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希不仅是一个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好厂长，还是一个处处以人为本、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慈祥老人。本文特向读者介绍他的几个小故事，以表达对这位老友的深切怀念。
　　
　　上世纪80年代初，德国专家格里希把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理念带到中国，给我国国企的管理体制、人们的传统观念及思维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在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格里希的事迹是我国引智工作的一面旗帜。
　　
　　無情罢宴
　　
　　1987年5月，我受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派，陪同格里希去海南参观考察，同时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由于他的知名度高，因而受到各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热烈欢迎。某县领导为表示对他的尊敬和爱戴，特举行了丰盛的宴会招待他，宴席中有名贵的海鲜，其中有非常稀少的海蛇，据说对治疗老年风湿病非常有效。但格里希面对热情的主人和丰盛的菜肴，不但不领情，反而非常不高兴，他表情严肃地说：“你们中国还很穷，有些地方吃饱饭的问题尚未解决，你们为什么一次要吃这么多的菜？看到这些我心里在流泪，我吃不下，看着你们吃。”结果他来个罢宴，弄得大家很尴尬。而后他对我讲，每餐他只要一条鱼，两样蔬菜，坚决不吃宴会。以后每到一地我就对接待人员提出他的要求，就再也没有宴会了。
　　
　　乐于助人
　　
　　在海南的参观访问过程中，一路上格里希从不闲着，每到一处参观时，他都非常认真地听别人介绍情况，然后很诚恳地提出咨询意见。如在某汽车冲压件厂，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他坦率地提出建议。格里希根据自己40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空气压缩机、变压器等机器设备应进行合理位置布局，以减少能源损失，提高经济效益；而食堂、托儿所等福利设施，应放在对职工方便的位置等。工厂有关人员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又如当某咖啡厂提出希望聘请速溶咖啡生产工艺的专家时，他热心地答应回到德国后协助寻找。在一个大理石加工厂，从意大利引进的加工设备，投入使用后不久即发现加工精度降低了，但一直找不到原因。格里希听到后，当即换上工作服，拿上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和工具，钻到设备各处去检查，最后找到了原因。原来是设备安装投产后，操作人员长期没有对设备进行定时维护，采取加油润滑降温措施，从而导致设备严重磨损所致。原因找到后，他还向操作人员讲解有关设备的维护保养知识并建议向意大利厂方提出给予维修，厂方对格里希是又感激又佩服。
　　
　　善意批评
　　
　　上世纪80年代，格里希就其在我国工作生活期间接触到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提出了善意的、尖锐的批评。
　　“中国的社会服务只相当于非洲的水平。”格里希说，“两年前我住过北京某宾馆，服务质量比现在强，而现在却是相当的差，服务态度差、管理差。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看，不少外国人也有同感，我真不明白，两年来这里的管理者干什么去啦？世界各国的收入很多来自旅游业，中国旅游业正处在上升阶段，很多外国人都想到中国来看看，这样下去，很多外国人就不来了，来了以后也想赶快离开。”
　　“中国商店的服务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格里希说，“在西方商店里售货员都不能坐着，顾客在柜台旁一站，他们就马上过来热情地问：‘先生，我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可是在中国的商店，售货员冷冰冰的不热情。我在武汉觉得不好，总认为北京是首都，会好一些，但很失望，比武汉好不了多少。售货员坐在一起聊天，你招呼了半天，才慢腾腾走过来，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走了。售货员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还好些，对待中国人就更差劲了。”
　　“中国银行的服务态度之恶劣，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格里希说，“我今年到上海出差，用马克兑换的人民币外汇券没有用完，回到武汉后到中国银行某分行想把剩余部分兑换回马克，柜台里坐有10多人，而干活的只有五六个人。我当时非常客气，出示了护照和手续，并且用英语说明，想将没有用完的人民币外汇券换回马克。一位女士简单生硬地回答说‘没有’。一会儿，又过来一位男职员还是说‘没有’。我认为自己早已办好了有关兑换的手续，为什么不能兑换呢？我生气了，向他们发脾气，要求行长出来跟我谈。看到我发脾气，10多人都围上来看热闹。最后，行长没露面，他们自己商量了一阵儿也给我兑换了。真奇怪，原来说‘没有’的马克，我一生气就‘有’了。我进过世界各地的银行上千次，从未遇到过像中国银行这样的服务态度。”
　　“中国民航的服务态度也使人难以忍受。”格里希说，“七月上旬我订了从北京到哈尔滨的机票，临出发前在北京饭店打电话问机场能否于上午十点准时起飞，接电话的人只说了一句‘晚点’，马上就把电话挂上了，不告诉我晚点到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怕漏乘，只得驱车到机场，到了才知道得晚点到下午五点四十起飞。我只好又返回饭店。150名乘客中有车子的人来回跑，浪费了时间和汽油，无车的人只能在机场等待。晚点起飞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但不把晚点起飞时间告诉乘客的怪事，在任何国家都极少发生。”
　　“中国海关对不同的人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对外国人优惠，对中国人采取不客气的态度，这种作法是不对的。”格里希说，“在一次旅途中我听一位奥地利纺织机器装配工说，从奥地利运纺织机械机件到中国只需3天，中国用户在国内到处奔波得3个月才能提到货。奇怪的是他亲自到海关提货只两三天就解决了。在你们眼里难道中国人就比外国人低一等吗？任何部门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应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中国的宴请浪费太大。”格里希说，“德国人吃的饭是按量制作的，有不剩饭菜的习惯。我经常接受中国人的宴请，吃剩的饭菜都倒掉了，这方面的浪费使我们外国人感到吃惊。我们私下议论，认为还是节俭办事好。你们国家如果把宴请倒掉的剩饭菜省下来，一年就可以节约上百万元。我夫人在中国住过几周，曾为中国人在宴请上的浪费几夜睡不着觉，她为宴请上的浪费而痛心。为什么人们在家里教育孩子点滴节约，而对宴请客人那么大方，那么铺张浪费呢！”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国的服务已经旧貌换新颜，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以人为本
　　
　　格里希作为一厂之长不单对生产管理、产品质量抓得紧，还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他在全厂科室干部会议上大讲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厂职工按照全会的要求去做，保证生产质量，完成生产计划。
　　他还很有人情味，关心工人的生活福利。曾亲自出马去找煤气公司经理，为职工解决了做饭用的煤气供应困难的问题。有的职工因工负伤或生病住院，他会带上鲜花去看望慰问。有时还会带上翻译去职工家里拜访，串门聊天，征求意见，或带上糖果去幼儿园看望，孩子们非常高兴地欢迎这位洋爷爷。
　　当他发现从事冲洗工作的女工们干活没有胶鞋和围裙等劳保用品时，就立即派人去买。看到职工住房紧张、上下班乘车难时，就向市里有关部门提出修建两栋宿舍楼，购买5辆大轿车的计划。当他发现午餐时食堂排队很长，耽误时间，影响职工休息时，就同有关人员采取措施解决排队过长的问题。因此他深得全厂职工的爱戴，有95％的人投票赞成他继续当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