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个82岁的犹太人吸引我们的，不仅是他作为以色列首富的特殊身份，也不仅在于他的公司成为“股神”巴菲特首个实体收购对象的骄人业绩。
他真正让人动容的创举在于，找到了一种以工业发展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现实途径。
“我们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实现中东和平?
律师吗?不可能。军队吗?也不大可能。政府?宗教领袖?或者其他?
不，都不可能!我认为，唯一能找到答案的地方是在商业世界——
商业才是实现和平最重要的基石和力量!”
2008年1月下旬，当温润的地中海海风越过加利利山，向以色列内陆袭来的时候，记者沿着狭长的海岸线一路向北，在崇山峻岭中寻找一个名叫特芬的小镇。这句话一路相随，激荡心扉。
这句话出自史蒂夫，维特海默，以色列商界的传奇人物。
1984年起，他就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偏僻小山村——特芬，谋划着一个宏伟的蓝图，即通过发展工业园，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中东和平。
他坚信：这个极端贫穷、恐怖主义盛行、民族宗教矛盾突出的小山村，是以色列现状的极端代表。如果特芬能够改变，别的地方肯定都能改变!中东和平指日可待!
和平，近乎绝望的字眼
一直以来，和平，在特芬都是个近乎绝望的字眼。
这个距黎巴嫩边境不到20公里的小村庄，自然资源匮乏，各民族混居，宗教矛盾突出，是以色列最贫穷动荡的地区之一。
1980年，维特海默为伊斯卡工厂选址来特芬考察时，便被这里的动荡震惊了。一天，他在村子里见到一位老人行动不便，正准备上前掺扶，却一把被随行人员拉住。他被告之，这极有可能是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
一股令人胆寒的凉意迅速在空气中弥散开来。随行人员告诉他，“每年村子里都要发生10多起爆炸事件。这里的以色列入惟一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对于渴望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们，是个多么残酷的字眼。维特海默被打动了，他告诉自己，“应该想办法改变这一切”。
通过考察，维特海默发现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穷。特芬没有石油，没有工业，人们收入的唯一来源就是种地。和贫穷如影随形的，便是保守和愚昧。在这里，“邻里间的一次口角，都可能引发一场流血冲突事件”。
备受震动的维特海默开始很慎重地考虑一个问题：特芬这么穷，我能做什么?
他说：“我一向认为帮助别人的大原则，是所谓的救急不救穷。穷无法救，只能帮助他们脱。”
怎么脱?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反复比较，他想了一条路——通过发展工业，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将他们的能量和资源投入到全球市场的战斗中去。
高科技正在分裂以色列
“我必须钻研政治和军事，这样我的孩子们才能获得自由去钻研工业和商业。我的孩子们必须钻研工业和商业，这样他们的孩子就可能去钻研艺术和文学。”
——《特芬模式》
维特海默曾写了一本书——《特芬模式》，在书中他提出，犹太文化中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传统，一向瞧不起具体的制造业，这将对以色列的未来造成危害——如果国民经济全面趋向高科技产业，尽管能带来大量财富，却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也就不会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
他举例说，2007年，以色列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庞大的数字掩盖了以色列已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事实：一个“国家”(高科技产业)是高收入、高GDP，生育率很低，而另一个“国家”，在以色列国土的周边城市与农村，在传统产业密集的地方，情况则与之相反。
他进一步阐述说，“迄今为止，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发展路径基本上就是‘VC投资一快速长大一挂牌纳斯达克或者卖给美国大公司’。被美国大公司买走自然无法独立成长，即便上市的企业也大多集中在诸如软件、通讯这样狭窄的领域，不是大众消费与制造品牌。”
最終的结果是，以色列的企业开始逐步征服世界，但这些成就、创新却没有化作涓涓细流汇入当地社会。
