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国时期，七雄相争。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用武力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巩固中央专制集权的严厉措施，废分封制，设立郡县，整齐官制；统一道路，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专任刑法，轻罪重罚。中国历史经由秦王嬴政之手，出现了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大转折。
　　大秦王朝建立不久，很快就露出了它的虎狼本性。尽管如此，文人们仍对嬴政怀着一定的幻想，他们承袭战国“处士横议”之风，依托《诗》、《书》等典籍，剖析法令，抨击时政，发泄不满。战国时期的君主，对士人的好为“王者师”自然心怀不满，但他们不得不隐忍在心，而秦始皇却不同了，他视文人的“横议”为狂妄与诽谤，他容不得别人对君权有半点不敬与非议，他决心好好地惩治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处士”。
　　嬴政并非一介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夫，而是一个目光阴鸷、胸怀城府的君王，他在寻找着一个较为合适的机会。提供这一机会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出身的丞相李斯。
　　那是公元前213年的事了，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盛宴，文武百官齐声称颂他的丰功伟绩。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扫平六国诸侯、实行郡县制的功绩更是推崇不已。博士淳于越对周青臣的阿谀恭维大为反感，当即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认为秦王朝应该效法商、周实行分封制，并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还说周青臣“面谀”皇上，不是忠臣。
　　面对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执，秦始皇没有立即拍板定夺，而是不动声色，交给参加宴会的诸位大臣讨论评议。
　　废分封、设郡县是丞相李斯的动议，因此，他对博士淳于越的观点予以严厉反驳，并对秦初士人的自由学风提出批评：“而今天下平定，法令归于一统，普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祥和，可是，儒生们却无事生非，以古非今，挑拨离间，惑乱民众。朝廷若不及时禁止，上则危及皇帝权势，下则形成朋党之争。”
　　李斯受到鼓励，针对如何限制秦初文人言论自由，提出了一个遗臭千古的恶毒主张——焚书，除开《秦记》及医药卜筮植树之书，应将天下所有其他书籍全部焚毁；除开博士掌管的国家藏书，其他收藏《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应统统送交地方官员烧掉；有敢于两人谈论《诗》、《书》的立即处死，借古讽今的灭族，知情不报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天后没有行动的，要处以黥刑，罚做苦役；严禁私学，鼓励臣民学习法律，以吏为师。
　　规模浩大的焚书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除大批珍贵典籍被焚被毁外，更为惨重的是，自春秋末叶以来文人学士们那种蓬蓬勃勃的自由思想，因此而遭受了一次残酷而致命的打击。
　　坑儒发生在焚书一年之后的公元前212年，直接起因是儒生卢生、侯生讥讽嘲弄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六国，达到了权力的峰巅，在人世间，他尽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他的心头却时刻笼罩着难逃一死的宿命与悲哀。死亡的阴影与强权的暴虐犹如硬币的正反两面紧紧地缠绕着他的身与心，自然而然地，他开始迷信鬼神，四处求仙拜神，寻找长生不死之药。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碣石，派卢生出海寻找传说中的上古仙人羡门、高誓，又派侯生等人寻求长生不死之药。不久，卢生归来，编了一套骗人的谎话，说他不仅找到了仙人，还求来了可以预言祸福的“图书”，“图书”上赫然写着“亡秦者胡也”五个大字。对此，秦始皇深信不疑，为保住秦朝万世江山，他马上派遣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征讨“胡”人匈奴。
　　三年后，秦始皇仍执意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可是，谎称求遇“仙人”的话好骗，长生不死之药却无法兑现，卢生只得绞尽脑汁地拖延时日，敷衍周旋，说要起居行踪保密才可求得。秦始皇一一照办，却无法得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不死宝药。
　　卢生、侯生眼看无法交差，只得凑在一起商议对策。他们认为始皇帝“天性刚戾自用”，“乐以刑杀为威”，交不了差，将会导致杀身之祸。于是，两人决定一同逃亡。
　　秦始皇得知卢生、侯生出逃的消息后，十分恼恨，又听说出逃前两人将他好好地非议、“诽谤”了一番，更是怒不可遏。
　　诸生或自我“招供”，或相互告密，或故意陷害，共有四百六十多人受到牵连。这些受牵连的儒生所犯禁令，无非以古非今，谈论《诗》、《书》而已，其实算不得什么大罪，若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过正常的切磋学问、探讨政治而已，可秦始皇却对他们采取了过于严厉的惩治措施。
　　关于焚书与坑儒，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写道：“焚书是初统一时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

二

　　秦始皇的倒行逆施提前透支了秦王朝的精力与生命，随着他的骤然死去，秦国很快就在摧枯拉朽的农民起义中由衰落走向灭亡。
　　汉朝的崛起与诞生，主要建立在对秦朝大规模的颠覆之上，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便是一度喑哑沉寂的诸子百家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复苏。
　　由于秦王朝的过于严酷与残暴，因此，汉朝建立之初，不得不吸纳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主张，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一时间，黄老之学如日中天，大受统治者的青睐与老百姓的崇信。
