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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受邀观摩了一场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展评课，课题是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的“罗斯福新政”。为了能够讲清楚1929～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以及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机理，授课教师在讲述新政的具体措施前，增加了凯恩斯有关经济运行规律和宏观调控的内容，并得出结论：正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罗斯福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法规，力图用宏观调控的力量来把握经济运行。对于这样的表述，笔者在评课环节提出了质疑：罗斯福新政开始于1933年3月，而凯恩斯最终提出“有效需求”问题并完成系统的理论是1936年《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就时间来看，凯恩斯理论似乎不能构成新政理论依据。如果不能，二者间为什么会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问题不仅是该授课教师欠缺考量，也为大多数教师长期疑惑不解，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梳理。
在笔者所接触到的关于两者间关系的诸多观点中，笔者较倾向于美国学者拉尔夫·德·贝茨的观点：“凯恩斯与新政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一方立于另一方的基础之上。”[1]
一、凯恩斯理论没有直接指导“新政”
（1）从时间上看，凯恩斯理论是新政理论依据的说法站不住脚。虽说早在1936年《通论》发表前的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就开始对传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并先后于1923年和1930年发表《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开始显露“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但这些看法均未能脱离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至于1933年发表的《繁荣之道》着重强调政府的财政政策对摆脱经济萧条的积极作用，使经济理论更接近于《通论》的主旨，显现出凯恩斯理论的一些端倪，但是却始终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一直到1936年《通论》的出版，他明确提出“有效需求”问题，将以运用财政政策解决失业和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主张做了系统的叙述，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理论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笔者认为，一个尚未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不可能被像罗斯福这样务实的政治家作为重大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况且新政开始实行的1933年，凯恩斯的理论体系还未成型。由此可见，就理论的成型和新政开始的时间来看，凯恩斯理论应该不会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依据。
（2）从“新政”的实施过程上看，相关措施的制定并非事前计划好的，是应急性的、试验性的。罗斯福曾一再表示：自己“既没有整顿经济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奇特的计划”[2]。他所信奉的是“如果失败了，就试行另一种”[3]。因此作为应时而作的措施，新政的内容既不系统，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有关赤字开支政策的问题，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曾痛骂胡佛政府的联邦赤字达到16亿美元是挥霍浪费。而当他就任总统后，“新政”庞大的资金需求迫使他不得不一再提高赤字指数，1936年达到40亿美元。不过从罗斯福内心讲他始终希望能保持预算平衡，每当经济有所好转，他就迫不及待地削减政府开支。1933年3月，他提出了“紧缩政府开支”的法案，以期能有效控制政府财政赤字。但此后的一系列法令，如1933年5月通过的《联邦紧急救济法》和《全国产业复兴法》政府分别拨款30亿美元和33亿美元用于救济失业者和公共工程计划，这些措施又明显与之前的紧缩开支政策背道而驰。而到1935年和1937年罗斯福政府又相继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减少财政赤字。直到1938年因为收缩赤字缩减“新政”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大衰退，罗斯福才最终放弃平衡预算的保守思想。而削减赤字导致经济衰退早已在凯恩斯的预料之中，要知道，扩大政府赤字开支以恢复经济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就如经济学家小施莱辛格所说：“不能说罗斯福政府增加开支是由于凯恩斯的原因。赤字是环境造成的，不是理论引导的。”[4]由此可见，“新政”的实施完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新政”一开始就是以凯恩斯理论作为指导，也就用不着在措施制定上摇摆不定了。
（3）从罗斯福的态度上看，对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不以为然。1934年5月，凯恩斯在美国拜会了罗斯福，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这次会谈中凯恩斯试图说服罗斯福放手实行财政赤字，但根据各种资料显示，这次会谈并不成功。罗斯福说凯恩斯“留下了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他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5]，凯恩斯则认为总统对经济学所知不多。直到1938年凯恩斯理论正式形成后，罗斯福仍未阅读过凯恩斯的著作，对其理论也仅限于身边一些智囊团成员的介绍。1938年，缩减开支导致经济大衰退，此时凯恩斯写了一封长信劝说罗斯福采用其经济理论，总统仍不为所动，仅让助手代为回复了一封客套的短信。可以看出，罗斯福对凯恩斯理论始终抱有“半信半疑”的态度，也就绝无将其理论作为施政准绳的可能。
（4）从政策的源头看，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传统的延伸。人们通常认为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家干预经济”是一个前无来者的新鲜事物，实际政府干预经济是美国的传统。美国的1787年宪法就明确规定，政府有权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干预经济的权力。尤其是在一战期间，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组织了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尝试，政府和国会采取了改组机构、调整生产、扩充军备、协调运输等一系列措施。此间成立了不少管理部门经济的组织，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统制，并且总统直接任命充当运输、军需、劳工等部门的顾问委员会成员”[6]，这些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对于后来的罗斯福反危机措施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说“新政”是某种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产物，还不如说“新政”是美国经济政策自身发展与完善的结果。