最后，维特海默得出结论——这个国家巨大的能量与创造性只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区域、社会的某个阶层里!唯有工业，才能让最广大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唯有工作，能把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
“你看，这里非常空旷，黎巴嫩的边界就在那边。这个地区历史上以农牧业为主，没有足够的土地和水，这意味着要做出改变需要艰巨的努力。”
在办公室外的阳台上，维特海默指着北方的大片丘陵说道。而在他的脚下，一行行盎然的绿色从周遭的土黄色中跳跃而出，提醒着来者那是人类改变自然的痕迹，也是他大半生的心血所在。
上世纪80年代初，维特海默结束了在以色列议会短暂的从政生涯，“解甲归田”。而伊斯卡业务的蒸蒸目上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以伊斯卡为龙头，带动更多的年轻创业者投入到工业之中。
于是，1984年，特芬工业园在伊斯卡的厂房旁边建立了起来。连绵起伏的绿色草坪，大片的浓荫，令人惊艳的户外雕塑，一个接一个的博物馆、美术馆、手工作坊……与其说是工业院。这里更像一个艺术公园。
“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到工厂工作，他想改变这个成见。”以色列外交部经济三司司长马弈良谈起维特海默，精神振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到特芬，亲眼看到工业能够如此有趣，工业制造也可以如此高科技。于是他们就留了下来。”
“我把这里叫做‘资本主义的基布兹’”。维特海默如此定义他的工业园。基布兹是以色列特有的集体主义农庄，实行生产资料公有，所有社员都要参加劳动，同时“按需分配”。免费享受住房、餐饮、教育等服务。
一半的犹太人和一半的阿拉伯人在此共同生活和工作，而后者中除了穆斯林，还有基督教徒和德鲁士人。
维特海默相信，“人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很容易把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
如今，特芬工业园居民人数不到以色列总人口的1％，出口额却超过全国工业出口总额的10％，每个工人年均贡献的出口收入超过15万美元。
一个人的特芬“孵化器”
20年的精心耕耘后，维特海默总结出一个“特芬模式”，用以实现他推动落后地区经济独立和促进区域和平的梦想。
这一模式建立在五个互补的要素之上：发达的出口工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和平共处。
出口工业是获得经济独点的关键。维特海默认为，出口工业不但能带来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起和国际市场上的合作者们交流知识和技术的桥梁。只有将企业放在国际市场的环境下打磨，才可能获得持久的竞争力。
唤起年轻人对工业的兴趣，并激发 出他们潜在的创新精神，是特芬模式的一大基石。19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后，一大批犹太技术移民涌入以色列。这批移民极具技术天分，却缺乏创业资金与商业技能。
针对此，维特海默成立了非盈利目的的“技术孵化器”项目，专门为技术创业者提供从资金到商业建议、管理团队、办公地点与设施，以及寻求私募的一系列服务。
每个项目85％的预算资金由他自己出，其余资金与资源则来源于企业捐赠、院校、地方政府。孵化器与创业者、项目管理团队依据20％、70％、10％的比例在项目中持股，此外，孵化器会根据最终的销售额来提取3％的佣金，再返回用于孵化器的运营中。
“我们的作用是带创业者进入商业的‘真实世界’。”维特海默自豪地说，“孵化器的一大功能是去帮助创业者明确市场需求在哪里。”据统计，该孵化器成功率约为45％，即项目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私募，从而退出孵化器。
维特海默挑头并投入资金、吸引市场化资金进入与之风险共担、一旦盈利后撤出资金的思路，构成了“特芬孵化器”的框架。维特海默称，从1984年至今，已有150多个项目从该孵化器中“毕业”。
“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会举行一个派对，走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我们希望他们早日出去。”维特海默就像一个有名望的大学老校长那样，满意地看着从特芬走出去一批又一批令他自豪的“毕业生”。商业是实现和平最重要的基石
和力量
1991年以色列国会召开，维特海默受邀列席。会上，维特海默报告了“特芬模式”，没想到这个话题成为了会上的热门议题。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对他的构想大加赞扬：“再有20个这样的工业园，以色列的工业出口额就能翻一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安全局面将彻底改变!”
