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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的一个黎明，晨曦微露，夜色初退，东方天际上的那抹鱼肚白渐宽渐亮。这时，静谧的北京大学校园里，突然呼啦啦涌进了一群报童，一阵阵清脆急切的叫卖声，顿时在校园里播散开来。
“卖报！卖报！快来买《晨报》……”
“《国民公报》刊登最新消息……”
“卖报！卖报！巴黎和会中国败北……”
一时间，学生们纷纷涌了出来。有的边穿衣服边往外跑，有的手里提着牙缸，嘴角的牙膏沫还没有擦去。楼道口、甬道上，众学生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凑在一齐争相看报，校园里顿时人声鼎沸，一片哗然。
学生们手中的《晨报》和《国民公报》上，在最显要的位置用醒目的大号字刊登了《外交问题警告国人》的文章，惊呼：“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合力图之。” 一时间，众学生慷慨激昂，痛恨亡国的激奋情绪漫溢校园。
在北京大学预科班的教室门口，三位20岁出头的青年人正对报纸上的消息激烈地争论着什么……特别是那个高挑个儿，眼神充满睿智的青年人一脸忿然，语含愤怒：“同学们，谁也别争了，这个头由我带，先跟上大家去游行示威，然后再去找段祺瑞，代表甘肃请愿，当局政府要抓人就抓我！”说着，紧攥着的拳头使劲一挥，目光喷射出一股倔强和无畏……此时，校园里“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的口号声已经响彻云霄，如雷滚滚。
这位高挑个儿的青年，正是北京大学预科班的甘肃榆中籍青年学生张一悟，其他两位青年一位叫张亚衡，一位叫丁益三。他们都来自远在西部的甘肃榆中。
5月4日下午，张一悟带着丁益三、张亚衡一道加入了游行队伍。张一悟手执一面白旗，上书“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的黑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其间，当时的步兵统领亲自出面劝止学生游行示威，说什么“有话尽管对我说，不必如此招摇”。张一悟听后两眼喷火，从人群里挤出来，盯着步兵统领一字一顿地说：“官界中人，我们不信任。”在最热闹的正阳门外市街上，张一悟见围观群众很多，就掏出一沓《北京学生界宣言》扬臂撒出，并拼着嗓子高呼口号：“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张一悟待示威游行一结束，顾不上休息吃饭，就匆匆叫上张亚衡、丁益三以“甘肃代表”的身份到段祺瑞的官邸请愿，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在当时，由于张一悟等人斗争坚决，行动大胆积极，曾被北大的同学们称为“榆中英杰”。
在这期间，张一悟结识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以及《东方杂志》等大量进步书刊，受到了很大启迪，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革命真理，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他通过书信，把“五四”运动的真实情况告诉亲人、好友和同学，使新思想、新文化在地处祖国腹地的兰州开始传播。“五四”运动后，张一悟等人在北京受到北洋军阀政府军警的注意，为了安全，经李大钊介绍，他与张亚衡南下武昌，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武昌高师读书期间，张一悟又认识了武汉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恽代英，进一步受到了恽代英等同志的革命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1922年3月，张一悟在与毕业同学合影照上挥毫写下了《调寄离亭燕》词一阕：
三载同窗情深，
那堪一朝话别。
想来年豪谈痛钦。
转瞬间都成陈迹，
鸿印等闲，
记取悲歌初歇，
不甘作新亭泣。
愿猛击中流揖，
他日天涯重聚首，
应问成何事业。
挥手各西东，
欲挽人天浩劫。
1927年，初春的兰州，天空晴朗，乍暖还寒，刚刚解冻的黄河翻卷着清冽的水波，穿城东去。黄河的北岸，伫立着两轮陈旧的大水车，水车的斗槽底部依然有白花花的冰凌残存。大街上，匆匆来往的人们仍然是一副严冬的装束。
这天傍晚，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突然蹿出几个头戴狐皮帽、手提盒子枪的人，鬼鬼祟祟地钻进一条狭长的小巷，挨门搜查。路人见状，纷纷四下躲闪，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在兰州无名街16号的三间堂屋里，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书记张一悟同志正压低声音，对坐了满满一屋子的人们介绍由陕西派到甘肃从事革命工作的胡廷祯。随后，胡廷祯站起身来，当即宣讲了整理党务的意见，并要求大家讨论。
堂屋内，大家七嘴八舌，认真地讨论胡廷祯讲的意见，气氛显得活跃而又热烈。但在堂屋外的墙角处，却有一个黑影冒着砭骨的寒风，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猛然，邻近的巷子里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和杂沓的脚步声，黑影顿时觉察出了什么，快步向堂屋跑了过来。随着屋门的“哐啷”声，黑影随声而入。屋内的油灯猛地闪了几闪，弄得满屋人影乱晃。讨论的人们马上住了嘴，张一悟赶紧站起身，用冷静而又镇定的目光看了一眼来人，示意他不要慌乱。这时，外面的脚步声已由远而近。张一悟皱皱眉头，旋即神情严肃地说：“会议暂且开到这里，请大家分散往外走，到黄河北岸的水车旁边集合！”看着张一悟坦然自若的样子，大家的心里顿觉有了依托，就纷纷起身，鱼贯而出，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中。
张一悟待人们全部离开屋子，这才快步走出，来到巷子南口的一棵老槐树下，轻轻地咳嗽一声，就见一辆黄包车飞也似地来到了他身旁。黄包车刚走不远，身后就传出了密急的敲门声和生硬的呵斥声……
张一悟坐着黄包车很快来到了中山桥，不料，黑暗中突然伸出几杆长枪，横在了他们的面前。其中一名走上前来，一把掀下了坐在车上的人的礼帽，亮出手电筒仔细瞅瞅，见不是他们要缉拿的人，便悻悻地抬起了横挡的枪杆。