二、凯恩斯理论对“新政”有一定影响，尤其是第二阶段影响甚深
（1）在“新政”开始之初，罗斯福已经对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有所了解，早在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初，凯恩斯即在《泰晤士报》上连发表4篇文章，就如何复苏经济提出建议，并托友人将文章转呈罗斯福。同年，伦敦国际经济会议召开，美国代表团团长莫利行前询问总统，他到伦敦后能否前往拜会凯恩斯，罗斯福同意，并指出“可就有关货币方面问题去讨教后者”[7]。可见，罗斯福在实施新政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凯恩斯，并与其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否则也不会同意莫利去造访凯恩斯，更不会在1934年的非常时期接见一个外国经济学家。 （2）罗斯福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大多数熟知甚至信奉凯恩斯理论，必然会在新政的推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总统。凯恩斯与罗斯福政府要员和顾问班子的许多成员关系甚密，如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智囊团顾问劳克林·阿里教授以及费利克斯·富兰克福特教授。可以说正是这些人在凯恩斯与罗斯福之间充当了媒介的作用，并且作为“新政”的策划者，必然会将自己奉行的经济思想衍射到新政的制定与实行当中。
（3）如果说凯恩斯理论对“新政”第一阶段（1933～1934年）影响甚微的话，对第二阶段（1935年开始）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如前面所提及的，在经历了1937～1938年的经济大衰退后，罗斯福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结束了在财政开支和通货膨胀问题上的摇摆。在新政的第二阶段，“许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的想法相投合，他们与补偿性的挥霍派（亦译花钱派）结为同盟，这对新政政策的最后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8]。至此，罗斯福新政最终把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的权宜之计转变成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与凯恩斯理论正式联姻。
三、新政的实践丰富和促进了凯恩斯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如前文所提，在新政实施之初，凯恩斯就积极关注，并予以理论的支持。1933年，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当罗斯福接受凯恩斯的建议，果断反对恢复金本位而遭受世界各国代表及舆论的愤怒与指责时，凯恩斯则在《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盛赞总统的决定。甚至应美国代表团之邀，代为罗斯福起草了一份提纲和声明，向各国代表解释罗斯福的意图。此后每当新政进入关键时期，凯恩斯总要发表有关对美国经济时局的文章，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谏罗斯福。甚至在1934年凯恩斯访问美国的行程结束前，在向美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所发表的演讲中，首次向美国的同仁公开了他正在撰写的《通论》的核心内容——有效需求理论。同时，罗斯福新政使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也极大鼓舞了凯恩斯，新政的实践丰富了凯恩斯《通论》的写作素材，促进了凯恩斯理论的成熟与完善。比如在新政第二阶段，“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马里纳·埃克尔斯主张通过运用联邦预算来复兴经济”，而到“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影响很大的著作《就业通论》中将埃克尔斯的主张首次发展为一种理论，予以肯定”[9]。凯恩斯从理论上总结了“新政”反危机措施的经验，提出了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基本理论，从而迎合了新政的需要，某些观点在后期被罗斯福为首的改革者所接纳。同时，新政也进一步充实和印证了凯恩斯理论，两者间是相互影响，是在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主线上不谋而和。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两者间如此地相似呢？笔者认为正是它们共同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所造就的。
（1）经济危机直接促使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的诞生。1929～1933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达4年之久的大萧条、大恐慌之中，而且将资本主义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击得粉碎。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客观上要求改变传统经济政策，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凯恩斯从理论上表达了这一要求，罗斯福从实践中顺应了这一要求。
（2）是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垄断的不断加强必然造成竞争的下降，市场的调节机制失灵，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更加的尖锐。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十月革命打开资本主义链条上的缺口后，各国相继掀起了革命高潮，震撼着资本主义统治。而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工人、农民罢工运动的高涨和法西斯的猖獗，直接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已经发展到极限，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关系也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只有寻求改变才能拯救资本主义。而在当时的危机下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向社会主义转变，根本变革生产关系，发展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二是转向欧洲法西斯主义，显然这是一个极端而残酷的选择，违背美国的民主传统。凯恩斯和罗斯福既相互独立共同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推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曾指出：“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10]