备受鼓舞的维特海默回来之后，思考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建一个工业园区需要一千万到两千万美元，而造一架战斗机需要三千万到四千万美元。这意味着建100个工业园只要少买50架战斗机。只需5年，它们就会给所在地区带来看得见的成效。”
“新马歇尔计划”由此应运而生。
2002年，76岁的维特海默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慷慨陈词，希望获得200亿美元的资助，来实施他的“新马歇尔计划9”——先从约旦做试验，然后扩大到巴勒斯坦、土耳其，最后到达埃及、黎巴嫩，通过工业换取和平。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听者无不动容。
然而命运弄人，一个月后伊拉克战争爆发，维特海默的宏伟计划就此搁浅，而美国至今仍深陷自己耗费巨资挖就的“伊拉克泥潭”。
维特海默已不是第一次遭受这样的挫折。2000年，正当他邀请哈佛设计学院完成对在加沙边境设立工业园的初步规划之际，巴以在加沙地带重燃战火，而此前维特海默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取得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自治区政府双方对建立工业园的许可。“
我们每天都在碰到困难，困难就是在那里等着你去克服的。”维特海默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和乐观，“这么多年都坚持下来了，因为我相信结果总会是好的。”
工业换和平
近60年来，以色列人一直认为更多的土地能够让我们获得安全，一支强壮的军队能够确保我们的和平。土地和军队确实能够给我们一定程度的安全感，然而很不幸，它们并不能带来和平。刀剑不可能永远统治一个地方。我覺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比如新加坡——他们决定不使用武力，而是和他们的邻居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
如果你有一个邻居，你最好能确保他不挨饿、不妒忌，并且有一个好工作。你必须让你的邻居意识到，如果他和你发生冲突，他也会丧失一些东西：你必须确保他也有获得繁荣的机会，否则。你将永远没有和平。
我相信，工业发展意味着工作机会，而工作机会将会带来和平。
我相信，无论两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上有过怎样严重的冲突，我们都能够通过鼓励人们转移他们的关注点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将他们的能量和资源投入到正确的战斗——全球市场的战斗当中去。这是我过去50年来的主要工作。
采访结束时，维特海默突然顽皮地拨动办公室地上竖立的一个舵盘，那是他到大连考察时当地政府送给他的，支架上刻着“与时俱进”四个汉字。看着飞转的舵盘和维特海默的笑颜，我们明白。这位81岁的老舵手依然是一位年轻的、充满激情、永不言败的梦想家。
编辑 步 宇
他真正让人动容的创举在于，找到了一种以工业发展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现实途径。
“我们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实现中东和平?
律师吗?不可能。军队吗?也不大可能。政府?宗教领袖?或者其他?
不，都不可能!我认为，唯一能找到答案的地方是在商业世界——
商业才是实现和平最重要的基石和力量!”
2008年1月下旬，当温润的地中海海风越过加利利山，向以色列内陆袭来的时候，记者沿着狭长的海岸线一路向北，在崇山峻岭中寻找一个名叫特芬的小镇。这句话一路相随，激荡心扉。
这句话出自史蒂夫，维特海默，以色列商界的传奇人物。
1984年起，他就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偏僻小山村——特芬，谋划着一个宏伟的蓝图，即通过发展工业园，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中东和平。
他坚信：这个极端贫穷、恐怖主义盛行、民族宗教矛盾突出的小山村，是以色列现状的极端代表。如果特芬能够改变，别的地方肯定都能改变!中东和平指日可待!
和平，近乎绝望的字眼
一直以来，和平，在特芬都是个近乎绝望的字眼。
这个距黎巴嫩边境不到20公里的小村庄，自然资源匮乏，各民族混居，宗教矛盾突出，是以色列最贫穷动荡的地区之一。
1980年，维特海默为伊斯卡工厂选址来特芬考察时，便被这里的动荡震惊了。一天，他在村子里见到一位老人行动不便，正准备上前掺扶，却一把被随行人员拉住。他被告之，这极有可能是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
一股令人胆寒的凉意迅速在空气中弥散开来。随行人员告诉他，“每年村子里都要发生10多起爆炸事件。这里的以色列入惟一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对于渴望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们，是个多么残酷的字眼。维特海默被打动了，他告诉自己，“应该想办法改变这一切”。
通过考察，维特海默发现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穷。特芬没有石油，没有工业，人们收入的唯一来源就是种地。和贫穷如影随形的，便是保守和愚昧。在这里，“邻里间的一次口角，都可能引发一场流血冲突事件”。
备受震动的维特海默开始很慎重地考虑一个问题：特芬这么穷，我能做什么?
