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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固若磐石的根基早有了松动。
2013年1月26日，位于新加坡本岛东北部的榜鹅市举行了一次国会议员补选。35岁的金融机构培训师李丽连以54.54%的得票率击败直肠外科医生许宝琨当选，她接替的是2012年底因婚外情丑闻辞职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前党员、新加坡国会前议长柏默。
李丽连的胜利为反对党工人党在87人议会中赢得了第七个席位。
李丽连和新加坡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形象相去甚远：她还是一名中学生时就被标注为“N水准”，即学习能力较弱;长大后从普通的大学毕业，进入薪酬一般的行业;甚至在参加竞选活动的时候，她总是披着一头随意的长发，笑起来露出一排掉了一颗门牙的牙齿。
她更像一名邻家妇女，而非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一手打造的精英政治圈的一员。
李光耀的继任在寻求控制变化的步伐，而不是被变化带着走，这种倾向是为了渐进式改革。
李光耀时代的国家公务人员，无不与他有着类似的背景：欧美一流大学的文凭，为学时是优等生，毕业后从事律师、医生等受人尊敬、收入不菲的职业，从政后能高瞻远瞩，严于律己，勤于执行。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描述的那些高尚而智慧的人。
工人党和李丽连的胜选，是新加坡政坛自2011年以来经历的数次震荡中最有戏剧性的一次。
补选次日，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写了意味深长的两个字：Whither Singapore （新加坡何去何从），并很快得到800多条回复。《联合早报》分析说，李丽连当选是因为选民想“选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
1959年，35岁的李光耀出任新加坡总理，在他面前是一个刚刚从英国殖民者治下走向独立的蕞尔小邦，从东到西42公里，从南到北23公里，小到没有腹地，连自来水都要从邻国进口。
李光耀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带领国人找到生存绿洲。直到如今，这位世纪人物辞世，这套体系仍然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合理区间。很少有人挑战“李氏王朝”的统治，连新加坡的小学生都知道“爸爸会为你安排好一切”。
不过，时移世易，诚如所有陈旧的体制都需要自我更新一样，新加坡也走到变革的节点。明显的变革信号除了李丽连当选，还包括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跌到谷底，反对党史无前例地拿到近40%的选票;2012年，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2013年政府提交国会讨论的《人口白皮书》引发不满移民政策的大规模示威游行;2013年12月，南亚劳工“暴动”。
善于反省的李光耀其实早就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在自传中写道：科技与全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资讯科技时代里，作为知识经济的一个国际枢纽，我们受到外来影响的程度将是史无前例的……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我有所怀疑。
这位极其务实并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新加坡“国父”留下这样的“锦囊”：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
斯人已去，光耀留存。他的后来者如何理解他的计策，如何践行他的原则，如何进取或退让，如何平衡或颠覆，是新加坡社会在他逝去后面临的大考。
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前官委议员陈庆文（Eugene TAN Kheng Boon）对《财经》记者表示，新加坡的政治图景在近年来变得更加多元和竞争激烈，新加坡一直在变化，即使李光耀模式也不能免疫，“因此政治体系也在进化以满足民众对更多政治自由的期望。”
乐观者认为，李光耀早在2011年以后便不再过问政治，事实证明李显龙带领的内阁足以领导社会平稳前行;悲观者则称，执政党正在从里而外、悄无声息地衰败，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不再一党独大。
萨缪尔·亨廷顿1996年在《纽约时报》上毫不客气地写道：李光耀为新加坡带来的信任和效率将随着他入土为安而烟消云散。
没有政治强人的新加坡能否成功转型，新加坡模式可否延续？“后李光耀时代”已经在人们面前缓缓展开。
李光耀和同时代大多数亚非拉领袖不同，他虽然目睹了外来入侵者的铁蹄践踏，却没有亲自扛着枪杆夺取政权。
“二战”结束后，他拿到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当时只是想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并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在剑桥求学期间，他接触了英国工党，结识了包括另一位开国元勋吴庆瑞在内的杰出校友，接受了“现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的哲学。
