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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联组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主持。
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的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晓滨、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
辜胜阻委员：
扶贫办刘永富主任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国还有近1亿贫困人口。人大农委的报告表明，2012年中央财政综合性投入接近3000亿元，也就是人均3000元。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戴“小康县”与“贫困县”不同帽子的县之间，得到的待遇差别很大。戴“贫困帽”的县得到了很多资助，一些贫困户存在不实脱贫，主动返贫的等靠要思想，一些地方政府要政绩的时候要“富帽”，要利益的时候争戴“穷帽”，把“贫困帽”当作宝贝，某些甚至打出宣传标语——“热烈祝贺成为贫困县”，这样形成了“贫困—扶贫—贫困依赖—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扶贫工作要提高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性。我的问题是如何打破“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的恶性循环，走出“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让“减贫摘帽”代替“哭穷戴帽”？我国近1亿贫困人口的统计精准性多高？误差率多大？如何改变扶贫工作资源分散、体制分拨、管理分治的碎片化现象，形成扶贫工作的整体合力，提高扶贫的有效性？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谢谢辜胜阻委员。您提的这个问题应该说很重要，也很有代表性，是社会各个方面普遍关心的，也是我们工作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坦率地说，解决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又必须也应该尽快地研究解决。为了便于说清楚，我先把贫困县的有关情况做一个介绍。
1986年我国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国家成立了扶贫领导机构，确定了贫困标准，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包括国家设立了专项扶贫资金，但那个时候的扶贫资金比较少，最开始只有几个亿，后来增加到几十个亿，2001年以后，才增加到100个亿，2013年达到了394亿。
在这27年期间，我们的贫困县也进行了三次调整。首先是1986年国家确定了331个贫困县，当时的标准分为三个层次，都是以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农区年收入低于150元，牧区的低于200元，革命老区的低于300元，这样的县都进入国家贫困县，这个标准确实比较低，当时叫国家贫困县。1994年，我国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贫困县作了第一次调整。以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实行了收入在400元以下的，全部进入；收入超过700元的，全部退出，叫“四进七出”的政策。按全国统计的数据，最后确定了592个贫困县，增加了261个。
到2001年，国家颁布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扶贫纲要”，对贫困县又做了第二次调整。这次调整有两个特点：第一，原来东部六省有33个贫困县，这33个县的指标都让出来了，东部不再确定国家贫困县，都调到中西部省区。第二，西藏自治区作为特殊的扶持区域，整体享受贫困县待遇。贫困县的名称也改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仍然保持592个不变。2009年，将扶贫标准调整为1196元，这是以2008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第三次调整是2011年，我国颁布实施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扶贫纲要”，对重点县进行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也有两个特点：第一，把调整的权限下放到省里，各省按照高的出、低的进，“出一进一”，总量不变的原则，全国调出38个县，调进38个县，总数仍然是592个县。第二，原来的重点县中以前有一些评比，比如“百强县”、“小康县”，全部从贫困县里调出来。这时又把扶贫标准进一步调整为2300元，提高了92%。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帮扶力度的加大，部分重点县特别是资源型重点县发展得很快，一些经济指标已经高于或者是接近全国或本省的平均水平。但是由于重点县扶持政策的含金量比较高，有这么多好事，所以很难退出。客观地讲，在政策上缺乏退出的正向激励效益。反过来说，我们在政策上实际是反向激励，留在里面的好处很多。因为我们确定扶持对象的时候，主要是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县级财政收入、贫困人数来确定的，不退出有好处，退出没有好处。所以一旦当上贫困县，群众不愿意退，干部也不愿意退，客观地讲，干部也不敢退。所以就出现了干部群众普遍不愿意“摘帽”的情况，一些非重点县也想办法哭穷“戴帽”。
对此，我们也进行了分析，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这里除了好处以外，更重要的是政绩观和考核体系的问题。在考核办法中，基本是以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基本没有进入考核体系，做不好没坏处。所以现在客观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虽然一些县的经济指标上去了，但是老百姓得到的好处不明显。一些县虽然很穷，但是县城建得很漂亮，资源主要集中在县城，大街很宽敞、房子很漂亮，县里的中学建得很好，父母去陪读，把县城的房价拉高了，医院建得很好，农民看病至少要到县城去，但是一出县城就比较糟糕了。这些问题和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如果都这样的话，农民怎么办？贫困群众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解决。
经党中央、国务院研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12月18日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从三个方面提出要进行改革。一是改进贫困县的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GDP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成效转变，对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标准，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近日，中央组织部已经发出通知，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安排，我们相信这项工作的开展将引导贫困县，特别是贫困县的领导班子将工作重点转向扶贫。二是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瞄准扶贫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贫困户而不是贫困县，甚至不是贫困乡镇、贫困村。当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倾斜于县、乡、村，但是主要是让老百姓富起来，要瞄准家庭。贫困工作的重心下沉到村、到户，精准识别“扶真贫”、精准帮扶“真扶贫”，精准管理“建机制”。特别是要因地因人制宜，分户分类指导，帮助贫困对象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上一次有一位委员讲了“改授人以鱼变授人以渔”，也就是有捕鱼的本事，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制定重点县退出的正向激励措施。四是开展试点，探索重点县退出机制。 陈光国委员：
我的问题本来是想提给国务院扶贫办的同志，后来考虑到扶贫办同志帮的是最穷的人，做的是最难的事，其中有一难是扶贫办的同志统筹协调很难，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想提给统筹协调能力更强的国家发改委的同志。
《新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明确规定，到2020年要缩小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现在十年规划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三年来，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是在逐步缩小，还是在继续拉大？如果说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原因是什么？准备采用什么样的真功夫和硬措施，来有效地缩小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扭转差距扩大的趋势，以确保在2020年实现扶贫纲要确定的缩差共富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晓滨：
谢谢陈委员。这个问题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新十年扶贫纲要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我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现状所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纲要。从目前的执行情况看，我们的扶贫力度逐年加大，扶贫工作在全党、全社会、全民的共同努力下，也在不断地完成一个又一个攻坚任务，啃掉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所以刚才扶贫办刘永富主任谈到，我们国家的扶贫人口按照新的扶贫标准来看，已经减少到接近一个亿。这在全球的扶贫历史上也是值得赞扬的。
从整体发展看，我们国家的扶贫任务所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巨大的，扶贫资源也是有限的，投入还是不够。有一些自然的、历史的、客观的原因，因为我国主要的贫困地区大多集中在老少边穷，特别是西部地区，条件禀赋不是很好，虽然有资源，但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很大。再者，我国的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三个多民族省份，大部分都处于贫困山区，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扶贫工作的重点。
国家发改委一直把扶贫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我们认真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新十年纲要所规定和确定的远景规模，特别是按照国务院刚刚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每年都在政府投资计划里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倾斜于扶贫工作，包括我们制定了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规划、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计划以及原中央苏区、原革命根据地发展规划，下一步要重点精准地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投入、开发。扶贫工作说到底是要靠政府，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市场、通过各个省区、社会各界共同围绕扶贫计划进行实施，我相信我们所确定的十年扶贫纲要目标一定会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实现。
马志武委员：
我的问题是，中央有关部门有没有考虑加大对特殊贫困地区扶贫攻坚的资金支持。以江西省为例，江西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罗霄山区的扶贫开发，与全国一样得到了中央大力支持，但是任务十分艰巨。这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只比延安革命老区少3146元，比遵义革命老区少1151元，比国务院报告中的扶贫开发重点县人均纯收入4602元还要低，只有4510元，但是这个地区的扶贫配套资金大，因为这个地区山高路陡，以交通为例，国道、省道的等级特别低，安全保障设施特别弱。扶贫开发交通先行，应该说地方政府要配套的仍然有2/3之多，配套不起。尽管计划批了，但无法开工。按照精准扶贫的思路来说，贫困人口假设是1个人一年扶贫1000元，就需要38个亿，但是2013年中央给的地区扶贫总量只有11个亿，地方仍然要配套2/3，如此薄弱的财政状况，怎么实施精准扶贫？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晓滨：
感谢马志武委员。关于您刚才提的问题在我们的扶贫工作当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往往是要求下面配套资金的问题。但是从现在开始，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特殊困难地区，我们要求县以下不再配套资金，这个已经按照计划在执行。刚才您提到的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的情况，我做一个简要回答。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也是苏区精神的主要发源地，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央整个扶贫开发战略的推进，这个地区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原中央苏区特别是赣南地区经济发展还是比较落后，地方财力薄弱，民生问题突出，贫困落后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2011年国家划定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时，赣州18个县市区有11个划入罗霄山片区的扶贫范围，也是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研究制定政策文件与区域规划。2012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组织编制了《罗霄山区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这个规划是2011年至2020年的，目前正在组织编制《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二是建立部级联席会议制度，主要是我们发改委牵头，有33个中央、国务院部门和赣闽粤三省政府组成。三是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中央预算内投入明显加大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支持力度。2012年至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江西省赣州市61亿元，远高于前两年投资安排量，重点用于支持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网升级改造、农村公路建设等。中央财政也加大了补助力度。四是给予特殊支持政策，明确赣州市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投资等方面执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五是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这里有铁路扩能的，有一批铁路在建的，还有并入国家铁路网的，审批立项国家铁路配运专线的，以及机场和公路等等的一些建设。六是推进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按照中央规定，有52个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近期要派出一批司处级干部到当地挂职。下一步，按照中央的有关决策部署，必须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推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发展振兴。一是抓紧编制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二是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有关部门严格落实财税、金融、土地、投资、对口支援等方面的特殊支持。三是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时，赣闽粤三省要继续向原中央苏区倾斜。四是继续推进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所以请马志武委员放心，我们一定会以对老区人民极大的热情，来帮助老区下一步的扶贫攻坚。 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
谢谢马委员的提问。我再补充几句。罗霄山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重点的扶贫地区，刚才介绍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江西大概是11.2亿，与贫困地区的扶贫任务相比，资金确实不够。现在财政对扶贫大概分成几块资金，这里说的11.2亿只是其中一块。我们所说的扶贫资金，最直接的一块主要是由扶贫办、财政部分管，2013年是394个亿，是直接针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应该说是针对性比较强的资金，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专项。
