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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起于草根，善于拼杀，个性坚毅而狡黠，攫取到了经济景气的所有红利，
然而却在盛年之际，遭遇陌生而猛烈的生态突变，职业上的不适应及心理上的极大不甘，
溢于言表。可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一）老板的迷茫
W会所在这座中原省会城市的西南角，在当地非常出名。老板阿廖站在庭院里笑眯眯地等我，他穿一件紧身的立领T恤，脚着白色的尖头休闲皮鞋，虽然已年近五十，身材仍保持得非常好。
民国时期，这一带是外侨富豪聚居地，所以留存了不少兼具欧式及日式风格的小洋楼，阿廖在六年前盘下五栋，将它们翻新装修，做成了一个顶级餐饮会所，每栋小楼一晚仅两桌，交际隐秘，动辄数万，一度火爆到要提前半月预约。可是，自从“八项规定”之后，官员瞬间绝迹，门庭立即冷淡下来，“现在每个月要亏三、四十万，可是又不知道用它还能干什么。”
会所仅仅是阿廖的副业，他是中原数省最大的珠宝钟表连锁企业老板，旗下有两百多家连锁店。阿廖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快三十年了，他高中没毕业就出道，在家门口的小巷里开了一间钟表维修铺，“那时候，每个月要去深圳的中英街走私西铁城石英表，背回两只大旅行包，可以赚好几万，随便加价。”
90年代后期，瑞士豪表纷纷进军中国市场，阿廖签断了好几个品牌的中原经销权，开始做钟表专卖店，“这个行业的秘密是半真半假，有些品牌在瑞士根本不出名，但我们广告打得好，那时的客户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价格便宜了还不合适。”
就这样，阿廖的生意风生水起，渐渐成了富甲一方的董事局主席。
四大生态变化
也就是从两年前开始，高速成长的奢侈品市场突然停滞，每个季度的业绩都在下滑，迄今还看不到复苏的迹象，阿廖承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心慌过。他没有读过我的书，只是听朋友说我是研究“企业败局”的，“吴先生，我真的是非常地迷茫。”
英国人胡润从1999年开始做中国富豪榜，在他的榜单上出没着很多阿廖这样的“先富起来的草根英雄”，在排名前1000位的富豪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出生于1962年到1975年之间，他们是过去三十六年中国经济崛起的最大获益者。然而，就在当下，他们中的很多人突然陷入了阿廖式的集体迷茫。
如果细细分析一下，这一集体迷茫，不是行业型的，而是生态型的。
所谓生态的变化发生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商业模式的生态变化。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一切过往的成功模式都遭遇挑战，越是成功者，包袱越大，转型越难，阿廖的钟表生意基础于连锁模式，可是，随着各项刚性成本的持续抬高，业绩却无法同步提升，终而陷入苦战；
其二，是消费阶层的生态变化。当今中国绝大多数市场的主流消费人群由80后构成，理性消费取代炫耀式消费，性能偏好者逐渐增加，互动、口碑及时尚趋势的引领成为营销的新关键词，原有的市场驱动及客户沟通经验几乎全数失效；
其三，是资本模式的生态变化。随着本轮资本泡沫的放大，资产及企业证券化速度大大加快，而像阿廖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对正在发生的剧烈衍变几乎无感，企业远离资本市场，且无法找到切入机会，即便意识到了改变，也仅仅从投机的角度思考问题；
其四，是知识结构的生态变化——这一点也许最为致命。中国商业世界逐渐摆脱野蛮生长、投机盛行的阶段，开始进入新知识、新技术驱动的后发展时期，日新月异的知识迭代，让早期成功者的经验主义哲学破产，并从此与时代脱钩。
企业经营包含着一切与“进化”和“运动”有关的技能，比如周期、目标、控制、节奏以及消耗，每一代人都会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一切物种本能地回避死亡，受限制的一切事物也限制其他事物。”
在所有的物种演进中，最可怕、也最激动人心的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它是非线性的和突变式的，所有的不适应，首先体现在外部客观环境，而最终造成冲突和更迭的是内部的生存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强壮者、既得利益者率先出局，并非常惨烈。
在这个意义上，阿廖式的迷茫是时代的投影。
坐在阿廖的洋房庭院里，初夏的晚风徐徐吹拂，在院子的一角，细沙铺就的日式枯山水非常精致，显然有园丁日日打理。阿廖养成了喝红酒和抽雪茄的习惯，在W会所，有他独享的红酒廊和雪茄吧。上个月，他专门飞到德国做了一次基因体检，“他们告诉我，我的身体很棒，很多器官的机能还不到四十岁，而且，医生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活到一百岁。可是，吴先生，这后面的五十年，真的跟我没有关系了吗？”
他与我的交流并不顺畅。显然，他原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转型的“灵丹妙药”，或者，至少告诉他应不应该在股市大跌的时候买进一些股票。我送给他新出版的散文集《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他很狐疑地盯着书名看了很久，嘴唇喃喃地不知在嘀咕什么。