回到新加坡，李光耀本应在马来西亚治下的小邦成为一名富裕的律师，不料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赶出国土，他在自传中形容他们是被马来西亚“休了”。深受马基雅维利思想影响的李光耀不得不背水一战，用铁拳回应困境。他从不相信理论。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都是因它们的领导人在刚刚获得独立后那段时间，即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刻板地坚持风靡一时的社会制度，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希望以此加快发展步伐”，他在自传中写道。于是，他在新加坡仿造起英国议会民主制，却巧妙地让自己的政党50年来从未在野：对于异议人士，他通过法律诉讼、果断地把他们投进监狱;他对言论自由不屑一顾，认为在乎别人说什么会降低效率。在他的“柔性专制”下，新加坡反对派少得可怜。
李光耀私下对《李光耀对话录》的作者汤姆·普利特说，“两党制对新加坡没什么好处，我其实并不那么担心反对派的一个原因是新加坡太小了，小到没有足够的人才来撑起两个党，一旦我们发现杰出人才，会立即把他招致麾下，为他提供晋升的快车道。” 但数量上“少得可怜”的反对派发挥着与数量不成比例的政治能量。曾在多个反对党任职的吴明盛（Goh Meng Seng）称，他并不看重担任议员的虚名，他看到的是反对党出一份力，执政党要花一百份力来应对，即便不能威胁到执政，也要逼迫执政党做出改变。
到2011年，反对派多年来积蓄的力量给新加坡政界带来巨大震荡。
在2011年5月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获得87个议席中的81个，反对党集合起来只获得6个议员席位。但以投票支持率来看，人民行动党的地位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稳固：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反对党为39.86%。
反对党获得将近40%的选票，却只在国会中得到6.90%的席位，人民行动党包揽了剩余的93.10%的席位——不平衡的结果与新加坡选举制度息息相关。
新加坡的选区分为单一选区和集体选区，单一选区和其他国家的小选区制度基本相同，即在一个选区内各党提名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人获得该选区议席。吊诡的是集体选区，它规定在一个选区内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推选出4-6个议员候选人，反对党推选出4-6个议员候选人，得票过半的一方4-6个候选人全部当选，输家全部落选。
自1988年以来，单一选区的个数不断下降到了9个，而集体选区的数量却增加到了15个，这也是法律允许的上限。赢者通吃的制度遏制了小党派和反对党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阻碍重重，工人党仍然在2011年大选中拿下一个集选区。
美国“外交家”网站评论说，虽然人民行动党还能保持其统治地位，但为了继续获得民众的支持，人民行动党的权宜之计可能还是开放与其他党派的竞争，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反对声浪高涨，开放竞争或许是人民行动党从人民的“唯一选择”到“最好选择”转变的最佳方式。
政府需要回答如何对待反对党和持不同政见的人、用怎样的容量来包容他们。目前，执政党还没给出令选民满意的答案。
陈庆文对《财经》记者表示，李光耀的继任在寻求控制变化的步伐，而不是被变化带着走，这种倾向是为了渐进式改革。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人民行动党所受到的政治冲击，还与其一直信奉的精英治国失调不无关系。
2005年，政府预计经济将大幅放缓，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黄根成决定大量引入外来移民来提振经济。这项移民政策最终变得几乎失控，原本计划在2010年将人口增长到400万，哪想当年的人口已经超过500万。如今，新加坡约有40%的居民是外来人口;而资料显示，在1994年外来劳工人口只占14%。
政府后来承认在引入这些新移民之前，缺乏仔细的规划，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上没有做足够准备。这些外来人口竞争本地人的工作机会，分享卫生、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推高当地房价，不可避免地与本地人产生了摩擦。
在精英政府的政策出现问题后，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信心也变得敏感。2013年，内阁向议会提交审议《人口白皮书》，预计到2030年总人口将达到690万，而外来人口将占到总数的一半。消息公开后，4000多人高举“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条幅，进行了街头游行。
“现在政府里的人，大部分是华人，几乎来自同样的社会阶级，对本阶级以外的新加坡社会缺乏了解，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讨论政事，同样的观点在那里得到自我强化，结果是无法代表新加坡整体的利益。”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巴尔（Michael Barr）对《财经》记者说。他长期从事新加坡精英阶层研究，著有《新加坡的统治精英：权力和影响力的网络》一书。
