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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女性主义视角对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梁与柱》与中国女作家池莉的《锦绣沙滩》进行比较解读，通过分析两位女主人公在男权社会里相似的婚姻困境及其象征性的"突围"过程和结果，进一步探究了作家通过各自的作品所表露的相似而相异的女性意识，门罗的女性意识更保守，更关注女性自我的呈现，而池莉则较为激进，更关注两性间的冲突。
关键词：《梁与柱》；《锦绣沙滩》；男权社会；婚姻困境；“突围”；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6-0096-03
中国现代传奇女作家张爱玲写过这样一句话：“‘可怜的女人呀！’外表上看上去世界各国妇女的地位高低不等，实际上女人总是低的，气愤也无用，人生不是赌气的事。”[1]女性在整个男权社会所处的卑微地位是相似的，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作为弱者和“第二性”的女性人物形象不胜枚举。当代作家中的女性书写也十分引人注目。被誉为“短篇小说女王”并荣膺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1931——）的作品大多采用女性视角表现了现当代加拿大普通女性隐含悲剧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挣扎，而以“新写实”风格著称的中国著名女作家池莉（1957——）也以女性作家独有的敏感关注了普通人特别是普通女性的生存状况。这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虽风格迥异，但它们都重视女性的现实经验，都以写实的风格展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参照系中的共同处境和相似诉求，并体现了相通的女性立场，具有可比性。本文试以门罗的长短篇《梁与柱》与池莉的中篇《锦绣沙滩》为范本，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比较其中所反映的现当代已婚女性的婚姻困境，以探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两篇作品都书写了普通家庭主妇的情感困扰。在《梁与柱》中，门罗以回顾的心态描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名温哥华大学教师的年轻妻子、家庭主妇洛娜的婚姻烦恼与内心挣扎。池莉的《锦绣沙滩》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描写了武汉市年轻女知识分子李立雪的夫妻关系困扰及“出轨”风波。两部作品都以“零距离”的写实风格对女主角的处境进行了细致的描摹，也都讲述了年轻妻子不胜夫妻关系之苦和感情上的“开小差”。尽管两个故事发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但都揭示了男性特权和男性意识对婚姻生活特别是对女性的傷害，以及婚姻中女性的觉醒。以下从男权意识对婚姻中女性的伤害、女性“突围”中觉醒的自我意识和作家通过作品表露的女性意识三个方面加以比较阐述。
一、男权意识对婚姻中女性的伤害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根源。在门罗聚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家庭主妇是女性最普遍的职业，而社会也并不相信女性可以从事任何严肃的职业，男性也不会在家里帮忙家务。）门罗在同名集中的另一个短篇《留存的记忆》里这样形容那时候的年轻丈夫：“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一团混乱中间。他们要迅速掌握很多东西。如何对老板毕恭毕敬，如何管理妻子；如何在……这些事情上享有权威。”[2]从事无偿家务劳动的妻子们实则是丈夫的“管理对象”，在家庭所有事务中都处于下风。《梁与柱》中丈夫布伦登比妻子洛娜大十多岁，又是大学教师，在他遇到十八岁的洛娜的时候，洛娜倾心于他的聪明才智，而布伦登要的是一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妻子。因此，婚后的布伦登在家里担负着“维持家庭秩序的重担”[2]，是一家之主。不仅如此，最让洛娜不能忍受的是，她的情感也遭到布伦登的打击和压抑：当洛娜为娘家的艰难处境暗自流泪时，布伦登对他们的境况冷嘲热讽，并责怪妻子爱娘家人胜过爱丈夫；对从老家过来的洛娜表姐波莉，布伦登也极不欢迎，态度冰冷无礼。既无阅历又无经济优势的洛娜对丈夫的夫权作风敢怨却不敢言，心情复杂：“她会说她爱他……但是还有一丝憎恨的嗡嗡声与她的爱一路并肩奔来，几乎一直都存在。”[2]丈夫强势的夫权压迫使夫妻间产生了不和的裂痕，受害者自然是女性。与西方社会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在就业制度上自1949年起就和前苏联一样执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体现在“男女同工同酬”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上。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
