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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舟曲县城已经不适合作为永久的安置地。一定要避开沟口，绝对不能再住人了。”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滑坡专委会主任乔建平的这句话，或许会让一些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两年以前，汶川大地震之后，专家对于重创后的北川就是定论“绝对不能再住人了”。
北川能得以异地重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受灾太重；北川老县城在断裂带上，地方局促、狭小，从发展的安全角度来讲，不适合大规模城市建设。
而提议舟曲异地重建，则只需要一个关键性因素：悬在舟曲头顶还有数千万立方米的、随时可以形成超级泥石流的松散岩石物质，决定了舟曲原地重建的危险。成都山地所的研究证明，这个地方的危险处不是一点，而是一个灾害链。
“舟曲要不要在原址重建?现在大方向国家也没定。国家要求我们所10月中旬就得出来结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城市与区域规划所所长朱波告诉《财经》记者，“但这次，我们一定得等地勘报告完整出来之后，才能给出结论。”
两年前，正是朱波带领的团队规划了北川的异地重建。
北川选址的艰难
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家住建部组织了中规院、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对灾区进行重建规划。
按地级市划分，当时灾区的极重灾区涉及汶川、绵阳、都江堰、德阳四市。朱波教授被任命为绵阳规划组组长，负责包括北川在内的绵阳各市县规划。
北川是很特殊的。北川老县城本身就是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平时的地质灾害就非常频繁，确实不适宜大规模的城镇建设。5月19日，规划组到北川后，虽然当时没有一个官方的明确意见，但是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和现场情况，绵阳市政府、绵阳市规划局和中规院的绵阳规划组都基本达成统一意见：不出意外的话，北川县城将异地重建。因此，朱波一行专家到北川的第一天就开始研究北川新县城的选址问题。
对新县城的选址，规划组第一考虑的是安全；第二要考虑绵阳西部地区的城镇协调发展需求。最佳方案是把北川建在平原上，这样离绵阳主城区就相对较近，满足包括北川在内的绵西地区的城镇协调发展的需求。“一句话，就是要有利于北川的未来长远发展。”
在这两点考虑下，可选的地方并不多。在当初设计选址时，照顾到行政区划调整的方便，有一个备选方案，部分专家认为可以选址在北川最靠近平原的一个镇——擂鼓镇。虽然擂鼓镇本身也是处在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但比起北川县城，擂鼓镇相对开阔。现实中，并不是说有地质灾害就绝对不能有人住。
“选址在擂鼓镇的话，让它仅仅做一个集市的点还好，因为人口规模小，但如果要作为一个新县城，就不合适。”朱波说，擂鼓镇在城镇规划体系里最核心的两个硬指标——城市发展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均不够充分。
中规院绵阳规划组的选址报告耗时一个多月，在2008年7月初完成，之后就是层层上报。由于涉及异常复杂的行政区划调整，至2009年2月11日，民政部才正式批复北川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将新县城选定在老县城之外将近30公里的安昌。
北川作为当时灾区里惟一一个异地重建的县，做了一定的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调整改变了北川未来发展的很多因素，调整行政区划后，北川的发展空间扩大，与它所属的绵阳市主城区的空间距离更近，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对全北川县有体系上的影响。“大地震破坏了一个乡村的发展，重建本身也是促进乡村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比如说道路、医疗、文教等公共服务设施都可能因为重建而提升。”
舟曲没有选择?
朱波认为，舟曲县城在两平方公里内居住了四五万人，太密集了，和他们的城市规划有冲突。但在中国西部那些生态脆弱、交通很不发达、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城市化是大的方向，“他不去县城聚集又去哪”?