过了中山桥，坐在车上的那个人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说：“张书记，你真是神机妙算，不过你拉车我坐车，我心里……”张一悟打断他的话说：“刚才一阵猛跑，出了一身汗这种感觉拿钱也买不来。”说着，脱下黄包车夫的外衣，接过自己的礼帽，在帽檐上弹了两下说：“我这顶礼帽没让他们扔进黄河里，就是幸运！” 在古老的黄河水车旁边，大家顶着寒风，或蹲或站，竖耳细听张一悟的指示。
张一悟这阵儿的神态显出少有的兴奋与激动：“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好，革命势力已经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人民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既要宣传共产主义，又要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量发行、传播书籍报刊……”
张一悟很具鼓舞性的话语听得大家心里暖烘烘的。奔腾的黄河也在这里突然放慢了脚步，深情地眷顾着水车旁边的这些革命党人。
正当革命风暴振奋人心之时，却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张一悟听后悲痛不已。1919年李大钊先生给自己介绍革命书籍，讲述革命道理，后来又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更出乎张一悟意料的事情又接踵而来：为李大钊组织的追悼活动还未结束，白色恐怖就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空。张一悟强忍悲愤，领导特支继续发动民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7月的一天，张一悟在五泉山嘛呢寺召开了党员紧急会议，让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离兰州，自己留下来坚持斗争。会后，张一悟又找了几位共产党员研究工作，大家刚刚入座，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张一悟打开房门，见是一个头戴破草帽的青年。青年人一进门就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说：“这是一位姓胡的先生给我的。他只告诉我小仓子6号，我不太熟悉，找了半夜才找到这里来。”
张一悟打开信封，抽出信笺，上面只草草地写着四个字“立撤离兰。”
张一悟看完信，不由思绪万千。1923年，党派他到甘肃工作，他先后到省立第一中学女子师范任教，宣传共产主义，被校方开除，只好又到了河西走廊的武威，边教学边秘密进行地下活动。之后，又回到了兰州，同宣侠父、钱崝泉共建中共甘肃特支。现在特支工作刚刚开展起来，却又接到了撤离的命令，今后特支的工作怎么办？张一悟思前想后，决定先暂时离开这里，移住他处，看看情况再说。
张一悟精心准备一番，化装成一个和尚，离开小仓子，住在双城门。谁知他刚刚离开不久，国民党特务就包围了小仓子6号，虽然扑了空，却抄了他的家。这时候，张一悟不得不离开兰州，来到陕西，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后，又被派往三原开展地下工作，参加了“渭华起义”。期间，张一悟赴上海参加了党的会议。后被派往北京，以铎民小学教务主任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31年，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调派他去山东济南工作。
1932年3月，山东省省长韩复榘命令军警严厉查办上街讲演、宣传抗日救亡的共产党嫌疑人员。一时间，大街小巷里，军警们像疯狗一样到处抓人。有一天，抓到了一位青年学生，被敌人吊起来拷问谁是领导人，这个青年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浑身颤抖着说：“是济南第一女子中学校务主任张一悟。”得知这一情报后，军警们像饿狼般朝学校扑去。3月24日，张一悟不幸被敌人逮捕入狱。
当天，国民党驻山东部队军法处与山东高等法院联合“审讯”。张一悟被绑在柱子上，敌人问：“共产党在山东的领导人是谁？”张一悟紧闭嘴唇，没有吭声。敌人又问，张一悟索性闭了眼睛，像没听见一样。敌人见张一悟不吃这一套，便将他放在“老虎凳”上，在脚脖下面塞一块砖问一声：“你说不说？”疼痛折磨得张一悟大汗淋漓，脸色蜡黄，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残酷狠毒的敌人塞到第六块砖时，张一悟被折磨得昏厥了过去。第二天，敌人又提审张一悟，张一悟仍不吭声。敌人这次没用“老虎凳”，只是将张一悟绑在一个长条凳上，头颅悬空，鼻孔朝上，开始从鼻孔里灌辣椒水，见张一悟仍不屈服，又将他的头压到汽油中……敌人见张一悟昏死过去，没有一点气息，便将他抛在荒郊野地里，幸遇难友将他从野外背了回来。敌人见张一悟仍然活着，便不甘心地再次抓回审讯，张一悟说：“拿笔来，我要写！”敌人以为他招架不住了，要“招供”，便迅速拿来纸笔，张一悟挥毫写道：“无话可说，速我一死！”最后，山东高等法院以所谓的“危害民国罪”判处张一悟死刑。张一悟父亲知道情况后，请邓宝珊与山东省长韩复榘斡旋，改判为无期徒刑。在狱中，张一悟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职责，组织难友开展绝食斗争，迫使敌人放松了对难友们的迫害。
1937年，日寇占领济南。在混乱中，张一悟与难友们借机逃了出来。但出狱后，张一悟便同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了他的音讯。
1937年岁末的最后几天，六朝古都西安的上空，阴云密布，寒风凛冽，古城到处弥漫着灰蒙蒙的气息。
在古城的南城门里，走进一位身材颀长、单薄瘦削的人，这人将那顶破损的呢子礼帽压得很低，腰身微弯，似乎有意躲藏着什么，但身子时不时失重似地踉跄一下，显出一种极度疲惫却又努力坚持的样子。
进了南门后，他靠在路旁的一棵老槐树上，借歇缓的机会，迅速地抬眼四下望望，然后埋下头，顶着西北风朝北面踽踽而去。
这个瘦弱的人，就是前不久从远在济南的监狱里逃出来的原甘肃第一任工委书记张一悟。为了避免再次落入敌人的魔掌，张一悟在古城东面的孟塬下了车，又搭乘了一位好心盐商的马车，辗转来到了西安。