这一代人起于草根，善于拼杀，个性坚毅而狡黠，攫取到了经济景气的所有红利，然而却在盛年之际，遭遇陌生而猛烈的生态突变，职业上的不适应及心理上的极大不甘，溢于言表。可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他们的时代
我对阿廖们的建议是：保卫好自己的身体，保卫好自己的钱。
当今的50后、60后一代，真的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有机会活过一百岁的人，所以，应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态度，把目光从金钱的获取中转移出来，去发现这个世界更辽阔和有趣的一面；
同时，尽量聚焦于自己所熟悉的行业，小步试错，不可贸然“转型”，宁可不做事，不可乱做事。从产业中溢出的资金尽量交给专业的人去打理，即便有投资，也应当投资于子女及信任的年轻人，而不是任性地追逐潮流。
更紧要的是，这一代人需要修正自己的财富观。多年以来，他们将财富的多寡，量化为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标，可是，在未来的生活中，他们应当学会付出，学会用金钱和商业经验去帮助其他人，学会在给予中享受更大的快乐和成就感。 商业人生就如同参与一场战役，它并非无休无止。战士的终点不应该是墓地，而应当有所行止。一个好战士，应当知道在何时进入，如何获胜，更应当知道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退出。
我问阿廖：“在你的核心团队中，80后的比例是多少？”
他冲口而出：“那都是跟了我十几、二十年的老兄弟，80后太嫩了吧？”
我问他：“1980年出生的人现在也35岁了，你35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大笑了起来，“这倒是的啊！我35岁的时候已经做出好大的一盘生意了。”
记得那个初夏夜，我对阿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记着了，阿廖，一代人肯定比上一代人更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那帮孙子们的。”
（二）富二代的迷茫
接班和接不了班
小柯看上去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白衬衫系在笔直的西裤里，领口纽扣只开了一粒。他的家族是开高档粤菜馆的，在京沪等地非常出名，五年前，小柯从澳洲留学回来，就被父亲安排接班，他从餐馆的副经理干起，两年后管一个片区，去年，父亲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职位都一股脑儿地给了他。
“吴老师，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把这两个职务都给了我吗？”小柯问我，我其实也非常想知道答案，“他说，你现在摔倒了，我还可以扶你起来，我如果摔倒了，你也完蛋了。”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在前面摔跤的是小柯，后面垂帘一切的，还是老柯。
老柯还有一个怪脾气，每一次朋友聚会，如果有宾客表扬小柯，回家之后，必定会迎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他也许是怕我翘辫子，可是，我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有自己的管理思路，要建自己的班子，他总是不放心。”
今天的小柯，让我油然地想起十多年前的小黎。
小黎家族是做纺织印染的，老爸是江浙一带非常出名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小黎与我同龄，大专毕业就进工厂，勤勤恳恳在生产一线干了快十年，父亲答应60岁的时候交棒。到五十九岁的那一年，老黎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要交棒的意思，小黎知道我与他父亲关系不错，便让我去打探一下。
有一天，我走进老黎的办公室，他似乎知道我的来意，在闲聊中突然说，“我最近看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非常喜欢。”
我知道村长出身的老黎好学，可是居然读书读到了列宁，还是很有点意外。老黎悠悠地说，“列宁同志说得好呀，战士的终点是墓地。”
出了门，我把这段对话告诉了小黎。
半年后，小黎为老黎操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六十大寿百席宴，第二天，他辞职南下，带着从老黎那里死活抠出来的两千万元办了一间磁材料公司，后来涉足地产、金融，十多年后的今天打出了另外一片天地。
我把当年小黎的故事讲给小柯听，听得他悠然神往，可是，小柯毕竟还是一个乖孩子，“我如果出走创业，父亲怎么办？这两年高档餐馆的生意走下坡，我不顶着，他肯定吃不消。”
使命
跟貌似已经认命的小柯相比，他带来见我的师弟小魏正战战兢兢地面临一场“大考”。
小魏家族是做运动服装的，在全国有两千多家连锁店，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去澳洲留学时，他奉命学时尚设计，毕业后，又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两间设计公司先后工作了三年。不久前，父母找他谈话，让他回家接班。
