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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改写了中国历史，也为汉字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路径。目前发现的带字甲骨有15万片，但甲骨上的书辞数量远远不如用刀契刻的刻辞。如何解读甲骨上的书辞？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孙亚冰女士撰文，为您揭开书辞的秘密。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明3000年前的商代已经有典册记录商人的历史了，典册上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而成的，当时用毛笔书写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甲骨文中指毛笔的“聿”字刻作，像手握毛笔书写之形。但是，典册和毛笔是竹木质，在黄河流域干湿交替的环境下很难保存下来，所以商代考古至今未发现一件简牍和毛笔。幸运的是，商人也在玉器（图1）、陶器、甲骨上书写文字，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到商代的书法艺术。
少数刻辞是先书后刻
目前发现的带字甲骨有15万片，但甲骨上的书辞数量远远不如用刀契刻的刻辞，过去甲骨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刻辞都是先书后刻。这种说法如果成立，书辞数量就和刻辞一样多了，不过现在已经证明，只有很少刻辞是“先书后刻”（图2）的，绝大多数为径直契刻。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一曼先生1991年的统计，殷墟出土了74件书辞甲骨，其中卜骨26件、卜甲48件。2012年出版的《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又公布了三件书辞卜骨，分别为436、471、488号（参考：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年第6期）。卜骨上的书辞多书于反面，书写方向与正面刻辞方向相反，即倒书;卜甲上的书辞也多在反面，方向与其他刻辞方向相同，即正书。书辞主要分朱书、褐书和墨书三种，褐书是朱书褪色后的颜色。朱书、褐书的颜料取自朱砂。
书辞的字体粗大，笔道浑圆，与一般刻辞字形小、多折笔有明显的区别。比如，《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第488号（图3）上的朱书“辛”字长约4厘米，而正面的刻辞“辛”字只有0.6厘米（图4）;488号“辛”上的“祖”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第436号上的朱书“申”字（图5），写得圆转流畅，转折处不像大多数刻辞文字那样有犀利的折笔（图6）。
记事性书辞
按性质划分，书辞有记事性的，内容与卜骨或卜甲的来源有关;也有占卜性的，与其他卜辞性质相同。
记事性的书辞，比如：《殷虚文字乙编》6795（《合集》18899反，图7）右甲桥上的朱书“自古乞百四十”，是说从古地求取了140件龟壳;《殷虚文字乙编》701（《合集》14208反）右甲桥上的褐书“画乞四十”，意为画交付了40件龟壳;《殷虚文字乙编》7652（《合集》18905反）右甲桥上朱书“画入乞三十”，说明画此次交付的是30件龟壳;《殷虚文字乙编》3217（《合集》1780反，图8）右甲桥上的朱书“唐来三十”，记载了唐贡纳30件龟壳，龟甲顶端右边朱书“王占日：惟害”和左甲桥的朱书“其得”，则是卜辞。
以上三例均属龟甲，牛肩胛骨上的书辞，如：《殷虚文字甲编》870（《合集》35260）“甲申十乡乞小甲二十一”;《合集》35259“……妣庚……”;《合集》35256（图9）“……乙五”;《合集》35257（图10）“癸酉……”;《殷契拾掇二编》400（图11）“……辛母甲羊”;《合集》35258（图12）“……牛二，在四月，王……”。
由于甲骨残断或墨色褪却，这些书辞只剩只言片语，从残余的内容看，记的多是某日祭祀某祖，用牲若干。这些记事为什么会写在牛骨上？我们知道，占卜用龟甲多由外地贡纳，牛骨则大都取自本地。殷人祭祀完毕，留肩胛骨作卜材，其他骨骼则会被运至骨器作坊，另做他用。牛骨上的记事，就是为了说明此骨来自那次祭祀。
占卜生书辞