（3）不同程度的受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凯恩斯《通论》的核心内容是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论证，从而人们常常误解为他就是有效需求理论的开创者。实际上马克思对有效需求问题的重视程度不逊于凯恩斯，甚至更为深刻。“在马克思那里，从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了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本质。”[11]那么，凯恩斯究竟有没有曾经关注过马克思呢？在《通论》中有三处提到过马克思，其中一处指出：“在古典理论得到最成熟体现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它（指有效需求）甚至一次也没有被提到过。有效需求只能生活在卡尔·马克思等人之中。”[12]从而可以表明，凯恩斯在其核心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借鉴过马克思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30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时，苏联经济却丝毫没有受到冲击，并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向农业工业国的转变。一边是危机四起的美国，一边是经济一枝独秀的苏联，实行“新政”的罗斯福政府既然是在“兼容并蓄”思想指导下，走一条有别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为什么不可以在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有限的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优势呢？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理性和务实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凯恩斯和罗斯福应当会在一定程度上从马克思经济学及苏联经济建设中吸取经验，以完善他们“国家干预经济”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总之，当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挣扎之际，凯恩斯和罗斯福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走出了一条通过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来缓解经济危机，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路，他们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共同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时代。由此，我们在高中历史“罗斯福新政“一课的教学设计中，应当在正确把握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去解释“新政”改革机理的合理性，从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异曲同工的发展过程中加深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拉尔夫·德·贝茨. 1933—1973年美国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7.
[2]詹姆斯·格雷戈·伯恩斯. 罗斯福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50.
[3][5]内森·米勒. 罗斯福正传[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278.
[4]小阿瑟·施莱辛格. 动荡的政治[M]. 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0：408.
[6]倪昕. 罗斯福新政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J]. 理论界，2007（10）： 231-232.
[7]小阿瑟·施莱辛格. 新政的到来[M]. 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8：216-217.
[8]约翰·布雷曼. 美国的历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03.
[9]约翰·布雷曼. 国家级新政[M].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402-403.
[10]列宁. 列宁选集（26）.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50.
[11]王璐. 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比较[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6）：38-44.
[12]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7-38.
在笔者所接触到的关于两者间关系的诸多观点中，笔者较倾向于美国学者拉尔夫·德·贝茨的观点：“凯恩斯与新政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一方立于另一方的基础之上。”[1]
一、凯恩斯理论没有直接指导“新政”
（1）从时间上看，凯恩斯理论是新政理论依据的说法站不住脚。虽说早在1936年《通论》发表前的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就开始对传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并先后于1923年和1930年发表《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开始显露“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但这些看法均未能脱离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至于1933年发表的《繁荣之道》着重强调政府的财政政策对摆脱经济萧条的积极作用，使经济理论更接近于《通论》的主旨，显现出凯恩斯理论的一些端倪，但是却始终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证。一直到1936年《通论》的出版，他明确提出“有效需求”问题，将以运用财政政策解决失业和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主张做了系统的叙述，从而最终将自己的理论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笔者认为，一个尚未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不可能被像罗斯福这样务实的政治家作为重大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况且新政开始实行的1933年，凯恩斯的理论体系还未成型。由此可见，就理论的成型和新政开始的时间来看，凯恩斯理论应该不会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依据。