其次，因为从新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陆陆续续对农村尤其是对贫困地区有相当多的一些专项资金，我们叫专项转移支付。实际上这里有非常大的一块是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直接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相关的大概是2996亿，但这是一个大致的匡算，应该比这个数再多一些。这其中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支持，如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强农惠农政策方面大概就1000亿。还有一部分是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低保。实际上低保制度对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直接帮扶的。还有教育对贫困地区的支持，这块也是使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的。这是第二块，其中还有一块是基础设施，可能不能直接增加单个农民的收入，但是对地方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部分，影响稍微间接一点的，也就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现在我们统计680个片区县的财政支出中，上级的转移支付占80%，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占40%。以上三方面构成了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总支持。因此扶贫可能还不仅仅是财政专项扶贫，这是其中很重大的一方面。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知道，即使这些加起来，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扶贫任务和要扶持的贫困人口来说，还是不够的。财政部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继续加大投入，包括加大财政扶贫专项的投入，加大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的投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投入。二是完全靠财政资金单打独斗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更多地撬动社会资金，去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发展经济。三是要把资金用好。现在投入挺多，但有些资金使用效率不太高，需完善机制，提高资金效益。
陈秀榕委员：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困难和挑战。我认为贫困地区脱贫，人的因素至关重要，而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以及民族素质的重要基础。目前，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3.6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力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比男性高19.3个百分点，而且目前孩子辍学现象有所增加。我想了解如何消除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如何解决贫困地区孩子特别是女孩辍学问题，确保女童受到同等的基础教育？同时在提高贫困地区人的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党中央、国务院对妇女儿童发展高度重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把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这一次农村扶贫开发情况的报告也作了强调，我希望了解在今后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如何坚持同等优先的原则，把更加关注妇女儿童这个特殊群众的要求落到实处，使相关的政策措施更加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妇女发展，实现儿童优先？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
感谢陈秀榕委员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集中在怎么消除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和辍学，以及保证妇女儿童的工作，我就这个问题简要回答。第一，关于消除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的问题，这个问题教育部做了一些长期艰苦的工作。如果说做得很扎实，我们还有点差距，但是很辛苦。2007年教育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扫盲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意见中提出到2015年文盲率降到6%以下，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1%左右，并提出全面普及和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遏制新文盲的产生，并提出对15周岁以下的失学儿童，督促家长和监护人返回学校进行义务教育。对15岁至24岁有学习能力的青年文盲，结合生产和生活的实际，进行有效的扫盲措施，也就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对女孩和男孩都是平等的。
在解决文盲的具体措施上，我们首先是突出了实效性，重点放在15岁至2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实行了农村实用技术、家庭理财、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培训，还有家庭教育等方面。二是针对性，我们针对城乡、区域、性别、年龄、民族等不同情况，开展了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教材建设，特别是后续的职业教育教材的建设和教师培训，并开发和编写了比较形象、浅显易懂的远程教育资源，重在脱贫致富的技能培训。但是在边远地区，尤其是大山里，学校的建设和师资水平，以及学费和生活费的困难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这些年的教育扶贫应该说有成效，但是问题确实不少。
在第三方面，我们也在进行脱盲以后的继续教育，我们配合农业部及有关部门开展了几项计划，一是《农村实用人才技术培训计划》，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三是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尤其是片区招生计划。比如说中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招收大山里的孩子，通过中等职业教育转移出来，不分男女，都是同等待遇，每年大概有30多万人。但是往往男孩比女孩出来得多，这里有其特殊情况，比较明显的是甘肃、云南和贵州。这是我回答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怎么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从教育上来解决治本脱贫的问题。我们正在采取和拟采取的主要是六项措施：一是学校工程的建设，我们的片区贫困县有680个，其中有124个县没有中等职业学校，其中包含几个工程：1、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2、中小学远程教育；3、校舍安全工程；4、薄弱学校改造计划；5、中等职业学校建设。众所周知，义务教育辍学率的目标是1.8个百分点，现在还差得较远。 第二，正在实施的义务教育保障经费，通过进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寄宿制提供生活补助费，把大山里的孩子接到寄宿制学校中学习，这两年从整体上看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个别地看，山里没有下来的孩子还是有的，且不少。今后还是要加大这方面的建设，争取从初一以后把他们接下来进行学习。读三年初中、三年中职解决问题。
第三，实行了营养餐改善计划，应该说这个计划对于解决孩子的上学、辍学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两年来，我们每天提供营养餐3块钱，惠及了片区县的3300万孩子，累计投入资金820亿，这项政策的实施使有些孩子从大山里走了出来，因为吃得比较好、学得比较好，对山里的孩子下来读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恢复一批农村的教学点，我们争取保证农村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原则上不住宿，如果有条件的，家长愿意住的就住。去年国务院颁布了一个文件，要求对学校布局调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上学远导致学生辍学。12月4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加大投入，2013年投了200多个亿，还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把优质资源通过远程输入到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得到同样的教育。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是比较多的，比如教师的数量、质量、住所、待遇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现在正在解决。比如教师的数量问题，通过特岗计划，每年安排一批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教学的质量问题，通过免费师范生的培养，正在逐步改善。但是在调研中也发现，免费师范生实际上没有回到最贫困的地区，还是回到县里了，大部分在城里。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采取计划，逐步解决。关于周转宿舍的建设，我们建了420万平方米，使在农村教学的老师有地方住。另外，还有教师补助，到农村教学的教师每个月的补助是500至1000元不等，在新疆南疆地区的农村补助1000元，一年就多给12000元，这样还相对有点吸引力。另外，还有教师职称竞聘，都是作为前置条件来解决农村教师质量和数量不足的问题。
第六，针对贫困地区的情况，我们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也就是国务院12月4日召开的会议已经决定，本届政府结束之后，要把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设施条件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全部解决。还有一个关于儿童纲要的问题，我们会同国家发改委、计生委已经编制了一个《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七年的纲要，因为问题比较多，我们主要是解决健康和教育的问题，本着全程干预、全面保障的原则，针对连片地区的儿童，从出生开始到15岁的，为他们建立一个保障网，到2020年使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整体水平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重点围绕健康、教育两个核心问题，同时兼顾儿童福利，还有新生儿的健康、营养改善、卫生保健、保障教育、特殊困难儿童的教育几个方面，争取通过父母、家庭到学校、政府、社会，建立一个儿童关爱的全覆盖保障网。我们争取做到对贫困地区儿童发展全过程的关注、全过程的关心、全领域的参与和全方面的服务，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体系，使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还能就业，从根本上解决治本脱贫问题。
唐世礼委员：
刘永富主任代表国务院所做的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一方面我认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有的地方发生了显著变化，贫困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领导好、社会主义制度好、改革开放好，由衷地感激党中央和国务院亲切关怀，感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感激对口帮扶单位的无私援助。另一方面，我认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依然形势严峻、任重道远。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要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全面小康是城乡全体人民的小康，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村。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情况报告，到2012年底，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有西藏、甘肃、贵州、新疆、云南和青海六个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省区，其中贵州的贫困发生率为22.5%，较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扶贫开发的任务非常重，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请问，国家将进一步采取哪些措施强力、有效地帮助上述特别困难的地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同步小康的目标？
刘晓滨：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历来是我们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藏、新疆等民族自治区和青海、贵州、云南、甘肃等多民族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民生逐步得到改善，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较好基础。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由于多方面原因，特别是历史、自然和地理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落后的，产业支撑能力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生态保护压力大，区域性贫困问题突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支持上述特殊困难的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这些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组织、编制、起草了一批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了中央政府支持西藏、四省藏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务院还印发了关于云南、贵州等省区以及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经济开发区发展的政策意见。组织编制并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这样一批专门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专项规划。 二，编制西藏和四省藏区、新疆“十二五”规划项目，并推进实施。我们委里组织编制了“十二五”支持西藏和四省藏区，包括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方案。西藏规划方案共安排建设项目226个，项目总投资3305亿元，规划“十二五”投资1931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800亿元。四省藏区规划方案共安排建设项目509个，项目总投资1.03万亿元，规划“十二五”投资5470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是850亿元。新疆规划方案共安排项目330个，项目总投资约1.55万亿元，规划“十二五”投资约1.41万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是1380亿元。目前来看，上述地区“十二五”规划方案正在扎实推进，项目建设进展总体是顺利的。
三，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十二五”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安排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中央预算内投资是321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3.6%，重点支持了一批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社会事业、生态建设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四，给予特殊的支持政策。投资政策方面取消或降低民族地区配套资金比例，提高公益性项目中央投入补助标准。比如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的饮水、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灌区改造等项目，中央的投资比例都在80%以上，不再要求县及县以下配套。在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干部职工待遇等方面，有关部门也对民族地区给予了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口支援工作。首次明确了援藏、援疆、援青工作量化标准，组织编制对口支援规划，明确重点支持项目，“十二五”支持资金分别超出140亿、650亿、48亿。优化调整援疆工作结对关系，将受援地区范围扩大到12个地州和兵团12个师，在国家层面首次启动了发达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对口支援青海藏区工作，目前正在推动建立发达省市对口支援川、甘、滇三省藏区工作机制。
