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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文化的危机”问题成了文化界和学术界以及大众传播媒介普遍感兴趣的话题。这场关于“文化危机”的讨论是由如下几本书的出版而引起的：阿兰·芬基尔克洛(Alain Finkielkraut)的《思想的失误》(La DéfaitedeLaPensée)；米歇尔·昂利(MichelHenry)的《论野蛮》(LaBarbarie)；意大利哲学家吉阿利·瓦蒂漠(GianniVattimo)的《现代性的终结》(LaFindeLaModernité)；贝尔纳—昂利·列维(BernardHenriLevy)的《知识分子赞辞》(Eloge desIntellectuels)；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阿兰·布鲁漠(AllanBllom)的《松弛的灵魂——论普通文化的衰落》(L’AmeDésarmé)，等。这些作者中有哲学家、有作家、有教授，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不尽一致，侧重点也不相同，但他们的主旨都在于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危机”进行反思与批评。在他们的著作中，出现最多的两个术语便是“文化”和“危机”。一时间，真给人一种西方现代文化已濒临“世界末日”之感。但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为现代西方文化进行辩解。笔者对此很感兴趣。这里略作绍介，以飨国内的读书界。
知识分子的危机
贝尔纳—昂利·列维是七十年代末兴起的短命的“新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写的《知识分子赞辞》一书指出了作为文化的“高级工程师”的知识分子在当前西方世界所发生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他提出了“第三类知识分子”的概念。
昂利断定，目前西方的知识分子处于一个“黑暗的时期”，“经受着一场沉闷的、说不清楚的、令人窒息的危机”。知识分子的危机表现在：面对着商业明星、歌星、体育和电影名星以及政客，知识分子的知名度及其在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相形见绌；真正的知识分子(如伏尔泰、左拉、福柯等)的地位逐渐被笑剧演员和探险作家(如Renaud与Simenon等)所替代。
知识分子是怎样会陷入目前这种窘境而发生了“危机”呢？列维认为，是由于为知识分子提供思考材料、使知识分子能干预国家、社会与政治的“环境或条件已经开始消失，我们所立足的基地正在坍塌”。具体说来，就是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下这些与知识分子息息相关的“条件”或“基地”正在消失：一、理性的消失；二、真理的消失；三、正义的消失；四、价值的消失；五、尊严感的消失，等等。从西语“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词源上讲，它意即：“上帝的宠儿”，但由于现代社会中如上这些滋育知识分子的条件已经或正在消失，所以“知识分子正在变成不可能的”。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t)曾断言：人作为人文科学的对象与主体象海边的沙人一样正在消失掉，“人死了”(见福柯《词与物》，伽利玛版，巴黎，第398页)；列维断言：知识分子也正在以这种方式“慢慢地死去”。
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来看，列维认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正式开始于一九七九年萨特与阿隆的相会与和好(那一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为解决一艘越南难民船的问题特邀哲学家萨特和阿隆到爱丽舍总统府进行公开讨论，萨特是法国知识分子中有名的左派，阿隆是右派，他们青年时代是同学与朋友，后来成为论敌。——作者注)。从此以后，持不同政见与学术观点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愿意争论了，大家都苟且着表面和好了；但列维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争论。知识分子是争论的实践本身”，不争论就没有民主可言，就没有知识分子存在的余地。由于萨特与阿隆和好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几乎停止了争辩，所以法国的知识分子“自己为自己凿了陷阱。自己使自己贬了值”。
列维还批评了萨特的“介入”观(Engagement)。萨特主张知识分子只有介入社会政治运动才能发挥作用，他因此批评了诗人波德莱尔对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的冷漠与不介入态度。列维指出，正当的“介入”是好的和必须的，但并非所有的“介入”都是这样，例如二战期间法国有十几名知识分子与纳粹德国“合作”，这种“介入”自然是值得谴责的，所以有的“介入”是“介入的贫困”。再说“介入”也不象萨特所说的只有“政治形式的介入”，“介入”的方式是多样的。在必要的时候，知识分子可以用拒绝“介入”来进行“介入”；作家可以用笔作刀枪而“介入”政治运动，法国文学论理家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便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炸弹，我只知道我的书是炸弹”；好的文学作品总都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这也是一种“介入”，如在卡夫卡、马拉美、福楼拜那里便是这样。
