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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冤假错案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也被纠正，司法公正这个话题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也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思考，所以今天就来看一下司法公正和法治中国的关系。
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由此可见公正司法的重要性及重要意义所在。
司法是法律实施和公民权利获得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只有公正司法的实现，法治中国才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公正的司法对于法治中国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对法治中国的建成在很多方面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司法公正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有序
关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
四川省泸州市某企业的一名退休职工黄某，1963年与蒋某结婚后，两人虽无生育但夫妻感情一直较好。1990年，蒋某继承了父母的一套拆迁房，并以蒋某的名义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退休后的黄某与当时不到30岁的歌厅老板张某相识，两人的关系很快就如胶似漆，并在外以夫妻名义租房非法同居4年，共同经营歌厅。为此黄某的妻子蒋某曾与张某多次发生冲突。
2001年，黄某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并于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死后将其所得的抚恤金、公积金、住房补贴金以及与蒋某共同擁有的新马路的一半共计价值六万余元的财物全部赠送给张某。4月20日，张某前往纳溪区公证处对黄某的遗嘱进行了公证。两天后，黄某去世，就在蒋某及单位为黄某办丧事之时，张某突然手拿着黄某的遗嘱要求蒋某兑现，双方大吵一阵后，张某于黄某去世的当天就将蒋某告上了法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遗赠人黄某与被告蒋某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无论从社会主义道德角度，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来讲，均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从 1996 年认识原告张某以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黄某基于与原告张某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遗嘱，将其遗产赠与原告张某，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本案被告蒋某在遗赠人黄某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一直对其护理照顾，履行了夫妻扶助的义务，遗赠人黄某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某，实质上损害了被告蒋某合法的财产继承权，破坏了我国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度，败坏了社会风气。
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故原告张某要求被告蒋某给付受遗赠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蒋某要求确认该遗嘱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纳溪区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于2000年10月11日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这个案例虽然比较早，但是也是十分有参考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这个案例中法院驳回了“二奶”索要房产的诉讼请求，驳回的理由在于违反了公序良俗，那么什么是公序良俗呢？公序良俗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在这个案件中，张某作为黄某的情人，在明知黄某有妻子的情况下，公然以夫妻名义与黄某同居，并且在黄某去世后立刻向法院起诉要求房产，这种行为均与我国普遍意义上的道德不相符合。如果法院忽略了公序良俗这一原则，按照公证遗赠的内容将房产给付了张某，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社会上将会有多少类似的情况发生，这对于我们社会的安定有序发展是及其不利的，所以说，正是由于公正的司法审判，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类似的情况发生，维护了社会的安定有序。
二、公正司法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
公正的司法审判能够在纠正违法行为、打击不法官员的同时，也给其他政府机关和官员以警示，促使其依法行政、清廉为官。这里我们通过张高平叔侄冤案加深以下理解。
张氏叔侄的冤案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刑讯逼供。那么现在这个冤案的平反则令执法人员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刑讯逼供所产生的后果，那么在今后的行政过程中，执法人员则会更加注意遵守法律的规定，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实现现实意义中的依法行政。
三、司法公正有利于法治观念的培育
对于法治中国的建设，法治理念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而公正的司法对于法治观念的培育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一）可以推动社会公众对司法程序的尊重
在司法机关审判过程中，公平、公正、透明、公开的程序至关重要。程序公正既可以让当事人了解审理案件的过程，又可以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尊重程序的教育。这种教育在长期奉行“重实体，轻程序”司法传统的中国更显重要。当人们因为程序正义而相信司法判决时，国家的法律、法院的判决就能获得服从和遵守，公众信法、服法的局面必将逐步形成。
（二）对法律权威的维护
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权威的司法。正如美国律师兼牧师布莱克顿所说，“法律被称作是一门公正的科学，有人说我们都是它的牧师，因为公正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主持它神圣的仪式。”法律之所以被人们所遵守和服从，是因为法律是公正的化身，司法过程就是主持公正的神圣的仪式。一旦司法失去公正这一神圣的光环，法律也就失去了公正的权威。对于体现公平正义的司法裁决，人们自然愿意服从和遵守，在这种法律良性的运作中，法律的权威逐渐生成。这将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只服从权力权威而不接受法律权威的传统，养成公民敬法、畏法的法律心理。
（3）对法律的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司法公正对人们形成法律信仰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影响。司法机关公平、公正、公开司法，对于人们相信法律、服从法律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如果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将法律视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护身符，人们都愿服从法律公正的统治，那么，中国法治将会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相信法律，信任法律，在遇到问题时，愿意用法律知识来分析问题，从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用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一个行政部门的不合法的行政行为，这就是对法律的信仰，这就是信仰法律的力量。而公正的司法审判会加深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最终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
