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澄清吏治的措施，在一段时间内营造了不敢贪、不能贪的官场风气。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西郊畅春园。
　　老皇帝康熙撒手人寰，四阿哥胤禛在“九门紧闭”的肃杀氛围中夺得皇位，这就是雍正皇帝。父皇留下的烂摊子需要整饬，庙堂坊间的猜测需要澄清，而这一切，既离不开他的战略决策，更离不开官员们的具体落实。因此，管好官员成了雍正初政的关键步骤。
　　如今，中央要求各级干部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简称“三严三实”。当年的雍正，管教官员也有其独到做法，在他看来，“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
　　铁打的朝廷，流水的官
　　康熙晚年，为政宽厚，管理宽松，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一些高级干部任职长久，工作没了新鲜感，于是因循怠玩，日趋废弛。雍正一反乃父的旧“常态”，人事变动频率加快，前些天还在庙堂之上，过几天便身陷囹圄;前些天还是基层小吏，过几天便主政一方。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雍正初年的政治斗争激烈残酷，允禩、允禟集团和年羹尧、隆科多集团的相继倒台，使大批干部丢官。另一方面，一些并非科举出身的官员，虽然名不见经传，却因办事机敏、政绩卓著，被提拔到要职肥缺，发挥更大作用。
　　同一个职位，走马灯似的换人，看似来去匆匆，有点混乱，但雍正有自己的道理：
　　“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其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
　　无论以前官职高低，任期长短，背景软硬，都要流动起来，既保持了工作的新鲜感，又增加了官员的阅历，在轮岗和尝试中，逐步实现官员和职位的匹配，最终把差事办好。同时，促使人人自危，不敢荒废政务，官员队伍更加勤恳敬业，作风为之一振。
　　御史刘灿曾公开反对雍正推行的耗羡归公改革，雍正认为他这么做是有私心，便把他调到刑部当郎中。没过多久，又见他“居心尚属纯谨”，将其提拔到福建担任汀漳道道员。漳州粮库缺米，刘灿怀疑其中有弊，便上报督抚严查。不料，上报文书被府县截回，他气得以头撞壁。有人因此参劾他过于浮躁，有失体统。而雍正则不计小节，充分肯定他踏实办事的精神。通过轮岗尝试，使刘灿在更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重用“才具之员”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言事，其中提到他的用人原则是“因事择人”，而非因人派事。这一主张得到雍正的肯定，还获得这样一句朱批：
　　“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
　　在他看来，“可信任”是在“德”的方面对皇帝绝对忠诚。然而，只有忠诚却无法胜任官职，以及连忠诚和胜任都做不到的人，就不必抱期待了。比起“可信任”，雍正也看重“办事能力”：“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惟恐误事”。安分守己固然是皇帝对大臣做人底线的基本要求，但如果安分到庸碌的地步，凡事惟皇帝马首是瞻，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与养闲人何异？
　　儒家伦理倡导“以德服人”。三国时期司马昭曾对官员提出“清、慎、勤”的三字要求，被后世奉为圭臬。要但想成为雍正朝的高级官员，除了做到“清、廉、勤”这三个基本要求外，还要拥有大局观，懂得瞻前顾后，储备各方面的知识，具备各领域的能力，真正做到德才兼备。
　　雍正极为看重办事实力，其来有自。夺位之说自其继位伊始便在坊间流传，时时威胁着他的正统地位。雍正清理政敌、扫除异己，都与这件事的纠结有关。财政亏空、陋规泛滥、吏治腐败、战事不利，雍正接管的是一个糟糕局面，哪像个盛世的样子？
　　正因如此，他必须如履薄冰地面对每一天，用勤奋来扭转乾坤。看奏折是他一天的主要工作，一天批五六十份，每份都要批上几十字、几百字。一天的书写量不下万字。工作到后半夜也乐此不疲。雍正用自己的勤政，给官员们树立了严于律己的榜样。
