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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垦农场第二次分配工作，以为已经历劫，应得道成仙了。谁知劫数未尽，磨难接踵而至。
余被分到哲里木盟，即是神话般的科尔沁大草原。遥想当年，那里不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而且出现过孝庄皇后、僧格林沁、嘎达梅林等风云人物。如今，虽然格尔沁已风光不再，但仍是内蒙古的粮仓。盟府所在地通辽市，被称为内蒙古的小上海，颇有几分灵气、“洋”气。余为分配到哲盟，庆幸了一阵。可未料到，事情并未如人所愿。
那时，哲盟划归吉林省。余等尚未到通辽报到，省革委会的文件已提前下达。文件称，这批大学生要继续接受再教育，不得留在县以上（包括县）的地方和单位。听到传达文件，头脑里像顿时飞进成千上万只蜂，眼前一片茫然：广阔天地，余将在哪里落脚？那时，上上下下处于瘫痪状态，众人除了“闹革命”，几乎无事可做，又能让余等这批外来者干点什么呢？余这批月薪四十多元的大学生，着实成了当地一大负担。昔日的“骄子”、“宝贝”，如今成了“累赘”，一股酸痛从鼻尖直扎进心里。
通辽铁路部门的领导，不知是有远见，还是觉得“有机可乘”，到分配办挑了二十多个各专业的学生。盟分配办正愁这些人无处可分，既然有人要，当然乐享其成。余便是被铁路部门领走的人之一。虽然铁路自成系统，但也不能破了省革委会的规矩。于是，余又被铁路部门再分配到一个乡村小车站，当一名养路工。
铁路上的工作，有两门为众人所“畏惧”。一是装卸，二是养路。那年月，尚无装卸机械，几乎全靠肩挑背扛。上百斤的麻包、运件，扛着走上半尺宽的跳板，一走三晃，不仅需要力气，也要胆量。养路则是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在野地里摸爬滚打。干这两行的，多是没文化、有力气的壮劳力。
听说分去当养路工，余心里顿时凉了几分。虽不了解此项工作，但也见过、听说过。没想到刚一出坑，又进一洼。余那时太天真了！神州大地风风雨雨之时，个人怎么可能享受明媚阳光呢？可事到如今，硬着头皮也得往前走。
余去的是辽宁大虎山到吉林郑家屯线上的一个小工区，距通辽四十多里。离铁路几十米处四间砖房，是工区所在地。据说，此房乃张学良时代所建，一身沧桑。墙体灰砖已经发黑，门窗像老人的牙，或一动三晃，或已有点合不上了。平日，这里是站区工友开会议事之地，余等一到，又兼作余等之“家”。一同到来的，共三名大学生。原有一名家在外地的青工。四人便成了同在一口锅里捞饭，同在一个炕上而眠的伙伴。
那年月，别说大学生，就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到基层劳动改造也是常事。尽管如此，小工区一下子来了三个年轻人，还是着实热闹了一阵，工区一边有几幢平房，有的跟“大郑线”一般老，有的盖了十多年，工友和家属就住在平房里。安置余等的工友们前脚走，大嫂们、孩子们就跟了进来。大家看了看余等的模样，便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很亲热。南腔北调的话语像林间蹦跳的小溪，淌得很远。
余等虽说还是接受再教育，但是，“几不准”之类已不复存在，工友们把我们看做徒弟，家属们把我们当做新工友，与军垦时的光景大不一样。无形的绳索随身份的改变脱落了，感到自己好歹已是一个自由人。
养路工生活开始了。清晨，太阳还在睡懒觉，大家便推着轨道车上路了。或修补道床，或治冻害，或换枕木。师傅们手把手教，也放手让余等干，还嘱咐道：“不必着急，能干多少干多少！”打固定钢轨的道钉，是一门技术活。起初，余抡起七八磅重的大锤，狠狠一砸，不是打在枕木上，就是把偌大的道钉砸得扭头歪脖。偶尔砸在钢轨上，嘡地一声响，迸出几点火星，双臂刷地像触了电，半天抬不起来。