　　焚书坑儒，诸子百家中，打击最甚的当数儒学。汉朝初期，虽不再禁绝儒学，但仍受到一定程度的蔑视，如汉高祖就极其瞧不起儒生，并把儒生戴的帽子当作撒尿的便器。
　　以积极进取、干政从政为要义的儒学自然不甘于长期沉寂的局面，广大儒士在不断地拓展势力范围。
　　儒学，从秦朝的死寂不斷复活，由汉初的低潮逐渐兴盛，终于在景帝时发展为一支能与黄老新道学相互抗衡的重要力量。
　　经过六七十年的“文景之治”，汉朝的经济实力变得空前雄厚起来。至汉武帝时，他内削藩王加强中央集权，外击匈奴、踏破南越、降服滇王、安定闽越，建立起东自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尔加湖，南迄南越的辽阔疆域。
　　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一统、疆域一统，所缺的就是思想一统了。 　　正当汉武帝苦心孤诣地寻求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完整大一统时，政治大儒董仲舒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受到汉武帝的击节赞赏，并将其迅速而严厉地推向全国所有角落与领域。
　　汉武帝刘彻采取的崇儒措施主要有三点：
　　一、设立五经博士。《易》、《诗》、《书》、《礼》、《春秋》为儒家的五部主要文献，独尊儒术，这五部儒家文献自然被推崇为经典。研习五部经典而卓有成效的学人，被奉为博士，原先其他各门学说的博士一律罢黜。于是，博士之官全被儒家所垄断，儒学成了官方唯一认可的学术。研习儒学，也就成为仕宦之途的唯一通道，尊儒崇儒得以成为封建统治社会的一种制度；
　　二、封禅。汉武帝通过泰山封禅这种神秘而庄严的活动，给儒学抹上了一道耀眼的圣光，儒学因此而被人为地神化了；
　　三、改制。董仲舒将汉初流行的五行说、五德始终说纳入儒学体系，然后运用五行说改定传统历法。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将这一新历法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天下，儒学思想由此而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政治、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之中。
　　与秦始皇焚书暴行相似的是，独尊儒术的动议也是出自文人内部——董仲舒的上策倡导，再由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全面推行。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论的一个总纲，其展开、充实与完善全都反映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对儒学的贡献，除将其定于一尊外，还从维护封建秩序的根本大纲出发，对它进行了一番改造，提出了“三纲五常”说。“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总括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与道德原则，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精神自由。
　　董仲舒以犧牲其他诸子学问、钳制自由思想为代价，为稳固封建统治政权献计献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可仍没有受到汉武帝的重用。此后还受到无耻小人的密告被打入监狱，差点以妖言惑众、诽谤上司罪丢了脑袋。
　　终其一生，董仲舒都在以自己的学问竭尽全力地为封建王朝服务，特别是“天人感应”说影响尤为深远。“投之以桃”，却没有换来“报之以李”，直到七十七岁告老还乡后，他还念念不忘官宦仕途，不禁黯然神伤地挥笔写了一篇《士不遇赋》的长文。
　　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对董仲舒其人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述：“董仲舒用文化反对文化，用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一方面把于统治阶级有利的文化抬高到一尊的地位；同时又把于统治阶级不利的文化指为邪辟之说，而皆绝其道。这样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开辟了儒学学说独裁的局面，阻碍了中国文化自由发展的道路。其流毒所及，直到我们的今日，尚被其害。”
　　儒学作为与其他诸子互相补充的一门学说，自有它的积极可取之处，但当它定为一尊，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其局限性、负面性乃至反动性也就日渐凸显。
　　儒学一旦政治化、独裁化，便失去了学术争鸣与生命活力。
　　儒学越往后发展，便越来越走向自己的反面，只能空言，不能实行；只能教人，不能律己；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却没有长辈道德、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
　　由此可见，董仲舒与汉武帝的“软刀子”比李斯与秦始皇的暴力更为刻毒，其改变更为彻底。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写道：“秦以后的文化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为最大，其在文化上危害也最为长远。”

三

　　春秋战国之士到处周游鼓吹，献计献策于各国君王，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些士人，皆属游士。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一个适合于游士生存、繁荣的黄金时代。他们虽然没有固定的财产，却不用为生活担忧，也不必向王侯俯首臣服，因为议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制度化的保障。
　　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建立，游士时代也就进入了寿终正寝的结束阶段。