传统男权观念却让女性背上了工作与家务的双重负荷，身心俱疲。《锦绣沙滩》中李立雪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份让她颇有成就感的研究工作，但作为妻子却不得不终日奔波于工作与家务之间：“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妇；匆匆上班下班；出门便跑菜场粮店，进门就扎上围裙，……精疲力竭。”[3]而丈夫海天下班后则悠闲自在地下象棋、看电视消遣，连每天接送儿子上幼儿园的任务都推给妻子。既有工作又要从事大部分无偿家务劳动的李立雪是一个贤淑的女性，但她希望至少丈夫从感情上能理解她的辛苦，想和他谈谈心，没想到海天根本无视妻子的意愿，丈夫一再的忽视让李立雪产生了“不可言传的隐隐的受创感和一种绝望”[3]。可见，两位妻子虽在家中的经济地位不同，但都因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且受到丈夫无形的夫权压迫而心生怨怼。
二、女性在“突围”中觉醒的自我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掠夺背后是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体系。它认为：女性与自然相似，二者在男权社会中都处于被动、受压迫、受掠夺的境地；相对于男权社会的等级森严和单一化，女性更强调万物的平等与个体的多样性，就好像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虽然千差万别却可以和谐共处。如果对《梁与柱》和《锦绣沙滩》进行生态女性主义比较解读，可以看出两位各自处于西方和东方的女性作家相通的创作意图：颠覆男权等级模式，建立女性的自为空间。作家笔下的洛娜和李立雪虽然在家庭中处于不同程度的受压迫境地，但她们都不只是男性审视下的客体和男性欲望中的存在，她们有自己的感觉、欲望和梦想。门罗写到：“……那么，可以溜回第二个青春期的是女人——在白天，在承担照料孩子这种惊人的责任之余。”[2]表面柔顺的洛娜是一个内心充满诗情的有个性的女子，面对丈夫的威权，她下意识地采取了情感上的反叛与“突围”：她与丈夫以前的学生莱昂尼暗生情愫。虽然这段感情无疾而终，但她因此发现了自己内心的需要：丈夫为她提供的“梁与柱”风格的大房子里的“幸福”生活并不令她满意：“直到现在，直到此刻，她才清晰地看到她在盼望什么，一件能够改变她生活的事情。……她接受了婚姻，但不是最后的改变。”[2]229她不愿成为男人的附庸，渴望心灵的自由。而贤惠的李立雪同时也是一个极浪漫有情趣的女性：“不知怎么，这片大沙滩打动了她，很深地吸引了她。……她依然是年轻的，依然有激情。”[3]李立雪在她尝试与丈夫海天交流的意愿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被理睬后，下决心独自去江滩散步，并和洛娜一样开始了下意识的“突围”：在江滩邂逅夜大同学赵如岳，二人在诗情画意中心有戚戚，互相倾诉各自婚姻生活的烦恼，感情上得到些许慰藉。然而中国女性骨子里对家庭的忠诚使她不愿陷入婚外情的漩涡。她向丈夫坦承自己这段经历以求得到丈夫的谅解，却横遭辱骂，这使她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如梦初醒：她根本不是个完整有尊严的“人”，而是可以随意“要”或“不要”的物品！立雪彻底认清了海天极端轻视女性的无耻嘴脸，树立起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她决心不再做忍辱负重的贤妻良母。在两篇作品中，无疑，两位作家对于与自然相通相似的热情而丰富的女性世界是赞赏与认同的，而对于轻视自然和女性、受二元对立等级思想支配的冷漠单一的男性世界则给予了无情的谴责和抨击。 三、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保守与激进
这两部作品都选取了女主人公生活的一个片断，因此她们的“突围”并没有最终的结局，然而从中仍可以窥见作家的女性观。门罗笔下的洛娜富有才情，不满丈夫的夫权意识和社会为她规定的一成不变的家庭主妇角色，因此与莱昂尼之间的爱情成为她追求自由的某种努力。然而爱情的幻灭又使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渴求自由的内心与作为家庭主妇的责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作品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作结：“那时她二十四岁，对交易这件事还很陌生。”[2]作者是否暗示洛娜在今后的岁月中还会遇到“逃离围城”的诱惑而被迫交换对女人珍贵的东西：孩子，体面的生活，以及婚姻？对于洛娜的处境作者是无奈的。门罗曾在访谈录中说：“有人还是认为女人会找到生活出路的。……我的出路只是过日子，活下去……”[4]相对于自由地游走于社会和家庭之间的男性而言，社会为女性设定了更多的规矩，使她们无法获得和男性一样的自由，而真正的女性伦理观必然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悖。门罗本人就有着长达二十三年的主妇经历。因此，洛娜的内心挣扎也反映了门罗本人女性意识的矛盾与保守：她既渴望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伦理，但又始终肯定女性气质，在社会大环境和自己生活的小环境的对比中，坚持“小我”还是遵循社会文化的“大我”，成了其所塑造的女主人公内心难以言说的一种苦衷。洛娜在作品中作出了妥协的决定：“所以，现在除了她和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理性预计会发生的事，就再不会有其它事了。”[2]而在池莉的笔下，在“男女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的中国，虽然她也和门罗一样认同女性气质，但对两性平等的执着信念使她更自信也更激进，更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外部冲突。