下一步我们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加大对特殊困难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重点是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继续加强对西藏、四省藏区、新疆以及云南、贵州、青海等多民族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细化、实化中央已经明确的各项措施，帮助协调解决突出困难和问题。二是，扎实推进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十二五”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大力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专项规划，确保中央明确的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落到实处。三是，在相关专项建设规划编制调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等工作当中，进一步对贫困程度深的民族地区予以倾斜支持。四是，组织实施好对口援藏、援疆、援青“十二五”规划，抓紧启动实施其他藏区的对口支援工作。
胡静林：
谢谢唐委员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些情况。刚才委员提出西藏、甘肃、贵州等六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区，既是少数民族区，也属于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而且部分地区还属于边境地区，贫困发生率比较高，从扶贫开发来说，也是难中之难，是中央财政扶持的一个重点区域。我们对这几个地方，一方面是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除了正常的以外，中央财政专门设置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也设置了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是专门针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扶持。第二，在专项转移支付中，各部门包括财政部也是向这些地方倾斜的，包括394亿的专项扶贫资金，这些地区相对来说比例还是比较高的。经过国家的转移支付以后，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地区客观上是长期落后的，市场经济不发达，而且山高坡陡、海拔高，所以行政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尽管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然较难改变长期困难的现状，所以对财政来说，继续提高这方面的投入，还是有非常大的任务和责任。
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来说，这六个省区的贫困人口占全国的27.9%，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到这几个省区是40.8%，这其中还有专门的兴边富民资金，还有对新疆的南疆三地州、西藏、四省藏区的资金，以及专门支持四川、云南等地，集中解决老百姓“溜索”出行的一些特殊政策。下一步，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在政策上加大投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财力支持，尤其是县级财力，提升他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从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实际出发，集中解决一些特殊贫困问题。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
我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做一点补充回答。少数民族地区在扶贫开发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全国832个片区县和重点县当中，少数民族县有417个，占到一半以上，特别是这六个省区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2012年底，这六个少数民族地区总人口占到全国的10%左右，但是贫困人口的比例占到全国的近28%，因此，国家在政策上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这六个省区给予了倾斜，比如在重点县确定和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划分的时候，对民族地区和民族县专门增加了权重，给予了倾斜。目前，国家592个重点县当中，上述6个省区有208个，超过三分之一。在扶贫资金分配时也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的因素，2013年，这6个省区的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占到全国的40%。此外，国家民委等相关部门还专门制定了一些规划，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比如制定了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等等。
下一步，我们要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上述六省区的扶贫力度。具体有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继续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在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上，进一步地倾斜。二是，在编制和实施扶贫规划时，继续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重点的扶持，集中力量解决目前存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薄弱等问题。三是，要继续加大社会扶贫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力度。在中央已经确定国家部委和东部地区对口支援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区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定点扶贫和东西协作的帮助工作。在国际扶贫的合作项目中，也将优先考虑和安排在民族地区。 王明雯委员：
扶贫开发是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而扶贫开发工作的开展必须以扶贫对象的准确识别作为前提，这样才能做到精确扶贫，确保扶真贫、真扶贫。国务院扶贫办的报告称，2012年底，农村贫困人口近1亿，并指出这个数据是通过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推算得出的，这就让人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不清楚这个数据是依据什么标准得出的。比如说是农村户籍加人均纯收入2300元，还是其他？是否考虑了返贫人口和城镇化等因素？据有关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57%，而户籍城镇化率是27.7%，人户分离现象非常普遍。但是，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速度必然会加快。据了解，城市每年消化1000万农村人口，而这部分人里，80%都是贫困人口，农民工的迁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并且逐渐成为了城市贫困人口的主力。毫无疑问，城镇化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带来了人口流动的加速和人口构成的变化，势必给农村贫困人口的认定带来困难，给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也对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工作的衔接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的问题是，报告指出的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的数据是否准确？依据的标准是什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如何做到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精确识别和动态管理？如果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份发生变化，他是否还能享受扶贫政策？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工作该如何衔接？谢谢。
刘永富：
谢谢王委员提出这么专业的问题。应该说9899万的贫困人口数，这个大数是准确的，它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基数是农村的人口，也考虑到返贫的人口和城镇化的因素，它是抽样调查的结果，所以一般都是半年以后才能发布。这个基础数据是怎么来的呢？是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我们国家确定的调查范围长期以来是相对固定的，在全国的857个县、7400多个行政村中，每个村中选100户，也就是7400个农户，对他们有关的情况以登记的方法进行。如果真正把农村的数字每年都进行统计汇总，操作起来很难，成本也很高。现行方法应该说是科学的，国际上也普遍使用，每年就按照统计法的规定，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实施。这就是我们确定扶贫人口规模的依据，用于扶贫趋势的分析、减贫效果的评估、贫困分省的比较、扶贫资金的分配，等等。说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并不是说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平均数掩盖了矛盾和问题。社会上有一个说法，说一个穷光蛋、一个张百万，平均50万。这个人1分钱没有，另一个人有100万，但是平均数很高，好像都脱贫了，致富了，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很多贫困人口并没有脱贫。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平均数下掩盖的矛盾和问题。
所以，我们的扶贫工作必须要精准到位，我们做了二三十年，在这个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各地也有一些经验。比如广东的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就是比较好的，我们准备在全国推广。现在我们在精准扶贫上，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顶层设计、总体部署和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同时，客观地讲，在乡村一层，有很多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人员，缺乏必要的开展工作的条件，如果搞统计汇总，就要花很多钱，还要建档立卡，也需要一些经费。特别是全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难以做到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和有效监测。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要求，研究制定国家统一扶贫对象的识别办法，在12月24号全国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汪洋副总理已经做出了部署、提出了要求。
应按照以县为单位，规模控制（这个规模也就是统计局的数），分级负责，动态管理的原则，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精准识别就是基层开展到村、到户的贫困状况调查，并且要建档立卡。精准帮扶，是在分析每家每户致贫原因的基础上，逐户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并且明确责任人抓好落实。因为国家要在贫困村普遍建立帮扶工作队、帮扶工作组，他们就可以承担这方面的任务。精准管理，就是对贫困人口实现动态的管理，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农村扶贫信息系统，总的目的是使稳定脱贫的扶贫对象及时退出，使应该得到扶持的对象及时得到帮扶。
随着“四化”的同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确实对农村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提出了挑战。虽然我们在统计中包括了迁移的人口，但是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大也确实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国家城市和农村的扶贫是分别进行的，所以一旦农村的贫困人口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就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有的人两头占，有的人两头都占不着。二是，农村人进到城市以后，纳入城市的体系，总体上讲水平是往上走的，所以得到的好处是多一些的，问题不大。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会出现，在工作中碰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
王明雯：
据我了解，现在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了，而这些贫困人口除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扶贫方面的政策，所以农村的贫困人口一旦身份发生变化，就进入城市扶贫的范畴，如果生活保障方面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可能会对社会的稳定带来影响。所以我的意思是，下一步怎么样把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衔接起来，因为标准不一样，现在城市扶贫几乎是空白。
刘永富：
这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讲了，也就是你刚才说的问题，我国2亿多流动的农民工，将在今后的城镇化过程中，逐步变为市民。只要能够进入到城市来的，一般来说可能有谋生的手段技能，所以他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另外，我们还实施了就业再就业工程，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城市还有低保。
冯长根委员：
帮穷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听着听着就好奇了。刚才介绍前几年贫困县有300多个，后来标准变了，增加了200多个，我就有了一个问题，最初的300多个是起点相当低的贫困县，绝对贫困的情况要严重一点，后加入的200多个，是提高了贫困识别标准以后加入的。我真正的问题是，扶贫工作做了这几年以后，那300多个县是动都没动，还是好起来了？顺带出来另一个问题，东部地区的贫困县现在已经不提了，但是它的贫困情况还存在，山东也有老区，各省都有国民经济实力最差的县，这些县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各个地方政府是怎么帮的？帮穷要帮到点子上。我有这么一个好奇，谢谢！ 刘永富：
你说得很对，扶贫县是多了一些，主要是因为提高标准。在这几次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了应该有一个退出机制，虽然难但也在退。第一次是2001年退了33个，东部的退出来了。第二次是前年退出了38个。这些退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最早的那些县中的，所以还是有退出机制的。第二个问题，你讲的东部地区的问题，实际上东部地区的扶贫工作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们今天没有介绍。除了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外，还有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比如广东有几十个，福建也有，浙江也有，都有贫困的地方。东部地区给国家的扶贫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发展得快、发展得好，首先他们要帮助西部，每个省都要这样做。
方新委员：
我也接着问一个问题。我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在全国各地有许多野外台站，科学家把科研工作和扶贫结合起来，比如在山东大面积提高盐碱地的产量，从几十斤提高到过千斤。在广西百色探索移民搬迁的模式，把喀斯特地貌研究和山区开发结合。我认为在扶贫政策中，不光要有资金，如果能和科技结合，对于提高生产力和造福人民有直接倍增的效益，不知道在咱们的扶贫政策中，对这方面有什么考虑？第二个问题，从扶贫层面看，扶贫是需要人做的，真正取得实效要有人做，都是常年20年在那奉献，当地的领导在不停地换，而地方的人说扶贫工作的人都是不走的县长，对于扶贫队伍的建设有什么特殊政策？
王国良：
在我们国家制定扶贫战略和政策的时候就把科技扶贫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特别是1986年以来，科技扶贫已经成为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持的政策，科技部是最早派出干部到贫困地区任科技副县长的部委，这个制度在很多地方还在执行，特别是科技部现在还有一大批干部在基层，有的已经在基层待了20多年，在这期间总结探索出很多经验，推出许多科技项目已经在贫困地区推广，其中包括种植业，也包括养殖业。从国家扶贫资金方面专门安排科技扶贫资金，每年通过各省自己报一些科技扶贫的项目，经过专家的评审，进行试点和推广。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但是目前贫困地区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科技含量比较低、科技比较落后、科技人才缺乏的情况，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这也是下一阶段我们要在新的《纲要》实施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科技人才长期在基层从事扶贫工作，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鼓励？目前，我们每年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各部委到下面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像许多部委，比如科技部就曾数次得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年度表彰，下一步准备召开全国社会扶贫大会，对一些做出突出贡献、长期在扶贫地区进行工作的科技人员进行表彰。
