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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科学管理时代，人是作为异化的人或非人而存在，所以管理问题层出不穷。在科学管理时代，人是作为“经济人”或“理性人”而存在的，所以“科学管理的大厦出现了裂痕”。变化的时代催生出了“社会人”。“霍桑研究”和梅奥新哲学首先揭竿而起，为“社会人”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理论凭证。由于其力图在“经济的逻辑”和“感情的逻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管理哲学作为企业或组织的管理理念，对企业或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规范指导的作用，甚或可以说，企业或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离不开管理哲学的统摄。而其中是否以人为本位进行管理，则关系到一个企业或组织是否能安全的运行和持续健康的发展。忽视这一点，不仅人的(客体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且企业或组织也难以实现其预期的目标。这在管理思想的演变过程当中可窥一斑。
18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工厂制度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起来。工业革命以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给当时的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大都进了资本家的金库，工人有时连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资料都没有，更别谈对高层次需要的追求了。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所以，工厂中“误工”、“罢工”、“磨洋工”、“捣毁机器”等事件经常发生。但管理当局仍对人的情感漠然视之，而是通过严厉的手段来强迫工人劳动。这样，就使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本身相异化，“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而“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为此，这一时期的管理问题层出不穷，非常棘手。在这个节骨眼上，欧文首先提出了解决办法，即寻找新的协调社会，“罗伯特·欧文在人的因素和机器时代之间试图建立新的协调社会时，除了借助于金钱之外还想求助于人心”(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0)。“欧文在起初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学说具有理想和空想性，而宣告失败。但是，罗伯特·欧文作为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却播下了关心工业中人的因素的初步种子。”(《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9)
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应运而生，这是一个要求把技术进步、能源更新、劳工关系等所有因素通过系统化管理实践转化成某种和谐的迫切需要的时代。为此，科学管理应运而生。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对一个以寻求效率和系统化为特点的时代的出现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资本、劳动力和管理这四个因素的结合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但人却在这个经济人时代，在这个技术理性时代备感恐慌、迷茫，人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才有人指责科学管理是冷酷无情和不考虑个性的管理哲学。相应地反映这一时代精神面貌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之一—人本主义思潮也应运而生。但这种思潮夸大了人的非理性因素，而排斥甚至完全否定人的理性，所以往往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结果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所以管理活动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指导思想，而是需要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相互补充的管理思想。
“变化的时代带来了新的着重点，在科学管理的思想体系的大厦上正在开始出现裂痕。”(《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7)霍桑研究和梅奥新哲学首先揭竿而起，为“社会人”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理论凭证。早期霍桑研究表明，产量和照明度没有直接的关系。“最重要的可能是‘人类个体的心理状态’。” (《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09)这在继电器装配检验室的实验中得到了支持：“实验小组实施的新工资制是‘产量增长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工人们更愿意工作在由一个‘体恤的监工’产生的‘更加愉快、自由和快乐的工作环境下’。” (《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13-314)另外“访谈计划”结果也要求“新型的监工更注重人的因素，更关心人，较为热情，并掌握除了社会和个人情况的技巧，这种人际关系的领导的产物是，士气较高，‘悲观主义的出现’较少，产量较高。”(《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17)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表明，管理当局应把这种组织看成是一个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职工有需要加以满足的物质方面的需求。”(《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22)所以，“企业管理当局把组织看成是一个社会系统，就能够来着手处理正式组织所要求的‘效率的逻辑’和非正式组织所要求的‘感情的逻辑’之间的冲突。”(《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23)梅奥的新哲学也指出：“技术指向型社会的进展过于强调工程技术，并从工艺技术方面来解释工作的意义，以致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是以讲求效率的经济逻辑为基础的。个人的社会需求被放到次要地位，因而降低了个人‘在工作中进行协作的能力’。管理上对效率的逻辑的强调，窒息了个人获得团体认可的愿望和获得社会满足的愿望，以及通过公共生活达到社会目标的愿望。”(《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27)勒特利斯贝格尔也指出：“在人类的商业活动中，经济利益绝非是首要的及唯一的原动力。它在使人们愿意去工作的刺激因素排名中是排在很靠后的……工作中的人们是一种社会生物和一个‘经济人’。他有着个性和社会属性以及经济的需要。”(《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31)
回顾管理思想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在前科学管理时代，由于人是作为异化的人或非人而存在，所以工人极端贫穷、劳资关系紧张、管理问题层出不穷，进而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而在科学管理时代，虽然开始注重人的因素，但这样的人是冷冰冰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对人的非理性因素则漠然视之，因而“科学管理的大厦出现了裂痕”。变化的时代催生出了“社会人”。“社会人时代”要求管理当局在“经济的逻辑”与“感情的逻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管理哲学在霍桑工厂得到了实验和检验，在那里，产量和雇员的士气都很高，劳资关系曾经并且一直保持得很好。这应该对现代企业经验管理有很大的启迪。现代企业经验的管理主体应该懂得，人的需要或者在这里我们具体化为被管理者的需要是不断递升的。也就是说人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新的需要就会随之产生，即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知的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需要就会产生。伴随着与这些需要相适应的诱因的出现，人就有了追求的目标和对象，而在这一追求过程当中，不仅满足了员工的社会需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企业或组织的经济目标。总之，作为企业或组织在管理中除了以“效率的逻辑”为基础和指导外，还更应该注重人的“感情的逻辑”，简言之，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超越纯逻辑推论，从而达到既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又满足组织的经济需要的双重目的。
