，关于科学基本者”，包括“数学”“哲学”，以求掌握科学地认识“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工具;“第五组，艺术”，包括“神话学”“童话”，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还包括“文学、艺术、艺术史、艺术概论”，目的在“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这是人的健全发展所必需的[6]。
应该说这些建议的提出是周作人不同于一般五四知识分子的地方，他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隐含的问题——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导致民族主体对自身政治前途的焦虑，“科学”和“女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筹码，既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焦虑，又能够适时地满足政治愿望的纾解要求。有类似作用的概念还有很多，比如“人”“个性解放”“民主”等等。“科学”“知识”“人”和“女性”在未及真正出现、真正得到解释之前，已经被囫囵吞枣地编入了现代意识形态向封建秩序进攻的武器库，但是一旦这一战争得到缓解或者转移，这些“应急性”的武器就被扔进弃物堆，被忽视或者遗忘。中国民族政治命运的焦虑和缓解这种焦虑的迫切性使得科学、知识、技术在中国的运用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变形面孔”，这也正应合了中国生产方式的历史——中国现代生产方式改变的不是生产力，而是所有制。
这些问题已经构成了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中国特色”，很多方面都有着结构性的缺失，但这一缺失不仅仅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更是主观选择的结果，目的是保全意识形态的完满性。
事实上，否定旧的体系和建构新的体系都有赖于一种新的认识论基础，关于世界和人类本身的知识以科学学科的形式和科学本身所体现的存疑、求真等精神内涵取代了旧中国的经学传统。而在周作人这里，与其说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知识，不如说是作为科学的前提和结果的理性才更为确切。这种理性精神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形而上学，也不是西方科学精神的简单照搬，而是两者融合之后的合成物。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成为时代主题而受到世人前所未有的关注，现代文明视域下的“科学”概念与“女性解放”思想的结盟理性地建构了周作人新时代背景下的女性观。周作人同情女性、要求男女平等，要求女性在经济、思想、社会地位、性的方面的解放，他以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对女性生命的尊重“哀妇人而为之代言”[7]。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周作人的女性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科学性与局限性的矛盾，周作人对诸多女性问题的认知存在只限于“直觉性”的认识，时代及个人的局限使得他不可能具有更深刻的认知，也无力去解决现实的问题。最初的理想在现实中幻灭，周作人感到自己与时代不断脱离，他在寂寞和苦闷中展开了对“五四”的反思，在完成反思的同时，周作人的思想也完成了从早期向中期的蜕变，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北沟沿通信·谈虎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77.
〔2〕〔3〕旺晖.科学的观念和中国的现代认同[C].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68.
〔4〕（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26.
〔5〕周作人.半春·谈虎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37.
〔6〕周作人.妇女运动与常识·谈虎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62-263.
〔7〕舒芜.哀妇人[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96.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关键词：周作人;妇女解放;性科学;局限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82-04
妇女解放问题在五四进程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主题，女性观的表达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周作人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性科学”是其妇女论立论的基础，批判的武器。他的科学观念，尤其是“性科学”观念的形成与他本身的人性观、政治观尤其是妇女解放思想有关联。通过对“性科学”的介绍和运用，周作人完成了他妇女论中绝大多数“破”的环节。
周作人的性科学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对于“性”这个问题的关注，本身就有深远的思虑。他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1]这个魔性就是灵肉二元中“肉”的一元。运用生物学、心理学、民俗学的某些理论，周作人比较深刻地反省了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封建礼教、禁欲主义，提倡建立“灵肉一致”，并且“有节制”的新型性道德观。
对“性”问题的关注，是周作人“自然人性”人性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同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相比，周作人对人的思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而是放到了一个人类学的宽阔视野中，他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主张把“个人”和“全人类”结合起来，这种眼光无疑是更深远、宽广的。
其次，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路的独特性也可以在“性科学”这一点上体现出来。周作人不仅注意到了男女的平等问题，也就是说男女作为人的相同点，他更注意到了男女的相异。表现在性欲的方面，他不仅提出女性和男人一样有正当的性，还更进一步提出男女生理特点的不同导致感知方式也有所不同，所以男女性行为应该以“以女子位本位”。这些意见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超前和大胆的，并且因为其关注点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定，而使得他的女性解放思想带有较轻的功利主义的色彩，与女性自身利益的联系更为紧密。
这些都可以说是周作人的“性科学”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性科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中的境遇堪称孤独，这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和時代的特殊背景共同造成的。
“性科学”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它作为一场思想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个不彻底性从大的方面来讲，是由“科学”概念在中国的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的。