东北的冬天，滴水成冰，对自幼生活在江南的余，是严酷的。去东北前，有人跟余开过玩笑，说东北人的不少。冬日里，擤鼻涕一不留神就把鼻子拧掉了；一摸耳朵，又少了一块。这当然是笑谈。但是，零下三十来度，确为余所未历。冬天，有的活是不能戴手套干的，余的手冻出了泡，并因此而恶心。不过，这样的日子只有一两个月。
在工区，夏天最累的活是换枕木。换枕木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必须在下一趟车到来之前换好，有时只有十多分钟。弯腰躬背快速扒石渣，骄阳烧得背火辣辣的，滚热的钢轨炙得脸仿佛要流出油来。换完一根枕木，全身没有干处。过去乘火车，只嫌车慢时长，哪知车下洒有偌多工人的汗水。
无论冬夏，中午饭都在道边野地里吃。大家带上饭盒，装上一些小米。快中午时，劈一段废枕木，笼起火来，先烧一桶开水。水开了，枕木已烧过了。大家往饭盒里加上开水，盖上盖放在火红的木炭上。然后，众人收好工具，横七竖八往道边坡地上一躺。这是一天中最舒心的时候。余常眯眼望着天上的太阳，透过那忽隐忽现的七彩光，仿佛看到了家乡云溪的大江，北京长安街上初放的华灯，大草原上飘过的羊群。时而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呼啸而过，震得大地颤动不止，余之双肩仿佛正扛着那两股钢轨。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喊道：“吃饭！”大家慢慢起身，炭火尽了，小米饭也焖熟了。那小米饭，真香！
冬去春来，余似乎已经适应了养路工作。余不时感到，养路工作是平凡的，然正是他们平凡的双肩，扛起了千里钢轨，让列车稳稳当当驰向远方。这项为许多人瞧不上眼的工作，余倒觉得有几分崇高。
养路是艰苦的，但比起军垦农场的活来，却是轻了许多。这里没有强制性任务，没有呵斥与驱使，八小时工作制，节假日休息。虽然是“徒工”，但过上了芸芸众生的正常日子。
师傅们对余等不仅无半点歧视，反多了几分关心。重活，险活，他们总是干在前头，常说的一句话：“别看年轻，你们是生手！以后的日子长着哩！”在道边休息，嗑儿从天上唠到地下，从八百年前唠到眼下。“为啥这里的地名叫‘窝铺’的多？百年前这一带是无人的荒原，没有地名。来垦荒的人搭个窝铺居住，若这家人姓张，这里就叫‘张家窝铺’了！”“二三十年前，这里遍地是没人高的芦苇，巡道时闯上野兔子是常事。”“跑车的看不上咱养路的，说咱认的字没有道上的枕木多。可没这两条轨，认字再多也开不了火车！”……
几个月过去，大嫂们真把余等当做了小兄弟。被子脏了，她们拿去帮助洗了、浆了。有新鲜菜，总送一碗过来。孩子们有什么事，嫂子们愿意跟咱唠唠，讨个主意。一句话总挂在她们嘴边：“大哥不识字，这下可有了识字的兄弟！”有一位大嫂还说：“工友们说了，你们就是多念了几天书，有啥错？我们还拼着力让孩子念书呢！”
这就是我们的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在那个年月，仍不失博大的胸怀、真挚的情感。他们的作为，真让一些高文化的人汗颜！他们没有把知识分子视为异类，而是看做兄弟和子弟。
师傅们对余等没有半句说教，然余等均感受教不浅。最有力的教育，是无声的，不是强制，而是一种体悟。
后来工作变动，余等四人先后离开了养路工区。但师傅、嫂子与余等仍常来往。余爱人生孩子，嫂子特意从乡下赶来帮忙！直到余退休，彼此间仍有音讯。
说来也怪，有时相处十年八载的人，分别后很快就淡忘了。余与工区的师傅们共事不过年许，却彼此经数十年不忘！可叹，十年不若一载！相知、情感，需要时光的浇灌，这是常理；然而，也不能完全以时计。这是生活告诉余的。