刘振伟委员：
这次为了配合常委会审议扶贫开发报告，农委去了六个省进行了调查研究，另外随着分管农委工作的两位副委员长去了九个省，从这九个省反映的情况看，我提一个问题：现在剩下的1亿贫困人口是扶贫工作的硬骨头。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要从主要解决温饱问题向主要解决发展问题转变，因为贫困的区域化特征如今十分明显，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包括生产力的宏观布局，都要向这1亿人口的贫困地区倾斜，要形成合力，共同发力。过去的财政资金主要是解决输血式的扶贫，金融资金主要解决造血式的扶贫，用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金，我们认为能够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的活力，那么，在金融扶贫方面有哪些考虑？这也是地方向调研组提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
扶贫开发工作需要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就是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大头应该有金融投入和社会其他资金的投入。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人民银行和金融部门按照扶贫开发纲要的要求，也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加大了金融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力度。到2013年9月底，832个扶贫重点县，贷款的总余额是2.74万亿，前9个月新增加的是4268亿，贷款的增长速度是17.3%，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整整高出了3个百分点。最近一个调查显示，过去的两年到三年间，贫困地区的银行贷款增长速度都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货币政策的引导。现在在县里面，合作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大银行低5.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低6个百分点，县域的法人金融机构，如果资金很大一部分留在当地，它的准备金利率再低1个百分点。准备金利率降低，相应就增加了金融机构在这个地区的信贷投放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银行还拿出了再贴现、支农再贷款等一些资金，在分配的过程中也向这个地区倾斜。再一个方面，人民银行在搞信贷政策导向效果的评估，如果做得好，也会得到一些奖励。通过这样一些手段，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在县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的工作。第二，这几年财政对农村专门安排扶贫贴息资金是有专项的，到2013年9月底全国的扶贫贴息贷款余额是225亿，增长速度也比较快，现在已经是28.06%了，因此感到金融在扶贫方面还是在积极做工作的，毕竟扶贫开发攻坚战现在已经打响。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金融还要继续加大力度，我们想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第一，深化农村改革，要健全贫困地区金融组织体系。其中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网点要下沉，现在的金融机构有一些鼓励性的政策和风险分担机制，下沉的积极性还是有的。第二个方面，发展一些小型和微型的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贫困村的资金互助组织，这方面现在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快、比较大。第三个方面，通过加强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把电子机具向农村延伸，也能够达到为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目的。
第二，要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方面，首先是专项对农村的支农再贷款，人民银行还要再增加。最近人民银行和有关部委正在研究一份新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围绕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如何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要提出一些新的措施和工作目标。 第三，在工作方法上，我们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原则。所谓两头，金融工作重点可能放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抓大的。围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金融要有配套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另外一个，小的就是针对农户，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使小额信用贷款，也就是不需要更多担保和抵押就能够从银行获得金融服务，对于这些工作我们也有一套办法正在认真去做。通过抓大和抓小能够带动其他农村贫困户进一步发展。
第四，刚才刘委员讲得非常好，扶贫开发工作单靠一个政策不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若干的扶贫产业政策，应该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这样做起来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过去我们的配合有一些经验，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作为金融方面应该主动配合和协调。
第五，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在市场作用下，农村的信贷环境建设，这个方面也希望地方各级政府在培养信用体系，特别是风险分担和担保抵押其他配套性措施方面可以跟进，这样才有利于吸引社会金融上的资金，特别是商业性的金融资金更多地向贫困地区倾斜。
吴晓灵委员：
我想就刚才的金融问题谈一个观点、提一个问题。一个观点是在刚才的回答当中，金融为农村服务的难点其实是“两头”，“一头”是大的农业需要大的资金支持的时候，缺少有效抵押物，其他国家的农村金融能够得到开展，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能够抵押，但是我国的担保法和物权法都规定土地不可以抵押，因而农村的资产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今后在修法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大资金难以进入到农业去。另“一头”是，对于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他们缺少金融服务的毛细血管，他们可以搞信用放款，但是这是需要人去服务的，我不同意大银行机构下沉，大银行应该干大银行的事，合作金融机构应该完成毛细血管要做的事，所以我想，在贫困地区应该更多地发展合作金融，但是真正的合作金融不是我们原来有牌照的那种。
我为这件事在四川做过实验，也对扶贫办和财政部提过一个建议。扶贫办针对贫困村有15万元互助资金，把这笔资金给到贫困村，贫困村的人再入一点股，变成18万，他们就可以在村里互相借贷这18万元，这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财政的钱有限，如果把这18万作为担保基金，作为抵押到信用社贷款，三倍、五倍地放款，这18万就可以变成54万，或者是90多万，就可以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这件事我和扶贫办谈过，他们也不敢作主，说这是财政的钱不能做抵押担保。其实我在四川做这个试验时，财政部办公厅也带着各司局看过结果，但是最后没有形成一个政策。一个是扶贫办允不允许把这个钱用在这里，还有，从信贷制度上往往不支持这种做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我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充分地发挥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用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贫困地区老百姓的资金需求问题？除了财政的钱以外，实际上老百姓还有自己的钱，可以更市场化地把老百姓的钱集合在一起，根植于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把合作社社员的钱集合在一起，到正规的金融机构放款进行抵押，把更多的钱放回来，他们再用。这是培育贷款零售商，村里的互助资金不能对外吸收存款，但是可以从大机构批发资金，作为贷款零售商更好地解决贫困地区老百姓的金融服务问题。
郭庆平：
吴委员是金融专家，她说的都是重要的问题。关于大的方面，要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现在土地经营权、抵押权、担保权实现必须要破解。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人民银行专门围绕两权抵押担保问题，研究具体的操作措施，吴委员刚才也讲要加快修改法律，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尽快摆到议程上来，这对引导金融资金支持扶贫开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有一个问题，刚才说如果要把财政包括扶贫办的资金拿出来做风险抵押担保的话，从金融角度我是赞同的。现在是一个担保资金，至少贷三至五倍的金融资金，这个没有问题。如果政策上大家认为可以把它作为担保资金的话，金融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银行只要有抵押担保，只要有风险分担机制，解除了后顾之忧，银行的资金愿意跟上。
胡静林：
我认为吴委员的问题更像是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认真地进行研究。因为我认为这个提得非常好，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因为制度上有一些限制，对于财政专项资金，主要是怕乱担保造成一些债务风险。将来在制度上，比如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现在我们和扶贫办正在搞互助资金试点，每个村15万，非常有效。我们想一方面把这件事办好，因为现在的规模不太大，先把这件事扎扎实实地加大投入力度，在现有资金条件下把它做大。另一方面，我们会认真地研究刚才吴委员提出的问题，看在制度上能不能进行研究或者是突破，发挥更大的引导效应。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
谢谢吴晓灵委员。刚才吴委员提出了涉及到农村改革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金融资金进入到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这件事农业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也在积极地推进。第一，方向已经明确。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也可以抵押，赋予了其财产权能。现在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发证，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要把承包经营权和农户结合起来，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试点。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提出，明年进一步加大试点，尽快把这件事做好。二是，涉及到法律的修改，即担保法的修改。我们正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共同推动这件事。
第二，最近两年，我们也与相关部门，包括银行、银监会，在做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试点。刚才讲的土地和宅基地上的财产抵押之外，看能不能进一步扩大抵押的财产权的范围和思路。比如说发展权的问题，就是在地面上的物，比如说小麦等农作物，能不能用三年和五年的期权，用于银行资金的抵押，然后用已经得到的收益按照国家另外一个保障，也就是价格的保障进行抵押。这方面也在试点，效果不错，农民也很欢迎。总而言之，金融进入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彭森委员：
扶贫开发是有中国特色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政策，实行20多年来，总体进展效果是好的，但是工作上也确实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刘永富主任向常委会汇报的情况，在政策导向上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政绩化的问题，在资金的投向上，既有投入的不足，也有一些资金没有真正用到扶贫对象上的问题。我们在上个月看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表彰“孝心青年”时，发现有很多8岁到十几岁的少年儿童，因为家里父母离异或者老人生病，被迫辍学，还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我看了非常心痛，这次国务院对扶贫开发工作做了重大的调整，包括对扶贫考核机制做了重大变化，同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问题，要扶真贫、真扶贫，但是这个工作如何落实？刘永富主任在报告中讲到明年要做的重点工程包括水、电、路、气等，但是也存在一些包括特色农业、文化建设、旅游开发的东西，这些东西客气点说不够精准，不客气地说，很容易变成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花架子工程。我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和看待扶贫开发？因为扶贫是目的，开发是手段，我们真正要把最贫困人的生活问题解决好，同时怎么样正确地解决精准扶贫和刚才讲到的农村基础工程建设问题？
刘永富：
这次的部署有六项改革、十项重点工作，这里有一些是新的工作，一些是要进一步加强或者说是突破的。当然，我们还要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以前搞的易地搬迁、就业促进等工作也在继续做。
在做工作的过程中，要贯彻我国的扶贫战略，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以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和特惠政策相配套。比如刚才讲的旅游，很多地方的旅游景点是有季节性的，一年只有半年的时间，如果在这里建五星级的宾馆饭店，成本太高，会赔钱，投资商不干。但如果让就近的农民盖一些房子，搞农家乐，有卫生条件，包括食品卫生、住宿卫生、餐饮安全能够解决的话，来的客人会很多。快的一年赚回投资，慢的两年赚回投资，非常有效，我们在甘肃就做了几百个村，效果很好。
另外，确实需要搞好产业，像甘肃搞的联村联户扶贫，老百姓适合干什么，会干什么，能干什么，就支持他们干什么。我们和农民座谈时他们说了，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自己知道，有的是养猪，有的是养牛，有的是种植药材，有的是种植果树，所以我们帮助他们发展特色产业，我们扶贫的责任就是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开发可能的人。老人、小孩就是该养起来的就养起来，有劳动能力的人，我们就提高他们的技能，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年轻人有文化的出去打工，我们对他们进行培训，岁数大的、没有文化、培训不出来的，给他提供一些服务，出一些思路。
阿不都拉·阿巴斯（全国人大代表）：
我向教育部询问一个问题。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中，大部分学生是从一年级到高中毕业，都和汉族学生一块儿上学，他们的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家标准。但是他们考到内地高校以后，还要继续上两年的语言课，这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一个是到内地上学过程中，国家要给他核拨一笔钱，还要进行两年的语言课教育。对于学校，要安排住宿、吃饭，还要派老师给他上课。再有，考到内地的都是好学生，其中大多来自贫困家庭，他们到内地上学的过程中，家长还要给他寄钱，让他们吃好、学习好，这增加了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些已经达到了国家汉语水平标准的少数民族学生，能不能直接上专业课，这样他们就可以早毕业。如果他们上两年汉语课，与汉族学生比起来就浪费了两年的青春。现在我国需要的就是高水平的人才，如果他们早毕业两年，能为国家早做贡献。十届人大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部长来参加会议，他说回去考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年，还没有考虑好。
鲁昕：
这个问题提的很有现实意义，对于这个问题，确实反映了很多年，我们进行了调查，准备提出三种改革方式：一是，数学、物理、化学能及格的孩子，又学理科的，可以直接不通过预科上大学。二是，孩子自己选择，通过五门预科课程，能够达到及格水平的，可以把两年改成一年。三是，根据民族地区现代产业发展的状况，鼓励民族学生更多地选择现代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学科。
询问进行了2个多小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最后总结说，扶贫是大事，是善心，更是责任，这是一件干不完的事情，也有说不尽的话题，需要不停地探索，需要加倍努力。今天上午的专题询问深化了大家对扶贫开发工作中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有利于推动国务院有针对性地做好下一步工作，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的攻坚战，专题询问发挥了对于推动工作的建设性、促进性作用，应该说达到了预期目的。按照法律规定，专题询问结束后，常委会办公厅要将分组会议审议以及联组会议专题询问中，大家提出的审议意见认真研究，及时汇总，送请国务院进行处理。国务院将对审议意见提出改进措施，并向常委会提出关于研究处理审议意见情况的书面报告。
