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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进行屠杀的刽子手大多数都是正常人,他们受过教育,生活平和安稳,性情温和善良,爱家恋子,但是正是这种“常人”的杀戮才让人费解
“如果我能够向你们展示所有的作恶者是疯狂的,你们会不会感觉到高兴一些?”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希尔伯格曾经这样问道。但他最终的研究结果展现的事实恰恰相反,只会让人更加不安,因为那些作恶者很多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无论我们怎样思考奥斯维辛背后西方文明的意义,都无法逃避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二战结束后对大屠杀的反思中,幸存者写作成为了揭露大屠杀真相最为有力的拷问形式,但是这种反思无法对那个关键问题作出解答。换句话说,幸存者是他们唯一的身份依靠,他们的书写只能从受害者的角度进行书写,而想对关键问题作出反思,需要一种角色转换,从受害者变成作恶者,从真实的回忆转变成虚构的书写,从揭露真相到试着解答人性之恶的困惑。
《复仇女神》的主人公马克斯就是这样一位受过教育的作恶者。也许用受过教育形容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有些过于轻描淡写,在他开篇的自我介绍中,自幼喜欢文学和哲学,而后接受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育,获得法律学博士学位,好古典音乐。当然,他最重要的身份是纳粹德国时期党卫军军官,战争结束后逃离到法国,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成功商人,娶妻生子,安度后半生。小说始于他的一场回忆而不是忏悔,对他而言,根本不存在忏悔,“我什么都不后悔:我干我的差事,仅此而已”,“如果说我最终决定写作,那无疑是为了度过时光,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澄清一两个晦涩的疑点”。他不断地强调这一点:“我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人,我生活,做可能的事,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正是这点让我们觉得恐怖,因为杀人者是人,被杀者一样是人,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
时至今日,对大屠杀的这一点认知已经成为常识,即:那些进行屠杀的刽子手大多数都是正常人,他们都如马克斯一样,受过教育,生活平和安稳,性情温和善良,爱家恋子,但是正是这种“常人”的杀戮才让人费解。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有些话值得注意,她提出,对犹太人制定“最终解决”计划的纳粹高层军官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克服一种动物性的同情”,因为那些加入最直接参与集体屠杀组织的人,既不狂热也不具有虐待性,他们本能地反对身体折磨的痛苦,当然也会自然抗拒杀戮生命。
《复仇女神》中,马克斯主要的工作就是随着战争的推进参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特别行动,他先是在乌克兰参加了基辅大屠杀,后去斯大林格勒参加对抗战,又去了波兰视察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匈牙利解决犹太劳动力问题,这些都是小说中推进故事发展的主要情节。与此同时,我们也随着马克斯的视角,见证了一场场的大屠杀,一点点陷入到那种疯狂的杀戮,已经有些超现实的幻觉中去。
我现在想来突然明白为何开始读这本书时进展会如此缓慢,不是被七百多页书的厚度吓住了,而是被七百多页的杀戮震慑得望而却步。面对这样一本奇特的书,任何一种文学手法都抵挡不住由单纯的文字散发出来的沉重,任何的小说技巧和分析都无力消解文本蕴含的意义。我只能读到这种文字背后传递出的对人性丑恶之思,而不是小说和文本。也许我也在逃避什么,但是这是一种面对触目惊心的杀戮场景的本能逃避,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涉列其中的参与者。
如果说任何人都会逃避杀戮的话,那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又是如何转变为集体罪行的刽子手呢?社会学家凯尔曼认为,反对暴行的道德感在三种条件的影响下会逐渐削弱和丧失:暴力被赋予了权威,比如通过享有合法权力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比如通过规章制度约束的实践来实现;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比如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来实现。
小说中的马克斯接收到元首的命令要清除所有犹太人的时候,他意识到他周围同事的一些变化:“有那么一些人,杀人上了瘾,尽管他们试图遮盖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他们是一些罪人,战争让他们暴露了狰狞面目;另外一些人,对此感到厌恶,他们杀人是在履行任务,出于对服从命令的天性,他们努力克服心中的反感;最后,还有一些人认为犹太人如同畜生,杀他们如同屠夫宰牛,依据心情或手法的不同,这可以是一件有趣或艰难的活儿。”马克斯最初面对杀戮是一种厌恶、恐惧和好奇的混杂心情,但是他对大屠杀的清醒的反思随即被一种更高的信仰,对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所代替。