“这个班实在太难接了。这几年受电商影响，公司业绩一直不振，每个星期都在关店，企业的中高管都是跟我父母跌打滚爬十多年过来的，思路已经固化，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开一个像样的会。”
“可是，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他们做得实在太累了，也自认不了解当今的年轻人和新模式，希望通过我的接班来完成公司的互联网转型，但是，我真的做得到吗？”
小魏式的迷茫，带有极大的普遍性。
接班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企业家二代？”
这些年常常被问及这个问题。
我曾经给两个二代总裁班上过课，在其他的授课活动中，也常常有二代前来参加，我还受邀担任国内两家企业家二代机构的顾问。对于这些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青年财富阶层，还算有点发言权。
我的基本判断是，他们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一代，无论在视野、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上，都比父辈们更优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乐意享受人生，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浮夸子弟、“坑爹一族”毕竟是少数。
同时，他们所遭遇的质疑和挑战也是父辈所没有的，甚至是无法体会到的。
家族财富“无缝承接”的幻想，与代际之间的天然沟壑，使得财富阶层的父子冲突往往比平民家庭要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戏剧化。另外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是，80后、90后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这又极大地提高了矛盾的唯一性和冲突的不可避免。
也许出乎很多人想象的是，在超级强势的创业父辈面前，二代们更愿意选择逃避，而不是挑战。也正因此，便出现了两个景象，有些二代，如乖巧的小柯、小魏们，他们进入父辈的企业却无法施展才华，或被赋予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还有一些——则拒绝进入父辈企业，而宁可无所事事地流连在大而不当的金融投资行业。
这样的景象充满了不确定的气息。如果说阿廖式的迷茫是属于过去式的，那么，“那帮孙子们”的迷茫则属于未来。
编辑 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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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却在盛年之际，遭遇陌生而猛烈的生态突变，职业上的不适应及心理上的极大不甘，
溢于言表。可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一）老板的迷茫
W会所在这座中原省会城市的西南角，在当地非常出名。老板阿廖站在庭院里笑眯眯地等我，他穿一件紧身的立领T恤，脚着白色的尖头休闲皮鞋，虽然已年近五十，身材仍保持得非常好。
民国时期，这一带是外侨富豪聚居地，所以留存了不少兼具欧式及日式风格的小洋楼，阿廖在六年前盘下五栋，将它们翻新装修，做成了一个顶级餐饮会所，每栋小楼一晚仅两桌，交际隐秘，动辄数万，一度火爆到要提前半月预约。可是，自从“八项规定”之后，官员瞬间绝迹，门庭立即冷淡下来，“现在每个月要亏三、四十万，可是又不知道用它还能干什么。”
会所仅仅是阿廖的副业，他是中原数省最大的珠宝钟表连锁企业老板，旗下有两百多家连锁店。阿廖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快三十年了，他高中没毕业就出道，在家门口的小巷里开了一间钟表维修铺，“那时候，每个月要去深圳的中英街走私西铁城石英表，背回两只大旅行包，可以赚好几万，随便加价。”
90年代后期，瑞士豪表纷纷进军中国市场，阿廖签断了好几个品牌的中原经销权，开始做钟表专卖店，“这个行业的秘密是半真半假，有些品牌在瑞士根本不出名，但我们广告打得好，那时的客户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价格便宜了还不合适。”
就这样，阿廖的生意风生水起，渐渐成了富甲一方的董事局主席。
四大生态变化
也就是从两年前开始，高速成长的奢侈品市场突然停滞，每个季度的业绩都在下滑，迄今还看不到复苏的迹象，阿廖承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心慌过。他没有读过我的书，只是听朋友说我是研究“企业败局”的，“吴先生，我真的是非常地迷茫。”
英国人胡润从1999年开始做中国富豪榜，在他的榜单上出没着很多阿廖这样的“先富起来的草根英雄”，在排名前1000位的富豪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出生于1962年到1975年之间，他们是过去三十六年中国经济崛起的最大获益者。然而，就在当下，他们中的很多人突然陷入了阿廖式的集体迷茫。
如果细细分析一下，这一集体迷茫，不是行业型的，而是生态型的。
