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七年（1792），将军福康安尽收西藏失地，使廓尔喀求和称臣。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厚加赏赐。
　　福康安凯旋，征廓尔喀一应军需费用交户部报销。福康安还在享受着建功立业的得意，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户部一名书吏的名帖。那名小吏以向他贺喜为名，要求赏赐万金。
　　福康安当时已是一等公，历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深得乾隆帝信重，离封王只有一步之遥；又刚刚立下开疆拓土之功，声势正如日中天。而小小一名书吏，只是户部操办文书的职员，既无官衔，又不在编制之内，只算得临时工，居然敢向福康安索取贿赂。福康安大怒，说：“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
　　他决定把这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吏招来，看他想要说什么。令他未曾料到的是，接下来的对话会载入史籍。
　　而数十年后，晚清的郭嵩焘总结道，正是这些小吏，与大清的皇帝共享天下。
　　向福康安索贿二百万
　　史料中没有记载那名小吏的名字。这毫不意外，他只是朝廷叠床架屋的官衙之中一名普通办事员，并无大智大勇，也没有卓著功勋，不值得写入青史。
　　但是他面见福康安的事件却被记录下来。据说，那一天，福康安声色俱厉，而小吏镇定自若。他向暴怒的将军申述了自己索取贿赂的理由：“我不敢向大人索取贿赂，但是军需用款多至数千万，账册太多，必须多添人手，日夜加快办理，几个月内完成，全部上奏，皇上刚刚赏赐了战功，必然高兴，马上就准了。倘若您不给钱，仅就我们户部本来的人手，分批陆续报销，没有三四年不能了事。今天报销一点，明天又报销一点，皇上看得烦了，肯定要责问，舆论攻讦也趁机而入，必兴大狱。这是为了中堂大人您考虑，不是为了我们这些小吏算计啊。”
　　清人笔记《水窗春呓》中记载，福康安听后不仅感激小吏的提醒，而且大为赞赏，马上命令“粮台以二百万予之”。
　　这是清代胥吏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之一。数十年后，晚清的郭嵩焘总结道：“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胥吏，是官府中处理具体事务的职员。他们并无品级，不算官员，但是又代表官府行事。他们的工资甚至不是由国家开支，而是雇佣他们的官员自己掏腰包，或从项目经费中抽取。以今天的编制制度推之，应属政府的临时工。
　　在汉代，官吏并无判然分别。掌管具体事务的吏，也可升官，甚至做到宰相。而到元代，因为官员多为蒙古人，往往不通汉字，更不懂政治，便将种种事务都交给文案、书吏，胥吏的权力因此大大扩张。明代继承元朝的制度之弊，更加规定胥吏不能考进士，“一朝为吏，终生为吏”，永远不能进入上流社会，且为人所鄙夷，所谓“不入流”。
　　胥吏既然不能在阶层、流品上有晋升之机会，被读书人瞧不起，不能求仕途地位，便只能求利；而他们又掌握了政府的具体执行权力，有图谋私利的能力和机会，于是奸猾者充盈其中，营私舞弊、欺上瞒下之风日盛。如此延续到清代，这些“政府临时工”的弊病就登峰造极了。
　　衙门里的人与官怎么勾结的
　　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无论中央的尚书、侍郎，还是地方的知府、知县，他们大多出身科举，学的是八股经义，对具体的法令事务往往并不精通，有的甚至不屑为之。
　　在他们读书的时候，统治者禁止他们过问政事，一旦高中科举，开始执掌一方之政，却又要承担治理一方的责任，自然无从措手。政府的运转不能等待新任官员熟悉流程，随时都必须办理官吏任免、粮税收支、判案量刑乃至修筑工程等事，于是这些具体事务只好委任给胥吏。他们长期办理这些事务，条例办法都了然于胸。
　　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一地任职的时间很短，而胥吏却几乎世代沿袭当差，所以新官上任，对本部或者本地的情况了解很少，对事务不熟悉，又无亲信，往往要“以吏为师”，向这些“临时工”学习如何办理政事、处理公文。当时办理文牍，往往是官员交给书吏，书吏去查阅案例、法律，写完之后呈给官员，官员只是签字盖章同意而已。这种情况之严重，以至于嘉庆皇帝痛心疾首地说：“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唯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
　　乾隆朝的汪辉祖曾经写过一本教人如何当官的《官箴全书》，告诫官员提防胥吏之害。
　　他说，凡是财赋繁重的地方，官员初到，管理仓库的小吏便会挪用府库钱粮，馈赠“陋规”。一旦官员收受，便有把柄在他们手上，于是不得不同流合污，被玩弄于股掌之上。
　　而这位谆谆告诫官员如何防止胥吏为害的汪辉祖，本身就是一名著名的“临时工”，他在地方为官员充当幕府师爷、佐助办理政务达三十多年。
　　文学家方苞恐怖的狱中见闻