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由此可见公正司法的重要性及重要意义所在。
司法是法律实施和公民权利获得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只有公正司法的实现，法治中国才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公正的司法对于法治中国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对法治中国的建成在很多方面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司法公正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有序
关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
四川省泸州市某企业的一名退休职工黄某，1963年与蒋某结婚后，两人虽无生育但夫妻感情一直较好。1990年，蒋某继承了父母的一套拆迁房，并以蒋某的名义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退休后的黄某与当时不到30岁的歌厅老板张某相识，两人的关系很快就如胶似漆，并在外以夫妻名义租房非法同居4年，共同经营歌厅。为此黄某的妻子蒋某曾与张某多次发生冲突。
2001年，黄某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并于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死后将其所得的抚恤金、公积金、住房补贴金以及与蒋某共同擁有的新马路的一半共计价值六万余元的财物全部赠送给张某。4月20日，张某前往纳溪区公证处对黄某的遗嘱进行了公证。两天后，黄某去世，就在蒋某及单位为黄某办丧事之时，张某突然手拿着黄某的遗嘱要求蒋某兑现，双方大吵一阵后，张某于黄某去世的当天就将蒋某告上了法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遗赠人黄某与被告蒋某系结婚多年的夫妻，无论从社会主义道德角度，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来讲，均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遗赠人从 1996 年认识原告张某以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遗赠人黄某基于与原告张某有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遗嘱，将其遗产赠与原告张某，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本案被告蒋某在遗赠人黄某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一直对其护理照顾，履行了夫妻扶助的义务，遗赠人黄某却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社会公德，漠视结发夫妻的忠实与扶助，将财产赠与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张某，实质上损害了被告蒋某合法的财产继承权，破坏了我国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度，败坏了社会风气。
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故原告张某要求被告蒋某给付受遗赠财产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蒋某要求确认该遗嘱无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纳溪区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于2000年10月11日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这个案例虽然比较早，但是也是十分有参考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这个案例中法院驳回了“二奶”索要房产的诉讼请求，驳回的理由在于违反了公序良俗，那么什么是公序良俗呢？公序良俗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在这个案件中，张某作为黄某的情人，在明知黄某有妻子的情况下，公然以夫妻名义与黄某同居，并且在黄某去世后立刻向法院起诉要求房产，这种行为均与我国普遍意义上的道德不相符合。如果法院忽略了公序良俗这一原则，按照公证遗赠的内容将房产给付了张某，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社会上将会有多少类似的情况发生，这对于我们社会的安定有序发展是及其不利的，所以说，正是由于公正的司法审判，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类似的情况发生，维护了社会的安定有序。
二、公正司法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
公正的司法审判能够在纠正违法行为、打击不法官员的同时，也给其他政府机关和官员以警示，促使其依法行政、清廉为官。这里我们通过张高平叔侄冤案加深以下理解。
张氏叔侄的冤案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刑讯逼供。那么现在这个冤案的平反则令执法人员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刑讯逼供所产生的后果，那么在今后的行政过程中，执法人员则会更加注意遵守法律的规定，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实现现实意义中的依法行政。
三、司法公正有利于法治观念的培育
对于法治中国的建设，法治理念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而公正的司法对于法治观念的培育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一）可以推动社会公众对司法程序的尊重
在司法机关审判过程中，公平、公正、透明、公开的程序至关重要。程序公正既可以让当事人了解审理案件的过程，又可以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尊重程序的教育。这种教育在长期奉行“重实体，轻程序”司法传统的中国更显重要。当人们因为程序正义而相信司法判决时，国家的法律、法院的判决就能获得服从和遵守，公众信法、服法的局面必将逐步形成。
（二）对法律权威的维护
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权威的司法。正如美国律师兼牧师布莱克顿所说，“法律被称作是一门公正的科学，有人说我们都是它的牧师，因为公正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主持它神圣的仪式。”法律之所以被人们所遵守和服从，是因为法律是公正的化身，司法过程就是主持公正的神圣的仪式。一旦司法失去公正这一神圣的光环，法律也就失去了公正的权威。对于体现公平正义的司法裁决，人们自然愿意服从和遵守，在这种法律良性的运作中，法律的权威逐渐生成。这将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只服从权力权威而不接受法律权威的传统，养成公民敬法、畏法的法律心理。
（3）对法律的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司法公正对人们形成法律信仰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影响。司法机关公平、公正、公开司法，对于人们相信法律、服从法律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如果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将法律视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护身符，人们都愿服从法律公正的统治，那么，中国法治将会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相信法律，信任法律，在遇到问题时，愿意用法律知识来分析问题，从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用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一个行政部门的不合法的行政行为，这就是对法律的信仰，这就是信仰法律的力量。而公正的司法审判会加深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最终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