所谓生态的变化发生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商业模式的生态变化。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一切过往的成功模式都遭遇挑战，越是成功者，包袱越大，转型越难，阿廖的钟表生意基础于连锁模式，可是，随着各项刚性成本的持续抬高，业绩却无法同步提升，终而陷入苦战；
其二，是消费阶层的生态变化。当今中国绝大多数市场的主流消费人群由80后构成，理性消费取代炫耀式消费，性能偏好者逐渐增加，互动、口碑及时尚趋势的引领成为营销的新关键词，原有的市场驱动及客户沟通经验几乎全数失效；
其三，是资本模式的生态变化。随着本轮资本泡沫的放大，资产及企业证券化速度大大加快，而像阿廖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对正在发生的剧烈衍变几乎无感，企业远离资本市场，且无法找到切入机会，即便意识到了改变，也仅仅从投机的角度思考问题；
其四，是知识结构的生态变化——这一点也许最为致命。中国商业世界逐渐摆脱野蛮生长、投机盛行的阶段，开始进入新知识、新技术驱动的后发展时期，日新月异的知识迭代，让早期成功者的经验主义哲学破产，并从此与时代脱钩。
企业经营包含着一切与“进化”和“运动”有关的技能，比如周期、目标、控制、节奏以及消耗，每一代人都会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一切物种本能地回避死亡，受限制的一切事物也限制其他事物。”
在所有的物种演进中，最可怕、也最激动人心的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它是非线性的和突变式的，所有的不适应，首先体现在外部客观环境，而最终造成冲突和更迭的是内部的生存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强壮者、既得利益者率先出局，并非常惨烈。
在这个意义上，阿廖式的迷茫是时代的投影。
坐在阿廖的洋房庭院里，初夏的晚风徐徐吹拂，在院子的一角，细沙铺就的日式枯山水非常精致，显然有园丁日日打理。阿廖养成了喝红酒和抽雪茄的习惯，在W会所，有他独享的红酒廊和雪茄吧。上个月，他专门飞到德国做了一次基因体检，“他们告诉我，我的身体很棒，很多器官的机能还不到四十岁，而且，医生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活到一百岁。可是，吴先生，这后面的五十年，真的跟我没有关系了吗？”
他与我的交流并不顺畅。显然，他原本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转型的“灵丹妙药”，或者，至少告诉他应不应该在股市大跌的时候买进一些股票。我送给他新出版的散文集《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他很狐疑地盯着书名看了很久，嘴唇喃喃地不知在嘀咕什么。
这一代人起于草根，善于拼杀，个性坚毅而狡黠，攫取到了经济景气的所有红利，然而却在盛年之际，遭遇陌生而猛烈的生态突变，职业上的不适应及心理上的极大不甘，溢于言表。可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他们的时代
我对阿廖们的建议是：保卫好自己的身体，保卫好自己的钱。
当今的50后、60后一代，真的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有机会活过一百岁的人，所以，应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态度，把目光从金钱的获取中转移出来，去发现这个世界更辽阔和有趣的一面；
同时，尽量聚焦于自己所熟悉的行业，小步试错，不可贸然“转型”，宁可不做事，不可乱做事。从产业中溢出的资金尽量交给专业的人去打理，即便有投资，也应当投资于子女及信任的年轻人，而不是任性地追逐潮流。
更紧要的是，这一代人需要修正自己的财富观。多年以来，他们将财富的多寡，量化为人生唯一的追求目标，可是，在未来的生活中，他们应当学会付出，学会用金钱和商业经验去帮助其他人，学会在给予中享受更大的快乐和成就感。 商业人生就如同参与一场战役，它并非无休无止。战士的终点不应该是墓地，而应当有所行止。一个好战士，应当知道在何时进入，如何获胜，更应当知道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退出。
我问阿廖：“在你的核心团队中，80后的比例是多少？”
他冲口而出：“那都是跟了我十几、二十年的老兄弟，80后太嫩了吧？”
我问他：“1980年出生的人现在也35岁了，你35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大笑了起来，“这倒是的啊！我35岁的时候已经做出好大的一盘生意了。”
记得那个初夏夜，我对阿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记着了，阿廖，一代人肯定比上一代人更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那帮孙子们的。”
（二）富二代的迷茫
接班和接不了班
小柯看上去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白衬衫系在笔直的西裤里，领口纽扣只开了一粒。他的家族是开高档粤菜馆的，在京沪等地非常出名，五年前，小柯从澳洲留学回来，就被父亲安排接班，他从餐馆的副经理干起，两年后管一个片区，去年，父亲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职位都一股脑儿地给了他。