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的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晓滨、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
辜胜阻委员：
扶贫办刘永富主任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国还有近1亿贫困人口。人大农委的报告表明，2012年中央财政综合性投入接近3000亿元，也就是人均3000元。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戴“小康县”与“贫困县”不同帽子的县之间，得到的待遇差别很大。戴“贫困帽”的县得到了很多资助，一些贫困户存在不实脱贫，主动返贫的等靠要思想，一些地方政府要政绩的时候要“富帽”，要利益的时候争戴“穷帽”，把“贫困帽”当作宝贝，某些甚至打出宣传标语——“热烈祝贺成为贫困县”，这样形成了“贫困—扶贫—贫困依赖—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扶贫工作要提高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性。我的问题是如何打破“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的恶性循环，走出“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让“减贫摘帽”代替“哭穷戴帽”？我国近1亿贫困人口的统计精准性多高？误差率多大？如何改变扶贫工作资源分散、体制分拨、管理分治的碎片化现象，形成扶贫工作的整体合力，提高扶贫的有效性？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谢谢辜胜阻委员。您提的这个问题应该说很重要，也很有代表性，是社会各个方面普遍关心的，也是我们工作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坦率地说，解决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又必须也应该尽快地研究解决。为了便于说清楚，我先把贫困县的有关情况做一个介绍。
1986年我国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国家成立了扶贫领导机构，确定了贫困标准，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包括国家设立了专项扶贫资金，但那个时候的扶贫资金比较少，最开始只有几个亿，后来增加到几十个亿，2001年以后，才增加到100个亿，2013年达到了394亿。
在这27年期间，我们的贫困县也进行了三次调整。首先是1986年国家确定了331个贫困县，当时的标准分为三个层次，都是以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农区年收入低于150元，牧区的低于200元，革命老区的低于300元，这样的县都进入国家贫困县，这个标准确实比较低，当时叫国家贫困县。1994年，我国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贫困县作了第一次调整。以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实行了收入在400元以下的，全部进入；收入超过700元的，全部退出，叫“四进七出”的政策。按全国统计的数据，最后确定了592个贫困县，增加了261个。
到2001年，国家颁布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扶贫纲要”，对贫困县又做了第二次调整。这次调整有两个特点：第一，原来东部六省有33个贫困县，这33个县的指标都让出来了，东部不再确定国家贫困县，都调到中西部省区。第二，西藏自治区作为特殊的扶持区域，整体享受贫困县待遇。贫困县的名称也改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仍然保持592个不变。2009年，将扶贫标准调整为1196元，这是以2008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第三次调整是2011年，我国颁布实施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扶贫纲要”，对重点县进行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也有两个特点：第一，把调整的权限下放到省里，各省按照高的出、低的进，“出一进一”，总量不变的原则，全国调出38个县，调进38个县，总数仍然是592个县。第二，原来的重点县中以前有一些评比，比如“百强县”、“小康县”，全部从贫困县里调出来。这时又把扶贫标准进一步调整为2300元，提高了92%。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帮扶力度的加大，部分重点县特别是资源型重点县发展得很快，一些经济指标已经高于或者是接近全国或本省的平均水平。但是由于重点县扶持政策的含金量比较高，有这么多好事，所以很难退出。客观地讲，在政策上缺乏退出的正向激励效益。反过来说，我们在政策上实际是反向激励，留在里面的好处很多。因为我们确定扶持对象的时候，主要是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县级财政收入、贫困人数来确定的，不退出有好处，退出没有好处。所以一旦当上贫困县，群众不愿意退，干部也不愿意退，客观地讲，干部也不敢退。所以就出现了干部群众普遍不愿意“摘帽”的情况，一些非重点县也想办法哭穷“戴帽”。
对此，我们也进行了分析，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这里除了好处以外，更重要的是政绩观和考核体系的问题。在考核办法中，基本是以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基本没有进入考核体系，做不好没坏处。所以现在客观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虽然一些县的经济指标上去了，但是老百姓得到的好处不明显。一些县虽然很穷，但是县城建得很漂亮，资源主要集中在县城，大街很宽敞、房子很漂亮，县里的中学建得很好，父母去陪读，把县城的房价拉高了，医院建得很好，农民看病至少要到县城去，但是一出县城就比较糟糕了。这些问题和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如果都这样的话，农民怎么办？贫困群众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解决。
经党中央、国务院研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12月18日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从三个方面提出要进行改革。一是改进贫困县的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GDP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成效转变，对限制开发区和生态脆弱的贫困县取消GDP考核，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标准，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近日，中央组织部已经发出通知，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安排，我们相信这项工作的开展将引导贫困县，特别是贫困县的领导班子将工作重点转向扶贫。二是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瞄准扶贫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贫困户而不是贫困县，甚至不是贫困乡镇、贫困村。当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倾斜于县、乡、村，但是主要是让老百姓富起来，要瞄准家庭。贫困工作的重心下沉到村、到户，精准识别“扶真贫”、精准帮扶“真扶贫”，精准管理“建机制”。特别是要因地因人制宜，分户分类指导，帮助贫困对象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上一次有一位委员讲了“改授人以鱼变授人以渔”，也就是有捕鱼的本事，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制定重点县退出的正向激励措施。四是开展试点，探索重点县退出机制。 陈光国委员：
我的问题本来是想提给国务院扶贫办的同志，后来考虑到扶贫办同志帮的是最穷的人，做的是最难的事，其中有一难是扶贫办的同志统筹协调很难，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想提给统筹协调能力更强的国家发改委的同志。
《新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明确规定，到2020年要缩小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现在十年规划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三年来，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是在逐步缩小，还是在继续拉大？如果说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原因是什么？准备采用什么样的真功夫和硬措施，来有效地缩小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扭转差距扩大的趋势，以确保在2020年实现扶贫纲要确定的缩差共富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晓滨：
谢谢陈委员。这个问题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新十年扶贫纲要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我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现状所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纲要。从目前的执行情况看，我们的扶贫力度逐年加大，扶贫工作在全党、全社会、全民的共同努力下，也在不断地完成一个又一个攻坚任务，啃掉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所以刚才扶贫办刘永富主任谈到，我们国家的扶贫人口按照新的扶贫标准来看，已经减少到接近一个亿。这在全球的扶贫历史上也是值得赞扬的。
从整体发展看，我们国家的扶贫任务所面临的困难是非常巨大的，扶贫资源也是有限的，投入还是不够。有一些自然的、历史的、客观的原因，因为我国主要的贫困地区大多集中在老少边穷，特别是西部地区，条件禀赋不是很好，虽然有资源，但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很大。再者，我国的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三个多民族省份，大部分都处于贫困山区，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扶贫工作的重点。
国家发改委一直把扶贫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我们认真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新十年纲要所规定和确定的远景规模，特别是按照国务院刚刚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每年都在政府投资计划里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倾斜于扶贫工作，包括我们制定了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规划、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计划以及原中央苏区、原革命根据地发展规划，下一步要重点精准地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投入、开发。扶贫工作说到底是要靠政府，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市场、通过各个省区、社会各界共同围绕扶贫计划进行实施，我相信我们所确定的十年扶贫纲要目标一定会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实现。
马志武委员：
我的问题是，中央有关部门有没有考虑加大对特殊贫困地区扶贫攻坚的资金支持。以江西省为例，江西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罗霄山区的扶贫开发，与全国一样得到了中央大力支持，但是任务十分艰巨。这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只比延安革命老区少3146元，比遵义革命老区少1151元，比国务院报告中的扶贫开发重点县人均纯收入4602元还要低，只有4510元，但是这个地区的扶贫配套资金大，因为这个地区山高路陡，以交通为例，国道、省道的等级特别低，安全保障设施特别弱。扶贫开发交通先行，应该说地方政府要配套的仍然有2/3之多，配套不起。尽管计划批了，但无法开工。按照精准扶贫的思路来说，贫困人口假设是1个人一年扶贫1000元，就需要38个亿，但是2013年中央给的地区扶贫总量只有11个亿，地方仍然要配套2/3，如此薄弱的财政状况，怎么实施精准扶贫？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晓滨：
感谢马志武委员。关于您刚才提的问题在我们的扶贫工作当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往往是要求下面配套资金的问题。但是从现在开始，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特殊困难地区，我们要求县以下不再配套资金，这个已经按照计划在执行。刚才您提到的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的情况，我做一个简要回答。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也是苏区精神的主要发源地，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央整个扶贫开发战略的推进，这个地区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原中央苏区特别是赣南地区经济发展还是比较落后，地方财力薄弱，民生问题突出，贫困落后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2011年国家划定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时，赣州18个县市区有11个划入罗霄山片区的扶贫范围，也是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研究制定政策文件与区域规划。2012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组织编制了《罗霄山区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这个规划是2011年至2020年的，目前正在组织编制《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二是建立部级联席会议制度，主要是我们发改委牵头，有33个中央、国务院部门和赣闽粤三省政府组成。三是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中央预算内投入明显加大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支持力度。2012年至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江西省赣州市61亿元，远高于前两年投资安排量，重点用于支持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网升级改造、农村公路建设等。中央财政也加大了补助力度。四是给予特殊支持政策，明确赣州市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投资等方面执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五是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这里有铁路扩能的，有一批铁路在建的，还有并入国家铁路网的，审批立项国家铁路配运专线的，以及机场和公路等等的一些建设。六是推进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按照中央规定，有52个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近期要派出一批司处级干部到当地挂职。下一步，按照中央的有关决策部署，必须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推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发展振兴。一是抓紧编制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二是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有关部门严格落实财税、金融、土地、投资、对口支援等方面的特殊支持。三是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时，赣闽粤三省要继续向原中央苏区倾斜。四是继续推进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所以请马志武委员放心，我们一定会以对老区人民极大的热情，来帮助老区下一步的扶贫攻坚。 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
谢谢马委员的提问。我再补充几句。罗霄山脉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重点的扶贫地区，刚才介绍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江西大概是11.2亿，与贫困地区的扶贫任务相比，资金确实不够。现在财政对扶贫大概分成几块资金，这里说的11.2亿只是其中一块。我们所说的扶贫资金，最直接的一块主要是由扶贫办、财政部分管，2013年是394个亿，是直接针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应该说是针对性比较强的资金，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专项。