占卜性的书辞，都在卜甲上。1936年中研院史语所第13次发掘的YH127坑中，出土了大量武丁时期的占卜性书辞。一条完整的卜辞，应包含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用辞或孚辞、兆序、兆辞七个部分。现在能辨别出的书辞，主要属前三个部分。
比如：《殷虚文字丙编》373（《合集》9791反，图13）左甲桥附近的朱书“辛巳卜，宾”，是前辞，记载了占卜的时间和贞人，此前辞与同版的“贞：关受年。王占日：受年”前后衔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卜辞;
《殷虚文字乙编》778（《合集》18903反，图14）上有多条朱书卜辞，其中一条较为清楚：“贞翌丙亡其从雨”，是命辞，即要卜问的问题，这条命辞问丙日是否会下雨;
《殷虚文字乙编》7285（《合集》14542反，图15）的“王占日：其雨”，是占辞，即卜问的结果或答案，王看完卜兆，判斷说会下雨。
刻辞与书辞密切关系
《甲骨缀合汇编》 586是一版龟背甲，正面都是刻辞（图16），反面既有刻辞，也有书辞，还有“先书后刻”的类型（图17），将相关卜辞分为以下四组，借以窥探刻辞、书辞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一组：
庚午卜，古贞：呼肇王母来。（先书后刻，在反面）
第二组：
壬申卜，古贞：帝令雨。（刻在正面）
贞：帝不其令雨。（朱书，在反面）
第三组：
贞：及今二月雷。（刻在正面）
王占日：帝惟今二月令雷，其惟丙不吉，习，惟庚其日吉。
（先书后刻，在反面，后一个“吉”字未刻）
贞：弗其吉。（朱书，在反面）
王占日：吉，其雷。（朱书，在反面）
王占日：吉，其于今二月雷。（朱书，在反面）
第四组：
贞：有共于庞。（先书后刻，在反面）
以上第二组的内容，是问上帝是否命令下雨，这是一对正反对贞卜辞，“正反对贞”是从肯定、否定两个相反的角度分别卜问，这组卜辞正问契刻在正面，反问书写在反面，互相补充，实为一体;第三组的内容，主要问二月份会不会打雷，“问题”契刻在正面，“答案”书契在反面。
有意思的是，在“先书后刻”的占辞部分里，契刻并非全都依样画葫，比如“帝惟今二月令雷”的“惟”字覆盖的是朱书“其”字，“惟庚其日吉”的“吉”字未刻，“今二月”下还有一个朱书“今二月”，这可能是为了与记事刻辞“吴入二在鹿，彀”有意区隔，才将“今二月”往上刻，这条“先书后刻”的占辞与另一条朱书占辞“王占日：吉，其雷”之间，还有一条朱书界划线;第一、四组，都是“先书后刻”，仍残存朱痕。
时代最早的甲骨文，称谓师组肥笔类，为武丁早、中期卜辞，其文字风格一般字形稍大，笔道浑圆，转折处多呈圆角，酷似书辞（图18），因此有人认为刻辞刚出现时，是模仿毛笔笔意的，后来刻辞逐渐发展，才慢慢脱离软笔笔意，形成了刀笔的特点。
在刻辞中能找寻到毛笔笔意的，还有武丁时代的“双刀刻”大字卜辞（图19），帝乙、帝辛时代的骨栖刻辞（图20）、牛距骨刻辞（图21）、鹿角刻辞等，这些文字系多刀契刻而成，字大浑圆，起笔、收笔尖锐，中间肥阔，笔趣盎然。
为什么要涂辞
甲骨刻辞另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即在刻好的文字上填涂朱砂或黑墨，又称涂辞。一般情况下，大字涂朱（图22），小字涂墨（图23）。为什么要涂辞？一种解释认为，有些卜辞比较重要，涂辞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另一种说法则以为，甲骨刻辞字口发白，与骨头本身的颜色差不多，文字不醒目，涂辞方能凸显文字。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涂辞与“先书后刻”的书辞明显不同，也很容易区分，涂辞的字口有颜料，“先书后刻”的文字字口是没有颜料的，而且书写部分一般比契刻部分宽长。
总之，殷墟甲骨上的书辞与刻辞虽然形成方式不同，但内容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书法界写甲骨文多模仿刻辞，了解了书辞，也不妨以书辞为蓝本进行创作。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明3000年前的商代已经有典册记录商人的历史了，典册上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而成的，当时用毛笔书写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甲骨文中指毛笔的“聿”字刻作，像手握毛笔书写之形。但是，典册和毛笔是竹木质，在黄河流域干湿交替的环境下很难保存下来，所以商代考古至今未发现一件简牍和毛笔。幸运的是，商人也在玉器（图1）、陶器、甲骨上书写文字，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到商代的书法艺术。
