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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变局折射的是中美在地区稳定、防扩散等问题上战略利益的逐渐接近。但追求相似利益手段上的差异，某种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外交挑战。
伊朗和协议的最终签署从原定的6月30日一延再延，终于在7月14日达成一致。与对这个“最后期限”结果的解读相比，伊朗核谈背后的疑云，以及折射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局，意义更为深远也更具探讨价值。简单说，伊朗核谈现状不仅折射出中东格局的变迁、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美国国内的党争乃至美欧关系的裂痕，还有中国利益边界的拓展及外交介入中东的新尝试。
伊核问题终迎曙光
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始于2003年，参与方包括目前“最有权势”的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常”加德国，即“P5+1”）与伊朗。在外界制裁压力越来越大的2013年，伊朗“温和保守派”鲁哈尼当选总统，并在当年11月与六大国达成一项“铀浓缩民用化换减轻制裁”的阶段性协议，但随后的谈判进入深水区。
从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来看，伊朗核谈判的结果，很可能为“灰色地带”建立清晰的标准。也就是说，伊朗核谈判带有“开创性”特征，其结果也具有“标杆性”意义。虽然历经多次延期，但一纸协议能否终结伊朗核问题，还存在诸多变数。
伊朗战略价值提升的另一面，是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减弱。美国和伊朗从2013年在约旦安曼秘密接触开始，如今几乎达到了美国国务卿与伊朗外长定期会晤的程度。中东挑战如山，美国太需要伊朗了。
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以来，俄伊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因乌克兰危机而导致的紧张，促使克里姆林宫强化了与伊朗的合作”。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也使其在发展对伊关系上有了更大的动力和更少的顾忌。
欧盟是伊核谈判的发起者，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并未中断与伊朗之间的外交。
协议谈妥中国作用巨大
旷日持久的伊核谈判曾多次遭遇挫折，甚至出现失败危险。中国一直是伊核问题谈判的建设性参与者，特别在伊核谈判最后阶段持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多次在艰难场合、关键时刻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为伊核谈判持续注入新动力和坚定信心。
在日内瓦、在洛桑、在维也纳，中国方面在伊核谈判进程中多次强调，各方应该共同努力，以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解决多年来存在的伊核问题，为中东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每当出现一些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双方总会来找中国，中国实际上起着一个润滑剂的作用，劝和促谈。事实证明，中国的积极斡旋，对化解美伊矛盾，缓和伊核危机紧张局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方在伊核问题上的主张以及在伊核谈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美国、伊朗、俄罗斯等代表团的一致赞赏和肯定，得到了国际舆论的赞许。
美国眼中的中伊关系
美中在中东影响力的确呈此消彼长的态势，但却与中国对伊朗关系的运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中东的变局折射的是中美在地区稳定、防扩散等问题上战略利益的逐渐接近。但追求相似利益手段上的差异，某种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外交挑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會学者迈克尔·史文，把中国对伊政策比喻为“走钢丝”：一方面，中国寻求强化与德黑兰各个层面的双边关系，保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双边关系的发展程度，并在某些情况下跟随美国与西方对伊朗施压，使其在核项目上遵守国际标准。
历史纽带无疑是中国与伊朗发展现实关系的正能量。正如美专家斯科特·哈罗德所指出的，德黑兰不把中国视为像欧美那样爱管闲事的外部势力，中国与伊朗从未发生战争，也从未在伊朗表现出任何帝国企图。这才是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真正的“独特优势”。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的战略视野中，伊朗问题绝不等同于伊朗核问题。对伊朗的关注，也符合中国重视地区支点国家的外交偏好。斯科特·哈罗德注意到，中国发展对伊关系有能源安全的考虑，但中伊经贸关系不局限于能源。“中国正在发展建设伊朗的铁路网络，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地区市场。”这些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意义更为深远。
“一带一路”的伊朗角色
近日，伊朗石油部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希望尽快增加石油出口，并恢复中国在伊朗境内的大型项目;与此同时，伊朗成为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也在近日到访伊朗，商讨“一带一路”事宜。在一系列变化的新国际形势之下，伊朗不断向中国趋近，两国关系也随着双方经贸往来的密切而进一步升温。
从中国的角度看，伊朗是中国进口石油最大来源国之一，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占中国全部进口石油总额的10%。2014年中国和伊朗的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最高，约520亿美元。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伊朗是必经之路，是中国主导创建的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任何连接东亚至欧洲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网络，都将使伊朗受益。同时，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的“亚投行”也将为伊朗的基础设置建设提供可能的资金支持。
从伊朗的角度看，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伊朗需要中国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原油需求国，2012年国际社会对伊朗制裁加码以来，伊朗出口石油半数销往中国。
一方面是中国和伊朗之间长期保持着的经贸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是美国与西方世界对于伊朗的封锁和限制，在此背景下，伊朗经济的对外选择确实有限。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伊朗原本就可怜巴巴的“原油红利”更是日益缩水。由于欧佩克等主要供应方坚持既定的供应计划，而欧元区、中国和日本的能源需求依然低迷，油价近期的上涨势头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因此寻求中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入“亚投行”获得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再通过加强同中国石油企业合作来扩大原油出口，获取先进技术，这也就成为了伊朗当前几乎唯一的战略选择。