由此出发，列维提出了“第三类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摆脱目前知分子的危机情境(第一类是“介入类”，如萨特，第二类是非介入类，如波德莱尔)。所谓“第三类知识分子”的特征是什么呢？首先，“第三类知识分子”不再“介入”过多，但也不是不“介入”；其次，他不再那么感情用事，而是富于冷静的理性思考；再次，他是怀疑型的，不轻信，在与他认为可取的社会力量联合时仍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第三类知识分子”带有悲观色彩，他认为世界无法满足他的理想，所以他变得实际多了；他不口是心非；“如果他热爱生活，他便热爱生活；……，如果他爱女人，他便爱女人”；他之所以是悲观的，因为他头上的“天空是空虚的”；“第三类知识分子将具有悲剧的意识”；最后，“第三类知识分子”不再那么放任自由，但他仍然坚决地反对独断主义，等等。
知识分子虽不能主宰社会，但他的作用是巨大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城邦中的出现是民主的关键”；相反，“在一个自以为是的国家政权之中是没有知识分子的地位的”。
生为知识分子是不幸的，因为他有远见卓识的计谋，有高瞻远瞩的意识；他又是幸福的，因为他是民主的保障！
科学技术的“野蛮”
米歇尔·昂利的《论野蛮》一书，对科学技术的“野蛮”进行大力地批判，指出科学的“野蛮”是现代“文化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他力图用艺术、伦理、宗教的价值观来对科学的野蛮进行审视。
在该书的开头，昂利便宣称：“我们进入了一个野蛮的时代”。这个“野蛮的时代”肇始于由伽利略开始的近现代科学与技术。伽利略意义上的科学旨在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试图把现实世界“数学模式化”，把人的感性(Sensibilite)和主体性排除出去，因而它是“野蛮的”和“非人性的”；而文化是人的生活(生命)的自我发展(auto-devéloppement)形式。所以，现代科学的“野蛮性”与文化的“主体性”是背道而驰的。作者甚至断言，现代科学的“超级知识”(hypersavoir)的“超级发展”(hyperdéveloppement)引起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危机”，而勿宁说是“文化的乌有化”或“毁灭”。
昂利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一切文化都是关于生活的文化，在生活同时构成文化的主体与对象这两个意义说都是这样的。文化是生活作用于自身的一种行动，通过这种行动生活进行自我改变，它既是自身的改变者又是被改变者。除此之外‘文化’不指称其他任何东西。‘文化’指称生活的自动改变……”昂利认为，从人类历史上说，总是先有文化，野蛮是随后而来的。在没有科学之前，人类已经生存了几十万年，并发展着自己的文化，所以，“从本源上说和从自身上说，文化与科学无关，也丝毫不是从科学中发展出来的”，这是“第一真理”。
关于生活的知识不是一种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自我体验”、“自动发生情感”，艺术、审美、伦理等关于人的主体性与价值的学科便是这样的。
而伽利略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知识则不然，它以客观性抹杀主体性、以理性抹杀感性、以数学的普遍性抹杀人的生活的特殊性。因此，科学与文化是必然对立的：“科学知识的超级发展与文化的萎缩、与文化在某些领域或一切领域中的退化是联在一起的；科学知识的进步，是文化的毁灭”。
按照昂利的逻辑，现时代是科学技术昌盛的时代，因而也是文化衰灭的时代。
昂利真的这样仇视科学技术吗？其实不然。他不是仇视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驳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作的不当的概括和意识形态的利用。他说：“我再说一遍，成问题的不是科学知识本身，而是与之相联的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科学的知识是唯一可能的知识，是应当统辖一切其他知识的知识”。昂利极力反对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概括为“科学技术文化”。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威力是相对的，只有它有利于人的生活时才是有效的。我们也应当用“艺术的标准来衡量评判科学”。一个社会光靠科学技术是不行的。“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艺术、没有伦理、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在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昂利对科学的“野蛮性”进行了诘难、反对“科学至上论”，强调文化(关于人类生活的艺术、伦理等)的价值，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我们似乎无法否认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人类文明(文化)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目前，我国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也丝毫离不开科学技术。但怎样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仍是全人类的一大问题。
