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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3日下午14-16时左右，北京最大降水量达74毫米，西三环主路被淹，丰益桥下积水水深达1米左右，造成西三环，西四环，南三环，南四环等地区发生大面积拥堵，截至晚22点左右（除丰益桥）方恢复正常。
2011年7月23日下午，北京突降暴雨，最大降水量达到173.2毫米，造成地铁1号线，4号线部分线路雨水倒灌，暂停运营，同时，西二环，西三环，西四环，丰益桥，南四环，南五环发生大面积拥堵，多架航班延误，对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再遇暴雨，北京有谱了》。
2012年7月21日，最大降雨量为541毫米，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64毫米，全市受灾人口190万，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死亡77人。
洪涝，为何总是如此青睐北京？雨中一问：为何不能短信发出预警信息
其实，此次的7·21特大暴雨的预报工作做得较为准确。据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明英介绍，气象部门提前一天就已经预报出了“暴雨”量级。21日当天，北京市气象部门连发5次暴雨预警。
北京市气象局的副局长曲晓波介绍说，这次的暴雨预警，气象部门也同时通过网络、电视、广播以及街道显示屏等途径发布了预警信息。然而，对于一个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95%以上都拥有手机的大城市，却没能实现全市市民的短信通知预警。
曲副局长说，发送短信的基站十分有限，而且人口特别集中，很可能都集中在一个基站覆盖范围内。联通曾经帮气象部门做过测试，一条短信出去之后，一秒钟最快能发出去400条，按照这个速度，全市市民都收到短信要很长时间，如果接收到短信的时候灾害天气已经结束了，预警也就没有意义了。
然而，运营商却对此寄予了否认。据财新网报道，运营商进行全网发送并不存在技术障碍。目前，运营商全网发送短信的速率可以达到5位数级别，即1秒钟之内可以同时发送几万条短信，在短时间内覆盖千万量级的人群。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961.2万。按照1万条/秒发送速率计算，多数市民能够在1小时内接受到预警短信。
另外，北京大学现代通信实验室的陈江副教授也认为，在暴雨来临之际，通过蜂窝短信广播将预警信息送达每位市民，并不存在通信商的技术问题。
在蜂窝通信的短信业务中，除了人们日常使用的“一对一”的方式之外，还有一种称为短信广播的技术，可以向蜂窝内的所有用户同时发送短信。目前手机报等内容，都是使用这种技术来发送的。
国外的一些突发事件（如伦敦地铁爆炸、日本地震警报），都使用过类似方法。而在国内，至少深圳、内蒙古等地，也已经用这种方式向居民提供气象信息等服务了。
这种短信广播的技术和人们常说的群发短信的方式不同，“一次发送，所有手机即时接收”，理论上可以瞬间发送给成千上万的用户。他也表示，在一个蜂窝里发送一次广播短信的成本，其实和发送一条普通短信相差无几。
电信专家付亮对记者说，暴雨、台风、地震等灾害信息属于敏感信息，只有得到官方授权，运营商才能发布。运营商自身没有专业的能力去了解灾情，按照正常的流程，政府相关部门如果需要运营商协作，应该对“灾情到了何种地步、需不需要全网短信预警、何时让运营商预警”等问题有自己的判断之后，再通知运营商去做。
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台长丁德平介绍说，在7月21日当天，手机平台业务共发送出了100多万条预警信息，但却只占到了北京市常住人口的5%。
既然已经有了准确的暴雨预警信息，可仍然发生严重的内涝，北京现有的排水状况究竟怎么了？
雨中二问：现有的排水系统如何
收到预警信息之后，首都机场迅速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案和防汛预案。各交通支大队领导全部上路巡查，7000名交警全警上路，重点加强对高速公路、主要干道、山区道路、场站周边等重点道路和市区主要路口、路段、桥区、交通枢纽及易发生积水的点段的巡逻管控和秩序维护力度。
在7月21日暴雨来临之前，据东方网的消息，针对暴雨时下凹式立交桥常常积水的状况，北京市排水、交通、电力等部门联动，城区90座下凹式立交桥已建立“一桥一预案”，排水、交通、电力等部门，根据桥体的规模、道路结构，制定个性化方案，力保暴雨中立交桥排水通畅，不积水。雨中，公安、交通、排水等部门也可以说是全员上岗。
然而，结果是，依然出现了严重的积水现象。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李海燕等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对北京城区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沉积状况进行了调查。其结果发现，北京市近8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5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50%，个别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65%以上。