张一悟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经他培育走上革命道路的同乡、中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李屏堂因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遭敌人追捕，也被迫来到了古城西安。
从北平携眷西行，一路风尘的李屏堂来到西安后，在西安北大街附近的八路军办事处一间狭小简朴的办公室里，同张一悟不期而遇。
在办公室进门靠左手的墙角里，两条简易的条凳支着一张床板，张一悟仰面躺在床上，昏然而睡。
李屏堂俯下身，轻轻地拉住张一悟的手，不由地涌出了激动的泪花。昏睡的张一悟脸色蜡黄，宽阔的额头上被敌人用火钎烫过的伤口集结着一层深褐色的血痂，嘴唇上燥裂出许多带血的小口子，时不时艰难地翕动着……即便这样，重病中的张一悟仍然不失那种儒雅而又刚毅的神态，微蹙的眉峰深藏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这位将他引向革命道路的共产党员，竟被丧心病狂的敌人折磨得如此模样，李屏堂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隐隐作痛。这时，办事处负责人宣侠父走上前，替李屏堂擦去泪水，将他叫到屋外，低声将张一悟的情况做了介绍。 说完，宣侠父沉思一会，似乎已将什么考虑成熟了似地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郑重地拍拍李屏堂的肩膀：“屏堂同志，一悟的身体很糟，西安又很乱，组织上决定让你护送一悟同志回兰州养病！”说着，使劲地攥住了李屏堂的手，目光里透着一种深深的信任。
李屏堂和张一悟除了老乡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北平就得到了张一悟的热情关怀，并在张一悟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张一悟在济南狱中时，李屏堂曾筹措了不少物品寄给张一悟，对这位敬慕已久的共产党人不要说护送，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望着宣侠父坦诚、期望的目光，李屏堂使劲点点头：“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宣侠父再次握了握李屏堂的手，迅即派人买了许多药品和食品，在当天夜里，就将张一悟和李屏堂送上了西行的汽车。
1938年1月，李屏堂护送重病的张一悟，安全到达兰州。
严冬的兰州，寒风中片片雪花上下翻飞。到达兰州后不久，张一悟因西北地区干燥寒冷，水土不服，加上连日旅途的奔波劳累，旧病复发。张一悟的气管本来就不好，加之冬天气温又低，剧烈的咳嗽常常令他昏厥过去。但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拄着拐杖，戴个口罩去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伍修权，要求组织安排工作。这期间，张一悟回兰州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兰州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方震武已经派出喽罗秘密盯梢。为了张一悟的安全，中共甘肃工委决定张一悟与甘肃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秦仪贞单线联系。
秦仪贞40多岁，是一位干练、稳重的女同志，她懂得组织让她照顾张一悟的重要性：“张一悟是甘肃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让张一悟尽快恢复身体是革命的需要。”因此，她利用自己开药店的公开身份，秘密将张一悟接到自己身边，亲自为他煎药、洗绷带，并尽可能地做些可口饭菜，一勺一勺地喂到张一悟的嘴里……
张一悟的病情逐渐好转，但这期间敌人却对张一悟软硬兼施。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朱绍良竭力拉拢张一悟，他利用省政府秘书长廖无佶与张一悟父亲同为清朝举人和原来同在佛教团体“同善社”负责等关系，由廖无佶出面对张一悟说：“你的学识和才能都是好样的，如果能与政府合作，可以担任相当高级的职务。”张一悟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只在鼻腔里“哼”了一声，坚决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原则，政府纵然能给我高官显位，可要是想想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官高位显又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避开敌人的继续纠缠，张一悟同秦仪贞商量后，于春节前回到榆中县城中街南端鼓楼附近的老家。
这个冬天是个多雪的季节，山岭沟壑，土梁峁顶，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猎猎的寒风呼啸着，平添了几分肃杀景象。
但是在榆中县城里依然可以感到几分春节的气息，庄户人家的大门上醒目的春联、散落在墙角的炮屑以及弥漫在村子上空淡淡的炸油果的香味，显现出战争间歇的静谧与安详。
在破壁残垣的鼓楼北边，一户明清式的高大门楼前，积雪被扫得干干净净，门框上一副字体遒劲的春联透出主人的勤俭本色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这时候，几个农民模样的青年人正从巷子里说说笑笑地朝这边走来。
在这户不起眼的人家里，就住着回家养病的张一悟。
几名年轻人都是当时的进步青年，他们是司国权、蒋统华等人，相约前来给张一悟拜年。张一悟拖着伤病的身子，起身相迎。张一悟尽管身子虚弱，但浓眉下那双深邃的眼睛却闪射着自信、果决的目光。屋子里的陈设很简单，除去正面的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外，最显眼的就是一排装满了书籍的木柜。