2011年大选时，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主要来自公务员、军队、或者是官员和政要的亲戚和后代，这种情况还很可能延续到2016年大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学家蔡明发对《财经》记者描述，行动党不存在人才流失的问题，成员忠诚度无可置疑，但是可以选择的人才越来越少，目前看不到任何适合接替李显龙的人。
如今的新加坡内阁，李显龙已经62岁，这位曾在1992年被诊断患淋巴癌的总理年初又因前列腺癌入院接受手术;副总理尚达曼和张志贤已经分别63岁和66岁，出任总理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出任，任期也只能是一届。
蔡明发的看法也得到巴尔的印证，他认为人才匮乏毫无疑问将是“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最大的麻烦。
贤能之才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奠基石。被不少人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李光耀在自传中不无夸张地写道：21世纪，一个国家是否安全、能否增长，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而是这个国家的人口因素。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更多的妇女接受了自由、开放的大学教育，新加坡男性又更愿意娶“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导致新加坡的生育年龄不断提高，生育率快速下降，那些拥有更多“优良基因”的女大学生成为“剩女”。
为了扭转这个趋势，李光耀规劝男性大学毕业生，要想下一代同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他的表态曾引发轰动一时的“婚嫁大辩论”。
南洋理工大学荣誉校长徐冠林认为，现有的体制，主要以学术成绩与金钱财富来衡量任人唯贤的“贤”。这样的机制造成新加坡一边在不断产生亿万富翁，一边又让一群人为高物价和高房价挣扎。尽管政府已经对收入前5%的富人征收更多的税，但税率仍不及亚洲平均水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府有限干预，这样一来治理思维就必须改变。
巴尔分析认为，新加坡的精英政治在未来5年-10年或许还将主导政坛，但它最终会面对来自内部的压力，“在更远的将来，这种状态很难维持，随着反对派在议会中有更大的影响，政治精英未必不会选择他们。”
选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
2013年1月26日，位于新加坡本岛东北部的榜鹅市举行了一次国会议员补选。35岁的金融机构培训师李丽连以54.54%的得票率击败直肠外科医生许宝琨当选，她接替的是2012年底因婚外情丑闻辞职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前党员、新加坡国会前议长柏默。
李丽连的胜利为反对党工人党在87人议会中赢得了第七个席位。
李丽连和新加坡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形象相去甚远：她还是一名中学生时就被标注为“N水准”，即学习能力较弱;长大后从普通的大学毕业，进入薪酬一般的行业;甚至在参加竞选活动的时候，她总是披着一头随意的长发，笑起来露出一排掉了一颗门牙的牙齿。
她更像一名邻家妇女，而非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一手打造的精英政治圈的一员。
李光耀时代的国家公务人员，无不与他有着类似的背景：欧美一流大学的文凭，为学时是优等生，毕业后从事律师、医生等受人尊敬、收入不菲的职业，从政后能高瞻远瞩，严于律己，勤于执行。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描述的那些高尚而智慧的人。
工人党和李丽连的胜选，是新加坡政坛自2011年以来经历的数次震荡中最有戏剧性的一次。
补选次日，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写了意味深长的两个字：Whither Singapore （新加坡何去何从），并很快得到800多条回复。《联合早报》分析说，李丽连当选是因为选民想“选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
1959年，35岁的李光耀出任新加坡总理，在他面前是一个刚刚从英国殖民者治下走向独立的蕞尔小邦，从东到西42公里，从南到北23公里，小到没有腹地，连自来水都要从邻国进口。
李光耀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带领国人找到生存绿洲。直到如今，这位世纪人物辞世，这套体系仍然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合理区间。很少有人挑战“李氏王朝”的统治，连新加坡的小学生都知道“爸爸会为你安排好一切”。
不过，时移世易，诚如所有陈旧的体制都需要自我更新一样，新加坡也走到变革的节点。明显的变革信号除了李丽连当选，还包括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跌到谷底，反对党史无前例地拿到近40%的选票;2012年，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2013年政府提交国会讨论的《人口白皮书》引发不满移民政策的大规模示威游行;2013年12月，南亚劳工“暴动”。