其次，因为从新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陆陆续续对农村尤其是对贫困地区有相当多的一些专项资金，我们叫专项转移支付。实际上这里有非常大的一块是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直接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相关的大概是2996亿，但这是一个大致的匡算，应该比这个数再多一些。这其中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支持，如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强农惠农政策方面大概就1000亿。还有一部分是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低保。实际上低保制度对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直接帮扶的。还有教育对贫困地区的支持，这块也是使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直接受益的。这是第二块，其中还有一块是基础设施，可能不能直接增加单个农民的收入，但是对地方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部分，影响稍微间接一点的，也就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现在我们统计680个片区县的财政支出中，上级的转移支付占80%，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占40%。以上三方面构成了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总支持。因此扶贫可能还不仅仅是财政专项扶贫，这是其中很重大的一方面。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知道，即使这些加起来，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扶贫任务和要扶持的贫困人口来说，还是不够的。财政部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继续加大投入，包括加大财政扶贫专项的投入，加大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的投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投入。二是完全靠财政资金单打独斗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更多地撬动社会资金，去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发展经济。三是要把资金用好。现在投入挺多，但有些资金使用效率不太高，需完善机制，提高资金效益。
陈秀榕委员：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困难和挑战。我认为贫困地区脱贫，人的因素至关重要，而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以及民族素质的重要基础。目前，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3.6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力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比男性高19.3个百分点，而且目前孩子辍学现象有所增加。我想了解如何消除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如何解决贫困地区孩子特别是女孩辍学问题，确保女童受到同等的基础教育？同时在提高贫困地区人的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党中央、国务院对妇女儿童发展高度重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把对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统一组织、同步实施，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这一次农村扶贫开发情况的报告也作了强调，我希望了解在今后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如何坚持同等优先的原则，把更加关注妇女儿童这个特殊群众的要求落到实处，使相关的政策措施更加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妇女发展，实现儿童优先？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
感谢陈秀榕委员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集中在怎么消除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和辍学，以及保证妇女儿童的工作，我就这个问题简要回答。第一，关于消除贫困地区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的问题，这个问题教育部做了一些长期艰苦的工作。如果说做得很扎实，我们还有点差距，但是很辛苦。2007年教育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扫盲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意见中提出到2015年文盲率降到6%以下，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1%左右，并提出全面普及和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遏制新文盲的产生，并提出对15周岁以下的失学儿童，督促家长和监护人返回学校进行义务教育。对15岁至24岁有学习能力的青年文盲，结合生产和生活的实际，进行有效的扫盲措施，也就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对女孩和男孩都是平等的。
在解决文盲的具体措施上，我们首先是突出了实效性，重点放在15岁至2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实行了农村实用技术、家庭理财、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培训，还有家庭教育等方面。二是针对性，我们针对城乡、区域、性别、年龄、民族等不同情况，开展了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教材建设，特别是后续的职业教育教材的建设和教师培训，并开发和编写了比较形象、浅显易懂的远程教育资源，重在脱贫致富的技能培训。但是在边远地区，尤其是大山里，学校的建设和师资水平，以及学费和生活费的困难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这些年的教育扶贫应该说有成效，但是问题确实不少。
在第三方面，我们也在进行脱盲以后的继续教育，我们配合农业部及有关部门开展了几项计划，一是《农村实用人才技术培训计划》，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三是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尤其是片区招生计划。比如说中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招收大山里的孩子，通过中等职业教育转移出来，不分男女，都是同等待遇，每年大概有30多万人。但是往往男孩比女孩出来得多，这里有其特殊情况，比较明显的是甘肃、云南和贵州。这是我回答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怎么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从教育上来解决治本脱贫的问题。我们正在采取和拟采取的主要是六项措施：一是学校工程的建设，我们的片区贫困县有680个，其中有124个县没有中等职业学校，其中包含几个工程：1、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2、中小学远程教育；3、校舍安全工程；4、薄弱学校改造计划；5、中等职业学校建设。众所周知，义务教育辍学率的目标是1.8个百分点，现在还差得较远。 第二，正在实施的义务教育保障经费，通过进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寄宿制提供生活补助费，把大山里的孩子接到寄宿制学校中学习，这两年从整体上看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个别地看，山里没有下来的孩子还是有的，且不少。今后还是要加大这方面的建设，争取从初一以后把他们接下来进行学习。读三年初中、三年中职解决问题。
第三，实行了营养餐改善计划，应该说这个计划对于解决孩子的上学、辍学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两年来，我们每天提供营养餐3块钱，惠及了片区县的3300万孩子，累计投入资金820亿，这项政策的实施使有些孩子从大山里走了出来，因为吃得比较好、学得比较好，对山里的孩子下来读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恢复一批农村的教学点，我们争取保证农村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原则上不住宿，如果有条件的，家长愿意住的就住。去年国务院颁布了一个文件，要求对学校布局调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上学远导致学生辍学。12月4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加大投入，2013年投了200多个亿，还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把优质资源通过远程输入到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得到同样的教育。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是比较多的，比如教师的数量、质量、住所、待遇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现在正在解决。比如教师的数量问题，通过特岗计划，每年安排一批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教学的质量问题，通过免费师范生的培养，正在逐步改善。但是在调研中也发现，免费师范生实际上没有回到最贫困的地区，还是回到县里了，大部分在城里。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正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采取计划，逐步解决。关于周转宿舍的建设，我们建了420万平方米，使在农村教学的老师有地方住。另外，还有教师补助，到农村教学的教师每个月的补助是500至1000元不等，在新疆南疆地区的农村补助1000元，一年就多给12000元，这样还相对有点吸引力。另外，还有教师职称竞聘，都是作为前置条件来解决农村教师质量和数量不足的问题。
第六，针对贫困地区的情况，我们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也就是国务院12月4日召开的会议已经决定，本届政府结束之后，要把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设施条件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全部解决。还有一个关于儿童纲要的问题，我们会同国家发改委、计生委已经编制了一个《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七年的纲要，因为问题比较多，我们主要是解决健康和教育的问题，本着全程干预、全面保障的原则，针对连片地区的儿童，从出生开始到15岁的，为他们建立一个保障网，到2020年使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整体水平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重点围绕健康、教育两个核心问题，同时兼顾儿童福利，还有新生儿的健康、营养改善、卫生保健、保障教育、特殊困难儿童的教育几个方面，争取通过父母、家庭到学校、政府、社会，建立一个儿童关爱的全覆盖保障网。我们争取做到对贫困地区儿童发展全过程的关注、全过程的关心、全领域的参与和全方面的服务，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体系，使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还能就业，从根本上解决治本脱贫问题。
唐世礼委员：
刘永富主任代表国务院所做的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一方面我认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有的地方发生了显著变化，贫困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领导好、社会主义制度好、改革开放好，由衷地感激党中央和国务院亲切关怀，感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感激对口帮扶单位的无私援助。另一方面，我认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依然形势严峻、任重道远。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要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全面小康是城乡全体人民的小康，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村。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情况报告，到2012年底，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有西藏、甘肃、贵州、新疆、云南和青海六个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省区，其中贵州的贫困发生率为22.5%，较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扶贫开发的任务非常重，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请问，国家将进一步采取哪些措施强力、有效地帮助上述特别困难的地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同步小康的目标？
刘晓滨：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历来是我们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藏、新疆等民族自治区和青海、贵州、云南、甘肃等多民族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民生逐步得到改善，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较好基础。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由于多方面原因，特别是历史、自然和地理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落后的，产业支撑能力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生态保护压力大，区域性贫困问题突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支持上述特殊困难的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这些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组织、编制、起草了一批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了中央政府支持西藏、四省藏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国务院还印发了关于云南、贵州等省区以及新疆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经济开发区发展的政策意见。组织编制并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这样一批专门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专项规划。 二，编制西藏和四省藏区、新疆“十二五”规划项目，并推进实施。我们委里组织编制了“十二五”支持西藏和四省藏区，包括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方案。西藏规划方案共安排建设项目226个，项目总投资3305亿元，规划“十二五”投资1931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800亿元。四省藏区规划方案共安排建设项目509个，项目总投资1.03万亿元，规划“十二五”投资5470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是850亿元。新疆规划方案共安排项目330个，项目总投资约1.55万亿元，规划“十二五”投资约1.41万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是1380亿元。目前来看，上述地区“十二五”规划方案正在扎实推进，项目建设进展总体是顺利的。
三，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十二五”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安排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中央预算内投资是321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3.6%，重点支持了一批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社会事业、生态建设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四，给予特殊的支持政策。投资政策方面取消或降低民族地区配套资金比例，提高公益性项目中央投入补助标准。比如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的饮水、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灌区改造等项目，中央的投资比例都在80%以上，不再要求县及县以下配套。在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干部职工待遇等方面，有关部门也对民族地区给予了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口支援工作。首次明确了援藏、援疆、援青工作量化标准，组织编制对口支援规划，明确重点支持项目，“十二五”支持资金分别超出140亿、650亿、48亿。优化调整援疆工作结对关系，将受援地区范围扩大到12个地州和兵团12个师，在国家层面首次启动了发达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对口支援青海藏区工作，目前正在推动建立发达省市对口支援川、甘、滇三省藏区工作机制。