见是青年人给自己来拜年，张一悟一扫平日病恹恹的模样，精神出奇地好。他从隔壁的屋子里抱出一坛珍藏了多年的老酒，让家里人准备了土豆丝、豆芽、猪肝等饭菜，给来人分别斟了杯酒，自己也端起一杯，一饮而尽。他向青年们讲述了当前抗战形势，并语重心长地说：“外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脱下西装、旗袍、高跟鞋，奔赴革命老区陕北，换上军装、草鞋，住土窑洞、吃小米饭去了……”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张一悟见司国权等几位青年农民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便当即决定去一趟兰州，为几位青年去开奔赴延安的介绍信。
农历初六的早晨，天气突然放晴，四野里全是皑皑白雪，依然是出奇地冷。张一悟这几天原本身体欠佳，加上昨天陪几位青年喝了些酒，咳嗽了整整一个晚上。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穿件青布衫，只身赶往兰州。
当时的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兰州南关什字附近。张一悟到达兰州后，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他来到“八办”开了介绍信，起身就走。办事处的同志见他咳嗽不止，青紫的脸颊浮肿得厉害，都劝他歇息一会再走，但张一悟执拗地摇头拒绝了。
张一悟走出“八办”，天又阴沉了下来，西北风呜呜地怪叫，不一会儿就下起了零零星星的雪花。
这时，在“八办”斜对面的一间牛肉面馆里，有一双险恶的眼睛已经紧紧地盯上了张一悟。
在南关什字街头上，张一悟犹豫了一阵，转身朝双城门走去。在一家食品店门前，张一悟停住脚步，从怀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仅有的一块大洋，买了盒点心，他要借这一次来兰州的机会顺便看望一下秦仪贞。另外，他想让秦仪贞再想法筹集些钱，好送那几位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但是，他也知道秦仪贞的困难，他该怎样开口呢？张一悟敲响了秦仪贞家的大门。门轻轻地打开了，秦仪贞见是张一悟，脸上顿时露出掩饰不住的惊喜，一把上前紧紧拉着张一悟的手说：“你身体怎么样了？”
张一悟拍拍自己的胸膛说：“这不挺好吗？”
秦仪贞赶紧拍打着张一悟肩头的雪花，痛惜地埋怨道：“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了！”说着找来几片止咳药，倒了开水，看着张一悟服下。
当得知张一悟还空着肚子时，秦仪贞立马提了菜篮，围上头巾匆匆出了门。
不大一会儿，一桌丰盛的饭菜端上了桌，张一悟的脸色也逐渐好转，加上整天水米未打牙，就不好意思地笑笑，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秦仪贞见张一悟大嚼大咽的样子，笑着说：“革命工作要开展，可身体是本钱啊，看你饿成啥样子了？” 吃过饭后，秦仪贞郑重其事地问：“一悟，这么晚来我家，有啥要紧的事？”张一悟想到刚从济南监狱出狱后，自己重病缠身，弱不禁风的身体若不是秦仪贞他们全家一日三餐，递药送水，洗衣换药的话，就是有十个自己，可能都早已命归黄泉了。有时还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秦仪贞不顾个人安危，将自己频繁地转移到安全地带，并请来名医诊治。尤其是父亲去医院接自己的那一幕如电影一般，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秦仪贞将自己带到父亲面前时，父亲直愣愣望着眼前面色红润的儿子，一把拉住秦仪贞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和照顾，就不会有我的儿子，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说着双膝跪地……想到这里，张一悟欲言又止。稍停，脸上掠过几分难以言表的神色，摇摇头说：“我今天有事去‘八办’，顺路来看看你。”可细心的秦仪贞依然从张一悟脸上觉察到了什么，临走时便从一个红布包里取出仅有的10块光洋，硬塞进张一悟的手中……
张一悟不知道，从离开“八办”开始，一直到走出秦仪贞家的大门，方震武那双阴险的眼睛始终死死地盯着他。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雪也一阵紧似一阵，此时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已关了门，路上也寻不出行人的足迹，大街小巷呈现出一种冷冷清清的感觉。张一悟在五泉山下的一个当铺前，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店铺的门还没上锁，就推门进去把祖上传下来的“英式”小怀表放在店铺先生的眼前，要当300光洋，店主自然是无利不成交，见张一悟神色焦虑，就狠命压价，只给了120个光洋。
张一悟紧锁的眉头猛然舒展了，一想到几位青年即将能奔赴革命老区，心情不由地愉悦起来，脚步也轻松了许多。他连夜踏上返回榆中的路途……
在去榆中的路上，有个叫马家梁的地方山大沟深，经常有盗匪出没。
当时带着几许欣喜与激动的张一悟，虽对此事早有所闻，可一想到夜半更深，且大雪弥漫，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但革命的警惕性还是促使他将介绍信藏在圆口布鞋里面，加紧了脚步往回赶路。谁料还没走出多远，从路旁的土崖坎下就蹿出几个身穿皮袄、头戴皮帽的家伙，前后夹住了张一悟。
张一悟见状，没加思索地将藏有介绍信的鞋子蹬到路旁的深沟里去了。
原来这伙劫匪装扮的人，正是方震武一手策划的。他们原本迟迟不肯动手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在张一悟身上找到更多的党组织秘密，却没想到只找到了些“共产党的活动经费”。恼羞成怒的方震武一伙人在张一悟身上落下一阵雨点般的拳脚后，悻悻离去。
不知过了多久，被冻醒过来的张一悟咳嗽一声高过一声，似乎要将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一般，在沉寂辽远的穹隆下传得很远很远……过了很长时间，张一悟的咳嗽声才逐渐平息下来。他朝四下望望，远山和天宇折射着冷冷的清辉，透着一片孤寂。他吃力地爬到底沟，从雪地里摸到了鞋，赶紧取出介绍信，紧紧地贴在了胸口上。
等张一悟走进家门时，天已经放亮了。可他顾不上休息，急匆匆地寻觅家中可以变卖的东西，寻来找去，家中最多最值钱的也就莫过于一些报刊书籍了，可他跑了好多家当铺，当铺老板一见书刊，就翻翻眼不再吱声。正当张一悟一筹莫展之际，一家药店的郎中看中了张一悟的部分手抄医药册集，张一悟忍痛割爱，最终以90个光洋成交。