余被分到哲里木盟，即是神话般的科尔沁大草原。遥想当年，那里不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而且出现过孝庄皇后、僧格林沁、嘎达梅林等风云人物。如今，虽然格尔沁已风光不再，但仍是内蒙古的粮仓。盟府所在地通辽市，被称为内蒙古的小上海，颇有几分灵气、“洋”气。余为分配到哲盟，庆幸了一阵。可未料到，事情并未如人所愿。
那时，哲盟划归吉林省。余等尚未到通辽报到，省革委会的文件已提前下达。文件称，这批大学生要继续接受再教育，不得留在县以上（包括县）的地方和单位。听到传达文件，头脑里像顿时飞进成千上万只蜂，眼前一片茫然：广阔天地，余将在哪里落脚？那时，上上下下处于瘫痪状态，众人除了“闹革命”，几乎无事可做，又能让余等这批外来者干点什么呢？余这批月薪四十多元的大学生，着实成了当地一大负担。昔日的“骄子”、“宝贝”，如今成了“累赘”，一股酸痛从鼻尖直扎进心里。
通辽铁路部门的领导，不知是有远见，还是觉得“有机可乘”，到分配办挑了二十多个各专业的学生。盟分配办正愁这些人无处可分，既然有人要，当然乐享其成。余便是被铁路部门领走的人之一。虽然铁路自成系统，但也不能破了省革委会的规矩。于是，余又被铁路部门再分配到一个乡村小车站，当一名养路工。
铁路上的工作，有两门为众人所“畏惧”。一是装卸，二是养路。那年月，尚无装卸机械，几乎全靠肩挑背扛。上百斤的麻包、运件，扛着走上半尺宽的跳板，一走三晃，不仅需要力气，也要胆量。养路则是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在野地里摸爬滚打。干这两行的，多是没文化、有力气的壮劳力。
听说分去当养路工，余心里顿时凉了几分。虽不了解此项工作，但也见过、听说过。没想到刚一出坑，又进一洼。余那时太天真了！神州大地风风雨雨之时，个人怎么可能享受明媚阳光呢？可事到如今，硬着头皮也得往前走。
余去的是辽宁大虎山到吉林郑家屯线上的一个小工区，距通辽四十多里。离铁路几十米处四间砖房，是工区所在地。据说，此房乃张学良时代所建，一身沧桑。墙体灰砖已经发黑，门窗像老人的牙，或一动三晃，或已有点合不上了。平日，这里是站区工友开会议事之地，余等一到，又兼作余等之“家”。一同到来的，共三名大学生。原有一名家在外地的青工。四人便成了同在一口锅里捞饭，同在一个炕上而眠的伙伴。
那年月，别说大学生，就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到基层劳动改造也是常事。尽管如此，小工区一下子来了三个年轻人，还是着实热闹了一阵，工区一边有几幢平房，有的跟“大郑线”一般老，有的盖了十多年，工友和家属就住在平房里。安置余等的工友们前脚走，大嫂们、孩子们就跟了进来。大家看了看余等的模样，便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很亲热。南腔北调的话语像林间蹦跳的小溪，淌得很远。
余等虽说还是接受再教育，但是，“几不准”之类已不复存在，工友们把我们看做徒弟，家属们把我们当做新工友，与军垦时的光景大不一样。无形的绳索随身份的改变脱落了，感到自己好歹已是一个自由人。
养路工生活开始了。清晨，太阳还在睡懒觉，大家便推着轨道车上路了。或修补道床，或治冻害，或换枕木。师傅们手把手教，也放手让余等干，还嘱咐道：“不必着急，能干多少干多少！”打固定钢轨的道钉，是一门技术活。起初，余抡起七八磅重的大锤，狠狠一砸，不是打在枕木上，就是把偌大的道钉砸得扭头歪脖。偶尔砸在钢轨上，嘡地一声响，迸出几点火星，双臂刷地像触了电，半天抬不起来。