　　皇帝爱批奏折，官员们落实朱批精神的工作量就异常庞大，对办事效率的要求也在提高。雍正朝的高级干部里有没有这样的“超人”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一个汉族大臣历事三朝，均得重用，在这个满洲贵族当权、满汉矛盾依旧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张廷玉做到了。他的独门绝技，便是超强记忆力和公文写作能力。雍正传达口谕时，只有张廷玉记得最准，且在短时间内形成文字。军情紧急之时，雍正口传圣旨，张廷玉随即写成文字，经雍正稍加修改，便发往前线。这样好用的大臣，谁不喜欢？
　　李卫的第一份体制内工作竟是花钱买的。在户部做官时，眼看管理户部的王爷公开从税银里抽成，怎么劝都不听。他一不做二不休，就把这些钱单独存在一个柜子里，挂上“某王盈余”字样，置于廊下，搞得这位王爷非常难堪，再不敢从公家口袋里抠钱了。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令雍正刮目相看。后来，他在浙江做官，贯彻雍正整顿盐政的谕旨最彻底，成为“模范督抚”。
　　这些官员是“超人”，但不是“圣人”。允祥脾气急，张廷玉“恭谦默作”，鄂尔泰善拍马屁，田文镜“宽以律己”，李卫经常捅娄子。然而，雍正用敲打取代惩罚，有效地管控了他们的缺陷，实现了扬长避短。
　　正风肃纪
　　“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
　　对于康熙后期官场的种种丑恶现象，雍正有着切身感受。这使他在继位后对官员作风的整饬，一刻也没有停歇过。
　　雍正不断地宣传自己治理官场作风的三大理念：反对朋党政治、反对沽名钓誉、主张刚猛务实。他认为，树朋党是“各徇其好恶以为是非”，扰乱朝廷视听，破坏君主集权，是“罔上行私”的表现，是不忠于君主的大罪。年羹尧、隆科多虽是雍正继位的大功臣，但他们迅速滑落，乃至身败名裂，就是犯了结党营私的官场大忌。 　　士大夫常讲的“名实兼收”，在雍正看来，“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官帽子和钱串子，一个都不放过。山西巡抚诺敏，既不贪财，也不谋私，“两年贡银，一年完成”，成为雍正树立的清理财政亏空的模范。然而，这些政绩是建立在横征暴敛和克扣商家基础上的。真相大白后，雍正不顾各方求情，毅然将他处决。雍正认为，为了沽名钓誉而谎报政绩，是以葬送朝廷前程和民意支持为代价的，危害比贪银更甚。他要求大臣们“筹国是，济苍生”， 要求学校要“实行”、“文风”并重。
　　康熙后期宽仁的为政风格要不要继承？雍正给出的答案是：“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不拘泥于祖宗家法，要视实际情况定。雍正强调，继位之初“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 所以，雍正朝必须为政刚猛。
　　只靠皇帝不断呼吁，当然不可能拔除当时官场腐败的病根。雍正还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官场弊病的改革措施。
　　


　　实施耗羡归公和建立养廉银制度，大幅提高各级官员的薪水和办公费，刹住了乱收费、乱摊派的自发动力。开设会考府，主持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审计和清理积欠行动，迫使地方官赔补府库亏空，确保地方财政稳定。创立奏折制度，用皇帝与重臣单线联系的方式，形成中央驾驭地方和政令畅通的链条，实现高级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加强中央集权。
　　这些改革措施延续百年，固化了澄清吏治的制度性基础，在一段时间内营造了不敢贪、不能贪的官场风气。
　　雍正管教官员的招数，为改进官员作风、荡涤官场环境、落实改革措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接手大清江山之初，府库存银不足800万两，交棒乾隆之时已有数千万两，经济硬实力和政治软实力触底反弹，为乾隆完成大一统奠定了强大的国力基础。在雍正朝这个特定时期，雍正的“干部管理”是成功的。
　　然而，雍正对官员的管理，仍然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一言堂做派，一切都以他的个人好恶为前提。这样的状态对君主的智商、情商和综合能力，以及社会环境的宽容度提出了极高要求。一旦君主有变、环境有变，这些积极要素能否继续维持，被打压的消极面是否会卷土重来，都很难说。事实证明，雍正在官员管理方面的部分经验，如“刚猛为政”、“以才为先”，只适用于雍正一朝，乾隆继位后便加以纠正。而它过于依赖“人治”的问题，则在乾隆朝被不断放大，最终走向了万马齐喑的另一个极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