　　胥吏之害，自宋代就已有人指出。王安石曾在给仁宗皇帝的言事书中提出，对胥吏“饶之以财”，即以高薪养廉吏。明末清初，顾炎武也曾说：“柄国者吏胥而已”。而到清代，胥吏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更加变本加厉。
　　当时人说，凡事有胥吏操弄其间，“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
　　康熙五十一年（1721）三月，著名的桐城派文學家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株连，被关在刑部狱，他目睹了监狱里胥吏横行、弄权枉法的猖獗，令他瞠目结舌。
　　掌管审案和监狱的小吏，把关押犯人当作生意，但凡与案件有牵连，一概拘捕，投入大牢百般折磨，然后让他们缴纳保证金，才放出去。倘若无钱贿赂，则往往被折磨而死。
　　即便是已经被判死刑的，这些小吏依然有能力从中榨取钱财。如果犯人被处凌迟，那么施以贿赂者，可以先刺心脏，使其速死；倘若不给贿赂，则慢慢脔割折磨。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役也有办法敲诈，倘若没有打点，便在捆绑时故意用力折断犯人筋骨，许多人因此终生残疾。而掌管打板子的狱卒的本事更高。方苞曾亲眼看见，三个和他一起被拘捕、受到拷打审讯的人，其中一个给了狱卒三十两银子，被打伤了骨头，病了一个多月；另一个加倍给钱，于是只伤了皮肉，二十来天好了；还有一个给了六倍的银子，当晚就可以行动如常。狱卒对此振振有词，说：“如果不对他们分别对待，谁愿意多给我们钱呢？” 　　尤其让方苞惊诧莫名的是，刑部的老吏居然在家中私藏官印，胆敢更改公文。当时有两兄弟把持公仓，按律当立即处决。狱吏对他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可以让你活命。”他另外准备一份奏章，用从犯中两个单身汉的名字换了两兄弟的名字。同伙的狱吏认为不妥，说：“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的犯人，但欺骗不了主审官。如果事情败露，我们就死定了。”
　　这名狱吏笑道：“倘若主审官上奏，我们是死路一条，他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两个犯人的命丢自己的官。”这件给犯人掉包的事，居然办成了。主审官也发现了狱吏的所作所為，惊讶得张口结舌，但始终不敢予以追究。
　　连左宗棠也被勒索过路费
　　晚清写成的笔记《清稗类钞》里记载了更多胥吏为害的例子。
　　北京崇文门看门的胥吏贪婪残暴，屡次被参奏弹劾，皇帝也多次下旨惩戒，依然如故。凡商人旅客经崇文门入城，必以收税之名索取贿赂、强征财物。地方官到北京，官职越高，被索要的财物越多。乾隆时，山东布政使陆耀进京面见皇帝，崇文门关吏索取钱财，陆耀没有那么多钱，只好把衣被丢在城外，只带一个仆人进去，说：“我只有一身，有什么可交税的？”
　　商旅官人无不为关吏所苦，但始终无法整治。到后来左宗棠入京觐见皇帝时，同样被挡在崇文门外，被索取巨额贿赂才得进入。
　　嘉庆年间，工部书吏王书常随身携带假印，冒名支取国库钱财。皇帝下令修建工程，他便捏造高官姓名，重复向户部支取白银近千万两。按照规定，工部支领银钱，必须各司签押完毕，告知户部的相关部门，经过度支大员复核，才能发派。然而各部的小吏早已狼狈为奸，专门等候官员们谈笑会饮之时，将故意潦草书写的文书呈上，官员无心查看，便随手签画，于是这些“临时工”得以趁机谋取巨利。
　　至于官员升迁任命，也有临时工挑弄其中。吏部的书吏得利最多，因为官员补缺、晋升，都要经过吏部的审核程序，这些书吏就按照官位油水的多少索取贿赂，如果不给，那么便寻找理由驳斥或延误办理。于是得到任命就要贿赂临时工，便成了官场规则，想要官员清廉，也不再可能。
　　晚清文史学家、曾做过监察御史的李慈铭曾说：“京朝官多贫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多积赀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者。”也就是说，这些钻营的胥吏，居然可以上下其手，积累万亿财富。
　　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目标，也没有政治清明的责任，只是盘踞在官僚体系之中，谋取私利。他们由官府雇佣，百姓不能弹劾罢免，又贿赂上官，结成利益同盟。他们看似是维护朝廷统治最为积极的一群人，但实际上只是为了维持这种他们熟悉的规则与秩序，以便从中吸取膏脂，消耗着帝国的生命力。而一旦大厦将倾，他们也立即“树倒猢狲散”，绝不会为维护旧有的统治做出任何努力。
　　嘉庆皇帝曾经对这种局面怒不可遏地说，上无法度准则，下不依法履职，“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
　　但是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集团，他也毫无办法。胥吏之害，一直到清朝灭亡也不能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