送别的那个早晨，李屏堂闻讯送来了一袋炒面，秦仪贞送来了几样药品。望着司国权等革命青年朝着老区方向渐行渐远的背影，张一悟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卖报！卖报！快来买《晨报》……”
“《国民公报》刊登最新消息……”
“卖报！卖报！巴黎和会中国败北……”
一时间，学生们纷纷涌了出来。有的边穿衣服边往外跑，有的手里提着牙缸，嘴角的牙膏沫还没有擦去。楼道口、甬道上，众学生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凑在一齐争相看报，校园里顿时人声鼎沸，一片哗然。
学生们手中的《晨报》和《国民公报》上，在最显要的位置用醒目的大号字刊登了《外交问题警告国人》的文章，惊呼：“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合力图之。” 一时间，众学生慷慨激昂，痛恨亡国的激奋情绪漫溢校园。
在北京大学预科班的教室门口，三位20岁出头的青年人正对报纸上的消息激烈地争论着什么……特别是那个高挑个儿，眼神充满睿智的青年人一脸忿然，语含愤怒：“同学们，谁也别争了，这个头由我带，先跟上大家去游行示威，然后再去找段祺瑞，代表甘肃请愿，当局政府要抓人就抓我！”说着，紧攥着的拳头使劲一挥，目光喷射出一股倔强和无畏……此时，校园里“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的口号声已经响彻云霄，如雷滚滚。
这位高挑个儿的青年，正是北京大学预科班的甘肃榆中籍青年学生张一悟，其他两位青年一位叫张亚衡，一位叫丁益三。他们都来自远在西部的甘肃榆中。
5月4日下午，张一悟带着丁益三、张亚衡一道加入了游行队伍。张一悟手执一面白旗，上书“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的黑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其间，当时的步兵统领亲自出面劝止学生游行示威，说什么“有话尽管对我说，不必如此招摇”。张一悟听后两眼喷火，从人群里挤出来，盯着步兵统领一字一顿地说：“官界中人，我们不信任。”在最热闹的正阳门外市街上，张一悟见围观群众很多，就掏出一沓《北京学生界宣言》扬臂撒出，并拼着嗓子高呼口号：“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张一悟待示威游行一结束，顾不上休息吃饭，就匆匆叫上张亚衡、丁益三以“甘肃代表”的身份到段祺瑞的官邸请愿，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在当时，由于张一悟等人斗争坚决，行动大胆积极，曾被北大的同学们称为“榆中英杰”。
在这期间，张一悟结识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以及《东方杂志》等大量进步书刊，受到了很大启迪，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革命真理，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他通过书信，把“五四”运动的真实情况告诉亲人、好友和同学，使新思想、新文化在地处祖国腹地的兰州开始传播。“五四”运动后，张一悟等人在北京受到北洋军阀政府军警的注意，为了安全，经李大钊介绍，他与张亚衡南下武昌，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武昌高师读书期间，张一悟又认识了武汉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恽代英，进一步受到了恽代英等同志的革命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1922年3月，张一悟在与毕业同学合影照上挥毫写下了《调寄离亭燕》词一阕：
三载同窗情深，
那堪一朝话别。
想来年豪谈痛钦。
转瞬间都成陈迹，
鸿印等闲，
记取悲歌初歇，
不甘作新亭泣。
愿猛击中流揖，
他日天涯重聚首，
应问成何事业。
挥手各西东，
欲挽人天浩劫。
1927年，初春的兰州，天空晴朗，乍暖还寒，刚刚解冻的黄河翻卷着清冽的水波，穿城东去。黄河的北岸，伫立着两轮陈旧的大水车，水车的斗槽底部依然有白花花的冰凌残存。大街上，匆匆来往的人们仍然是一副严冬的装束。
这天傍晚，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突然蹿出几个头戴狐皮帽、手提盒子枪的人，鬼鬼祟祟地钻进一条狭长的小巷，挨门搜查。路人见状，纷纷四下躲闪，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在兰州无名街16号的三间堂屋里，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书记张一悟同志正压低声音，对坐了满满一屋子的人们介绍由陕西派到甘肃从事革命工作的胡廷祯。随后，胡廷祯站起身来，当即宣讲了整理党务的意见，并要求大家讨论。
堂屋内，大家七嘴八舌，认真地讨论胡廷祯讲的意见，气氛显得活跃而又热烈。但在堂屋外的墙角处，却有一个黑影冒着砭骨的寒风，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猛然，邻近的巷子里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和杂沓的脚步声，黑影顿时觉察出了什么，快步向堂屋跑了过来。随着屋门的“哐啷”声，黑影随声而入。屋内的油灯猛地闪了几闪，弄得满屋人影乱晃。讨论的人们马上住了嘴，张一悟赶紧站起身，用冷静而又镇定的目光看了一眼来人，示意他不要慌乱。这时，外面的脚步声已由远而近。张一悟皱皱眉头，旋即神情严肃地说：“会议暂且开到这里，请大家分散往外走，到黄河北岸的水车旁边集合！”看着张一悟坦然自若的样子，大家的心里顿觉有了依托，就纷纷起身，鱼贯而出，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中。
张一悟待人们全部离开屋子，这才快步走出，来到巷子南口的一棵老槐树下，轻轻地咳嗽一声，就见一辆黄包车飞也似地来到了他身旁。黄包车刚走不远，身后就传出了密急的敲门声和生硬的呵斥声……
张一悟坐着黄包车很快来到了中山桥，不料，黑暗中突然伸出几杆长枪，横在了他们的面前。其中一名走上前来，一把掀下了坐在车上的人的礼帽，亮出手电筒仔细瞅瞅，见不是他们要缉拿的人，便悻悻地抬起了横挡的枪杆。