从表面上看，中国女性在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西方女性经过几百年努力才争取到的工作权利，并且是与男性平等的工作权利，然而男性观念的根深蒂固却仍是经济上不依附男性的女性难以逾越的障碍，因而较之于《梁与柱》中女主人公的无奈与自省，《锦绣沙滩》更多地表现了两性间的外在冲突和对抗：作为一个兼具东方女性贤淑美德又有现代人平等意识的人物形象，李立雪渴望男女间的理解和尊重，然而丈夫身上暴露出的对女性的极端轻视令她对男性和自己的婚姻感到绝望，并不惜与丈夫和其家庭对峙。然而对峙并不能让女性获得幸福，因此在作品的结尾，李立雪“苍老了许多，也稳沉了许多，……但很快她又沉浸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了……”[3]比洛娜幸运的是，她的工作能让她有所寄托，减轻婚姻生活带来的不幸。可见，门罗和池莉在她们的作品中流露的女性意识是相似的：她们都肯定女性气质，认同女性的传统美德，但又都渴望建立两性平等互相尊重、互相扶持的新型性别伦理，因此她们的性别理想在当前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都遭遇了挫败。但门罗笔下柔弱的女性更关注女性自我隐秘的内心世界和自我的呈现，在性别矛盾中采取的是无奈之下的保守妥协姿态，而池莉的“能顶半边天”的女主人公则更激进，更关注与男性之间的外部冲突，采取的是与男性对峙的“强势”性别立场。
四、结语
早在18世纪，女权主义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指出：如果占人类一半的女性遭到心灵的囚禁，人类就不能正常地发展[5]。综上所述，在《梁与柱》和《锦绣沙滩》中，艾丽丝·门罗和池莉以女性作家独有的细腻感性的笔触和发掘生活真相的勇气，对东西方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中的真实处境进行了逼真的描摹和大胆的审视，并为两性关系参照系中的当代女性建立起清醒的性别意识。两位分别位于地球西方和東方的卓越的女性作家通过对女性现实经验的真切体认，传达了她们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的素质的提高的共同期盼，为东西方的读者带来相通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加拿大]艾丽丝·门罗.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池莉.池莉文集第二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4〕Canada]George Hancock. An Interview with Alice Munro[A].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 43[c].Vancouver： The Creative Writing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82：102.
〔5〕乔以钢，关信平.跨文化交流与性别[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5.
〔6〕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7〕陈俊平.论池莉的女性观[D].2006.http：//www.cnki.com.
〔8〕梁田田.性别伦理视角下的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D].2005.http：//www.cnki.com.
〔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0〕汪杨.“飘”年代的强势话语——从池莉、林白的小说看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D].2004.http：//www.cnki.com.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bstract： This thesis makes a comparative and feminist study on two short stories： Canadian writer Alice Munro’s Post and Beam and Chinese writer Li Chi’s The Beautiful River Beach. By analyzing the similar marriage dilemmas of the two protagonists in patriarchy， the protagonists’ symbolic attempts to “escape” and the results of their actions， the author further explores the writers’ similar yet distinct feminine consciousness shown in their works： Munro tends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focuses her attention on her heroine’s self-presentation in patriarchy， while Li Chi tends to be more radical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genders in patriarchy.
