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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农历正月，辽宁省兴城市红崖子镇的大集上会演出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满族大秧歌。“满族大秧歌扭起来！扭出咱东北人的精气神！”秧歌队领队郭长余，经常用这句话激励秧歌队的队员们更出色地展示才艺。
郭长余是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兴城满族大秧歌”代表性传承人。1955年出生的老郭已是花甲之年，由于长期注重锻炼身体加上喜欢文艺，老郭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郭长余所在的红崖子镇原先叫红崖子满族乡，是辽西的满族聚居地区之一。
兴城在清代称为宁远州，兴城满族大秧歌旧称“宁远满族大秧歌”，距今已经有200余年的传承历史。在清朝嘉庆年间的1810年前后，几个从直隶省（今河北省）“闯关东”的民间艺人来到红崖子地区表演，他们看到冬闲时这里的人们习惯靠着墙晒太阳，于是就鼓动村民们扭秧歌活跃生活、锻炼身体。这几个民间艺人中有一位擅长编练秧歌动作的，在红崖子居住久了，他便结合当地满族群众的服饰和生活习俗，编排了具有满族风情特色的满族大秧歌并教会当地村民排演。尽管后来这几个民间艺人离开了红崖子，但他们传授给当地村民的秧歌技艺特别是独创的秧歌形式却在红崖子一带流传并传承下来。
郭长余介绍说，兴城满族大秧歌发源于红崖子，后来流传到周边的闻家、旧门等地。只有红崖子地区的满族大秧歌作为兴城满族大秧歌的代表并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朝晚期，红崖子村的满族大秧歌盛极一时，每逢春节都要去外村演出。光绪年间，当时还称为屯的红崖子屯满族大秧歌曾经为宁远州的知州表演过，据说在演出时，由于秧歌队开道“打鞭儿”的人操作不慎，鞭子打掉了知州的顶戴，知州不但没有怪罪，反而给了赏钱。即使在日伪时期，当地老百姓也坚持传承着满族大秧歌技艺。
1949年10月，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辽西省兴城县第八区一位孙姓干部组织红崖子村民扭起了满族大秧歌。1958年，兴城县举行全县秧歌汇演，红崖子满族大秧歌队在汇演中取得第一名。虽然在“文革”期间演出有所中断，但红崖子一带群众仍然没有忘记传承满族大秧歌技法。郭长余回忆说：“记得从改革开放到1983年生产队解体之前，我们每年都演出多次，那时候文化生活还比较贫瘠，一到冬闲时节，我们就经常排练和演出满族大秧歌，作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十余年間，由于很多农村地区掀起了“进城打工”热潮，红崖子镇里每到冬闲时节排演满族大秧歌的景象不见了。直到2005年，郭长余和村里几位老人重新组织起秧歌队，他们整理出22种秧歌套路，一度冷清的兴城满族大秧歌重新焕发了生机。
2006年，兴城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下乡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到红崖子传承满族大秧歌的情况后，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希望秧歌队能进行一次现场展演以便为兴城满族大秧歌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月10日上午，在红崖子村中间的一块空地上，68岁的刘洪才带着临时通知的二十几名秧歌队员先是热身，手里拿着短木棍或者长手绢踩鼓点走碎步。演出正式开始后，随着鼓点轻重、快慢节奏，队员们上场扭起了“地扑噜”。不一会儿，鼓点节奏加快了，秧歌队员们跨起大步，粗犷、豪迈中透着虎的威风，狼的凶猛;鼓点慢了下来，他们又迈开轻松的舞步……整场大秧歌展演下来，前后达两个小时，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人个个汗流浃背，充满着喜悦的神情。
这以后，文化局、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多次到刘洪才老人和郭长余家里采访，进一步了解兴城满族大秧歌的内容和历史沿革。