在这样的情况下，舟曲的重建选址，其影响还将远远超出县城居民，覆盖到周围山区农村。
“像舟曲这样的城市，保证一定的城市规模和灾害避让是一个矛盾。”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袁昕告诉《财经》记者，人口的繁衍生息导致城市成长，慢慢侵入到一些不安全的区域，是舟曲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现在，重新规划依然要解决这一问题。
舟曲的重建，规划师们还没有完整的思路，“其重建选址比北川还难，它没有北川的条件——北川和安县的交界处就是平原。”北川离绵阳的市中心只有70公里，实际离平原只有10公里。
舟曲离兰州有8个小时车程，离得最近的只有武都县，武都不太可能承载舟曲，其整个县状况与舟曲类似，4000多平方公里全是大山。
往远处搬迁，还必然牵扯到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到行政区划调整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做规划多少年都不愿涉及行政区划。”朱波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北川做行政区划调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朱波介绍说，这次是中科院地理所来做详细的地勘报告，“一定得等地勘报告完整了，有明确的意见之后，中规院才能给出结论。”虽然要等待中科院地理所的地勘报告，但中规所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比如就城市的发展、人口密度，从专业角度去论证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如果最终只能原址重建，避让和防御灾害将成为决定性问题。人类防御的能力有限，避让则与城市发展相矛盾，因此在舟曲，原址重建就得限制城市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争夺空间的关系。”袁昕总结说。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滑坡专委会主任乔建平的这句话，或许会让一些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两年以前，汶川大地震之后，专家对于重创后的北川就是定论“绝对不能再住人了”。
北川能得以异地重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受灾太重；北川老县城在断裂带上，地方局促、狭小，从发展的安全角度来讲，不适合大规模城市建设。
而提议舟曲异地重建，则只需要一个关键性因素：悬在舟曲头顶还有数千万立方米的、随时可以形成超级泥石流的松散岩石物质，决定了舟曲原地重建的危险。成都山地所的研究证明，这个地方的危险处不是一点，而是一个灾害链。
“舟曲要不要在原址重建?现在大方向国家也没定。国家要求我们所10月中旬就得出来结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城市与区域规划所所长朱波告诉《财经》记者，“但这次，我们一定得等地勘报告完整出来之后，才能给出结论。”
两年前，正是朱波带领的团队规划了北川的异地重建。
北川选址的艰难
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家住建部组织了中规院、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机构，对灾区进行重建规划。
按地级市划分，当时灾区的极重灾区涉及汶川、绵阳、都江堰、德阳四市。朱波教授被任命为绵阳规划组组长，负责包括北川在内的绵阳各市县规划。
北川是很特殊的。北川老县城本身就是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平时的地质灾害就非常频繁，确实不适宜大规模的城镇建设。5月19日，规划组到北川后，虽然当时没有一个官方的明确意见，但是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和现场情况，绵阳市政府、绵阳市规划局和中规院的绵阳规划组都基本达成统一意见：不出意外的话，北川县城将异地重建。因此，朱波一行专家到北川的第一天就开始研究北川新县城的选址问题。
对新县城的选址，规划组第一考虑的是安全；第二要考虑绵阳西部地区的城镇协调发展需求。最佳方案是把北川建在平原上，这样离绵阳主城区就相对较近，满足包括北川在内的绵西地区的城镇协调发展的需求。“一句话，就是要有利于北川的未来长远发展。”
在这两点考虑下，可选的地方并不多。在当初设计选址时，照顾到行政区划调整的方便，有一个备选方案，部分专家认为可以选址在北川最靠近平原的一个镇——擂鼓镇。虽然擂鼓镇本身也是处在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但比起北川县城，擂鼓镇相对开阔。现实中，并不是说有地质灾害就绝对不能有人住。
“选址在擂鼓镇的话，让它仅仅做一个集市的点还好，因为人口规模小，但如果要作为一个新县城，就不合适。”朱波说，擂鼓镇在城镇规划体系里最核心的两个硬指标——城市发展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均不够充分。
中规院绵阳规划组的选址报告耗时一个多月，在2008年7月初完成，之后就是层层上报。由于涉及异常复杂的行政区划调整，至2009年2月11日，民政部才正式批复北川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将新县城选定在老县城之外将近30公里的安昌。
北川作为当时灾区里惟一一个异地重建的县，做了一定的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调整改变了北川未来发展的很多因素，调整行政区划后，北川的发展空间扩大，与它所属的绵阳市主城区的空间距离更近，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对全北川县有体系上的影响。“大地震破坏了一个乡村的发展，重建本身也是促进乡村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比如说道路、医疗、文教等公共服务设施都可能因为重建而提升。”
舟曲没有选择?
朱波认为，舟曲县城在两平方公里内居住了四五万人，太密集了，和他们的城市规划有冲突。但在中国西部那些生态脆弱、交通很不发达、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城市化是大的方向，“他不去县城聚集又去哪”?
在这样的情况下，舟曲的重建选址，其影响还将远远超出县城居民，覆盖到周围山区农村。
“像舟曲这样的城市，保证一定的城市规模和灾害避让是一个矛盾。”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袁昕告诉《财经》记者，人口的繁衍生息导致城市成长，慢慢侵入到一些不安全的区域，是舟曲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现在，重新规划依然要解决这一问题。
舟曲的重建，规划师们还没有完整的思路，“其重建选址比北川还难，它没有北川的条件——北川和安县的交界处就是平原。”北川离绵阳的市中心只有70公里，实际离平原只有10公里。
舟曲离兰州有8个小时车程，离得最近的只有武都县，武都不太可能承载舟曲，其整个县状况与舟曲类似，4000多平方公里全是大山。
往远处搬迁，还必然牵扯到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到行政区划调整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做规划多少年都不愿涉及行政区划。”朱波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北川做行政区划调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朱波介绍说，这次是中科院地理所来做详细的地勘报告，“一定得等地勘报告完整了，有明确的意见之后，中规院才能给出结论。”虽然要等待中科院地理所的地勘报告，但中规所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比如就城市的发展、人口密度，从专业角度去论证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如果最终只能原址重建，避让和防御灾害将成为决定性问题。人类防御的能力有限，避让则与城市发展相矛盾，因此在舟曲，原址重建就得限制城市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争夺空间的关系。”袁昕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