下一步我们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加大对特殊困难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重点是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继续加强对西藏、四省藏区、新疆以及云南、贵州、青海等多民族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细化、实化中央已经明确的各项措施，帮助协调解决突出困难和问题。二是，扎实推进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十二五”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大力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专项规划，确保中央明确的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落到实处。三是，在相关专项建设规划编制调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等工作当中，进一步对贫困程度深的民族地区予以倾斜支持。四是，组织实施好对口援藏、援疆、援青“十二五”规划，抓紧启动实施其他藏区的对口支援工作。
胡静林：
谢谢唐委员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些情况。刚才委员提出西藏、甘肃、贵州等六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区，既是少数民族区，也属于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而且部分地区还属于边境地区，贫困发生率比较高，从扶贫开发来说，也是难中之难，是中央财政扶持的一个重点区域。我们对这几个地方，一方面是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除了正常的以外，中央财政专门设置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也设置了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是专门针对这些地区的财政扶持。第二，在专项转移支付中，各部门包括财政部也是向这些地方倾斜的，包括394亿的专项扶贫资金，这些地区相对来说比例还是比较高的。经过国家的转移支付以后，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地区客观上是长期落后的，市场经济不发达，而且山高坡陡、海拔高，所以行政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尽管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然较难改变长期困难的现状，所以对财政来说，继续提高这方面的投入，还是有非常大的任务和责任。
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来说，这六个省区的贫困人口占全国的27.9%，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到这几个省区是40.8%，这其中还有专门的兴边富民资金，还有对新疆的南疆三地州、西藏、四省藏区的资金，以及专门支持四川、云南等地，集中解决老百姓“溜索”出行的一些特殊政策。下一步，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在政策上加大投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财力支持，尤其是县级财力，提升他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从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实际出发，集中解决一些特殊贫困问题。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
我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做一点补充回答。少数民族地区在扶贫开发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全国832个片区县和重点县当中，少数民族县有417个，占到一半以上，特别是这六个省区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2012年底，这六个少数民族地区总人口占到全国的10%左右，但是贫困人口的比例占到全国的近28%，因此，国家在政策上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这六个省区给予了倾斜，比如在重点县确定和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划分的时候，对民族地区和民族县专门增加了权重，给予了倾斜。目前，国家592个重点县当中，上述6个省区有208个，超过三分之一。在扶贫资金分配时也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的因素，2013年，这6个省区的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占到全国的40%。此外，国家民委等相关部门还专门制定了一些规划，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比如制定了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等等。
下一步，我们要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上述六省区的扶贫力度。具体有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继续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在资金分配和项目安排上，进一步地倾斜。二是，在编制和实施扶贫规划时，继续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重点的扶持，集中力量解决目前存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薄弱等问题。三是，要继续加大社会扶贫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力度。在中央已经确定国家部委和东部地区对口支援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区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定点扶贫和东西协作的帮助工作。在国际扶贫的合作项目中，也将优先考虑和安排在民族地区。 王明雯委员：
扶贫开发是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而扶贫开发工作的开展必须以扶贫对象的准确识别作为前提，这样才能做到精确扶贫，确保扶真贫、真扶贫。国务院扶贫办的报告称，2012年底，农村贫困人口近1亿，并指出这个数据是通过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推算得出的，这就让人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不清楚这个数据是依据什么标准得出的。比如说是农村户籍加人均纯收入2300元，还是其他？是否考虑了返贫人口和城镇化等因素？据有关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57%，而户籍城镇化率是27.7%，人户分离现象非常普遍。但是，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速度必然会加快。据了解，城市每年消化1000万农村人口，而这部分人里，80%都是贫困人口，农民工的迁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并且逐渐成为了城市贫困人口的主力。毫无疑问，城镇化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带来了人口流动的加速和人口构成的变化，势必给农村贫困人口的认定带来困难，给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也对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工作的衔接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的问题是，报告指出的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的数据是否准确？依据的标准是什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如何做到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精确识别和动态管理？如果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份发生变化，他是否还能享受扶贫政策？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工作该如何衔接？谢谢。
刘永富：
谢谢王委员提出这么专业的问题。应该说9899万的贫困人口数，这个大数是准确的，它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基数是农村的人口，也考虑到返贫的人口和城镇化的因素，它是抽样调查的结果，所以一般都是半年以后才能发布。这个基础数据是怎么来的呢？是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我们国家确定的调查范围长期以来是相对固定的，在全国的857个县、7400多个行政村中，每个村中选100户，也就是7400个农户，对他们有关的情况以登记的方法进行。如果真正把农村的数字每年都进行统计汇总，操作起来很难，成本也很高。现行方法应该说是科学的，国际上也普遍使用，每年就按照统计法的规定，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实施。这就是我们确定扶贫人口规模的依据，用于扶贫趋势的分析、减贫效果的评估、贫困分省的比较、扶贫资金的分配，等等。说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并不是说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平均数掩盖了矛盾和问题。社会上有一个说法，说一个穷光蛋、一个张百万，平均50万。这个人1分钱没有，另一个人有100万，但是平均数很高，好像都脱贫了，致富了，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很多贫困人口并没有脱贫。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平均数下掩盖的矛盾和问题。
所以，我们的扶贫工作必须要精准到位，我们做了二三十年，在这个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各地也有一些经验。比如广东的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就是比较好的，我们准备在全国推广。现在我们在精准扶贫上，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顶层设计、总体部署和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同时，客观地讲，在乡村一层，有很多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人员，缺乏必要的开展工作的条件，如果搞统计汇总，就要花很多钱，还要建档立卡，也需要一些经费。特别是全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难以做到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和有效监测。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要求，研究制定国家统一扶贫对象的识别办法，在12月24号全国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汪洋副总理已经做出了部署、提出了要求。
应按照以县为单位，规模控制（这个规模也就是统计局的数），分级负责，动态管理的原则，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精准识别就是基层开展到村、到户的贫困状况调查，并且要建档立卡。精准帮扶，是在分析每家每户致贫原因的基础上，逐户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并且明确责任人抓好落实。因为国家要在贫困村普遍建立帮扶工作队、帮扶工作组，他们就可以承担这方面的任务。精准管理，就是对贫困人口实现动态的管理，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农村扶贫信息系统，总的目的是使稳定脱贫的扶贫对象及时退出，使应该得到扶持的对象及时得到帮扶。
随着“四化”的同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确实对农村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提出了挑战。虽然我们在统计中包括了迁移的人口，但是人员的流动越来越大也确实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国家城市和农村的扶贫是分别进行的，所以一旦农村的贫困人口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就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有的人两头占，有的人两头都占不着。二是，农村人进到城市以后，纳入城市的体系，总体上讲水平是往上走的，所以得到的好处是多一些的，问题不大。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会出现，在工作中碰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
王明雯：
据我了解，现在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了，而这些贫困人口除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扶贫方面的政策，所以农村的贫困人口一旦身份发生变化，就进入城市扶贫的范畴，如果生活保障方面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可能会对社会的稳定带来影响。所以我的意思是，下一步怎么样把农村扶贫和城市扶贫衔接起来，因为标准不一样，现在城市扶贫几乎是空白。
刘永富：
这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讲了，也就是你刚才说的问题，我国2亿多流动的农民工，将在今后的城镇化过程中，逐步变为市民。只要能够进入到城市来的，一般来说可能有谋生的手段技能，所以他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另外，我们还实施了就业再就业工程，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城市还有低保。
冯长根委员：
帮穷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听着听着就好奇了。刚才介绍前几年贫困县有300多个，后来标准变了，增加了200多个，我就有了一个问题，最初的300多个是起点相当低的贫困县，绝对贫困的情况要严重一点，后加入的200多个，是提高了贫困识别标准以后加入的。我真正的问题是，扶贫工作做了这几年以后，那300多个县是动都没动，还是好起来了？顺带出来另一个问题，东部地区的贫困县现在已经不提了，但是它的贫困情况还存在，山东也有老区，各省都有国民经济实力最差的县，这些县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各个地方政府是怎么帮的？帮穷要帮到点子上。我有这么一个好奇，谢谢！ 刘永富：
你说得很对，扶贫县是多了一些，主要是因为提高标准。在这几次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了应该有一个退出机制，虽然难但也在退。第一次是2001年退了33个，东部的退出来了。第二次是前年退出了38个。这些退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最早的那些县中的，所以还是有退出机制的。第二个问题，你讲的东部地区的问题，实际上东部地区的扶贫工作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们今天没有介绍。除了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外，还有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比如广东有几十个，福建也有，浙江也有，都有贫困的地方。东部地区给国家的扶贫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发展得快、发展得好，首先他们要帮助西部，每个省都要这样做。
方新委员：
我也接着问一个问题。我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在全国各地有许多野外台站，科学家把科研工作和扶贫结合起来，比如在山东大面积提高盐碱地的产量，从几十斤提高到过千斤。在广西百色探索移民搬迁的模式，把喀斯特地貌研究和山区开发结合。我认为在扶贫政策中，不光要有资金，如果能和科技结合，对于提高生产力和造福人民有直接倍增的效益，不知道在咱们的扶贫政策中，对这方面有什么考虑？第二个问题，从扶贫层面看，扶贫是需要人做的，真正取得实效要有人做，都是常年20年在那奉献，当地的领导在不停地换，而地方的人说扶贫工作的人都是不走的县长，对于扶贫队伍的建设有什么特殊政策？
王国良：
在我们国家制定扶贫战略和政策的时候就把科技扶贫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特别是1986年以来，科技扶贫已经成为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持的政策，科技部是最早派出干部到贫困地区任科技副县长的部委，这个制度在很多地方还在执行，特别是科技部现在还有一大批干部在基层，有的已经在基层待了20多年，在这期间总结探索出很多经验，推出许多科技项目已经在贫困地区推广，其中包括种植业，也包括养殖业。从国家扶贫资金方面专门安排科技扶贫资金，每年通过各省自己报一些科技扶贫的项目，经过专家的评审，进行试点和推广。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但是目前贫困地区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科技含量比较低、科技比较落后、科技人才缺乏的情况，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这也是下一阶段我们要在新的《纲要》实施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科技人才长期在基层从事扶贫工作，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鼓励？目前，我们每年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各部委到下面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像许多部委，比如科技部就曾数次得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年度表彰，下一步准备召开全国社会扶贫大会，对一些做出突出贡献、长期在扶贫地区进行工作的科技人员进行表彰。