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曾表示，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是1到3年一遇，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仅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排水管线能达到5年一遇标准。相对北京，纽约是10至15年一遇，东京是5至10年一遇，巴黎是5年一遇。
因此，当7·21特大暴雨来临时，虽然北京90座下凹式立交桥均已建立排水预案，但城区平均降雨高达225毫米，多处内涝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北京现有的排水系统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标准低，设备老化。
据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给排水专家周玉文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排水多采用苏联的设地球http：//www.diqiuzazhi.com计理念和技术理论。当时建的是小排水管道，按0.5年甚至0.3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一年淹两三次是正常的”。
除了标准低，北京排水系统存在更新慢、老化的问题。据周玉文介绍，目前，北京排水管线仍然包含解放前建成的旧砖沟。此外，一些泵站的电气设备、元器件普遍老化、破损，安全系数和可靠性、灵敏度等大大降低，部分泵站自动化、防爆和通风系统等监测监控设施已无法适应现今行业管理需要。
缺乏长远规划，缺乏人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则认为，国内雨洪管理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排”上，需要逐步转变为“渗、滞、蓄、用、排”，用生态文明观替代工业文明观。另外可通过推广透水铺装、绿地渗蓄、雨水调节池等雨洪利用措施，控制雨水径流量，积极进行初期雨水治理，控制面源污染，保护河湖水环境。 周玉文则认为，由于排水系统建设没能与城市发展同步，使得无法使用电脑系统模拟暴雨来临时哪里会出现积水点，积水量多少。而现如今，只能通过经验，哪里有冒水，就去哪里修复。
他还认为，目前中国高校能培养的也较少，连先进的教科书都没有。中国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缺乏整体协调，缺乏长远规划。
雨中三问：排水系统为何会如此落后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史培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究其原因是城市规划没能遵循原来的自然地理格局。
他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城市规划是追求几何美，规划理念是美观的协调，不是景观的协调，其实城市本身并不存在一圈、两圈、越摊越大的环路型的自然地理格局。
北京暴雨中，积水严重的地方都是把原来的水系网格局改了的地方。
相比之下，西方的城市规划多是按照城市所在地自然景观格局依山傍水而建。我们的城市规划缺乏远见，太不尊重和没有考虑到大城市布局和原来自然地理格局间的协调，从而导致了大城市病的出现，来大雨成水灾，下大雪成雪灾。
例如，在积水严重的莲花桥（今年7月21日暴雨中，积水在莲花桥路面上的长度超过了200米），这里本来就是原来的河网，是相对地势低洼地段，在这样的地势情况下又向下挖了一个下沉式的桥，使此地成为了逢雨必涝的场所之一。
一位熟悉北京地下基础建设、不愿具名的城市排水专家也认为，北京等大型城市的排水系统在建设时标准偏低。但他认为目前限制北京这样的城市地下排水设施建设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资金压力，而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地下空间更多的留给了电力、电信以及地铁等直接关系到GDP的公共设施，留给下水道的空间很小。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显然并未把地下排水设施规划排在投资清单的前列，以北京为例，虽然去年已经遭受了暴雨袭击，但显然，过去一年时间里，市民们并未感受到北京市在城市排水规划和建设上的大规模行动，城市建设依然只是集中在大规模社区、地铁、地上污水处理项目等可见的政绩工程上面，部分城区甚至还在使用着明代修建的排水设施。