在小说中,由于作者对马克斯法律学博士身份的巧妙安置,我们能经常看到他从一个法律角度作出的思考和争辩。其中最为精彩的有两场争论,其中一场是马克斯与一位被俘的俄国军官之间争论俄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区别,另外一场是马克斯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讨论元首意志。
在后者的讨论中,马克斯向他阐述了元首意志存在的合法性支撑,即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政体中,法律的最终基础就是元首意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元首指示具有法律力量”的原则,但是从原则上说,元首不可能事必躬亲,别人应该以他的名义行动和立法,因此可以归纳出元首法则的定义:“你要做得让元首知道后也会赞同你的行为”,换句话说,“各种命令总是含糊不清,这是正常的,甚至是有意识的,它来自元首法则的逻辑本身,应该由接到命令的人识别下命令者的意图,并付诸行动。那些坚持要得到明晰的命令或者希望有合法措施的人,实际上并不懂,作数的是首长的意愿,而不是他的命令,而且应该由接受命令的人来猜度甚至超前地实施这一意愿。谁若善于这样做,谁就是一个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而谁都不会指责他过分地热情,即便在他犯错误时。其他人,则是那些如元首所说的害怕跳过自己影子的人。”
在大屠杀的事件上,希特勒为纳粹主义确定的目标是除掉犹太人,最重要的是想制造和清除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而一旦这个目标确定,如何实现的问题,则取决于环境,取决于“专家”的分析,取决于官僚制度的理性化运行和成本核算。从最初的流放犹太人到最终的从肉体上清除犹太人正是这一官僚体制例行程序的产物,这种最终解决方案的选择就是一种当连续不断的问题涌现在现在的环境中,最急切地想去找到一个理性解决方案的结果。在这个贯彻元首意志的过程中,所有的官员和普通德国人都融入到了这种高效率的杀人程序中去。
大屠杀是一种集体现象,用马克斯为自己辩解时的话说,现代的大屠杀就是一种“由大众进行的、为了大众的、对大众施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成为被异化的商品,“非人化”成为受害者身上最为醒目的标签。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如此自然和平常,仿佛理所应当。但是这种正常让我们毛骨悚然。
正如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证明的那样,大屠杀弥散于我们集体记忆中那些“恐怖就是要令人痛苦地去怀疑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是文明社会健康肌体的一次偏离和癌变”。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野蛮文明未被根除的残留物的一次非理性外泄,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合法居民。也许说出这个结论会是一种十足的反讽,简而言之,大屠杀,“它见证了文明的进步”。
责任编辑:刘潇潇
“如果我能够向你们展示所有的作恶者是疯狂的,你们会不会感觉到高兴一些?”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希尔伯格曾经这样问道。但他最终的研究结果展现的事实恰恰相反,只会让人更加不安,因为那些作恶者很多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无论我们怎样思考奥斯维辛背后西方文明的意义,都无法逃避这个关键的问题。在二战结束后对大屠杀的反思中,幸存者写作成为了揭露大屠杀真相最为有力的拷问形式,但是这种反思无法对那个关键问题作出解答。换句话说,幸存者是他们唯一的身份依靠,他们的书写只能从受害者的角度进行书写,而想对关键问题作出反思,需要一种角色转换,从受害者变成作恶者,从真实的回忆转变成虚构的书写,从揭露真相到试着解答人性之恶的困惑。
《复仇女神》的主人公马克斯就是这样一位受过教育的作恶者。也许用受过教育形容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有些过于轻描淡写,在他开篇的自我介绍中,自幼喜欢文学和哲学,而后接受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育,获得法律学博士学位,好古典音乐。当然,他最重要的身份是纳粹德国时期党卫军军官,战争结束后逃离到法国,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成功商人,娶妻生子,安度后半生。小说始于他的一场回忆而不是忏悔,对他而言,根本不存在忏悔,“我什么都不后悔:我干我的差事,仅此而已”,“如果说我最终决定写作,那无疑是为了度过时光,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澄清一两个晦涩的疑点”。他不断地强调这一点:“我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人,我生活,做可能的事,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正是这点让我们觉得恐怖,因为杀人者是人,被杀者一样是人,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
时至今日,对大屠杀的这一点认知已经成为常识,即:那些进行屠杀的刽子手大多数都是正常人,他们都如马克斯一样,受过教育,生活平和安稳,性情温和善良,爱家恋子,但是正是这种“常人”的杀戮才让人费解。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有些话值得注意,她提出,对犹太人制定“最终解决”计划的纳粹高层军官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克服一种动物性的同情”,因为那些加入最直接参与集体屠杀组织的人,既不狂热也不具有虐待性,他们本能地反对身体折磨的痛苦,当然也会自然抗拒杀戮生命。