Keywords： Post and Beam； The Beautiful River Beach； Patriarchy； Marriage Dilemma； “Escap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关键词：《梁与柱》；《锦绣沙滩》；男权社会；婚姻困境；“突围”；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6-0096-03
中国现代传奇女作家张爱玲写过这样一句话：“‘可怜的女人呀！’外表上看上去世界各国妇女的地位高低不等，实际上女人总是低的，气愤也无用，人生不是赌气的事。”[1]女性在整个男权社会所处的卑微地位是相似的，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作为弱者和“第二性”的女性人物形象不胜枚举。当代作家中的女性书写也十分引人注目。被誉为“短篇小说女王”并荣膺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1931——）的作品大多采用女性视角表现了现当代加拿大普通女性隐含悲剧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挣扎，而以“新写实”风格著称的中国著名女作家池莉（1957——）也以女性作家独有的敏感关注了普通人特别是普通女性的生存状况。这两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虽风格迥异，但它们都重视女性的现实经验，都以写实的风格展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参照系中的共同处境和相似诉求，并体现了相通的女性立场，具有可比性。本文试以门罗的长短篇《梁与柱》与池莉的中篇《锦绣沙滩》为范本，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比较其中所反映的现当代已婚女性的婚姻困境，以探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两篇作品都书写了普通家庭主妇的情感困扰。在《梁与柱》中，门罗以回顾的心态描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名温哥华大学教师的年轻妻子、家庭主妇洛娜的婚姻烦恼与内心挣扎。池莉的《锦绣沙滩》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描写了武汉市年轻女知识分子李立雪的夫妻关系困扰及“出轨”风波。两部作品都以“零距离”的写实风格对女主角的处境进行了细致的描摹，也都讲述了年轻妻子不胜夫妻关系之苦和感情上的“开小差”。尽管两个故事发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但都揭示了男性特权和男性意识对婚姻生活特别是对女性的傷害，以及婚姻中女性的觉醒。以下从男权意识对婚姻中女性的伤害、女性“突围”中觉醒的自我意识和作家通过作品表露的女性意识三个方面加以比较阐述。
一、男权意识对婚姻中女性的伤害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根源。在门罗聚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家庭主妇是女性最普遍的职业，而社会也并不相信女性可以从事任何严肃的职业，男性也不会在家里帮忙家务。）门罗在同名集中的另一个短篇《留存的记忆》里这样形容那时候的年轻丈夫：“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一团混乱中间。他们要迅速掌握很多东西。如何对老板毕恭毕敬，如何管理妻子；如何在……这些事情上享有权威。”[2]从事无偿家务劳动的妻子们实则是丈夫的“管理对象”，在家庭所有事务中都处于下风。《梁与柱》中丈夫布伦登比妻子洛娜大十多岁，又是大学教师，在他遇到十八岁的洛娜的时候，洛娜倾心于他的聪明才智，而布伦登要的是一个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妻子。因此，婚后的布伦登在家里担负着“维持家庭秩序的重担”[2]，是一家之主。不仅如此，最让洛娜不能忍受的是，她的情感也遭到布伦登的打击和压抑：当洛娜为娘家的艰难处境暗自流泪时，布伦登对他们的境况冷嘲热讽，并责怪妻子爱娘家人胜过爱丈夫；对从老家过来的洛娜表姐波莉，布伦登也极不欢迎，态度冰冷无礼。既无阅历又无经济优势的洛娜对丈夫的夫权作风敢怨却不敢言，心情复杂：“她会说她爱他……但是还有一丝憎恨的嗡嗡声与她的爱一路并肩奔来，几乎一直都存在。”[2]丈夫强势的夫权压迫使夫妻间产生了不和的裂痕，受害者自然是女性。与西方社会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在就业制度上自1949年起就和前苏联一样执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体现在“男女同工同酬”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上。然而，中国几千年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
传统男权观念却让女性背上了工作与家务的双重负荷，身心俱疲。《锦绣沙滩》中李立雪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份让她颇有成就感的研究工作，但作为妻子却不得不终日奔波于工作与家务之间：“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妇；匆匆上班下班；出门便跑菜场粮店，进门就扎上围裙，……精疲力竭。”[3]而丈夫海天下班后则悠闲自在地下象棋、看电视消遣，连每天接送儿子上幼儿园的任务都推给妻子。既有工作又要从事大部分无偿家务劳动的李立雪是一个贤淑的女性，但她希望至少丈夫从感情上能理解她的辛苦，想和他谈谈心，没想到海天根本无视妻子的意愿，丈夫一再的忽视让李立雪产生了“不可言传的隐隐的受创感和一种绝望”[3]。可见，两位妻子虽在家中的经济地位不同，但都因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且受到丈夫无形的夫权压迫而心生怨怼。