东北的冬天，滴水成冰，对自幼生活在江南的余，是严酷的。去东北前，有人跟余开过玩笑，说东北人的不少。冬日里，擤鼻涕一不留神就把鼻子拧掉了；一摸耳朵，又少了一块。这当然是笑谈。但是，零下三十来度，确为余所未历。冬天，有的活是不能戴手套干的，余的手冻出了泡，并因此而恶心。不过，这样的日子只有一两个月。
在工区，夏天最累的活是换枕木。换枕木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必须在下一趟车到来之前换好，有时只有十多分钟。弯腰躬背快速扒石渣，骄阳烧得背火辣辣的，滚热的钢轨炙得脸仿佛要流出油来。换完一根枕木，全身没有干处。过去乘火车，只嫌车慢时长，哪知车下洒有偌多工人的汗水。
无论冬夏，中午饭都在道边野地里吃。大家带上饭盒，装上一些小米。快中午时，劈一段废枕木，笼起火来，先烧一桶开水。水开了，枕木已烧过了。大家往饭盒里加上开水，盖上盖放在火红的木炭上。然后，众人收好工具，横七竖八往道边坡地上一躺。这是一天中最舒心的时候。余常眯眼望着天上的太阳，透过那忽隐忽现的七彩光，仿佛看到了家乡云溪的大江，北京长安街上初放的华灯，大草原上飘过的羊群。时而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呼啸而过，震得大地颤动不止，余之双肩仿佛正扛着那两股钢轨。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喊道：“吃饭！”大家慢慢起身，炭火尽了，小米饭也焖熟了。那小米饭，真香！
冬去春来，余似乎已经适应了养路工作。余不时感到，养路工作是平凡的，然正是他们平凡的双肩，扛起了千里钢轨，让列车稳稳当当驰向远方。这项为许多人瞧不上眼的工作，余倒觉得有几分崇高。
养路是艰苦的，但比起军垦农场的活来，却是轻了许多。这里没有强制性任务，没有呵斥与驱使，八小时工作制，节假日休息。虽然是“徒工”，但过上了芸芸众生的正常日子。
师傅们对余等不仅无半点歧视，反多了几分关心。重活，险活，他们总是干在前头，常说的一句话：“别看年轻，你们是生手！以后的日子长着哩！”在道边休息，嗑儿从天上唠到地下，从八百年前唠到眼下。“为啥这里的地名叫‘窝铺’的多？百年前这一带是无人的荒原，没有地名。来垦荒的人搭个窝铺居住，若这家人姓张，这里就叫‘张家窝铺’了！”“二三十年前，这里遍地是没人高的芦苇，巡道时闯上野兔子是常事。”“跑车的看不上咱养路的，说咱认的字没有道上的枕木多。可没这两条轨，认字再多也开不了火车！”……
几个月过去，大嫂们真把余等当做了小兄弟。被子脏了，她们拿去帮助洗了、浆了。有新鲜菜，总送一碗过来。孩子们有什么事，嫂子们愿意跟咱唠唠，讨个主意。一句话总挂在她们嘴边：“大哥不识字，这下可有了识字的兄弟！”有一位大嫂还说：“工友们说了，你们就是多念了几天书，有啥错？我们还拼着力让孩子念书呢！”
这就是我们的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在那个年月，仍不失博大的胸怀、真挚的情感。他们的作为，真让一些高文化的人汗颜！他们没有把知识分子视为异类，而是看做兄弟和子弟。
师傅们对余等没有半句说教，然余等均感受教不浅。最有力的教育，是无声的，不是强制，而是一种体悟。
后来工作变动，余等四人先后离开了养路工区。但师傅、嫂子与余等仍常来往。余爱人生孩子，嫂子特意从乡下赶来帮忙！直到余退休，彼此间仍有音讯。
说来也怪，有时相处十年八载的人，分别后很快就淡忘了。余与工区的师傅们共事不过年许，却彼此经数十年不忘！可叹，十年不若一载！相知、情感，需要时光的浇灌，这是常理；然而，也不能完全以时计。这是生活告诉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