假定“科学”作为一种新的“法则”，能够作为承担起“求得真理，有效的控制自然界以及解答个人及其所处社会中问题”的重任，那问题首先就出在五四知识分子在吸收这些“科学”的时候“本身缺少系统的学习和训练”[2]。在周作人身上，这个问题表现为“杂学”的形式，在运用具体的“科学”理论上周作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科学”应有的精确度、深度和广度。比如，他在运用“性科学”对礼教进行批判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对“野蛮人的心理”的分析，为了论证这点，他动用了弗洛伊德的“禁忌与图腾”中“太步”（Taboo）的概念，借用了《金枝》中民俗学研究，以及安特路朗《人类学》的某些理论，但是他对于这些理论的引述大多是泛谈，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里当然不能否认在译介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来资源的引进上就很有限制（就算周作人读原著，原著的来源也是有限的），二来，翻译者本人的知识水平和思维模式可能导致译作以偏概全，断章取义。连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理论的掌握、理解都存在着这么多问题，那他们手中的“科学”武器还能有多少威力值得怀疑。
然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对“科学”本身的认识不足不仅仅是缺少系统的学习和训练造成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上面。生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虽然能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腐朽和缺陷，但不可能不受到它无形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知识分子对于“科学”所持有的态度。“格物致知”的终极目的指向的是“经世致用”，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五四知识分子在与“科学”相遇之初就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的心态。他们以中国固有的概念接近西方“科学”的概念，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所接触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3]。这也就不难解释周作人在阅读霭理士的时候关注的更多的不是他具体的“男与女”的具体生理差异，比如身体结构、器官功能等等，或者是“性心理学”对于窥淫癖、性倒错的病理研究，而是霭氏在科学著作中透露出来的人生观、文学观、价值观。而在周作人看来，霭氏的人生观、文学观、价值观无一不是中庸，节制的典型，和周作人本身的气质和追求很契合，而这一契合实际上也是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的某种契合。周作人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一致性时，是相信并且企图证明“科学”的法则对于中国也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是普遍适用的，这不仅限制了他对于科学本身的认识，也把他对于科学的理解牢固的置于传统的认识方式之中，这样的反传统必然缺乏应有的力度，这样的思想革命也必然是不彻底的。
在女性的问题上，周作人坚持认为女性的解放归根结底是“经济的解放”和“性的解放”，并且认为“性的解放”或许比“经济解放”更加艰难，这个判断可以说是有着超时代的眼光，但是结合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男权社会中，性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理范畴的两性关系，更成为了一个性别统治另一个性别的政治工具。宗教、文学神话都证明了在妇女问题上男权制观念的政治性。用于描述女性的那些话语并非由女性自身制定，而是由男性设计制定的。男权制已经确立，男性已经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将自己当作一种主体和参照物，而与他相对的女性属于“另一类”或异己者。这一观念为男性自己提供了一种控制隶属群体的工具，提供了一种理论根据，以证明那些下等人的地位是低劣的，而他们的压迫是合理的[4]。 周作人通过对文学、神话、社会风俗所进行的考证、研究得出：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始终认为妇女的性功能是不纯洁的。几乎所有男权制社会都禁止妇女触摸祭神器具或食物。社会习俗使男性可以不要女性做伴。但他把矛盾的重心转向了用科学、民主去批判愚昧、专制的社会制度，而没有从权力控制的角度去看待“性”。
男权制社会中，两性隔离的情况严重，男性把女性从社会权力组织中隔离出去，并利用文化因素给两性强行加上气质的差异。原始社会的厌女症以禁忌和魔力的形式体现出来，并渐渐演变成可以解释的神话。传统文化先是从道德上，而后又用文学手段来证明这种厌女症在性政治中的合理性，现代文化则以科学为依据，就算是霭理士这样理性的女性同情学者，也在《男与女》等著作中用生物学只是考察了男女生理上的差别，而后得出男女的气质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决定的，所以是“自然的”“天性的”，实质上导向的是性别论范畴中的本质主义，这也就承认了现行的男女分工是建立在男女生理特征差异之上的，其存在是合理的，也是不可改变的。道德、文学和科学综合形成的“文化迫力”对男女性的心理都有影响，导致了男权制思想体系的深层意识化。地位、气质和角色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具有无穷心理后果和派生影响。既然“性”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那要解除“性”加诸于女性身上的种种禁锢就不能完全依靠“科学的性知识和性观念的普及”，从这个角度而言，周作人的“性科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本身就存在着很严重的缺陷。
周作人的性科学是建立在“科学”和“人性”的追求之上的。长远来看，周作人的很多见识都具有他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前瞻性。比如，他从科学的角度断言中国缺少的正是“理性的智识”，从而导致“中国人的头脑不知怎么，理性大缺，情趣全无”[5]。思想革命确实是解决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最终的途径，这一点不完成，社会政治体制改变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这一点周作人的感受是很深刻的，辛亥革命后上演的种种活剧，让他坚信解救人类惟一的手段就是思想革命。中國文化无论在非理性的情感哲学还是在理性的思辨哲学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的国民性既缺少热情奔放、无羁的浪漫主义激情，又缺乏明白的理性，清醒地现实主义精神，在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提倡的是中庸，务实的儒家文化，而一旦当西方的“民主”“科学”观念输入中国之后，迷茫的知识分子们似乎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大路，五四运动一开始，他们就以高涨的热情打着“赛”“德”两位先生的牌子批判旧礼教，批判传统文化。