刘振伟委员：
这次为了配合常委会审议扶贫开发报告，农委去了六个省进行了调查研究，另外随着分管农委工作的两位副委员长去了九个省，从这九个省反映的情况看，我提一个问题：现在剩下的1亿贫困人口是扶贫工作的硬骨头。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要从主要解决温饱问题向主要解决发展问题转变，因为贫困的区域化特征如今十分明显，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包括生产力的宏观布局，都要向这1亿人口的贫困地区倾斜，要形成合力，共同发力。过去的财政资金主要是解决输血式的扶贫，金融资金主要解决造血式的扶贫，用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金，我们认为能够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的活力，那么，在金融扶贫方面有哪些考虑？这也是地方向调研组提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郭庆平：
扶贫开发工作需要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针，就是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不仅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大头应该有金融投入和社会其他资金的投入。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人民银行和金融部门按照扶贫开发纲要的要求，也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加大了金融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力度。到2013年9月底，832个扶贫重点县，贷款的总余额是2.74万亿，前9个月新增加的是4268亿，贷款的增长速度是17.3%，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整整高出了3个百分点。最近一个调查显示，过去的两年到三年间，贫困地区的银行贷款增长速度都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货币政策的引导。现在在县里面，合作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大银行低5.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低6个百分点，县域的法人金融机构，如果资金很大一部分留在当地，它的准备金利率再低1个百分点。准备金利率降低，相应就增加了金融机构在这个地区的信贷投放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银行还拿出了再贴现、支农再贷款等一些资金，在分配的过程中也向这个地区倾斜。再一个方面，人民银行在搞信贷政策导向效果的评估，如果做得好，也会得到一些奖励。通过这样一些手段，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在县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的工作。第二，这几年财政对农村专门安排扶贫贴息资金是有专项的，到2013年9月底全国的扶贫贴息贷款余额是225亿，增长速度也比较快，现在已经是28.06%了，因此感到金融在扶贫方面还是在积极做工作的，毕竟扶贫开发攻坚战现在已经打响。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金融还要继续加大力度，我们想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第一，深化农村改革，要健全贫困地区金融组织体系。其中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网点要下沉，现在的金融机构有一些鼓励性的政策和风险分担机制，下沉的积极性还是有的。第二个方面，发展一些小型和微型的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贫困村的资金互助组织，这方面现在发展的势头也比较快、比较大。第三个方面，通过加强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把电子机具向农村延伸，也能够达到为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目的。
第二，要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方面，首先是专项对农村的支农再贷款，人民银行还要再增加。最近人民银行和有关部委正在研究一份新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围绕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如何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要提出一些新的措施和工作目标。 第三，在工作方法上，我们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原则。所谓两头，金融工作重点可能放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抓大的。围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农村新型经营主体，金融要有配套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另外一个，小的就是针对农户，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使小额信用贷款，也就是不需要更多担保和抵押就能够从银行获得金融服务，对于这些工作我们也有一套办法正在认真去做。通过抓大和抓小能够带动其他农村贫困户进一步发展。
第四，刚才刘委员讲得非常好，扶贫开发工作单靠一个政策不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若干的扶贫产业政策，应该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这样做起来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过去我们的配合有一些经验，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作为金融方面应该主动配合和协调。
第五，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在市场作用下，农村的信贷环境建设，这个方面也希望地方各级政府在培养信用体系，特别是风险分担和担保抵押其他配套性措施方面可以跟进，这样才有利于吸引社会金融上的资金，特别是商业性的金融资金更多地向贫困地区倾斜。
吴晓灵委员：
我想就刚才的金融问题谈一个观点、提一个问题。一个观点是在刚才的回答当中，金融为农村服务的难点其实是“两头”，“一头”是大的农业需要大的资金支持的时候，缺少有效抵押物，其他国家的农村金融能够得到开展，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能够抵押，但是我国的担保法和物权法都规定土地不可以抵押，因而农村的资产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今后在修法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大资金难以进入到农业去。另“一头”是，对于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他们缺少金融服务的毛细血管，他们可以搞信用放款，但是这是需要人去服务的，我不同意大银行机构下沉，大银行应该干大银行的事，合作金融机构应该完成毛细血管要做的事，所以我想，在贫困地区应该更多地发展合作金融，但是真正的合作金融不是我们原来有牌照的那种。
我为这件事在四川做过实验，也对扶贫办和财政部提过一个建议。扶贫办针对贫困村有15万元互助资金，把这笔资金给到贫困村，贫困村的人再入一点股，变成18万，他们就可以在村里互相借贷这18万元，这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财政的钱有限，如果把这18万作为担保基金，作为抵押到信用社贷款，三倍、五倍地放款，这18万就可以变成54万，或者是90多万，就可以发挥财政的杠杆作用。这件事我和扶贫办谈过，他们也不敢作主，说这是财政的钱不能做抵押担保。其实我在四川做这个试验时，财政部办公厅也带着各司局看过结果，但是最后没有形成一个政策。一个是扶贫办允不允许把这个钱用在这里，还有，从信贷制度上往往不支持这种做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我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充分地发挥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用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贫困地区老百姓的资金需求问题？除了财政的钱以外，实际上老百姓还有自己的钱，可以更市场化地把老百姓的钱集合在一起，根植于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把合作社社员的钱集合在一起，到正规的金融机构放款进行抵押，把更多的钱放回来，他们再用。这是培育贷款零售商，村里的互助资金不能对外吸收存款，但是可以从大机构批发资金，作为贷款零售商更好地解决贫困地区老百姓的金融服务问题。
郭庆平：
吴委员是金融专家，她说的都是重要的问题。关于大的方面，要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现在土地经营权、抵押权、担保权实现必须要破解。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人民银行专门围绕两权抵押担保问题，研究具体的操作措施，吴委员刚才也讲要加快修改法律，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尽快摆到议程上来，这对引导金融资金支持扶贫开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有一个问题，刚才说如果要把财政包括扶贫办的资金拿出来做风险抵押担保的话，从金融角度我是赞同的。现在是一个担保资金，至少贷三至五倍的金融资金，这个没有问题。如果政策上大家认为可以把它作为担保资金的话，金融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银行只要有抵押担保，只要有风险分担机制，解除了后顾之忧，银行的资金愿意跟上。
胡静林：
我认为吴委员的问题更像是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认真地进行研究。因为我认为这个提得非常好，也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因为制度上有一些限制，对于财政专项资金，主要是怕乱担保造成一些债务风险。将来在制度上，比如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现在我们和扶贫办正在搞互助资金试点，每个村15万，非常有效。我们想一方面把这件事办好，因为现在的规模不太大，先把这件事扎扎实实地加大投入力度，在现有资金条件下把它做大。另一方面，我们会认真地研究刚才吴委员提出的问题，看在制度上能不能进行研究或者是突破，发挥更大的引导效应。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
谢谢吴晓灵委员。刚才吴委员提出了涉及到农村改革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金融资金进入到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这件事农业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也在积极地推进。第一，方向已经明确。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也可以抵押，赋予了其财产权能。现在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发证，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要把承包经营权和农户结合起来，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试点。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提出，明年进一步加大试点，尽快把这件事做好。二是，涉及到法律的修改，即担保法的修改。我们正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共同推动这件事。
第二，最近两年，我们也与相关部门，包括银行、银监会，在做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试点。刚才讲的土地和宅基地上的财产抵押之外，看能不能进一步扩大抵押的财产权的范围和思路。比如说发展权的问题，就是在地面上的物，比如说小麦等农作物，能不能用三年和五年的期权，用于银行资金的抵押，然后用已经得到的收益按照国家另外一个保障，也就是价格的保障进行抵押。这方面也在试点，效果不错，农民也很欢迎。总而言之，金融进入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彭森委员：
扶贫开发是有中国特色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政策，实行20多年来，总体进展效果是好的，但是工作上也确实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刘永富主任向常委会汇报的情况，在政策导向上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政绩化的问题，在资金的投向上，既有投入的不足，也有一些资金没有真正用到扶贫对象上的问题。我们在上个月看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表彰“孝心青年”时，发现有很多8岁到十几岁的少年儿童，因为家里父母离异或者老人生病，被迫辍学，还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我看了非常心痛，这次国务院对扶贫开发工作做了重大的调整，包括对扶贫考核机制做了重大变化，同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问题，要扶真贫、真扶贫，但是这个工作如何落实？刘永富主任在报告中讲到明年要做的重点工程包括水、电、路、气等，但是也存在一些包括特色农业、文化建设、旅游开发的东西，这些东西客气点说不够精准，不客气地说，很容易变成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花架子工程。我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和看待扶贫开发？因为扶贫是目的，开发是手段，我们真正要把最贫困人的生活问题解决好，同时怎么样正确地解决精准扶贫和刚才讲到的农村基础工程建设问题？
刘永富：
这次的部署有六项改革、十项重点工作，这里有一些是新的工作，一些是要进一步加强或者说是突破的。当然，我们还要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以前搞的易地搬迁、就业促进等工作也在继续做。
在做工作的过程中，要贯彻我国的扶贫战略，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以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和特惠政策相配套。比如刚才讲的旅游，很多地方的旅游景点是有季节性的，一年只有半年的时间，如果在这里建五星级的宾馆饭店，成本太高，会赔钱，投资商不干。但如果让就近的农民盖一些房子，搞农家乐，有卫生条件，包括食品卫生、住宿卫生、餐饮安全能够解决的话，来的客人会很多。快的一年赚回投资，慢的两年赚回投资，非常有效，我们在甘肃就做了几百个村，效果很好。
另外，确实需要搞好产业，像甘肃搞的联村联户扶贫，老百姓适合干什么，会干什么，能干什么，就支持他们干什么。我们和农民座谈时他们说了，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自己知道，有的是养猪，有的是养牛，有的是种植药材，有的是种植果树，所以我们帮助他们发展特色产业，我们扶贫的责任就是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开发可能的人。老人、小孩就是该养起来的就养起来，有劳动能力的人，我们就提高他们的技能，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年轻人有文化的出去打工，我们对他们进行培训，岁数大的、没有文化、培训不出来的，给他提供一些服务，出一些思路。
阿不都拉·阿巴斯（全国人大代表）：
我向教育部询问一个问题。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中，大部分学生是从一年级到高中毕业，都和汉族学生一块儿上学，他们的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家标准。但是他们考到内地高校以后，还要继续上两年的语言课，这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一个是到内地上学过程中，国家要给他核拨一笔钱，还要进行两年的语言课教育。对于学校，要安排住宿、吃饭，还要派老师给他上课。再有，考到内地的都是好学生，其中大多来自贫困家庭，他们到内地上学的过程中，家长还要给他寄钱，让他们吃好、学习好，这增加了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些已经达到了国家汉语水平标准的少数民族学生，能不能直接上专业课，这样他们就可以早毕业。如果他们上两年汉语课，与汉族学生比起来就浪费了两年的青春。现在我国需要的就是高水平的人才，如果他们早毕业两年，能为国家早做贡献。十届人大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部长来参加会议，他说回去考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年，还没有考虑好。
鲁昕：
这个问题提的很有现实意义，对于这个问题，确实反映了很多年，我们进行了调查，准备提出三种改革方式：一是，数学、物理、化学能及格的孩子，又学理科的，可以直接不通过预科上大学。二是，孩子自己选择，通过五门预科课程，能够达到及格水平的，可以把两年改成一年。三是，根据民族地区现代产业发展的状况，鼓励民族学生更多地选择现代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学科。
询问进行了2个多小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最后总结说，扶贫是大事，是善心，更是责任，这是一件干不完的事情，也有说不尽的话题，需要不停地探索，需要加倍努力。今天上午的专题询问深化了大家对扶贫开发工作中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关切，有利于推动国务院有针对性地做好下一步工作，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的攻坚战，专题询问发挥了对于推动工作的建设性、促进性作用，应该说达到了预期目的。按照法律规定，专题询问结束后，常委会办公厅要将分组会议审议以及联组会议专题询问中，大家提出的审议意见认真研究，及时汇总，送请国务院进行处理。国务院将对审议意见提出改进措施，并向常委会提出关于研究处理审议意见情况的书面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