（2）从“新政”的实施过程上看，相关措施的制定并非事前计划好的，是应急性的、试验性的。罗斯福曾一再表示：自己“既没有整顿经济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奇特的计划”[2]。他所信奉的是“如果失败了，就试行另一种”[3]。因此作为应时而作的措施，新政的内容既不系统，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有关赤字开支政策的问题，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曾痛骂胡佛政府的联邦赤字达到16亿美元是挥霍浪费。而当他就任总统后，“新政”庞大的资金需求迫使他不得不一再提高赤字指数，1936年达到40亿美元。不过从罗斯福内心讲他始终希望能保持预算平衡，每当经济有所好转，他就迫不及待地削减政府开支。1933年3月，他提出了“紧缩政府开支”的法案，以期能有效控制政府财政赤字。但此后的一系列法令，如1933年5月通过的《联邦紧急救济法》和《全国产业复兴法》政府分别拨款30亿美元和33亿美元用于救济失业者和公共工程计划，这些措施又明显与之前的紧缩开支政策背道而驰。而到1935年和1937年罗斯福政府又相继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减少财政赤字。直到1938年因为收缩赤字缩减“新政”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大衰退，罗斯福才最终放弃平衡预算的保守思想。而削减赤字导致经济衰退早已在凯恩斯的预料之中，要知道，扩大政府赤字开支以恢复经济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就如经济学家小施莱辛格所说：“不能说罗斯福政府增加开支是由于凯恩斯的原因。赤字是环境造成的，不是理论引导的。”[4]由此可见，“新政”的实施完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新政”一开始就是以凯恩斯理论作为指导，也就用不着在措施制定上摇摆不定了。
（3）从罗斯福的态度上看，对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不以为然。1934年5月，凯恩斯在美国拜会了罗斯福，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这次会谈中凯恩斯试图说服罗斯福放手实行财政赤字，但根据各种资料显示，这次会谈并不成功。罗斯福说凯恩斯“留下了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他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5]，凯恩斯则认为总统对经济学所知不多。直到1938年凯恩斯理论正式形成后，罗斯福仍未阅读过凯恩斯的著作，对其理论也仅限于身边一些智囊团成员的介绍。1938年，缩减开支导致经济大衰退，此时凯恩斯写了一封长信劝说罗斯福采用其经济理论，总统仍不为所动，仅让助手代为回复了一封客套的短信。可以看出，罗斯福对凯恩斯理论始终抱有“半信半疑”的态度，也就绝无将其理论作为施政准绳的可能。
（4）从政策的源头看，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政府干预经济传统的延伸。人们通常认为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家干预经济”是一个前无来者的新鲜事物，实际政府干预经济是美国的传统。美国的1787年宪法就明确规定，政府有权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干预经济的权力。尤其是在一战期间，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组织了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尝试，政府和国会采取了改组机构、调整生产、扩充军备、协调运输等一系列措施。此间成立了不少管理部门经济的组织，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统制，并且总统直接任命充当运输、军需、劳工等部门的顾问委员会成员”[6]，这些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对于后来的罗斯福反危机措施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说“新政”是某种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产物，还不如说“新政”是美国经济政策自身发展与完善的结果。
二、凯恩斯理论对“新政”有一定影响，尤其是第二阶段影响甚深
（1）在“新政”开始之初，罗斯福已经对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有所了解，早在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初，凯恩斯即在《泰晤士报》上连发表4篇文章，就如何复苏经济提出建议，并托友人将文章转呈罗斯福。同年，伦敦国际经济会议召开，美国代表团团长莫利行前询问总统，他到伦敦后能否前往拜会凯恩斯，罗斯福同意，并指出“可就有关货币方面问题去讨教后者”[7]。可见，罗斯福在实施新政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凯恩斯，并与其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否则也不会同意莫利去造访凯恩斯，更不会在1934年的非常时期接见一个外国经济学家。 （2）罗斯福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大多数熟知甚至信奉凯恩斯理论，必然会在新政的推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总统。凯恩斯与罗斯福政府要员和顾问班子的许多成员关系甚密，如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智囊团顾问劳克林·阿里教授以及费利克斯·富兰克福特教授。可以说正是这些人在凯恩斯与罗斯福之间充当了媒介的作用，并且作为“新政”的策划者，必然会将自己奉行的经济思想衍射到新政的制定与实行当中。
（3）如果说凯恩斯理论对“新政”第一阶段（1933～1934年）影响甚微的话，对第二阶段（1935年开始）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如前面所提及的，在经历了1937～1938年的经济大衰退后，罗斯福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结束了在财政开支和通货膨胀问题上的摇摆。在新政的第二阶段，“许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的想法相投合，他们与补偿性的挥霍派（亦译花钱派）结为同盟，这对新政政策的最后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8]。至此，罗斯福新政最终把对经济活动全面干预的权宜之计转变成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与凯恩斯理论正式联姻。
三、新政的实践丰富和促进了凯恩斯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如前文所提，在新政实施之初，凯恩斯就积极关注，并予以理论的支持。1933年，在伦敦国际经济会议上，当罗斯福接受凯恩斯的建议，果断反对恢复金本位而遭受世界各国代表及舆论的愤怒与指责时，凯恩斯则在《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盛赞总统的决定。甚至应美国代表团之邀，代为罗斯福起草了一份提纲和声明，向各国代表解释罗斯福的意图。此后每当新政进入关键时期，凯恩斯总要发表有关对美国经济时局的文章，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谏罗斯福。甚至在1934年凯恩斯访问美国的行程结束前，在向美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所发表的演讲中，首次向美国的同仁公开了他正在撰写的《通论》的核心内容——有效需求理论。同时，罗斯福新政使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也极大鼓舞了凯恩斯，新政的实践丰富了凯恩斯《通论》的写作素材，促进了凯恩斯理论的成熟与完善。比如在新政第二阶段，“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马里纳·埃克尔斯主张通过运用联邦预算来复兴经济”，而到“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影响很大的著作《就业通论》中将埃克尔斯的主张首次发展为一种理论，予以肯定”[9]。凯恩斯从理论上总结了“新政”反危机措施的经验，提出了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基本理论，从而迎合了新政的需要，某些观点在后期被罗斯福为首的改革者所接纳。同时，新政也进一步充实和印证了凯恩斯理论，两者间是相互影响，是在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主线上不谋而和。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两者间如此地相似呢？笔者认为正是它们共同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所造就的。