二、女性在“突围”中觉醒的自我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掠夺背后是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体系。它认为：女性与自然相似，二者在男权社会中都处于被动、受压迫、受掠夺的境地；相对于男权社会的等级森严和单一化，女性更强调万物的平等与个体的多样性，就好像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虽然千差万别却可以和谐共处。如果对《梁与柱》和《锦绣沙滩》进行生态女性主义比较解读，可以看出两位各自处于西方和东方的女性作家相通的创作意图：颠覆男权等级模式，建立女性的自为空间。作家笔下的洛娜和李立雪虽然在家庭中处于不同程度的受压迫境地，但她们都不只是男性审视下的客体和男性欲望中的存在，她们有自己的感觉、欲望和梦想。门罗写到：“……那么，可以溜回第二个青春期的是女人——在白天，在承担照料孩子这种惊人的责任之余。”[2]表面柔顺的洛娜是一个内心充满诗情的有个性的女子，面对丈夫的威权，她下意识地采取了情感上的反叛与“突围”：她与丈夫以前的学生莱昂尼暗生情愫。虽然这段感情无疾而终，但她因此发现了自己内心的需要：丈夫为她提供的“梁与柱”风格的大房子里的“幸福”生活并不令她满意：“直到现在，直到此刻，她才清晰地看到她在盼望什么，一件能够改变她生活的事情。……她接受了婚姻，但不是最后的改变。”[2]229她不愿成为男人的附庸，渴望心灵的自由。而贤惠的李立雪同时也是一个极浪漫有情趣的女性：“不知怎么，这片大沙滩打动了她，很深地吸引了她。……她依然是年轻的，依然有激情。”[3]李立雪在她尝试与丈夫海天交流的意愿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被理睬后，下决心独自去江滩散步，并和洛娜一样开始了下意识的“突围”：在江滩邂逅夜大同学赵如岳，二人在诗情画意中心有戚戚，互相倾诉各自婚姻生活的烦恼，感情上得到些许慰藉。然而中国女性骨子里对家庭的忠诚使她不愿陷入婚外情的漩涡。她向丈夫坦承自己这段经历以求得到丈夫的谅解，却横遭辱骂，这使她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如梦初醒：她根本不是个完整有尊严的“人”，而是可以随意“要”或“不要”的物品！立雪彻底认清了海天极端轻视女性的无耻嘴脸，树立起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她决心不再做忍辱负重的贤妻良母。在两篇作品中，无疑，两位作家对于与自然相通相似的热情而丰富的女性世界是赞赏与认同的，而对于轻视自然和女性、受二元对立等级思想支配的冷漠单一的男性世界则给予了无情的谴责和抨击。 三、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保守与激进
这两部作品都选取了女主人公生活的一个片断，因此她们的“突围”并没有最终的结局，然而从中仍可以窥见作家的女性观。门罗笔下的洛娜富有才情，不满丈夫的夫权意识和社会为她规定的一成不变的家庭主妇角色，因此与莱昂尼之间的爱情成为她追求自由的某种努力。然而爱情的幻灭又使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渴求自由的内心与作为家庭主妇的责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作品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作结：“那时她二十四岁，对交易这件事还很陌生。”[2]作者是否暗示洛娜在今后的岁月中还会遇到“逃离围城”的诱惑而被迫交换对女人珍贵的东西：孩子，体面的生活，以及婚姻？对于洛娜的处境作者是无奈的。门罗曾在访谈录中说：“有人还是认为女人会找到生活出路的。……我的出路只是过日子，活下去……”[4]相对于自由地游走于社会和家庭之间的男性而言，社会为女性设定了更多的规矩，使她们无法获得和男性一样的自由，而真正的女性伦理观必然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悖。门罗本人就有着长达二十三年的主妇经历。因此，洛娜的内心挣扎也反映了门罗本人女性意识的矛盾与保守：她既渴望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伦理，但又始终肯定女性气质，在社会大环境和自己生活的小环境的对比中，坚持“小我”还是遵循社会文化的“大我”，成了其所塑造的女主人公内心难以言说的一种苦衷。洛娜在作品中作出了妥协的决定：“所以，现在除了她和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理性预计会发生的事，就再不会有其它事了。”[2]而在池莉的笔下，在“男女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的中国，虽然她也和门罗一样认同女性气质，但对两性平等的执着信念使她更自信也更激进，更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外部冲突。