　　汉朝初年，刘邦推行分封制，诸侯林立，各自为阵，游士又有了一定的生存土壤，也曾一度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但这不过是游士时代的回光返照罢了，公元前128年，汉武帝颁布“推恩诏”削藩，游士便与当时的刘姓诸侯王国一同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此后，各个朝代虽然还会出现游士、游学、游宦、游侠等个别情况，但作为“游”的主体，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大批游士现象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时代变了，孟子概括的“士”人形象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游士时代永不复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因此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秦汉博士是一种隶属于太常的官职，秩比六百石。与过去“不仕”、“不宦”，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身份的游士相比，秦汉的博士制已将士纳入政府官僚系统的“吏”之中了。如此一来，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也由过去的师友一变而为君臣。
　　儒学定于一尊后，只要人们提及知识分子、文人学士，一般指研习儒学的儒生。凡从政儒生，皆纳入政府机构之中，官职虽轻、官俸虽少，也算得上有“恒产”之列了。
　　西汉与东汉时期，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出现了以下几种重大的变化：一是知识分子贵族化，贵族知识分子化；二是士与宗族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士族化”现象；三是与田产有了紧密的联系，形成“地主化”或“恒产化”。
　　不论怎么变化，也不论形式如何，总之是中国知识阶层有了一定的根基，他们依附于乡土，已由过去的游士逐渐转变为具有深厚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
　　当儒学还没有沦为僵化的教条走向其反面的时候，哪怕经由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巨变，“士大夫”们仍保持着早期儒学的刚健之风与责任担当。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群体意识正日渐觉醒。他们尽可能地团结在一起，与封建王朝的异化势力、腐朽集团进行了一场不屈不挠的争斗。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与宦官当道擅权，他们骄奢淫逸、残害忠良、为害乡里、无恶不作，广大农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力暴动。此时的士人，经济上失去了土地，政治上遭到外戚宦官的排斥，于忍无可忍之际，他们终于联合在一起，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展开了一次次反对外戚与宦官的政治斗争。 　　士人的反抗势力主要有三种：一、在野的士大夫。他们耻于与外戚、宦官为伍，毁冠裂带，避居山野，议论时政、品评人物，形成一股波及朝野的“清议”运动。二、太学生。太学生是培养封建官僚队伍的后续力量，当时约有三万多人。他们不能按正常途径登上政治舞台，对外戚宦官专权极其不满，于公元153年及公元162年，爆发过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活动。三、下层官僚士族。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不满于外戚、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利用手中实权，以奏章或刑法弹劾外戚宦官及其党羽。
　　士人的反抗，势必招来外戚宦官疯狂的报复与打击，宦官的反扑尤甚，造成了历史上两次有名的“党锢之祸”。他们诬陷、逮捕士人，予以严厉处罚，特别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因谋杀宦官的机密被泄露，宦官突然发动政变，太學生与之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胜利后的宦官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针对士大夫的大肆搜查与追捕，先是百余人下狱处死，接着死徙废禁六七百人，后又搜捕党人及太学生千余人，不知有多少文化精英在这场凶恶的报复行为中惨遭杀害。
　　受党锢之祸影响，东汉中后期的文化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两汉时期，还有一支特殊的士人队伍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与影响，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士族”，顾名思义，是士与宗族的结合，士的背后，附随着整个宗族集团。
　　受远古宗法社会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宗族势力一直颇为强盛，但与士结合在一起，当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学而优则仕”，孔子的话在他死后几百年终于成为一种现实与时尚，读书成为一种利禄的阶梯。只要书读得好，就能跻身上流社会，就能当官发财名利双收。因此，社会上稍具一定势力的强宗大姓无不尽力培养子弟读书，久而久之，这些宗族便成为官宦世家与士族阶层。同时，也有部分士人于政治得势后不断扩张家庭财力，使得整个宗族变为社会上有权、有财、有势的士族。
　　西汉后期，士族在社会上逐渐获得了主导地位，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王莽变法运动的成败兴衰，就与士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改革派人物，除了出身外戚，有着过硬的王室背景外，还在于获得了无数士人的倾心与支持。王莽登上政治舞台，也不是以外戚的身份，而是以一介士人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中。后来，他的新政终于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得罪了士族阶层。王莽复井田、禁奴婢，限制士族大姓的经济扩张，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很快导致新朝政权的崩溃与垮台。
　　光武帝刘秀于乱世间起兵，于群雄中崛起并建立东汉政权，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遍布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士族力量。
　　士族势力、士族阶层下的士，差不多完全政治化了，已算不得纯粹士人。知识与学问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晋升上流社会的一种手段、一块招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