近年来，北京城正以“摊大饼”的方式向郊区快速扩张，宽阔的环路、立交桥和巨型社区出现在曾经的远郊区，但城市规划者并未提供有效配套的基础设施，更不用说规划建设超前于城市化的地下排水管网。
城市处于一个网络化连通的关系，没有从平均设防水平提高到特殊地段的设防能力加强，就会导致由于一个地方出问题，通过其网络和枢纽地段的问题而殃及全身。一场大雨好比对一个城市的不同设防水平做了一个统一测验，高的设防水平必然也殃及低的设防水平。比如旧的大院、旧的社区的排水能力弱，大雨来的时候也是专挑薄弱环节打。当然，现在城市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在提高，设防水平也在提高。
雨中四问：拒马河为何突发癫狂
“百年不遇，再宽的泄洪渠也泄不了这么大的洪水。”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反复强调，这场大雨是天灾。但在南韩继村绿茵小镇居民看来，瓦井村和绿茵小镇所受的灾难是六分天灾，四分人祸。
两村所在的周口店镇有“石材之乡”之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有人在此从事石材加工。目前，仅在瓦井村就有50多家石材厂，基本沿着瓦井河而建。这些石材厂很多是个体户。有从业者透露，这里的绝大多数的石材厂都不规范，没有工商登记，没有许可证，一个老板，雇两个工人，从村民那里租一块地就开工了。
为了方便，有些石材厂把边角料随意扔进河道，常年累月下来使河道变浅。记者发现，甚至有一些石材厂干脆在河道上建房，导致河道变窄。瓦井河本并不宽，约三四米，经过多种方式的挤占，窄处仅为一米左右。
绿茵小镇与河堤本有一座围墙相隔，因排洪不畅，当天水流在河道窄处受阻，遂将围墙冲开一个豁口，直奔居民区而去。
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称，去年房山区水务局曾经疏通河道，但是没过多久，又被废石材淤堵。在瓦井河以北，是娄子水河与周口店河，河道也被堵塞，于是三股水流一并冲刷到瓦井村，最终造成了严重灾情。
河道被侵占是普遍现象。号称百里画廊的拒马河畔，由南向北自一渡到十二渡，乃至河北境内的野三坡，平缓的河道边布满鳞次栉比的农家乐、垂钓园。数十米宽的水面，被分割成一块一块。在七渡，一家名为“水上人家”的宾馆筑起堤坝，将拒马河水引流改道，形成景观与垂钓园，而这家宾馆最终也在洪水中损失惨重。
十一渡前头港村村委会主任刘秀华介绍说，十多年前该村在沿河一侧，均为鱼塘、耕地。但现在，私自搭建的农家乐已成气候。
这些自行修建的建筑和堤坝削弱了河道行洪能力，也增加了人员风险。7月22日凌晨4时40分，拒马河洪峰通过十渡镇，镇防汛办还在河畔农家乐内找到一个看守的值班人员，紧急将其带离。“不然肯定没命了。”
2010年，河北省涿州市水利局局长白景华就对媒体表示，拒马河已基本丧失了行洪能力。一旦洪水来袭，千年古城涿州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水政科科长靳昕也称，北京段拒马河河道防洪标准，连一年一遇的标准可能都不到，“1996年以后再无大水，但一旦来洪水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潜在的危险已为人所识，但是无人对拒马河进行养护，十渡镇政府过去曾不定期为河道清淤，却多次在作业中与侵占水面的农家乐产生纠纷，只得暂停了这项工作。
直到今年上半年，十渡镇向房山区上报项目，准备在水利部门的帮助下，对拒马河进行整体清淤，拓宽河道，以便行洪。谁知，还没等项目资金下拨，洪水就先到了。
雨中五问：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北京市早在2006年3月22日就已经出台了《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将主要突发事件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23分类、51种，其中就包括预测与预警、应急响应和后期处理。
但是每次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水灾时，还是没有明显改善，或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对此，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史培军认为应急预案中过多的理论性的、程序性的、普遍性的操作方式难以应对每次灾难个性化的东西，做不到随机应变。
应该建立更为具体和明确的战术性应急预案。
史培军认为，我们的预案都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型的，可以想到大暴雨来时怎么办，但是没想到在晚高峰的时候来一场大暴雨且降落在城市相对低洼的地方该怎么办，每一次的灾难都是不一样的，并且无法预测，而我们已有的应急预案缺乏灵活和细致的考虑。