原来，旧时当地有“办秧歌”这一说法。“办秧歌”的发起人一般是当地富户，负责置办服装道具、请鼓乐班子、组织排练、安排演出等。通常还会有一位演技好、威望高、办事能力强的“秧歌头”负责张罗相关事宜。时间上，一般是从每年正月初二开始“跑秧歌”，即秧歌队坐着大车到附近的村屯演出，也有登门拜年之意。这种演出，受拜者要预备烟茶款待，并在秧歌队临走时给赏钱，有时还要管饭。所以秧歌队拜年事先已选好对象，起码是要给得起赏钱的才能去，否则人吃马嚼等各种费用就难以开销了。
兴城满族大秧歌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当地又称之为“地扑噜”，也叫“棒鼓秧歌”“棒棒鼓”。满族秧歌的舞蹈韵律“扬”“蹲”“盘”“跺”“摆”“颤”等动作与普通秧歌有所不同，表演中以其大摆大浪、盘旋作势，再现了满族先民英勇善战，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征战、劳动生息的民族精神，极具民族民间艺术特色。兴城满族大秧歌在表演时，以20人为基数，分成“里角”和“外角”。“里角”6人，分别扮演渔公和渔婆、货郎和郎中、公子和老作古;“外角”12人：包括头棒2人、二棒2人、头花2人、二花2人、背鼓4人。另外还有两个重要角色，即“打鞭儿的”和“老鞑子”，负责维持秩序和演出“开道”，他们均以符合其身份的服饰装扮，用油彩画脸，手持相应道具。兴城满族大秧歌有固定的表演套路，每个套路规定不同的内容，伴奏乐器为大鼓、大铙、小铙，指挥用铜锣，没有唢呐。不同的套路由不同的鼓点伴奏，鼓谱丰富多彩。舞蹈动作幅度大，以跑、跨、跳为基本动作，两手大开大扬，身体弯曲，动作频繁，以大步为主。兴城满族大秧歌在表演内容和形式方面与其他大秧歌有明显的区别。此外，兴城满族大秧歌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由于表演时体力消耗极大，不吸收女性表演者参加演出。
兴城满族大秧歌流传下来的套路有25套，每个套路都有一个别致的名称。演出时，专门有一个秧歌队员在在每个套路亮相的时候举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正在表演的套路名称。这些套路的名称也很有特点：五碗供、龙摆尾、单蒜鞭、双蒜鞭、二龙吐须、剪子股、安程子、钉四门、打天井、下花、下鼓、下棒、杀四门、十字梅花、鼓套子、刮旋风、三环套日、瞎掰、二美夺夫、结花、大登殿、大散象、小散象、套葫芦、白虎点将。每变换一场套路，就会有个类似指挥的人敲响一下锣。兴城满族大秧歌的表演都是在鼓点下舞动的，表演者根据不同的套路，做出不同的动作。有些套路的动作很快，演员们得穿插变换各种队形。秧歌队领队郭长余说：“每个穿插动作，都是有一定套路的，不能随意穿插，必须得走到位才能穿插。这也就是为什么必须要20个表演者都到位才能完成表演的原因。每个动作都衔接得很紧密，缺一个人都不能把动作表演完整。”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家张志平认为，兴城满族大秧歌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舞蹈，演员们用各种动作表达着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脸上的浓彩更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演员们的妆，有的被画成虎脸，有的被画成猴脸。在4个丑角中，有两个人脸上画上蜻蜓，另两个画上蝎子。丑角脸上化的妆，据说是当年关内来的民间艺人根据红崖子当地的地域特色画上去的，可见大秧歌的民俗基础是多么深厚。
2007年5月，兴城满族大秧歌被辽宁省政府列入辽宁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后，兴城满族大秧歌多次参加民俗文化节演出，多次获得荣誉，还建立了兴城满族大秧歌艺术档案，形成文字、影像资料，央视科教频道也在专题节目中予以报道。成绩的背后，作为秧歌队领队的郭长余却表露出“隐忧”：“近十几年来，扭秧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们秧歌队除了两名队员是青年人外，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队员老龄化严重，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都不能轻易表演了，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兴城满族大秧歌，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继续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