（《南风窗》2015年第15期、《北京青年报》2015.7.15等）
伊朗和协议的最终签署从原定的6月30日一延再延，终于在7月14日达成一致。与对这个“最后期限”结果的解读相比，伊朗核谈背后的疑云，以及折射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局，意义更为深远也更具探讨价值。简单说，伊朗核谈现状不仅折射出中东格局的变迁、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美国国内的党争乃至美欧关系的裂痕，还有中国利益边界的拓展及外交介入中东的新尝试。
伊核问题终迎曙光
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始于2003年，参与方包括目前“最有权势”的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常”加德国，即“P5+1”）与伊朗。在外界制裁压力越来越大的2013年，伊朗“温和保守派”鲁哈尼当选总统，并在当年11月与六大国达成一项“铀浓缩民用化换减轻制裁”的阶段性协议，但随后的谈判进入深水区。
从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来看，伊朗核谈判的结果，很可能为“灰色地带”建立清晰的标准。也就是说，伊朗核谈判带有“开创性”特征，其结果也具有“标杆性”意义。虽然历经多次延期，但一纸协议能否终结伊朗核问题，还存在诸多变数。
伊朗战略价值提升的另一面，是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减弱。美国和伊朗从2013年在约旦安曼秘密接触开始，如今几乎达到了美国国务卿与伊朗外长定期会晤的程度。中东挑战如山，美国太需要伊朗了。
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以来，俄伊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因乌克兰危机而导致的紧张，促使克里姆林宫强化了与伊朗的合作”。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也使其在发展对伊关系上有了更大的动力和更少的顾忌。
欧盟是伊核谈判的发起者，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并未中断与伊朗之间的外交。
协议谈妥中国作用巨大
旷日持久的伊核谈判曾多次遭遇挫折，甚至出现失败危险。中国一直是伊核问题谈判的建设性参与者，特别在伊核谈判最后阶段持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多次在艰难场合、关键时刻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为伊核谈判持续注入新动力和坚定信心。
在日内瓦、在洛桑、在维也纳，中国方面在伊核谈判进程中多次强调，各方应该共同努力，以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解决多年来存在的伊核问题，为中东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每当出现一些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双方总会来找中国，中国实际上起着一个润滑剂的作用，劝和促谈。事实证明，中国的积极斡旋，对化解美伊矛盾，缓和伊核危机紧张局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方在伊核问题上的主张以及在伊核谈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美国、伊朗、俄罗斯等代表团的一致赞赏和肯定，得到了国际舆论的赞许。
美国眼中的中伊关系
美中在中东影响力的确呈此消彼长的态势，但却与中国对伊朗关系的运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中东的变局折射的是中美在地区稳定、防扩散等问题上战略利益的逐渐接近。但追求相似利益手段上的差异，某种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外交挑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會学者迈克尔·史文，把中国对伊政策比喻为“走钢丝”：一方面，中国寻求强化与德黑兰各个层面的双边关系，保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另一方面，限制双边关系的发展程度，并在某些情况下跟随美国与西方对伊朗施压，使其在核项目上遵守国际标准。
历史纽带无疑是中国与伊朗发展现实关系的正能量。正如美专家斯科特·哈罗德所指出的，德黑兰不把中国视为像欧美那样爱管闲事的外部势力，中国与伊朗从未发生战争，也从未在伊朗表现出任何帝国企图。这才是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真正的“独特优势”。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的战略视野中，伊朗问题绝不等同于伊朗核问题。对伊朗的关注，也符合中国重视地区支点国家的外交偏好。斯科特·哈罗德注意到，中国发展对伊关系有能源安全的考虑，但中伊经贸关系不局限于能源。“中国正在发展建设伊朗的铁路网络，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地区市场。”这些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意义更为深远。
“一带一路”的伊朗角色
近日，伊朗石油部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希望尽快增加石油出口，并恢复中国在伊朗境内的大型项目;与此同时，伊朗成为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也在近日到访伊朗，商讨“一带一路”事宜。在一系列变化的新国际形势之下，伊朗不断向中国趋近，两国关系也随着双方经贸往来的密切而进一步升温。
从中国的角度看，伊朗是中国进口石油最大来源国之一，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占中国全部进口石油总额的10%。2014年中国和伊朗的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最高，约520亿美元。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伊朗是必经之路，是中国主导创建的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任何连接东亚至欧洲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网络，都将使伊朗受益。同时，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的“亚投行”也将为伊朗的基础设置建设提供可能的资金支持。
从伊朗的角度看，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伊朗需要中国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原油需求国，2012年国际社会对伊朗制裁加码以来，伊朗出口石油半数销往中国。
一方面是中国和伊朗之间长期保持着的经贸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是美国与西方世界对于伊朗的封锁和限制，在此背景下，伊朗经济的对外选择确实有限。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伊朗原本就可怜巴巴的“原油红利”更是日益缩水。由于欧佩克等主要供应方坚持既定的供应计划，而欧元区、中国和日本的能源需求依然低迷，油价近期的上涨势头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因此寻求中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入“亚投行”获得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再通过加强同中国石油企业合作来扩大原油出口，获取先进技术，这也就成为了伊朗当前几乎唯一的战略选择。
（《南风窗》2015年第15期、《北京青年报》2015.7.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