过了中山桥，坐在车上的那个人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说：“张书记，你真是神机妙算，不过你拉车我坐车，我心里……”张一悟打断他的话说：“刚才一阵猛跑，出了一身汗这种感觉拿钱也买不来。”说着，脱下黄包车夫的外衣，接过自己的礼帽，在帽檐上弹了两下说：“我这顶礼帽没让他们扔进黄河里，就是幸运！” 在古老的黄河水车旁边，大家顶着寒风，或蹲或站，竖耳细听张一悟的指示。
张一悟这阵儿的神态显出少有的兴奋与激动：“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好，革命势力已经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人民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既要宣传共产主义，又要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量发行、传播书籍报刊……”
张一悟很具鼓舞性的话语听得大家心里暖烘烘的。奔腾的黄河也在这里突然放慢了脚步，深情地眷顾着水车旁边的这些革命党人。
正当革命风暴振奋人心之时，却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张一悟听后悲痛不已。1919年李大钊先生给自己介绍革命书籍，讲述革命道理，后来又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更出乎张一悟意料的事情又接踵而来：为李大钊组织的追悼活动还未结束，白色恐怖就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空。张一悟强忍悲愤，领导特支继续发动民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7月的一天，张一悟在五泉山嘛呢寺召开了党员紧急会议，让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离兰州，自己留下来坚持斗争。会后，张一悟又找了几位共产党员研究工作，大家刚刚入座，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张一悟打开房门，见是一个头戴破草帽的青年。青年人一进门就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说：“这是一位姓胡的先生给我的。他只告诉我小仓子6号，我不太熟悉，找了半夜才找到这里来。”
张一悟打开信封，抽出信笺，上面只草草地写着四个字“立撤离兰。”
张一悟看完信，不由思绪万千。1923年，党派他到甘肃工作，他先后到省立第一中学女子师范任教，宣传共产主义，被校方开除，只好又到了河西走廊的武威，边教学边秘密进行地下活动。之后，又回到了兰州，同宣侠父、钱崝泉共建中共甘肃特支。现在特支工作刚刚开展起来，却又接到了撤离的命令，今后特支的工作怎么办？张一悟思前想后，决定先暂时离开这里，移住他处，看看情况再说。
张一悟精心准备一番，化装成一个和尚，离开小仓子，住在双城门。谁知他刚刚离开不久，国民党特务就包围了小仓子6号，虽然扑了空，却抄了他的家。这时候，张一悟不得不离开兰州，来到陕西，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后，又被派往三原开展地下工作，参加了“渭华起义”。期间，张一悟赴上海参加了党的会议。后被派往北京，以铎民小学教务主任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31年，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调派他去山东济南工作。
1932年3月，山东省省长韩复榘命令军警严厉查办上街讲演、宣传抗日救亡的共产党嫌疑人员。一时间，大街小巷里，军警们像疯狗一样到处抓人。有一天，抓到了一位青年学生，被敌人吊起来拷问谁是领导人，这个青年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浑身颤抖着说：“是济南第一女子中学校务主任张一悟。”得知这一情报后，军警们像饿狼般朝学校扑去。3月24日，张一悟不幸被敌人逮捕入狱。
当天，国民党驻山东部队军法处与山东高等法院联合“审讯”。张一悟被绑在柱子上，敌人问：“共产党在山东的领导人是谁？”张一悟紧闭嘴唇，没有吭声。敌人又问，张一悟索性闭了眼睛，像没听见一样。敌人见张一悟不吃这一套，便将他放在“老虎凳”上，在脚脖下面塞一块砖问一声：“你说不说？”疼痛折磨得张一悟大汗淋漓，脸色蜡黄，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残酷狠毒的敌人塞到第六块砖时，张一悟被折磨得昏厥了过去。第二天，敌人又提审张一悟，张一悟仍不吭声。敌人这次没用“老虎凳”，只是将张一悟绑在一个长条凳上，头颅悬空，鼻孔朝上，开始从鼻孔里灌辣椒水，见张一悟仍不屈服，又将他的头压到汽油中……敌人见张一悟昏死过去，没有一点气息，便将他抛在荒郊野地里，幸遇难友将他从野外背了回来。敌人见张一悟仍然活着，便不甘心地再次抓回审讯，张一悟说：“拿笔来，我要写！”敌人以为他招架不住了，要“招供”，便迅速拿来纸笔，张一悟挥毫写道：“无话可说，速我一死！”最后，山东高等法院以所谓的“危害民国罪”判处张一悟死刑。张一悟父亲知道情况后，请邓宝珊与山东省长韩复榘斡旋，改判为无期徒刑。在狱中，张一悟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职责，组织难友开展绝食斗争，迫使敌人放松了对难友们的迫害。
1937年，日寇占领济南。在混乱中，张一悟与难友们借机逃了出来。但出狱后，张一悟便同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了他的音讯。
1937年岁末的最后几天，六朝古都西安的上空，阴云密布，寒风凛冽，古城到处弥漫着灰蒙蒙的气息。
在古城的南城门里，走进一位身材颀长、单薄瘦削的人，这人将那顶破损的呢子礼帽压得很低，腰身微弯，似乎有意躲藏着什么，但身子时不时失重似地踉跄一下，显出一种极度疲惫却又努力坚持的样子。
进了南门后，他靠在路旁的一棵老槐树上，借歇缓的机会，迅速地抬眼四下望望，然后埋下头，顶着西北风朝北面踽踽而去。
这个瘦弱的人，就是前不久从远在济南的监狱里逃出来的原甘肃第一任工委书记张一悟。为了避免再次落入敌人的魔掌，张一悟在古城东面的孟塬下了车，又搭乘了一位好心盐商的马车，辗转来到了西安。
