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将至,翻阅北京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的《人民的悼念》摄影画册,发现书里有一幅标语照片似曾相识。该书前言说:“摄影画册——《人民的悼念》,真实地记录了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人民对他的深切悼念和由此而爆发的‘四·五’革命运动。” 那幅照片里的标语内容为:“必须清算‘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血腥镇压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滔天罪行!!五个铁路工人”。照片下是编者加的解说文字:讨伐“四人帮”血腥镇压“四·五”革命运动的标语。仔细辨认标语字迹,三十多年前一段往事涌上心头。
　　“文革”末期,“四人帮”(当时还没有这一称呼)的倒行逆施引起公愤。那时我在北京站东侧北京车辆段当木匠,修火车客车车厢。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全国人民处于极度悲伤之中。“四人帮”一伙却弹冠相庆,下达一系列禁令,压制悼念活动,点燃了人们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清明节成为“火山”爆发的突破口。
　　3月底,北京街头开始出现悼念队伍,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纪念碑前花圈堆积如小山,周围松树上的白色纸花,远望似雪,既寄托哀思,更表达期盼。我每天都到天安门广场去抄写诗词,聆听演讲,感受人民的呼声和力量。3月29日夜至30日,南京邮电学院、南京林学院等多家院校在途经南京的火车车厢外,用不易冲洗的黑油漆刷写了大量声讨“四人帮”的标语,引起极大震动。带有标语的火车一到北京,就被立即拉到北京车辆段进行喷漆遮盖。工人们看到这些标语后心情激动,奔走相告。当领导找人喷漆遮盖时,谁也不愿承担这招人骂的“光荣”任务。无奈之下,只好让有问题的“老右”来干这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4月4日清明节是星期天,当夜大批工人民兵开进天安门广场,不但抓走悼念群众,而且把花圈洗劫一空。4月5日上午,十多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进行抗议。当天下午,我目睹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小楼前汽车被烧和小楼内浓烟四起的情景。晚6点多,我比平日提前离开广场,途经东华门,遇一队执行任务的街道妇女正向故宫午门急行,遇有挡路者,便大声嚷道:“赶快让开,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当夜九点多,悼念群众遭血腥镇压。
　　第二天清晨,我经过天安门,只见广场空空荡荡,地面水迹斑斑,为冲洗广场血迹,有关部门还特意出动了洒水车。刚到段里就接到通知,要求基干民兵立即进驻劳动人民文化宫,随时准备镇压敢于继续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抗议的悼念群众,我作为基干民兵被选入其中,角色转换, 转瞬之间。
　　4月6日下午,北京车辆段100名基干民兵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西门一大厅里休息待命。在单位集合出发前,负责带队的团委书记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如果有事情,会发给你们镐把,冲出门到天安门广场可以放开了打。”底下有人小声接道:“冲出去,我先一镐把你撂倒了再说。”
　　在大厅里闲聊,我对同事说,“咱们去抓谁呀?天安门参加悼念的群众很多都跑到这来了。如果真让抓,咱们不要动手,放他们跑掉。”同事听了频频点头。想到晚上要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起身到外面去找东西避寒。许多执行任务的民兵在公园闲逛,气氛并不紧张。我突然发现有块黑板放在僻静角落,于是拿起就往回走。刚进大厅,同事们一拥而上,都想争得一席之地。我赶紧随黑板一起倒下,总算没白忙活。不一会,就听公园喇叭开始大声广播:“各单位民兵同志请注意,请不要损坏园内公物……”那天晚上风很大,文化宫小卖部屋顶的玻璃钢瓦都被民兵揭下当了垫子,有人还躲到大殿防火水缸里避风。第二天中午我们就撤回单位。事后,段里有位负责运输的司机被评为先进个人,他说,“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简直是耻辱”。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并未随之改变,一段时间甚至成为禁区,而民间要求重新评价的呼声却越来越高。1977年清明将至,天安门广场附近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标语。一天,同在木工班的徐庆束提议,写一张声讨“四人帮”血腥镇压悼念群众的标语,贴到天安门广场附近,表达我们铁路工人的意愿。此举当即得到我及同事邵铨、陈宝仁、刘彦宗的赞同。大家说干就干,找来笔墨纸砚,对标语内容进行商议后,由徐庆束执笔写下文章开头提到的标语内容。虽略显绕嘴,却道出心声。标语写好准备张贴时,刘彦宗害怕惹出是非,打起退堂鼓。同事侯聚会见状便说,“那就把我算上吧,反正还是5个人。”下班后,我们骑车来到天安门附近,把标语贴到公安部对面墙上,旁边立即围过来许多人,有的仔细观看,有的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一声不吭,贴完标语后就迅速离开了。
　　几十年后,才知道这幅标语当时不但被有心人拍了下来,而且还选入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摄影画册,由此引起我以上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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