事实上，对于太缺乏这两者的中国文化而言，“民主”和“科学”确实有着很强的批判力，但思想革命在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中的作用微弱，一方面是启蒙本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教育情况及民众素质的现实情况使得思想革命、启蒙工作遭遇困境重重，这一过程的推进是需要长时间的努力的;而现实社会的黑暗，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近在眼前，刻不容缓，单纯的思想革命已经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俄国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都为知识分子指出了另外一条更可行的道路。俄国的国情与中国更为相似，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流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这些决定了将有更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中分流出去，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而周作人却由于自身对于民众、暴力革命和各种主义的疑惧，始终与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游离”的态度，应该说他一直没有放弃思想革命的努力，同时也对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进行了反思。他通过思考调整了自身的定位，确定了思想革命的具体方式，比如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中国古代，把他喜欢的西方理性智识精神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体现在妇女问题上，周作人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除了批判，他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性科学知识（或者用他所说的常识）的普及之上，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反思五四运动，同时也对于“科学”问题的运用方式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他坚信通过普及“常识”能改变国人的认识，女性的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大希望。在此基础上周作人主张兴女学，改变国人的知识结构，甚至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列出了应该掌握的知识结构大纲，周作人设想，在这个知识结构里，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关于个人者”，包括“人身生理”（特别是性知识）、“医学史”及“心理学”，以求从身心两方面了解人的个体;“第二组，关于人类及生物者”，包括“生物学”（包括进化遗传诸说）、“社会学”（内含广义的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达史及社会学）、“历史”，以求多侧面地展开“人类”的本质;“第三组，关于自然现象者”，包括“天文”“地理”“化学”，以求了解与人相关的一切自然现象，即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第四组，关于科学基本者”，包括“数学”“哲学”，以求掌握科学地认识“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工具;“第五组，艺术”，包括“神话学”“童话”，以求了解幼年时期的人类，还包括“文学、艺术、艺术史、艺术概论”，目的在“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这是人的健全发展所必需的[6]。
应该说这些建议的提出是周作人不同于一般五四知识分子的地方，他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隐含的问题——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导致民族主体对自身政治前途的焦虑，“科学”和“女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筹码，既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焦虑，又能够适时地满足政治愿望的纾解要求。有类似作用的概念还有很多，比如“人”“个性解放”“民主”等等。“科学”“知识”“人”和“女性”在未及真正出现、真正得到解释之前，已经被囫囵吞枣地编入了现代意识形态向封建秩序进攻的武器库，但是一旦这一战争得到缓解或者转移，这些“应急性”的武器就被扔进弃物堆，被忽视或者遗忘。中国民族政治命运的焦虑和缓解这种焦虑的迫切性使得科学、知识、技术在中国的运用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变形面孔”，这也正应合了中国生产方式的历史——中国现代生产方式改变的不是生产力，而是所有制。
这些问题已经构成了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中国特色”，很多方面都有着结构性的缺失，但这一缺失不仅仅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更是主观选择的结果，目的是保全意识形态的完满性。
事实上，否定旧的体系和建构新的体系都有赖于一种新的认识论基础，关于世界和人类本身的知识以科学学科的形式和科学本身所体现的存疑、求真等精神内涵取代了旧中国的经学传统。而在周作人这里，与其说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知识，不如说是作为科学的前提和结果的理性才更为确切。这种理性精神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形而上学，也不是西方科学精神的简单照搬，而是两者融合之后的合成物。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成为时代主题而受到世人前所未有的关注，现代文明视域下的“科学”概念与“女性解放”思想的结盟理性地建构了周作人新时代背景下的女性观。周作人同情女性、要求男女平等，要求女性在经济、思想、社会地位、性的方面的解放，他以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对女性生命的尊重“哀妇人而为之代言”[7]。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周作人的女性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科学性与局限性的矛盾，周作人对诸多女性问题的认知存在只限于“直觉性”的认识，时代及个人的局限使得他不可能具有更深刻的认知，也无力去解决现实的问题。最初的理想在现实中幻灭，周作人感到自己与时代不断脱离，他在寂寞和苦闷中展开了对“五四”的反思，在完成反思的同时，周作人的思想也完成了从早期向中期的蜕变，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北沟沿通信·谈虎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77.
〔2〕〔3〕旺晖.科学的观念和中国的现代认同[C].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68.
〔4〕（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26.
〔5〕周作人.半春·谈虎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37.
〔6〕周作人.妇女运动与常识·谈虎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62-263.
〔7〕舒芜.哀妇人[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96.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