《复仇女神》中,马克斯主要的工作就是随着战争的推进参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特别行动,他先是在乌克兰参加了基辅大屠杀,后去斯大林格勒参加对抗战,又去了波兰视察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匈牙利解决犹太劳动力问题,这些都是小说中推进故事发展的主要情节。与此同时,我们也随着马克斯的视角,见证了一场场的大屠杀,一点点陷入到那种疯狂的杀戮,已经有些超现实的幻觉中去。
我现在想来突然明白为何开始读这本书时进展会如此缓慢,不是被七百多页书的厚度吓住了,而是被七百多页的杀戮震慑得望而却步。面对这样一本奇特的书,任何一种文学手法都抵挡不住由单纯的文字散发出来的沉重,任何的小说技巧和分析都无力消解文本蕴含的意义。我只能读到这种文字背后传递出的对人性丑恶之思,而不是小说和文本。也许我也在逃避什么,但是这是一种面对触目惊心的杀戮场景的本能逃避,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涉列其中的参与者。
如果说任何人都会逃避杀戮的话,那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又是如何转变为集体罪行的刽子手呢?社会学家凯尔曼认为,反对暴行的道德感在三种条件的影响下会逐渐削弱和丧失:暴力被赋予了权威,比如通过享有合法权力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行动被例行化,比如通过规章制度约束的实践来实现;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比如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来实现。
小说中的马克斯接收到元首的命令要清除所有犹太人的时候,他意识到他周围同事的一些变化:“有那么一些人,杀人上了瘾,尽管他们试图遮盖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他们是一些罪人,战争让他们暴露了狰狞面目;另外一些人,对此感到厌恶,他们杀人是在履行任务,出于对服从命令的天性,他们努力克服心中的反感;最后,还有一些人认为犹太人如同畜生,杀他们如同屠夫宰牛,依据心情或手法的不同,这可以是一件有趣或艰难的活儿。”马克斯最初面对杀戮是一种厌恶、恐惧和好奇的混杂心情,但是他对大屠杀的清醒的反思随即被一种更高的信仰,对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所代替。
在小说中,由于作者对马克斯法律学博士身份的巧妙安置,我们能经常看到他从一个法律角度作出的思考和争辩。其中最为精彩的有两场争论,其中一场是马克斯与一位被俘的俄国军官之间争论俄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区别,另外一场是马克斯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讨论元首意志。
在后者的讨论中,马克斯向他阐述了元首意志存在的合法性支撑,即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政体中,法律的最终基础就是元首意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元首指示具有法律力量”的原则,但是从原则上说,元首不可能事必躬亲,别人应该以他的名义行动和立法,因此可以归纳出元首法则的定义:“你要做得让元首知道后也会赞同你的行为”,换句话说,“各种命令总是含糊不清,这是正常的,甚至是有意识的,它来自元首法则的逻辑本身,应该由接到命令的人识别下命令者的意图,并付诸行动。那些坚持要得到明晰的命令或者希望有合法措施的人,实际上并不懂,作数的是首长的意愿,而不是他的命令,而且应该由接受命令的人来猜度甚至超前地实施这一意愿。谁若善于这样做,谁就是一个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而谁都不会指责他过分地热情,即便在他犯错误时。其他人,则是那些如元首所说的害怕跳过自己影子的人。”
在大屠杀的事件上,希特勒为纳粹主义确定的目标是除掉犹太人,最重要的是想制造和清除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而一旦这个目标确定,如何实现的问题,则取决于环境,取决于“专家”的分析,取决于官僚制度的理性化运行和成本核算。从最初的流放犹太人到最终的从肉体上清除犹太人正是这一官僚体制例行程序的产物,这种最终解决方案的选择就是一种当连续不断的问题涌现在现在的环境中,最急切地想去找到一个理性解决方案的结果。在这个贯彻元首意志的过程中,所有的官员和普通德国人都融入到了这种高效率的杀人程序中去。
大屠杀是一种集体现象,用马克斯为自己辩解时的话说,现代的大屠杀就是一种“由大众进行的、为了大众的、对大众施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成为被异化的商品,“非人化”成为受害者身上最为醒目的标签。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如此自然和平常,仿佛理所应当。但是这种正常让我们毛骨悚然。
正如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证明的那样,大屠杀弥散于我们集体记忆中那些“恐怖就是要令人痛苦地去怀疑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是文明社会健康肌体的一次偏离和癌变”。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野蛮文明未被根除的残留物的一次非理性外泄,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合法居民。也许说出这个结论会是一种十足的反讽,简而言之,大屠杀,“它见证了文明的进步”。
责任编辑: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