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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因为“清高”，被划“右派”
1957年6月8日，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当时，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局的险恶，更不知道那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在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
朱镕基简历中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朱镕基下放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的课学员们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
艰苦的干校岁月
20世纪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的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
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最初，干校没有家具，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
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
后来，朱镕基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感慨很多，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也有了深刻的了解，使他有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廊坊的“传奇”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
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
不久，一个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来，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
那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距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
朱镕基在任的时候，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但朱镕基坚决抵住了这些不正之风。一次，朱镕基让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叙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
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几百口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
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你是一个好人。”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这个故事被几位管道局退休职工否定。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
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
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
廊坊的那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不久，朱镕基回到北京，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历程。
摘自《长江文艺·精品悦读》2011年第4期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因为“清高”，被划“右派”
1957年6月8日，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当时，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局的险恶，更不知道那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在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
朱镕基简历中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朱镕基下放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的课学员们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
艰苦的干校岁月
20世纪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的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
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最初，干校没有家具，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
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
后来，朱镕基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感慨很多，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也有了深刻的了解，使他有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廊坊的“传奇”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
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
不久，一个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来，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
那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距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
朱镕基在任的时候，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但朱镕基坚决抵住了这些不正之风。一次，朱镕基让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叙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
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几百口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
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你是一个好人。”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这个故事被几位管道局退休职工否定。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
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
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
廊坊的那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不久，朱镕基回到北京，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历程。
摘自《长江文艺·精品悦读》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