张一悟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经他培育走上革命道路的同乡、中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李屏堂因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遭敌人追捕，也被迫来到了古城西安。
从北平携眷西行，一路风尘的李屏堂来到西安后，在西安北大街附近的八路军办事处一间狭小简朴的办公室里，同张一悟不期而遇。
在办公室进门靠左手的墙角里，两条简易的条凳支着一张床板，张一悟仰面躺在床上，昏然而睡。
李屏堂俯下身，轻轻地拉住张一悟的手，不由地涌出了激动的泪花。昏睡的张一悟脸色蜡黄，宽阔的额头上被敌人用火钎烫过的伤口集结着一层深褐色的血痂，嘴唇上燥裂出许多带血的小口子，时不时艰难地翕动着……即便这样，重病中的张一悟仍然不失那种儒雅而又刚毅的神态，微蹙的眉峰深藏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这位将他引向革命道路的共产党员，竟被丧心病狂的敌人折磨得如此模样，李屏堂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隐隐作痛。这时，办事处负责人宣侠父走上前，替李屏堂擦去泪水，将他叫到屋外，低声将张一悟的情况做了介绍。 说完，宣侠父沉思一会，似乎已将什么考虑成熟了似地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郑重地拍拍李屏堂的肩膀：“屏堂同志，一悟的身体很糟，西安又很乱，组织上决定让你护送一悟同志回兰州养病！”说着，使劲地攥住了李屏堂的手，目光里透着一种深深的信任。
李屏堂和张一悟除了老乡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北平就得到了张一悟的热情关怀，并在张一悟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张一悟在济南狱中时，李屏堂曾筹措了不少物品寄给张一悟，对这位敬慕已久的共产党人不要说护送，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望着宣侠父坦诚、期望的目光，李屏堂使劲点点头：“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宣侠父再次握了握李屏堂的手，迅即派人买了许多药品和食品，在当天夜里，就将张一悟和李屏堂送上了西行的汽车。
1938年1月，李屏堂护送重病的张一悟，安全到达兰州。
严冬的兰州，寒风中片片雪花上下翻飞。到达兰州后不久，张一悟因西北地区干燥寒冷，水土不服，加上连日旅途的奔波劳累，旧病复发。张一悟的气管本来就不好，加之冬天气温又低，剧烈的咳嗽常常令他昏厥过去。但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拄着拐杖，戴个口罩去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伍修权，要求组织安排工作。这期间，张一悟回兰州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兰州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方震武已经派出喽罗秘密盯梢。为了张一悟的安全，中共甘肃工委决定张一悟与甘肃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秦仪贞单线联系。
秦仪贞40多岁，是一位干练、稳重的女同志，她懂得组织让她照顾张一悟的重要性：“张一悟是甘肃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让张一悟尽快恢复身体是革命的需要。”因此，她利用自己开药店的公开身份，秘密将张一悟接到自己身边，亲自为他煎药、洗绷带，并尽可能地做些可口饭菜，一勺一勺地喂到张一悟的嘴里……
张一悟的病情逐渐好转，但这期间敌人却对张一悟软硬兼施。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朱绍良竭力拉拢张一悟，他利用省政府秘书长廖无佶与张一悟父亲同为清朝举人和原来同在佛教团体“同善社”负责等关系，由廖无佶出面对张一悟说：“你的学识和才能都是好样的，如果能与政府合作，可以担任相当高级的职务。”张一悟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只在鼻腔里“哼”了一声，坚决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原则，政府纵然能给我高官显位，可要是想想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官高位显又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避开敌人的继续纠缠，张一悟同秦仪贞商量后，于春节前回到榆中县城中街南端鼓楼附近的老家。
这个冬天是个多雪的季节，山岭沟壑，土梁峁顶，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猎猎的寒风呼啸着，平添了几分肃杀景象。
但是在榆中县城里依然可以感到几分春节的气息，庄户人家的大门上醒目的春联、散落在墙角的炮屑以及弥漫在村子上空淡淡的炸油果的香味，显现出战争间歇的静谧与安详。
在破壁残垣的鼓楼北边，一户明清式的高大门楼前，积雪被扫得干干净净，门框上一副字体遒劲的春联透出主人的勤俭本色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这时候，几个农民模样的青年人正从巷子里说说笑笑地朝这边走来。
在这户不起眼的人家里，就住着回家养病的张一悟。
几名年轻人都是当时的进步青年，他们是司国权、蒋统华等人，相约前来给张一悟拜年。张一悟拖着伤病的身子，起身相迎。张一悟尽管身子虚弱，但浓眉下那双深邃的眼睛却闪射着自信、果决的目光。屋子里的陈设很简单，除去正面的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外，最显眼的就是一排装满了书籍的木柜。
见是青年人给自己来拜年，张一悟一扫平日病恹恹的模样，精神出奇地好。他从隔壁的屋子里抱出一坛珍藏了多年的老酒，让家里人准备了土豆丝、豆芽、猪肝等饭菜，给来人分别斟了杯酒，自己也端起一杯，一饮而尽。他向青年们讲述了当前抗战形势，并语重心长地说：“外省有许多青年学生都脱下西装、旗袍、高跟鞋，奔赴革命老区陕北，换上军装、草鞋，住土窑洞、吃小米饭去了……”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张一悟见司国权等几位青年农民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便当即决定去一趟兰州，为几位青年去开奔赴延安的介绍信。