史培军说，我们在防御极端事件中的防范风险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遇到自然灾害时的反应和认识程度还远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老百姓的防灾意识比日本老百姓差了很远。不懂最基本的概念，在大灾面前，对事情的严峻性估计不够，没有防御风险的基本逻辑，是保命，还是保财产？缺乏最基本的风险防御意识，缺乏在灾难面前逃生的观念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2011年7月23日下午，北京突降暴雨，最大降水量达到173.2毫米，造成地铁1号线，4号线部分线路雨水倒灌，暂停运营，同时，西二环，西三环，西四环，丰益桥，南四环，南五环发生大面积拥堵，多架航班延误，对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再遇暴雨，北京有谱了》。
2012年7月21日，最大降雨量为541毫米，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64毫米，全市受灾人口190万，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死亡77人。
洪涝，为何总是如此青睐北京？雨中一问：为何不能短信发出预警信息
其实，此次的7·21特大暴雨的预报工作做得较为准确。据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明英介绍，气象部门提前一天就已经预报出了“暴雨”量级。21日当天，北京市气象部门连发5次暴雨预警。
北京市气象局的副局长曲晓波介绍说，这次的暴雨预警，气象部门也同时通过网络、电视、广播以及街道显示屏等途径发布了预警信息。然而，对于一个拥有2000万常住人口，95%以上都拥有手机的大城市，却没能实现全市市民的短信通知预警。
曲副局长说，发送短信的基站十分有限，而且人口特别集中，很可能都集中在一个基站覆盖范围内。联通曾经帮气象部门做过测试，一条短信出去之后，一秒钟最快能发出去400条，按照这个速度，全市市民都收到短信要很长时间，如果接收到短信的时候灾害天气已经结束了，预警也就没有意义了。
然而，运营商却对此寄予了否认。据财新网报道，运营商进行全网发送并不存在技术障碍。目前，运营商全网发送短信的速率可以达到5位数级别，即1秒钟之内可以同时发送几万条短信，在短时间内覆盖千万量级的人群。
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961.2万。按照1万条/秒发送速率计算，多数市民能够在1小时内接受到预警短信。
另外，北京大学现代通信实验室的陈江副教授也认为，在暴雨来临之际，通过蜂窝短信广播将预警信息送达每位市民，并不存在通信商的技术问题。
在蜂窝通信的短信业务中，除了人们日常使用的“一对一”的方式之外，还有一种称为短信广播的技术，可以向蜂窝内的所有用户同时发送短信。目前手机报等内容，都是使用这种技术来发送的。
国外的一些突发事件（如伦敦地铁爆炸、日本地震警报），都使用过类似方法。而在国内，至少深圳、内蒙古等地，也已经用这种方式向居民提供气象信息等服务了。
这种短信广播的技术和人们常说的群发短信的方式不同，“一次发送，所有手机即时接收”，理论上可以瞬间发送给成千上万的用户。他也表示，在一个蜂窝里发送一次广播短信的成本，其实和发送一条普通短信相差无几。
电信专家付亮对记者说，暴雨、台风、地震等灾害信息属于敏感信息，只有得到官方授权，运营商才能发布。运营商自身没有专业的能力去了解灾情，按照正常的流程，政府相关部门如果需要运营商协作，应该对“灾情到了何种地步、需不需要全网短信预警、何时让运营商预警”等问题有自己的判断之后，再通知运营商去做。
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台长丁德平介绍说，在7月21日当天，手机平台业务共发送出了100多万条预警信息，但却只占到了北京市常住人口的5%。
既然已经有了准确的暴雨预警信息，可仍然发生严重的内涝，北京现有的排水状况究竟怎么了？
雨中二问：现有的排水系统如何
收到预警信息之后，首都机场迅速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案和防汛预案。各交通支大队领导全部上路巡查，7000名交警全警上路，重点加强对高速公路、主要干道、山区道路、场站周边等重点道路和市区主要路口、路段、桥区、交通枢纽及易发生积水的点段的巡逻管控和秩序维护力度。
在7月21日暴雨来临之前，据东方网的消息，针对暴雨时下凹式立交桥常常积水的状况，北京市排水、交通、电力等部门联动，城区90座下凹式立交桥已建立“一桥一预案”，排水、交通、电力等部门，根据桥体的规模、道路结构，制定个性化方案，力保暴雨中立交桥排水通畅，不积水。雨中，公安、交通、排水等部门也可以说是全员上岗。
然而，结果是，依然出现了严重的积水现象。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李海燕等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对北京城区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沉积状况进行了调查。其结果发现，北京市近8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50%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50%，个别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65%以上。