善于反省的李光耀其实早就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在自传中写道：科技与全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资讯科技时代里，作为知识经济的一个国际枢纽，我们受到外来影响的程度将是史无前例的……我和同僚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我有所怀疑。
这位极其务实并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新加坡“国父”留下这样的“锦囊”：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
斯人已去，光耀留存。他的后来者如何理解他的计策，如何践行他的原则，如何进取或退让，如何平衡或颠覆，是新加坡社会在他逝去后面临的大考。
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前官委议员陈庆文（Eugene TAN Kheng Boon）对《财经》记者表示，新加坡的政治图景在近年来变得更加多元和竞争激烈，新加坡一直在变化，即使李光耀模式也不能免疫，“因此政治体系也在进化以满足民众对更多政治自由的期望。”
乐观者认为，李光耀早在2011年以后便不再过问政治，事实证明李显龙带领的内阁足以领导社会平稳前行;悲观者则称，执政党正在从里而外、悄无声息地衰败，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不再一党独大。
萨缪尔·亨廷顿1996年在《纽约时报》上毫不客气地写道：李光耀为新加坡带来的信任和效率将随着他入土为安而烟消云散。
没有政治强人的新加坡能否成功转型，新加坡模式可否延续？“后李光耀时代”已经在人们面前缓缓展开。
反对派的力量
李光耀和同时代大多数亚非拉领袖不同，他虽然目睹了外来入侵者的铁蹄践踏，却没有亲自扛着枪杆夺取政权。
“二战”结束后，他拿到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当时只是想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并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在剑桥求学期间，他接触了英国工党，结识了包括另一位开国元勋吴庆瑞在内的杰出校友，接受了“现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的哲学。
回到新加坡，李光耀本应在马来西亚治下的小邦成为一名富裕的律师，不料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赶出国土，他在自传中形容他们是被马来西亚“休了”。深受马基雅维利思想影响的李光耀不得不背水一战，用铁拳回应困境。他从不相信理论。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都是因它们的领导人在刚刚获得独立后那段时间，即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刻板地坚持风靡一时的社会制度，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希望以此加快发展步伐”，他在自传中写道。于是，他在新加坡仿造起英国议会民主制，却巧妙地让自己的政党50年来从未在野：对于异议人士，他通过法律诉讼、果断地把他们投进监狱;他对言论自由不屑一顾，认为在乎别人说什么会降低效率。在他的“柔性专制”下，新加坡反对派少得可怜。
李光耀私下对《李光耀对话录》的作者汤姆·普利特说，“两党制对新加坡没什么好处，我其实并不那么担心反对派的一个原因是新加坡太小了，小到没有足够的人才来撑起两个党，一旦我们发现杰出人才，会立即把他招致麾下，为他提供晋升的快车道。” 但数量上“少得可怜”的反对派发挥着与数量不成比例的政治能量。曾在多个反对党任职的吴明盛（Goh Meng Seng）称，他并不看重担任议员的虚名，他看到的是反对党出一份力，执政党要花一百份力来应对，即便不能威胁到执政，也要逼迫执政党做出改变。
到2011年，反对派多年来积蓄的力量给新加坡政界带来巨大震荡。
在2011年5月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获得87个议席中的81个，反对党集合起来只获得6个议员席位。但以投票支持率来看，人民行动党的地位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稳固：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反对党为39.86%。
反对党获得将近40%的选票，却只在国会中得到6.90%的席位，人民行动党包揽了剩余的93.10%的席位——不平衡的结果与新加坡选举制度息息相关。
新加坡的选区分为单一选区和集体选区，单一选区和其他国家的小选区制度基本相同，即在一个选区内各党提名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人获得该选区议席。吊诡的是集体选区，它规定在一个选区内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推选出4-6个议员候选人，反对党推选出4-6个议员候选人，得票过半的一方4-6个候选人全部当选，输家全部落选。