大学或教育的危机
大学是传授知识、教育人才的“圣地”，是社会民主的“心脏”；大学毫无疑问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现代西方文化的“总危机”也必然地危及到大学以及整个教育体系。
芬基尔克洛与昂利等人从“文化工业”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角度对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作了讨论。芬基尔克洛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逻辑”中，“自由与文化都是通过对需要的满足而进行定义的，它们是不可能来自一种节欲的”；然而，一个人若想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完善的主体，他必须摆脱本能的直接性的满足，而过着一种具有思想性的生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完善的人格主体的培养是格格不入的，教育和学校的危机便由此而来。昂利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由于支配了整个社会与文化领域，因而也浸入了大学，摧毁了大学。技术的世界以两种形式毁灭了大学教育：取消了大学与社会之间应有的功能上的分界线，这个分界线是保证大学成为一个“理想地盘”的关键；这个分界线一旦被冲破，技术便浸入大学的心脏从而使大学作为文化的基地而变成乌有。依照科学技术的“客观性”和“抽象化”的样板，“现代的和‘民主的’大学宣称要保持如下这些价值：即客观性、中立性及‘严密性’，简言之即‘中性’。然而试问：如果没有一种关于价值及其基础的一般理论，没有一种能决定基本选择是否合理、指明明确的目标和规定言行举止的伦理学，我们能够要求某些价值观念吗？”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的教育学，就是电视图象”，就是消费性的交流，传统意义上“授知识教育人”的教育已趋死亡了。
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阿兰·布鲁谟的《松弛的灵魂》一书是专门研究美国大学的危机的。作者认为，现代的美国大学教育，只顾传授给学生一些知识，而不关心学生的人格培养，使多数学生丧失起码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放任自流，整天跳摇摆舞、追求性自由、对社会冷漠无责任感、自我中心主义、孤独、虚空，等等，不一而足。现代大学教育培养的学生大多是“残缺不全的人”。
布鲁谟认为，现代大学的危机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危机。这个危机起源于尼采与海德格尔等人提倡的虚无主义、文化相对论、价值相对论和绝对历史主义；然后又经过法国哲学家们(萨特、福柯、德里达等)的发挥而形成的“消解”理论(déconstruction)，使这场危机更加深刻。
为了消除危机，布鲁谟建议让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学习“一般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善恶、真假、美丑、爱情与死亡的观点，使学生能够赋予人类共同体以正确的生活意义。为此，布鲁谟建议让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学习“古典名著”，因为，“为了获得一般的文化知识，必须阅读一些被公认为有价值的古典著作……；不要把这些古典名著作为历史的产品而抛弃，要象它们的作者所要求的那样去好好地阅读”。布鲁漠也深知他的建议是“不识时务”，无法实施，所以他不时地流露出伤感情绪，而只能以对古典文化的怀念来自慰。
以上我们通过法国新近出版的一些书籍，从几个侧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危机”作了一个鸟瞰。所有这些作者的笔调都是沉郁的、忧黯的；他们笔下的现代西方社会真的成了一个“非文化化”(décultur-ation)的乌鸦与落霞并飞的讽刺图。
实际上，西方文化的危机及其对危机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不少的西方学者对此早就有认识，在本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就认识到：西方的技术发展或许可以使其文明(civilisation)得以苟延，但它的文化(cu1ture)便从此开始衰落。显然施本格勒在文明—物质的方面—与文化—精神、审美、伦理等方面—之间作了区分，我是同意这种划分的，因为它避免了笼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外延过广的弊病)。胡塞尔在他的《欧洲人类的危机与哲学》的讲演中(一九三五年)也指示了欧洲文化的危机性；但他企图用他的现象学哲学来挽救这场危机似乎至今还未被西方现代史所接受。
