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既是国家治理的一次大考，也是政府治理的一次大考。从中可以看出，凡是数字化程度高的领域，抵抗冲击的能力和韧劲越强。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然选择。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表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发展战略，要求各级政府快速适应数字化社会环境，更好地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增强政府执政能力，为新时代借助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服务政府治理现代化改革为指引，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加快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亟须回答一系列问题。
　　从政府职能角度来讲，数字化转型对政府治理有何益处？政府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关键瓶颈是什么？如何从政府、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出发，加快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冷静思考上述问题，并予以合理解决，将对未来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趋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政府治理有何作用？

　　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政府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必然选择，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改变传统意识形态下低效的信息传递模式，重塑政府的业务模式、服务模式，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加强监督管理、提升服务质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最大限度地刺激市场活力和社会创新力，推动社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先，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提升经济调节有效性的必然途径。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建立经济运行大数据监测分析基础库，提升经济运行监测分析质量，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通过融合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行业经济、微观经济等数据，进一步增强各行各業的数字化应用水平，进而提高经济调节的前瞻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其次，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先导力量。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打破利益固化的体制壁垒，强化各政府机构基础信息的采集力度，消灭“信息孤岛”，以实现政法综治专业数据、政府部门管理数据、公共服务机构业务数据、互联网数据的互联互通，从根本上解决内外融合难、上下对接难等问题，构建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的在线政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统一调度、及时更新，围绕精准管理需求，推动社会治理从低效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以保障社会安全稳定。
　　再次，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促进公共服务高效化的主要方式。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必经之路，推动在线政务服务成为社会公众最为直接、最为便利的服务访问获取渠道，最大限度地消减了政府与公众间的服务鸿沟，让公众能够便捷安全地访问并使用公共信息和政府服务。
　　再者，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强化市场监督职能的有效手段。政府数字化转型可以最大化地提升执法效率，消除市场监督盲点，规范市场自由裁量权。通过互联网平台，各地各部门通过建立联动响应机制和失信约束机制，以实现重点行业、物品、企业的重点监测，准确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风险，提升市场监督的时效性和灵敏性。
　　最后，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加强生态保护职责的重要力量。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整合和打通各地区、各部门生态环境数据资源和业务管理系统，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各相关部门流程再造、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有力支撑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精准治理和智能化治理。

政府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关键瓶颈

　　不可否认，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发展数字经济和建设智慧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抓手。但是由于其涉及层面繁多，涉及内容庞杂，在实际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难点痛点堵点。
　　一是体制机制和配套基础尚未健全。截至2020年5月底，全国32个省（区、市）有8个提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诉求，但大多数都处于规划部署阶段，只有少数地区为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在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层面做出行动。如，广东省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以“管运分离”为原则，成立了省级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组建广东省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负责数字政府统筹规划与管理部署，与互联网公司成立混合所有制属地公司负责具体建设运营，推动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大多数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缺少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工作机制缺失，专业管理人才匮乏，相应的制度政策不健全，从而影响了政府数字化转型进度。
　　二是政企合作边界有待进一步理清。政府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各地各部门信息中心的落实，更需要大量ICT公司的协助。在以往ICT公司仅承担某个项目的实施，在政府信息化项目结束后，该公司承担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亦随之结束。当前，广东、贵州、海南、浙江等地都与ICT公司成立属地公司的做法，为政府数字化转型项目落地解决了人才、资金等实际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政府数字化项目的执行落地效率和反应速度。随着ICT向政府数字化领域渗透蔓延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政府与企业的合作边界日益模糊不清，尤其是对数据安全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政府项目涉及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和国计民生的敏感数据，在数据产生安全风险时，权责不清的现实将致使数据安全风险发生时无法有效追责。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ICT公司在政府对公私合营模式理解不到位的情况下，从合作协议上将政府数据占为公司所有，不仅造成了国有数据资产的无形流失，也使得很多公司萌生了从政府数据牟利的潜藏暗念，无形中也为政府数据安全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是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有待取得实质性突破。
　　自2017年，国家大力推动政务信息系统资源整合共享以来，国家数据共享交換的通道基本形成，但数据共享协调机制、更新机制、异议处理机制等不健全，数据提供方共享数据时得不到有效的激励和补偿，数据采集统计口径不一致，数据流通交易计量标准缺失，致使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出现了“有路无数”甚至“有路少数”的尴尬局面，或者是数据共享开放了，但数据需求方拿到的数据质量不足难以有效支撑应用场景需求。
　　同时，各地各部门数据管理能力薄弱，不掌握自身的数据底账，使用数据时不知道该从哪里找数据，不知道哪里的数据才是真正有效的，大量的政府数据不仅处于沉睡状态，还为数据存储保存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明确了以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中国政府正逐步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政府履职的第一要务。
　　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一把手”工程，也是“一盘棋”工程，需要各地各部门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大力推动，做好全局性统筹、通盘性谋划、战略性的部署，强化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规划设计，深化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和权力运行平台，打造“一网一号一平台”行政服务运行体系。
　　加强政务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政务数据治理体制机制，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开展政务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全面提升政务数据管理能力，为政务数据共享开放流通扫除制度障碍。
　　深层次挖掘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动力，让企业和行业成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源泉，减轻政府投资压力，更好地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行业要建好合作共赢生态圈。政府数字化转型不单单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要积极联合政产学研用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到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中，设计相应的激励补偿机制，让各类主体都有热情有激情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在实现政府数字化转型升级中孵化培育一批成长性好的初创型优质企业，特别是以数据为纽带来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打造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培育造就一批政府大数据企业和研究型创新人才。
　　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桥梁，更熟悉行业的发展以及企业的相应情况，应以行业协会为桥梁，打造不同主体合作交流平台，联合软硬件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行业难题，形成政府数字化转型合作生态体系。吸引国内信息技术、互联网龙头企业和电信运营商积极参与政府数字化转型，探索建立政企合作的合理边界，在做好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企业技术优势，推动政企合作，弹奏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新乐章。
　　进一步完善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业性规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作用，更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政府数字化转型以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
　　企业要做好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企业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主体，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企业的自主创新，更需要一批企业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的安全根基，否则各类数字系统犹如搭建在沙滩上的城堡，风雨来袭时将变得不堪一击。
　　如，引发全球广泛关注的棱镜事件，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掌握自主可控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要想从根本上确保数据安全，必须要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从2020年以来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来看，中国各类ICT企业快速响应，展现了应对重大事件的科技实力。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消费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面对政府数字化转型等产业互联网领域，对所有ICT企业来讲，都是一片蓝海。
　　当前，中国行业软件实力有待提升，对ICT企业来讲，政府数字化领域可谓大有可为。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政府数字化领域也将像消费互联网一样，涌现出一批行业独角兽横扫政府数字化江湖。
　　（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