从表面上看，中国女性在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西方女性经过几百年努力才争取到的工作权利，并且是与男性平等的工作权利，然而男性观念的根深蒂固却仍是经济上不依附男性的女性难以逾越的障碍，因而较之于《梁与柱》中女主人公的无奈与自省，《锦绣沙滩》更多地表现了两性间的外在冲突和对抗：作为一个兼具东方女性贤淑美德又有现代人平等意识的人物形象，李立雪渴望男女间的理解和尊重，然而丈夫身上暴露出的对女性的极端轻视令她对男性和自己的婚姻感到绝望，并不惜与丈夫和其家庭对峙。然而对峙并不能让女性获得幸福，因此在作品的结尾，李立雪“苍老了许多，也稳沉了许多，……但很快她又沉浸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了……”[3]比洛娜幸运的是，她的工作能让她有所寄托，减轻婚姻生活带来的不幸。可见，门罗和池莉在她们的作品中流露的女性意识是相似的：她们都肯定女性气质，认同女性的传统美德，但又都渴望建立两性平等互相尊重、互相扶持的新型性别伦理，因此她们的性别理想在当前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都遭遇了挫败。但门罗笔下柔弱的女性更关注女性自我隐秘的内心世界和自我的呈现，在性别矛盾中采取的是无奈之下的保守妥协姿态，而池莉的“能顶半边天”的女主人公则更激进，更关注与男性之间的外部冲突，采取的是与男性对峙的“强势”性别立场。
四、结语
早在18世纪，女权主义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指出：如果占人类一半的女性遭到心灵的囚禁，人类就不能正常地发展[5]。综上所述，在《梁与柱》和《锦绣沙滩》中，艾丽丝·门罗和池莉以女性作家独有的细腻感性的笔触和发掘生活真相的勇气，对东西方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中的真实处境进行了逼真的描摹和大胆的审视，并为两性关系参照系中的当代女性建立起清醒的性别意识。两位分别位于地球西方和東方的卓越的女性作家通过对女性现实经验的真切体认，传达了她们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的素质的提高的共同期盼，为东西方的读者带来相通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加拿大]艾丽丝·门罗.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池莉.池莉文集第二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4〕Canada]George Hancock. An Interview with Alice Munro[A].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 43[c].Vancouver： The Creative Writing Depart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82：102.
〔5〕乔以钢，关信平.跨文化交流与性别[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5.
〔6〕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7〕陈俊平.论池莉的女性观[D].2006.http：//www.cnki.com.
〔8〕梁田田.性别伦理视角下的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D].2005.http：//www.cnki.com.
〔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0〕汪杨.“飘”年代的强势话语——从池莉、林白的小说看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D].2004.http：//www.cnki.com.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bstract： This thesis makes a comparative and feminist study on two short stories： Canadian writer Alice Munro’s Post and Beam and Chinese writer Li Chi’s The Beautiful River Beach. By analyzing the similar marriage dilemmas of the two protagonists in patriarchy， the protagonists’ symbolic attempts to “escape” and the results of their actions， the author further explores the writers’ similar yet distinct feminine consciousness shown in their works： Munro tends to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focuses her attention on her heroine’s self-presentation in patriarchy， while Li Chi tends to be more radical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genders in patriarchy.
Keywords： Post and Beam； The Beautiful River Beach； Patriarchy； Marriage Dilemma； “Escape”； Feminine 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