在上面提及的几位对现代西方文化危机作出思考的学者那里，他们为了为“危机”寻找出路而求助于西方古典文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布鲁谟认为传统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是不能全然抛弃的；列维说：“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依恋欧洲人的伟大的古典价值观”。芬基尔克洛说：“在无知的状态下自由是不可能的”，狄德罗、孔多塞、卢梭、伏尔泰等人教导我们，“如果说自由是一种普遍的权力，那么只有受到过启蒙与明智的人才可以说是自由的”，如此等等。是的，西方文化的这个“失去了的天堂”是值得留恋记忆的，但是，现在想把它搬出来当作后盾以挽救“危机”恐怕是天不适、地不利、人也不依了！
西方文化循着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最终陷入了危机，甚至走向“死亡”(象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真是：它唤出了魔鬼，但它又没有办法对付它(歌德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于巴黎
知识分子的危机
贝尔纳—昂利·列维是七十年代末兴起的短命的“新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写的《知识分子赞辞》一书指出了作为文化的“高级工程师”的知识分子在当前西方世界所发生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他提出了“第三类知识分子”的概念。
昂利断定，目前西方的知识分子处于一个“黑暗的时期”，“经受着一场沉闷的、说不清楚的、令人窒息的危机”。知识分子的危机表现在：面对着商业明星、歌星、体育和电影名星以及政客，知识分子的知名度及其在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相形见绌；真正的知识分子(如伏尔泰、左拉、福柯等)的地位逐渐被笑剧演员和探险作家(如Renaud与Simenon等)所替代。
知识分子是怎样会陷入目前这种窘境而发生了“危机”呢？列维认为，是由于为知识分子提供思考材料、使知识分子能干预国家、社会与政治的“环境或条件已经开始消失，我们所立足的基地正在坍塌”。具体说来，就是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下这些与知识分子息息相关的“条件”或“基地”正在消失：一、理性的消失；二、真理的消失；三、正义的消失；四、价值的消失；五、尊严感的消失，等等。从西语“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词源上讲，它意即：“上帝的宠儿”，但由于现代社会中如上这些滋育知识分子的条件已经或正在消失，所以“知识分子正在变成不可能的”。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t)曾断言：人作为人文科学的对象与主体象海边的沙人一样正在消失掉，“人死了”(见福柯《词与物》，伽利玛版，巴黎，第398页)；列维断言：知识分子也正在以这种方式“慢慢地死去”。
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来看，列维认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正式开始于一九七九年萨特与阿隆的相会与和好(那一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为解决一艘越南难民船的问题特邀哲学家萨特和阿隆到爱丽舍总统府进行公开讨论，萨特是法国知识分子中有名的左派，阿隆是右派，他们青年时代是同学与朋友，后来成为论敌。——作者注)。从此以后，持不同政见与学术观点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愿意争论了，大家都苟且着表面和好了；但列维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争论。知识分子是争论的实践本身”，不争论就没有民主可言，就没有知识分子存在的余地。由于萨特与阿隆和好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几乎停止了争辩，所以法国的知识分子“自己为自己凿了陷阱。自己使自己贬了值”。
列维还批评了萨特的“介入”观(Engagement)。萨特主张知识分子只有介入社会政治运动才能发挥作用，他因此批评了诗人波德莱尔对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的冷漠与不介入态度。列维指出，正当的“介入”是好的和必须的，但并非所有的“介入”都是这样，例如二战期间法国有十几名知识分子与纳粹德国“合作”，这种“介入”自然是值得谴责的，所以有的“介入”是“介入的贫困”。再说“介入”也不象萨特所说的只有“政治形式的介入”，“介入”的方式是多样的。在必要的时候，知识分子可以用拒绝“介入”来进行“介入”；作家可以用笔作刀枪而“介入”政治运动，法国文学论理家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便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炸弹，我只知道我的书是炸弹”；好的文学作品总都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这也是一种“介入”，如在卡夫卡、马拉美、福楼拜那里便是这样。
由此出发，列维提出了“第三类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摆脱目前知分子的危机情境(第一类是“介入类”，如萨特，第二类是非介入类，如波德莱尔)。所谓“第三类知识分子”的特征是什么呢？首先，“第三类知识分子”不再“介入”过多，但也不是不“介入”；其次，他不再那么感情用事，而是富于冷静的理性思考；再次，他是怀疑型的，不轻信，在与他认为可取的社会力量联合时仍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第三类知识分子”带有悲观色彩，他认为世界无法满足他的理想，所以他变得实际多了；他不口是心非；“如果他热爱生活，他便热爱生活；……，如果他爱女人，他便爱女人”；他之所以是悲观的，因为他头上的“天空是空虚的”；“第三类知识分子将具有悲剧的意识”；最后，“第三类知识分子”不再那么放任自由，但他仍然坚决地反对独断主义，等等。