北京市防汛办主任王毅曾表示，北京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是1到3年一遇，能够适应每小时36到45毫米的降雨，仅天安门广场和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排水管线能达到5年一遇标准。相对北京，纽约是10至15年一遇，东京是5至10年一遇，巴黎是5年一遇。
因此，当7·21特大暴雨来临时，虽然北京90座下凹式立交桥均已建立排水预案，但城区平均降雨高达225毫米，多处内涝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北京现有的排水系统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标准低，设备老化。
据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给排水专家周玉文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排水多采用苏联的设地球http：//www.diqiuzazhi.com计理念和技术理论。当时建的是小排水管道，按0.5年甚至0.3年一遇的标准设计，“一年淹两三次是正常的”。
除了标准低，北京排水系统存在更新慢、老化的问题。据周玉文介绍，目前，北京排水管线仍然包含解放前建成的旧砖沟。此外，一些泵站的电气设备、元器件普遍老化、破损，安全系数和可靠性、灵敏度等大大降低，部分泵站自动化、防爆和通风系统等监测监控设施已无法适应现今行业管理需要。
缺乏长远规划，缺乏人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则认为，国内雨洪管理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排”上，需要逐步转变为“渗、滞、蓄、用、排”，用生态文明观替代工业文明观。另外可通过推广透水铺装、绿地渗蓄、雨水调节池等雨洪利用措施，控制雨水径流量，积极进行初期雨水治理，控制面源污染，保护河湖水环境。 周玉文则认为，由于排水系统建设没能与城市发展同步，使得无法使用电脑系统模拟暴雨来临时哪里会出现积水点，积水量多少。而现如今，只能通过经验，哪里有冒水，就去哪里修复。
他还认为，目前中国高校能培养的也较少，连先进的教科书都没有。中国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缺乏整体协调，缺乏长远规划。
雨中三问：排水系统为何会如此落后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史培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究其原因是城市规划没能遵循原来的自然地理格局。
他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城市规划是追求几何美，规划理念是美观的协调，不是景观的协调，其实城市本身并不存在一圈、两圈、越摊越大的环路型的自然地理格局。
北京暴雨中，积水严重的地方都是把原来的水系网格局改了的地方。
相比之下，西方的城市规划多是按照城市所在地自然景观格局依山傍水而建。我们的城市规划缺乏远见，太不尊重和没有考虑到大城市布局和原来自然地理格局间的协调，从而导致了大城市病的出现，来大雨成水灾，下大雪成雪灾。
例如，在积水严重的莲花桥（今年7月21日暴雨中，积水在莲花桥路面上的长度超过了200米），这里本来就是原来的河网，是相对地势低洼地段，在这样的地势情况下又向下挖了一个下沉式的桥，使此地成为了逢雨必涝的场所之一。
一位熟悉北京地下基础建设、不愿具名的城市排水专家也认为，北京等大型城市的排水系统在建设时标准偏低。但他认为目前限制北京这样的城市地下排水设施建设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资金压力，而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地下空间更多的留给了电力、电信以及地铁等直接关系到GDP的公共设施，留给下水道的空间很小。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显然并未把地下排水设施规划排在投资清单的前列，以北京为例，虽然去年已经遭受了暴雨袭击，但显然，过去一年时间里，市民们并未感受到北京市在城市排水规划和建设上的大规模行动，城市建设依然只是集中在大规模社区、地铁、地上污水处理项目等可见的政绩工程上面，部分城区甚至还在使用着明代修建的排水设施。
近年来，北京城正以“摊大饼”的方式向郊区快速扩张，宽阔的环路、立交桥和巨型社区出现在曾经的远郊区，但城市规划者并未提供有效配套的基础设施，更不用说规划建设超前于城市化的地下排水管网。