“吴老师，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把这两个职务都给了我吗？”小柯问我，我其实也非常想知道答案，“他说，你现在摔倒了，我还可以扶你起来，我如果摔倒了，你也完蛋了。”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在前面摔跤的是小柯，后面垂帘一切的，还是老柯。
老柯还有一个怪脾气，每一次朋友聚会，如果有宾客表扬小柯，回家之后，必定会迎来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他也许是怕我翘辫子，可是，我也是三十岁的人了，我有自己的管理思路，要建自己的班子，他总是不放心。”
今天的小柯，让我油然地想起十多年前的小黎。
小黎家族是做纺织印染的，老爸是江浙一带非常出名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小黎与我同龄，大专毕业就进工厂，勤勤恳恳在生产一线干了快十年，父亲答应60岁的时候交棒。到五十九岁的那一年，老黎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要交棒的意思，小黎知道我与他父亲关系不错，便让我去打探一下。
有一天，我走进老黎的办公室，他似乎知道我的来意，在闲聊中突然说，“我最近看到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非常喜欢。”
我知道村长出身的老黎好学，可是居然读书读到了列宁，还是很有点意外。老黎悠悠地说，“列宁同志说得好呀，战士的终点是墓地。”
出了门，我把这段对话告诉了小黎。
半年后，小黎为老黎操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六十大寿百席宴，第二天，他辞职南下，带着从老黎那里死活抠出来的两千万元办了一间磁材料公司，后来涉足地产、金融，十多年后的今天打出了另外一片天地。
我把当年小黎的故事讲给小柯听，听得他悠然神往，可是，小柯毕竟还是一个乖孩子，“我如果出走创业，父亲怎么办？这两年高档餐馆的生意走下坡，我不顶着，他肯定吃不消。”
使命
跟貌似已经认命的小柯相比，他带来见我的师弟小魏正战战兢兢地面临一场“大考”。
小魏家族是做运动服装的，在全国有两千多家连锁店，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去澳洲留学时，他奉命学时尚设计，毕业后，又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两间设计公司先后工作了三年。不久前，父母找他谈话，让他回家接班。
“这个班实在太难接了。这几年受电商影响，公司业绩一直不振，每个星期都在关店，企业的中高管都是跟我父母跌打滚爬十多年过来的，思路已经固化，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开一个像样的会。”
“可是，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他们做得实在太累了，也自认不了解当今的年轻人和新模式，希望通过我的接班来完成公司的互联网转型，但是，我真的做得到吗？”
小魏式的迷茫，带有极大的普遍性。
接班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企业家二代？”
这些年常常被问及这个问题。
我曾经给两个二代总裁班上过课，在其他的授课活动中，也常常有二代前来参加，我还受邀担任国内两家企业家二代机构的顾问。对于这些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青年财富阶层，还算有点发言权。
我的基本判断是，他们是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一代，无论在视野、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上，都比父辈们更优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乐意享受人生，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浮夸子弟、“坑爹一族”毕竟是少数。
同时，他们所遭遇的质疑和挑战也是父辈所没有的，甚至是无法体会到的。
家族财富“无缝承接”的幻想，与代际之间的天然沟壑，使得财富阶层的父子冲突往往比平民家庭要表现得更为激烈和戏剧化。另外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是，80后、90后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这又极大地提高了矛盾的唯一性和冲突的不可避免。
也许出乎很多人想象的是，在超级强势的创业父辈面前，二代们更愿意选择逃避，而不是挑战。也正因此，便出现了两个景象，有些二代，如乖巧的小柯、小魏们，他们进入父辈的企业却无法施展才华，或被赋予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还有一些——则拒绝进入父辈企业，而宁可无所事事地流连在大而不当的金融投资行业。
这样的景象充满了不确定的气息。如果说阿廖式的迷茫是属于过去式的，那么，“那帮孙子们”的迷茫则属于未来。
编辑 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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