（1）经济危机直接促使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的诞生。1929～1933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达4年之久的大萧条、大恐慌之中，而且将资本主义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击得粉碎。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客观上要求改变传统经济政策，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凯恩斯从理论上表达了这一要求，罗斯福从实践中顺应了这一要求。
（2）是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垄断的不断加强必然造成竞争的下降，市场的调节机制失灵，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更加的尖锐。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十月革命打开资本主义链条上的缺口后，各国相继掀起了革命高潮，震撼着资本主义统治。而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工人、农民罢工运动的高涨和法西斯的猖獗，直接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已经发展到极限，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关系也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只有寻求改变才能拯救资本主义。而在当时的危机下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向社会主义转变，根本变革生产关系，发展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二是转向欧洲法西斯主义，显然这是一个极端而残酷的选择，违背美国的民主传统。凯恩斯和罗斯福既相互独立共同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推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曾指出：“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10]
（3）不同程度的受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凯恩斯《通论》的核心内容是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论证，从而人们常常误解为他就是有效需求理论的开创者。实际上马克思对有效需求问题的重视程度不逊于凯恩斯，甚至更为深刻。“在马克思那里，从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了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本质。”[11]那么，凯恩斯究竟有没有曾经关注过马克思呢？在《通论》中有三处提到过马克思，其中一处指出：“在古典理论得到最成熟体现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它（指有效需求）甚至一次也没有被提到过。有效需求只能生活在卡尔·马克思等人之中。”[12]从而可以表明，凯恩斯在其核心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借鉴过马克思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30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时，苏联经济却丝毫没有受到冲击，并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向农业工业国的转变。一边是危机四起的美国，一边是经济一枝独秀的苏联，实行“新政”的罗斯福政府既然是在“兼容并蓄”思想指导下，走一条有别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为什么不可以在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有限的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优势呢？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理性和务实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凯恩斯和罗斯福应当会在一定程度上从马克思经济学及苏联经济建设中吸取经验，以完善他们“国家干预经济”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总之，当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挣扎之际，凯恩斯和罗斯福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走出了一条通过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来缓解经济危机，维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路，他们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共同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时代。由此，我们在高中历史“罗斯福新政“一课的教学设计中，应当在正确把握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去解释“新政”改革机理的合理性，从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异曲同工的发展过程中加深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拉尔夫·德·贝茨. 1933—1973年美国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7.
[2]詹姆斯·格雷戈·伯恩斯. 罗斯福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50.
[3][5]内森·米勒. 罗斯福正传[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278.
[4]小阿瑟·施莱辛格. 动荡的政治[M]. 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60：408.
[6]倪昕. 罗斯福新政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J]. 理论界，2007（10）： 231-232.
[7]小阿瑟·施莱辛格. 新政的到来[M]. 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58：216-217.
[8]约翰·布雷曼. 美国的历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03.
[9]约翰·布雷曼. 国家级新政[M].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402-403.
[10]列宁. 列宁选集（26）.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50.
[11]王璐. 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比较[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6）：38-44.
[12]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