他说：“我一向认为帮助别人的大原则，是所谓的救急不救穷。穷无法救，只能帮助他们脱。”
怎么脱?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反复比较，他想了一条路——通过发展工业，为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将他们的能量和资源投入到全球市场的战斗中去。
高科技正在分裂以色列
“我必须钻研政治和军事，这样我的孩子们才能获得自由去钻研工业和商业。我的孩子们必须钻研工业和商业，这样他们的孩子就可能去钻研艺术和文学。”
——《特芬模式》
维特海默曾写了一本书——《特芬模式》，在书中他提出，犹太文化中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传统，一向瞧不起具体的制造业，这将对以色列的未来造成危害——如果国民经济全面趋向高科技产业，尽管能带来大量财富，却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也就不会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
他举例说，2007年，以色列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庞大的数字掩盖了以色列已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事实：一个“国家”(高科技产业)是高收入、高GDP，生育率很低，而另一个“国家”，在以色列国土的周边城市与农村，在传统产业密集的地方，情况则与之相反。
他进一步阐述说，“迄今为止，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发展路径基本上就是‘VC投资一快速长大一挂牌纳斯达克或者卖给美国大公司’。被美国大公司买走自然无法独立成长，即便上市的企业也大多集中在诸如软件、通讯这样狭窄的领域，不是大众消费与制造品牌。”
最終的结果是，以色列的企业开始逐步征服世界，但这些成就、创新却没有化作涓涓细流汇入当地社会。
最后，维特海默得出结论——这个国家巨大的能量与创造性只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区域、社会的某个阶层里!唯有工业，才能让最广大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唯有工作，能把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
“你看，这里非常空旷，黎巴嫩的边界就在那边。这个地区历史上以农牧业为主，没有足够的土地和水，这意味着要做出改变需要艰巨的努力。”
在办公室外的阳台上，维特海默指着北方的大片丘陵说道。而在他的脚下，一行行盎然的绿色从周遭的土黄色中跳跃而出，提醒着来者那是人类改变自然的痕迹，也是他大半生的心血所在。
上世纪80年代初，维特海默结束了在以色列议会短暂的从政生涯，“解甲归田”。而伊斯卡业务的蒸蒸目上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以伊斯卡为龙头，带动更多的年轻创业者投入到工业之中。
于是，1984年，特芬工业园在伊斯卡的厂房旁边建立了起来。连绵起伏的绿色草坪，大片的浓荫，令人惊艳的户外雕塑，一个接一个的博物馆、美术馆、手工作坊……与其说是工业院。这里更像一个艺术公园。
“那时候，没有人愿意到工厂工作，他想改变这个成见。”以色列外交部经济三司司长马弈良谈起维特海默，精神振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到特芬，亲眼看到工业能够如此有趣，工业制造也可以如此高科技。于是他们就留了下来。”
“我把这里叫做‘资本主义的基布兹’”。维特海默如此定义他的工业园。基布兹是以色列特有的集体主义农庄，实行生产资料公有，所有社员都要参加劳动，同时“按需分配”。免费享受住房、餐饮、教育等服务。
一半的犹太人和一半的阿拉伯人在此共同生活和工作，而后者中除了穆斯林，还有基督教徒和德鲁士人。
维特海默相信，“人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很容易把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
如今，特芬工业园居民人数不到以色列总人口的1％，出口额却超过全国工业出口总额的10％，每个工人年均贡献的出口收入超过15万美元。
一个人的特芬“孵化器”
20年的精心耕耘后，维特海默总结出一个“特芬模式”，用以实现他推动落后地区经济独立和促进区域和平的梦想。
这一模式建立在五个互补的要素之上：发达的出口工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和平共处。
出口工业是获得经济独点的关键。维特海默认为，出口工业不但能带来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能够建立起和国际市场上的合作者们交流知识和技术的桥梁。只有将企业放在国际市场的环境下打磨，才可能获得持久的竞争力。