城市处于一个网络化连通的关系，没有从平均设防水平提高到特殊地段的设防能力加强，就会导致由于一个地方出问题，通过其网络和枢纽地段的问题而殃及全身。一场大雨好比对一个城市的不同设防水平做了一个统一测验，高的设防水平必然也殃及低的设防水平。比如旧的大院、旧的社区的排水能力弱，大雨来的时候也是专挑薄弱环节打。当然，现在城市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在提高，设防水平也在提高。
雨中四问：拒马河为何突发癫狂
“百年不遇，再宽的泄洪渠也泄不了这么大的洪水。”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反复强调，这场大雨是天灾。但在南韩继村绿茵小镇居民看来，瓦井村和绿茵小镇所受的灾难是六分天灾，四分人祸。
两村所在的周口店镇有“石材之乡”之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有人在此从事石材加工。目前，仅在瓦井村就有50多家石材厂，基本沿着瓦井河而建。这些石材厂很多是个体户。有从业者透露，这里的绝大多数的石材厂都不规范，没有工商登记，没有许可证，一个老板，雇两个工人，从村民那里租一块地就开工了。
为了方便，有些石材厂把边角料随意扔进河道，常年累月下来使河道变浅。记者发现，甚至有一些石材厂干脆在河道上建房，导致河道变窄。瓦井河本并不宽，约三四米，经过多种方式的挤占，窄处仅为一米左右。
绿茵小镇与河堤本有一座围墙相隔，因排洪不畅，当天水流在河道窄处受阻，遂将围墙冲开一个豁口，直奔居民区而去。
瓦井村村委会安姓主任称，去年房山区水务局曾经疏通河道，但是没过多久，又被废石材淤堵。在瓦井河以北，是娄子水河与周口店河，河道也被堵塞，于是三股水流一并冲刷到瓦井村，最终造成了严重灾情。
河道被侵占是普遍现象。号称百里画廊的拒马河畔，由南向北自一渡到十二渡，乃至河北境内的野三坡，平缓的河道边布满鳞次栉比的农家乐、垂钓园。数十米宽的水面，被分割成一块一块。在七渡，一家名为“水上人家”的宾馆筑起堤坝，将拒马河水引流改道，形成景观与垂钓园，而这家宾馆最终也在洪水中损失惨重。
十一渡前头港村村委会主任刘秀华介绍说，十多年前该村在沿河一侧，均为鱼塘、耕地。但现在，私自搭建的农家乐已成气候。
这些自行修建的建筑和堤坝削弱了河道行洪能力，也增加了人员风险。7月22日凌晨4时40分，拒马河洪峰通过十渡镇，镇防汛办还在河畔农家乐内找到一个看守的值班人员，紧急将其带离。“不然肯定没命了。”
2010年，河北省涿州市水利局局长白景华就对媒体表示，拒马河已基本丧失了行洪能力。一旦洪水来袭，千年古城涿州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水政科科长靳昕也称，北京段拒马河河道防洪标准，连一年一遇的标准可能都不到，“1996年以后再无大水，但一旦来洪水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潜在的危险已为人所识，但是无人对拒马河进行养护，十渡镇政府过去曾不定期为河道清淤，却多次在作业中与侵占水面的农家乐产生纠纷，只得暂停了这项工作。
直到今年上半年，十渡镇向房山区上报项目，准备在水利部门的帮助下，对拒马河进行整体清淤，拓宽河道，以便行洪。谁知，还没等项目资金下拨，洪水就先到了。
雨中五问：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北京市早在2006年3月22日就已经出台了《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将主要突发事件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23分类、51种，其中就包括预测与预警、应急响应和后期处理。
但是每次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水灾时，还是没有明显改善，或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对此，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史培军认为应急预案中过多的理论性的、程序性的、普遍性的操作方式难以应对每次灾难个性化的东西，做不到随机应变。
应该建立更为具体和明确的战术性应急预案。
史培军认为，我们的预案都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型的，可以想到大暴雨来时怎么办，但是没想到在晚高峰的时候来一场大暴雨且降落在城市相对低洼的地方该怎么办，每一次的灾难都是不一样的，并且无法预测，而我们已有的应急预案缺乏灵活和细致的考虑。
史培军说，我们在防御极端事件中的防范风险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遇到自然灾害时的反应和认识程度还远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老百姓的防灾意识比日本老百姓差了很远。不懂最基本的概念，在大灾面前，对事情的严峻性估计不够，没有防御风险的基本逻辑，是保命，还是保财产？缺乏最基本的风险防御意识，缺乏在灾难面前逃生的观念造成了惨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