自1988年以来，单一选区的个数不断下降到了9个，而集体选区的数量却增加到了15个，这也是法律允许的上限。赢者通吃的制度遏制了小党派和反对党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阻碍重重，工人党仍然在2011年大选中拿下一个集选区。
美国“外交家”网站评论说，虽然人民行动党还能保持其统治地位，但为了继续获得民众的支持，人民行动党的权宜之计可能还是开放与其他党派的竞争，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反对声浪高涨，开放竞争或许是人民行动党从人民的“唯一选择”到“最好选择”转变的最佳方式。
政府需要回答如何对待反对党和持不同政见的人、用怎样的容量来包容他们。目前，执政党还没给出令选民满意的答案。
陈庆文对《财经》记者表示，李光耀的继任在寻求控制变化的步伐，而不是被变化带着走，这种倾向是为了渐进式改革。
精英政治失调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人民行动党所受到的政治冲击，还与其一直信奉的精英治国失调不无关系。
2005年，政府预计经济将大幅放缓，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黄根成决定大量引入外来移民来提振经济。这项移民政策最终变得几乎失控，原本计划在2010年将人口增长到400万，哪想当年的人口已经超过500万。如今，新加坡约有40%的居民是外来人口;而资料显示，在1994年外来劳工人口只占14%。
政府后来承认在引入这些新移民之前，缺乏仔细的规划，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上没有做足够准备。这些外来人口竞争本地人的工作机会，分享卫生、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推高当地房价，不可避免地与本地人产生了摩擦。
在精英政府的政策出现问题后，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信心也变得敏感。2013年，内阁向议会提交审议《人口白皮书》，预计到2030年总人口将达到690万，而外来人口将占到总数的一半。消息公开后，4000多人高举“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条幅，进行了街头游行。
“现在政府里的人，大部分是华人，几乎来自同样的社会阶级，对本阶级以外的新加坡社会缺乏了解，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讨论政事，同样的观点在那里得到自我强化，结果是无法代表新加坡整体的利益。”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巴尔（Michael Barr）对《财经》记者说。他长期从事新加坡精英阶层研究，著有《新加坡的统治精英：权力和影响力的网络》一书。
2011年大选时，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主要来自公务员、军队、或者是官员和政要的亲戚和后代，这种情况还很可能延续到2016年大选。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社会学家蔡明发对《财经》记者描述，行动党不存在人才流失的问题，成员忠诚度无可置疑，但是可以选择的人才越来越少，目前看不到任何适合接替李显龙的人。
如今的新加坡内阁，李显龙已经62岁，这位曾在1992年被诊断患淋巴癌的总理年初又因前列腺癌入院接受手术;副总理尚达曼和张志贤已经分别63岁和66岁，出任总理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出任，任期也只能是一届。
蔡明发的看法也得到巴尔的印证，他认为人才匮乏毫无疑问将是“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最大的麻烦。
贤能之才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奠基石。被不少人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李光耀在自传中不无夸张地写道：21世纪，一个国家是否安全、能否增长，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而是这个国家的人口因素。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更多的妇女接受了自由、开放的大学教育，新加坡男性又更愿意娶“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导致新加坡的生育年龄不断提高，生育率快速下降，那些拥有更多“优良基因”的女大学生成为“剩女”。
为了扭转这个趋势，李光耀规劝男性大学毕业生，要想下一代同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他的表态曾引发轰动一时的“婚嫁大辩论”。
南洋理工大学荣誉校长徐冠林认为，现有的体制，主要以学术成绩与金钱财富来衡量任人唯贤的“贤”。这样的机制造成新加坡一边在不断产生亿万富翁，一边又让一群人为高物价和高房价挣扎。尽管政府已经对收入前5%的富人征收更多的税，但税率仍不及亚洲平均水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府有限干预，这样一来治理思维就必须改变。
巴尔分析认为，新加坡的精英政治在未来5年-10年或许还将主导政坛，但它最终会面对来自内部的压力，“在更远的将来，这种状态很难维持，随着反对派在议会中有更大的影响，政治精英未必不会选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