知识分子虽不能主宰社会，但他的作用是巨大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城邦中的出现是民主的关键”；相反，“在一个自以为是的国家政权之中是没有知识分子的地位的”。
生为知识分子是不幸的，因为他有远见卓识的计谋，有高瞻远瞩的意识；他又是幸福的，因为他是民主的保障！
科学技术的“野蛮”
米歇尔·昂利的《论野蛮》一书，对科学技术的“野蛮”进行大力地批判，指出科学的“野蛮”是现代“文化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他力图用艺术、伦理、宗教的价值观来对科学的野蛮进行审视。
在该书的开头，昂利便宣称：“我们进入了一个野蛮的时代”。这个“野蛮的时代”肇始于由伽利略开始的近现代科学与技术。伽利略意义上的科学旨在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试图把现实世界“数学模式化”，把人的感性(Sensibilite)和主体性排除出去，因而它是“野蛮的”和“非人性的”；而文化是人的生活(生命)的自我发展(auto-devéloppement)形式。所以，现代科学的“野蛮性”与文化的“主体性”是背道而驰的。作者甚至断言，现代科学的“超级知识”(hypersavoir)的“超级发展”(hyperdéveloppement)引起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危机”，而勿宁说是“文化的乌有化”或“毁灭”。
昂利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这样的：“一切文化都是关于生活的文化，在生活同时构成文化的主体与对象这两个意义说都是这样的。文化是生活作用于自身的一种行动，通过这种行动生活进行自我改变，它既是自身的改变者又是被改变者。除此之外‘文化’不指称其他任何东西。‘文化’指称生活的自动改变……”昂利认为，从人类历史上说，总是先有文化，野蛮是随后而来的。在没有科学之前，人类已经生存了几十万年，并发展着自己的文化，所以，“从本源上说和从自身上说，文化与科学无关，也丝毫不是从科学中发展出来的”，这是“第一真理”。
关于生活的知识不是一种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自我体验”、“自动发生情感”，艺术、审美、伦理等关于人的主体性与价值的学科便是这样的。
而伽利略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知识则不然，它以客观性抹杀主体性、以理性抹杀感性、以数学的普遍性抹杀人的生活的特殊性。因此，科学与文化是必然对立的：“科学知识的超级发展与文化的萎缩、与文化在某些领域或一切领域中的退化是联在一起的；科学知识的进步，是文化的毁灭”。
按照昂利的逻辑，现时代是科学技术昌盛的时代，因而也是文化衰灭的时代。
昂利真的这样仇视科学技术吗？其实不然。他不是仇视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驳斥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作的不当的概括和意识形态的利用。他说：“我再说一遍，成问题的不是科学知识本身，而是与之相联的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科学的知识是唯一可能的知识，是应当统辖一切其他知识的知识”。昂利极力反对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概括为“科学技术文化”。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威力是相对的，只有它有利于人的生活时才是有效的。我们也应当用“艺术的标准来衡量评判科学”。一个社会光靠科学技术是不行的。“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艺术、没有伦理、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在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昂利对科学的“野蛮性”进行了诘难、反对“科学至上论”，强调文化(关于人类生活的艺术、伦理等)的价值，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我们似乎无法否认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人类文明(文化)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目前，我国要发展自己的文化,也丝毫离不开科学技术。但怎样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仍是全人类的一大问题。
大学或教育的危机
大学是传授知识、教育人才的“圣地”，是社会民主的“心脏”；大学毫无疑问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现代西方文化的“总危机”也必然地危及到大学以及整个教育体系。