作者简介：赵映香(1979-），女(彝族)，云南凤庆人，讲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
(云南省大理学院古城校区)
管理哲学作为企业或组织的管理理念，对企业或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规范指导的作用，甚或可以说，企业或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离不开管理哲学的统摄。而其中是否以人为本位进行管理，则关系到一个企业或组织是否能安全的运行和持续健康的发展。忽视这一点，不仅人的(客体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且企业或组织也难以实现其预期的目标。这在管理思想的演变过程当中可窥一斑。
18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工厂制度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起来。工业革命以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给当时的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大都进了资本家的金库，工人有时连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资料都没有，更别谈对高层次需要的追求了。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所以，工厂中“误工”、“罢工”、“磨洋工”、“捣毁机器”等事件经常发生。但管理当局仍对人的情感漠然视之，而是通过严厉的手段来强迫工人劳动。这样，就使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本身相异化，“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而“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为此，这一时期的管理问题层出不穷，非常棘手。在这个节骨眼上，欧文首先提出了解决办法，即寻找新的协调社会，“罗伯特·欧文在人的因素和机器时代之间试图建立新的协调社会时，除了借助于金钱之外还想求助于人心”(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0)。“欧文在起初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学说具有理想和空想性，而宣告失败。但是，罗伯特·欧文作为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却播下了关心工业中人的因素的初步种子。”(《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9)
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应运而生，这是一个要求把技术进步、能源更新、劳工关系等所有因素通过系统化管理实践转化成某种和谐的迫切需要的时代。为此，科学管理应运而生。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对一个以寻求效率和系统化为特点的时代的出现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资本、劳动力和管理这四个因素的结合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但人却在这个经济人时代，在这个技术理性时代备感恐慌、迷茫，人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才有人指责科学管理是冷酷无情和不考虑个性的管理哲学。相应地反映这一时代精神面貌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之一—人本主义思潮也应运而生。但这种思潮夸大了人的非理性因素，而排斥甚至完全否定人的理性，所以往往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结果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所以管理活动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指导思想，而是需要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相互补充的管理思想。
“变化的时代带来了新的着重点，在科学管理的思想体系的大厦上正在开始出现裂痕。”(《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7)霍桑研究和梅奥新哲学首先揭竿而起，为“社会人”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理论凭证。早期霍桑研究表明，产量和照明度没有直接的关系。“最重要的可能是‘人类个体的心理状态’。” (《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09)这在继电器装配检验室的实验中得到了支持：“实验小组实施的新工资制是‘产量增长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工人们更愿意工作在由一个‘体恤的监工’产生的‘更加愉快、自由和快乐的工作环境下’。” (《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13-314)另外“访谈计划”结果也要求“新型的监工更注重人的因素，更关心人，较为热情，并掌握除了社会和个人情况的技巧，这种人际关系的领导的产物是，士气较高，‘悲观主义的出现’较少，产量较高。”(《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17)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表明，管理当局应把这种组织看成是一个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职工有需要加以满足的物质方面的需求。”(《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22)所以，“企业管理当局把组织看成是一个社会系统，就能够来着手处理正式组织所要求的‘效率的逻辑’和非正式组织所要求的‘感情的逻辑’之间的冲突。”(《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23)梅奥的新哲学也指出：“技术指向型社会的进展过于强调工程技术，并从工艺技术方面来解释工作的意义，以致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是以讲求效率的经济逻辑为基础的。个人的社会需求被放到次要地位，因而降低了个人‘在工作中进行协作的能力’。管理上对效率的逻辑的强调，窒息了个人获得团体认可的愿望和获得社会满足的愿望，以及通过公共生活达到社会目标的愿望。”(《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27)勒特利斯贝格尔也指出：“在人类的商业活动中，经济利益绝非是首要的及唯一的原动力。它在使人们愿意去工作的刺激因素排名中是排在很靠后的……工作中的人们是一种社会生物和一个‘经济人’。他有着个性和社会属性以及经济的需要。”(《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31)
回顾管理思想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在前科学管理时代，由于人是作为异化的人或非人而存在，所以工人极端贫穷、劳资关系紧张、管理问题层出不穷，进而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而在科学管理时代，虽然开始注重人的因素，但这样的人是冷冰冰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对人的非理性因素则漠然视之，因而“科学管理的大厦出现了裂痕”。变化的时代催生出了“社会人”。“社会人时代”要求管理当局在“经济的逻辑”与“感情的逻辑”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种管理哲学在霍桑工厂得到了实验和检验，在那里，产量和雇员的士气都很高，劳资关系曾经并且一直保持得很好。这应该对现代企业经验管理有很大的启迪。现代企业经验的管理主体应该懂得，人的需要或者在这里我们具体化为被管理者的需要是不断递升的。也就是说人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新的需要就会随之产生，即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知的需要、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需要就会产生。伴随着与这些需要相适应的诱因的出现，人就有了追求的目标和对象，而在这一追求过程当中，不仅满足了员工的社会需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企业或组织的经济目标。总之，作为企业或组织在管理中除了以“效率的逻辑”为基础和指导外，还更应该注重人的“感情的逻辑”，简言之，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超越纯逻辑推论，从而达到既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又满足组织的经济需要的双重目的。
作者简介：赵映香(1979-），女(彝族)，云南凤庆人，讲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
(云南省大理学院古城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