农历初六的早晨，天气突然放晴，四野里全是皑皑白雪，依然是出奇地冷。张一悟这几天原本身体欠佳，加上昨天陪几位青年喝了些酒，咳嗽了整整一个晚上。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穿件青布衫，只身赶往兰州。
当时的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兰州南关什字附近。张一悟到达兰州后，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他来到“八办”开了介绍信，起身就走。办事处的同志见他咳嗽不止，青紫的脸颊浮肿得厉害，都劝他歇息一会再走，但张一悟执拗地摇头拒绝了。
张一悟走出“八办”，天又阴沉了下来，西北风呜呜地怪叫，不一会儿就下起了零零星星的雪花。
这时，在“八办”斜对面的一间牛肉面馆里，有一双险恶的眼睛已经紧紧地盯上了张一悟。
在南关什字街头上，张一悟犹豫了一阵，转身朝双城门走去。在一家食品店门前，张一悟停住脚步，从怀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仅有的一块大洋，买了盒点心，他要借这一次来兰州的机会顺便看望一下秦仪贞。另外，他想让秦仪贞再想法筹集些钱，好送那几位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但是，他也知道秦仪贞的困难，他该怎样开口呢？张一悟敲响了秦仪贞家的大门。门轻轻地打开了，秦仪贞见是张一悟，脸上顿时露出掩饰不住的惊喜，一把上前紧紧拉着张一悟的手说：“你身体怎么样了？”
张一悟拍拍自己的胸膛说：“这不挺好吗？”
秦仪贞赶紧拍打着张一悟肩头的雪花，痛惜地埋怨道：“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了！”说着找来几片止咳药，倒了开水，看着张一悟服下。
当得知张一悟还空着肚子时，秦仪贞立马提了菜篮，围上头巾匆匆出了门。
不大一会儿，一桌丰盛的饭菜端上了桌，张一悟的脸色也逐渐好转，加上整天水米未打牙，就不好意思地笑笑，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秦仪贞见张一悟大嚼大咽的样子，笑着说：“革命工作要开展，可身体是本钱啊，看你饿成啥样子了？” 吃过饭后，秦仪贞郑重其事地问：“一悟，这么晚来我家，有啥要紧的事？”张一悟想到刚从济南监狱出狱后，自己重病缠身，弱不禁风的身体若不是秦仪贞他们全家一日三餐，递药送水，洗衣换药的话，就是有十个自己，可能都早已命归黄泉了。有时还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秦仪贞不顾个人安危，将自己频繁地转移到安全地带，并请来名医诊治。尤其是父亲去医院接自己的那一幕如电影一般，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秦仪贞将自己带到父亲面前时，父亲直愣愣望着眼前面色红润的儿子，一把拉住秦仪贞的手，老泪纵横地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和照顾，就不会有我的儿子，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说着双膝跪地……想到这里，张一悟欲言又止。稍停，脸上掠过几分难以言表的神色，摇摇头说：“我今天有事去‘八办’，顺路来看看你。”可细心的秦仪贞依然从张一悟脸上觉察到了什么，临走时便从一个红布包里取出仅有的10块光洋，硬塞进张一悟的手中……
张一悟不知道，从离开“八办”开始，一直到走出秦仪贞家的大门，方震武那双阴险的眼睛始终死死地盯着他。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雪也一阵紧似一阵，此时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已关了门，路上也寻不出行人的足迹，大街小巷呈现出一种冷冷清清的感觉。张一悟在五泉山下的一个当铺前，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店铺的门还没上锁，就推门进去把祖上传下来的“英式”小怀表放在店铺先生的眼前，要当300光洋，店主自然是无利不成交，见张一悟神色焦虑，就狠命压价，只给了120个光洋。
张一悟紧锁的眉头猛然舒展了，一想到几位青年即将能奔赴革命老区，心情不由地愉悦起来，脚步也轻松了许多。他连夜踏上返回榆中的路途……
在去榆中的路上，有个叫马家梁的地方山大沟深，经常有盗匪出没。
当时带着几许欣喜与激动的张一悟，虽对此事早有所闻，可一想到夜半更深，且大雪弥漫，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但革命的警惕性还是促使他将介绍信藏在圆口布鞋里面，加紧了脚步往回赶路。谁料还没走出多远，从路旁的土崖坎下就蹿出几个身穿皮袄、头戴皮帽的家伙，前后夹住了张一悟。
张一悟见状，没加思索地将藏有介绍信的鞋子蹬到路旁的深沟里去了。
原来这伙劫匪装扮的人，正是方震武一手策划的。他们原本迟迟不肯动手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在张一悟身上找到更多的党组织秘密，却没想到只找到了些“共产党的活动经费”。恼羞成怒的方震武一伙人在张一悟身上落下一阵雨点般的拳脚后，悻悻离去。
不知过了多久，被冻醒过来的张一悟咳嗽一声高过一声，似乎要将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一般，在沉寂辽远的穹隆下传得很远很远……过了很长时间，张一悟的咳嗽声才逐渐平息下来。他朝四下望望，远山和天宇折射着冷冷的清辉，透着一片孤寂。他吃力地爬到底沟，从雪地里摸到了鞋，赶紧取出介绍信，紧紧地贴在了胸口上。
等张一悟走进家门时，天已经放亮了。可他顾不上休息，急匆匆地寻觅家中可以变卖的东西，寻来找去，家中最多最值钱的也就莫过于一些报刊书籍了，可他跑了好多家当铺，当铺老板一见书刊，就翻翻眼不再吱声。正当张一悟一筹莫展之际，一家药店的郎中看中了张一悟的部分手抄医药册集，张一悟忍痛割爱，最终以90个光洋成交。
送别的那个早晨，李屏堂闻讯送来了一袋炒面，秦仪贞送来了几样药品。望着司国权等革命青年朝着老区方向渐行渐远的背影，张一悟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