唤起年轻人对工业的兴趣，并激发 出他们潜在的创新精神，是特芬模式的一大基石。19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后，一大批犹太技术移民涌入以色列。这批移民极具技术天分，却缺乏创业资金与商业技能。
针对此，维特海默成立了非盈利目的的“技术孵化器”项目，专门为技术创业者提供从资金到商业建议、管理团队、办公地点与设施，以及寻求私募的一系列服务。
每个项目85％的预算资金由他自己出，其余资金与资源则来源于企业捐赠、院校、地方政府。孵化器与创业者、项目管理团队依据20％、70％、10％的比例在项目中持股，此外，孵化器会根据最终的销售额来提取3％的佣金，再返回用于孵化器的运营中。
“我们的作用是带创业者进入商业的‘真实世界’。”维特海默自豪地说，“孵化器的一大功能是去帮助创业者明确市场需求在哪里。”据统计，该孵化器成功率约为45％，即项目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私募，从而退出孵化器。
维特海默挑头并投入资金、吸引市场化资金进入与之风险共担、一旦盈利后撤出资金的思路，构成了“特芬孵化器”的框架。维特海默称，从1984年至今，已有150多个项目从该孵化器中“毕业”。
“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会举行一个派对，走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我们希望他们早日出去。”维特海默就像一个有名望的大学老校长那样，满意地看着从特芬走出去一批又一批令他自豪的“毕业生”。商业是实现和平最重要的基石
和力量
1991年以色列国会召开，维特海默受邀列席。会上，维特海默报告了“特芬模式”，没想到这个话题成为了会上的热门议题。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对他的构想大加赞扬：“再有20个这样的工业园，以色列的工业出口额就能翻一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安全局面将彻底改变!”
备受鼓舞的维特海默回来之后，思考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建一个工业园区需要一千万到两千万美元，而造一架战斗机需要三千万到四千万美元。这意味着建100个工业园只要少买50架战斗机。只需5年，它们就会给所在地区带来看得见的成效。”
“新马歇尔计划”由此应运而生。
2002年，76岁的维特海默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慷慨陈词，希望获得200亿美元的资助，来实施他的“新马歇尔计划9”——先从约旦做试验，然后扩大到巴勒斯坦、土耳其，最后到达埃及、黎巴嫩，通过工业换取和平。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听者无不动容。
然而命运弄人，一个月后伊拉克战争爆发，维特海默的宏伟计划就此搁浅，而美国至今仍深陷自己耗费巨资挖就的“伊拉克泥潭”。
维特海默已不是第一次遭受这样的挫折。2000年，正当他邀请哈佛设计学院完成对在加沙边境设立工业园的初步规划之际，巴以在加沙地带重燃战火，而此前维特海默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取得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自治区政府双方对建立工业园的许可。“
我们每天都在碰到困难，困难就是在那里等着你去克服的。”维特海默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和乐观，“这么多年都坚持下来了，因为我相信结果总会是好的。”
工业换和平
近60年来，以色列人一直认为更多的土地能够让我们获得安全，一支强壮的军队能够确保我们的和平。土地和军队确实能够给我们一定程度的安全感，然而很不幸，它们并不能带来和平。刀剑不可能永远统治一个地方。我覺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比如新加坡——他们决定不使用武力，而是和他们的邻居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
如果你有一个邻居，你最好能确保他不挨饿、不妒忌，并且有一个好工作。你必须让你的邻居意识到，如果他和你发生冲突，他也会丧失一些东西：你必须确保他也有获得繁荣的机会，否则。你将永远没有和平。
我相信，工业发展意味着工作机会，而工作机会将会带来和平。
我相信，无论两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上有过怎样严重的冲突，我们都能够通过鼓励人们转移他们的关注点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将他们的能量和资源投入到正确的战斗——全球市场的战斗当中去。这是我过去50年来的主要工作。
采访结束时，维特海默突然顽皮地拨动办公室地上竖立的一个舵盘，那是他到大连考察时当地政府送给他的，支架上刻着“与时俱进”四个汉字。看着飞转的舵盘和维特海默的笑颜，我们明白。这位81岁的老舵手依然是一位年轻的、充满激情、永不言败的梦想家。
编辑 步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