郭长余是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兴城满族大秧歌”代表性传承人。1955年出生的老郭已是花甲之年，由于长期注重锻炼身体加上喜欢文艺，老郭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郭长余所在的红崖子镇原先叫红崖子满族乡，是辽西的满族聚居地区之一。
兴城在清代称为宁远州，兴城满族大秧歌旧称“宁远满族大秧歌”，距今已经有200余年的传承历史。在清朝嘉庆年间的1810年前后，几个从直隶省（今河北省）“闯关东”的民间艺人来到红崖子地区表演，他们看到冬闲时这里的人们习惯靠着墙晒太阳，于是就鼓动村民们扭秧歌活跃生活、锻炼身体。这几个民间艺人中有一位擅长编练秧歌动作的，在红崖子居住久了，他便结合当地满族群众的服饰和生活习俗，编排了具有满族风情特色的满族大秧歌并教会当地村民排演。尽管后来这几个民间艺人离开了红崖子，但他们传授给当地村民的秧歌技艺特别是独创的秧歌形式却在红崖子一带流传并传承下来。
郭长余介绍说，兴城满族大秧歌发源于红崖子，后来流传到周边的闻家、旧门等地。只有红崖子地区的满族大秧歌作为兴城满族大秧歌的代表并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朝晚期，红崖子村的满族大秧歌盛极一时，每逢春节都要去外村演出。光绪年间，当时还称为屯的红崖子屯满族大秧歌曾经为宁远州的知州表演过，据说在演出时，由于秧歌队开道“打鞭儿”的人操作不慎，鞭子打掉了知州的顶戴，知州不但没有怪罪，反而给了赏钱。即使在日伪时期，当地老百姓也坚持传承着满族大秧歌技艺。
1949年10月，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辽西省兴城县第八区一位孙姓干部组织红崖子村民扭起了满族大秧歌。1958年，兴城县举行全县秧歌汇演，红崖子满族大秧歌队在汇演中取得第一名。虽然在“文革”期间演出有所中断，但红崖子一带群众仍然没有忘记传承满族大秧歌技法。郭长余回忆说：“记得从改革开放到1983年生产队解体之前，我们每年都演出多次，那时候文化生活还比较贫瘠，一到冬闲时节，我们就经常排练和演出满族大秧歌，作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十余年間，由于很多农村地区掀起了“进城打工”热潮，红崖子镇里每到冬闲时节排演满族大秧歌的景象不见了。直到2005年，郭长余和村里几位老人重新组织起秧歌队，他们整理出22种秧歌套路，一度冷清的兴城满族大秧歌重新焕发了生机。
2006年，兴城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下乡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到红崖子传承满族大秧歌的情况后，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希望秧歌队能进行一次现场展演以便为兴城满族大秧歌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月10日上午，在红崖子村中间的一块空地上，68岁的刘洪才带着临时通知的二十几名秧歌队员先是热身，手里拿着短木棍或者长手绢踩鼓点走碎步。演出正式开始后，随着鼓点轻重、快慢节奏，队员们上场扭起了“地扑噜”。不一会儿，鼓点节奏加快了，秧歌队员们跨起大步，粗犷、豪迈中透着虎的威风，狼的凶猛;鼓点慢了下来，他们又迈开轻松的舞步……整场大秧歌展演下来，前后达两个小时，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人个个汗流浃背，充满着喜悦的神情。
这以后，文化局、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多次到刘洪才老人和郭长余家里采访，进一步了解兴城满族大秧歌的内容和历史沿革。
原来，旧时当地有“办秧歌”这一说法。“办秧歌”的发起人一般是当地富户，负责置办服装道具、请鼓乐班子、组织排练、安排演出等。通常还会有一位演技好、威望高、办事能力强的“秧歌头”负责张罗相关事宜。时间上，一般是从每年正月初二开始“跑秧歌”，即秧歌队坐着大车到附近的村屯演出，也有登门拜年之意。这种演出，受拜者要预备烟茶款待，并在秧歌队临走时给赏钱，有时还要管饭。所以秧歌队拜年事先已选好对象，起码是要给得起赏钱的才能去，否则人吃马嚼等各种费用就难以开销了。