芬基尔克洛与昂利等人从“文化工业”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角度对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作了讨论。芬基尔克洛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逻辑”中，“自由与文化都是通过对需要的满足而进行定义的，它们是不可能来自一种节欲的”；然而，一个人若想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完善的主体，他必须摆脱本能的直接性的满足，而过着一种具有思想性的生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完善的人格主体的培养是格格不入的，教育和学校的危机便由此而来。昂利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由于支配了整个社会与文化领域，因而也浸入了大学，摧毁了大学。技术的世界以两种形式毁灭了大学教育：取消了大学与社会之间应有的功能上的分界线，这个分界线是保证大学成为一个“理想地盘”的关键；这个分界线一旦被冲破，技术便浸入大学的心脏从而使大学作为文化的基地而变成乌有。依照科学技术的“客观性”和“抽象化”的样板，“现代的和‘民主的’大学宣称要保持如下这些价值：即客观性、中立性及‘严密性’，简言之即‘中性’。然而试问：如果没有一种关于价值及其基础的一般理论，没有一种能决定基本选择是否合理、指明明确的目标和规定言行举止的伦理学，我们能够要求某些价值观念吗？”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的教育学，就是电视图象”，就是消费性的交流，传统意义上“授知识教育人”的教育已趋死亡了。
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阿兰·布鲁谟的《松弛的灵魂》一书是专门研究美国大学的危机的。作者认为，现代的美国大学教育，只顾传授给学生一些知识，而不关心学生的人格培养，使多数学生丧失起码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放任自流，整天跳摇摆舞、追求性自由、对社会冷漠无责任感、自我中心主义、孤独、虚空，等等，不一而足。现代大学教育培养的学生大多是“残缺不全的人”。
布鲁谟认为，现代大学的危机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危机。这个危机起源于尼采与海德格尔等人提倡的虚无主义、文化相对论、价值相对论和绝对历史主义；然后又经过法国哲学家们(萨特、福柯、德里达等)的发挥而形成的“消解”理论(déconstruction)，使这场危机更加深刻。
为了消除危机，布鲁谟建议让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学习“一般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善恶、真假、美丑、爱情与死亡的观点，使学生能够赋予人类共同体以正确的生活意义。为此，布鲁谟建议让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学习“古典名著”，因为，“为了获得一般的文化知识，必须阅读一些被公认为有价值的古典著作……；不要把这些古典名著作为历史的产品而抛弃，要象它们的作者所要求的那样去好好地阅读”。布鲁漠也深知他的建议是“不识时务”，无法实施，所以他不时地流露出伤感情绪，而只能以对古典文化的怀念来自慰。
以上我们通过法国新近出版的一些书籍，从几个侧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危机”作了一个鸟瞰。所有这些作者的笔调都是沉郁的、忧黯的；他们笔下的现代西方社会真的成了一个“非文化化”(décultur-ation)的乌鸦与落霞并飞的讽刺图。
实际上，西方文化的危机及其对危机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不少的西方学者对此早就有认识，在本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就认识到：西方的技术发展或许可以使其文明(civilisation)得以苟延，但它的文化(cu1ture)便从此开始衰落。显然施本格勒在文明—物质的方面—与文化—精神、审美、伦理等方面—之间作了区分，我是同意这种划分的，因为它避免了笼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外延过广的弊病)。胡塞尔在他的《欧洲人类的危机与哲学》的讲演中(一九三五年)也指示了欧洲文化的危机性；但他企图用他的现象学哲学来挽救这场危机似乎至今还未被西方现代史所接受。
在上面提及的几位对现代西方文化危机作出思考的学者那里，他们为了为“危机”寻找出路而求助于西方古典文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布鲁谟认为传统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是不能全然抛弃的；列维说：“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依恋欧洲人的伟大的古典价值观”。芬基尔克洛说：“在无知的状态下自由是不可能的”，狄德罗、孔多塞、卢梭、伏尔泰等人教导我们，“如果说自由是一种普遍的权力，那么只有受到过启蒙与明智的人才可以说是自由的”，如此等等。是的，西方文化的这个“失去了的天堂”是值得留恋记忆的，但是，现在想把它搬出来当作后盾以挽救“危机”恐怕是天不适、地不利、人也不依了！
西方文化循着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最终陷入了危机，甚至走向“死亡”(象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真是：它唤出了魔鬼，但它又没有办法对付它(歌德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