兴城满族大秧歌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当地又称之为“地扑噜”，也叫“棒鼓秧歌”“棒棒鼓”。满族秧歌的舞蹈韵律“扬”“蹲”“盘”“跺”“摆”“颤”等动作与普通秧歌有所不同，表演中以其大摆大浪、盘旋作势，再现了满族先民英勇善战，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征战、劳动生息的民族精神，极具民族民间艺术特色。兴城满族大秧歌在表演时，以20人为基数，分成“里角”和“外角”。“里角”6人，分别扮演渔公和渔婆、货郎和郎中、公子和老作古;“外角”12人：包括头棒2人、二棒2人、头花2人、二花2人、背鼓4人。另外还有两个重要角色，即“打鞭儿的”和“老鞑子”，负责维持秩序和演出“开道”，他们均以符合其身份的服饰装扮，用油彩画脸，手持相应道具。兴城满族大秧歌有固定的表演套路，每个套路规定不同的内容，伴奏乐器为大鼓、大铙、小铙，指挥用铜锣，没有唢呐。不同的套路由不同的鼓点伴奏，鼓谱丰富多彩。舞蹈动作幅度大，以跑、跨、跳为基本动作，两手大开大扬，身体弯曲，动作频繁，以大步为主。兴城满族大秧歌在表演内容和形式方面与其他大秧歌有明显的区别。此外，兴城满族大秧歌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由于表演时体力消耗极大，不吸收女性表演者参加演出。
兴城满族大秧歌流传下来的套路有25套，每个套路都有一个别致的名称。演出时，专门有一个秧歌队员在在每个套路亮相的时候举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正在表演的套路名称。这些套路的名称也很有特点：五碗供、龙摆尾、单蒜鞭、双蒜鞭、二龙吐须、剪子股、安程子、钉四门、打天井、下花、下鼓、下棒、杀四门、十字梅花、鼓套子、刮旋风、三环套日、瞎掰、二美夺夫、结花、大登殿、大散象、小散象、套葫芦、白虎点将。每变换一场套路，就会有个类似指挥的人敲响一下锣。兴城满族大秧歌的表演都是在鼓点下舞动的，表演者根据不同的套路，做出不同的动作。有些套路的动作很快，演员们得穿插变换各种队形。秧歌队领队郭长余说：“每个穿插动作，都是有一定套路的，不能随意穿插，必须得走到位才能穿插。这也就是为什么必须要20个表演者都到位才能完成表演的原因。每个动作都衔接得很紧密，缺一个人都不能把动作表演完整。”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家张志平认为，兴城满族大秧歌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舞蹈，演员们用各种动作表达着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脸上的浓彩更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演员们的妆，有的被画成虎脸，有的被画成猴脸。在4个丑角中，有两个人脸上画上蜻蜓，另两个画上蝎子。丑角脸上化的妆，据说是当年关内来的民间艺人根据红崖子当地的地域特色画上去的，可见大秧歌的民俗基础是多么深厚。
2007年5月，兴城满族大秧歌被辽宁省政府列入辽宁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后，兴城满族大秧歌多次参加民俗文化节演出，多次获得荣誉，还建立了兴城满族大秧歌艺术档案，形成文字、影像资料，央视科教频道也在专题节目中予以报道。成绩的背后，作为秧歌队领队的郭长余却表露出“隐忧”：“近十几年来，扭秧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们秧歌队除了两名队员是青年人外，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队员老龄化严重，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都不能轻易表演了，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兴城满族大秧歌，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继续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