少数刻辞是先书后刻
目前发现的带字甲骨有15万片，但甲骨上的书辞数量远远不如用刀契刻的刻辞，过去甲骨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刻辞都是先书后刻。这种说法如果成立，书辞数量就和刻辞一样多了，不过现在已经证明，只有很少刻辞是“先书后刻”（图2）的，绝大多数为径直契刻。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一曼先生1991年的统计，殷墟出土了74件书辞甲骨，其中卜骨26件、卜甲48件。2012年出版的《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又公布了三件书辞卜骨，分别为436、471、488号（参考：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年第6期）。卜骨上的书辞多书于反面，书写方向与正面刻辞方向相反，即倒书;卜甲上的书辞也多在反面，方向与其他刻辞方向相同，即正书。书辞主要分朱书、褐书和墨书三种，褐书是朱书褪色后的颜色。朱书、褐书的颜料取自朱砂。
书辞的字体粗大，笔道浑圆，与一般刻辞字形小、多折笔有明显的区别。比如，《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第488号（图3）上的朱书“辛”字长约4厘米，而正面的刻辞“辛”字只有0.6厘米（图4）;488号“辛”上的“祖”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第436号上的朱书“申”字（图5），写得圆转流畅，转折处不像大多数刻辞文字那样有犀利的折笔（图6）。
记事性书辞
按性质划分，书辞有记事性的，内容与卜骨或卜甲的来源有关;也有占卜性的，与其他卜辞性质相同。
记事性的书辞，比如：《殷虚文字乙编》6795（《合集》18899反，图7）右甲桥上的朱书“自古乞百四十”，是说从古地求取了140件龟壳;《殷虚文字乙编》701（《合集》14208反）右甲桥上的褐书“画乞四十”，意为画交付了40件龟壳;《殷虚文字乙编》7652（《合集》18905反）右甲桥上朱书“画入乞三十”，说明画此次交付的是30件龟壳;《殷虚文字乙编》3217（《合集》1780反，图8）右甲桥上的朱书“唐来三十”，记载了唐贡纳30件龟壳，龟甲顶端右边朱书“王占日：惟害”和左甲桥的朱书“其得”，则是卜辞。
以上三例均属龟甲，牛肩胛骨上的书辞，如：《殷虚文字甲编》870（《合集》35260）“甲申十乡乞小甲二十一”;《合集》35259“……妣庚……”;《合集》35256（图9）“……乙五”;《合集》35257（图10）“癸酉……”;《殷契拾掇二编》400（图11）“……辛母甲羊”;《合集》35258（图12）“……牛二，在四月，王……”。
由于甲骨残断或墨色褪却，这些书辞只剩只言片语，从残余的内容看，记的多是某日祭祀某祖，用牲若干。这些记事为什么会写在牛骨上？我们知道，占卜用龟甲多由外地贡纳，牛骨则大都取自本地。殷人祭祀完毕，留肩胛骨作卜材，其他骨骼则会被运至骨器作坊，另做他用。牛骨上的记事，就是为了说明此骨来自那次祭祀。
占卜生书辞
占卜性的书辞，都在卜甲上。1936年中研院史语所第13次发掘的YH127坑中，出土了大量武丁时期的占卜性书辞。一条完整的卜辞，应包含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用辞或孚辞、兆序、兆辞七个部分。现在能辨别出的书辞，主要属前三个部分。
比如：《殷虚文字丙编》373（《合集》9791反，图13）左甲桥附近的朱书“辛巳卜，宾”，是前辞，记载了占卜的时间和贞人，此前辞与同版的“贞：关受年。王占日：受年”前后衔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卜辞;
《殷虚文字乙编》778（《合集》18903反，图14）上有多条朱书卜辞，其中一条较为清楚：“贞翌丙亡其从雨”，是命辞，即要卜问的问题，这条命辞问丙日是否会下雨;
《殷虚文字乙编》7285（《合集》14542反，图15）的“王占日：其雨”，是占辞，即卜问的结果或答案，王看完卜兆，判斷说会下雨。
刻辞与书辞密切关系
《甲骨缀合汇编》 586是一版龟背甲，正面都是刻辞（图16），反面既有刻辞，也有书辞，还有“先书后刻”的类型（图17），将相关卜辞分为以下四组，借以窥探刻辞、书辞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一组：
庚午卜，古贞：呼肇王母来。（先书后刻，在反面）
第二组：
壬申卜，古贞：帝令雨。（刻在正面）
贞：帝不其令雨。（朱书，在反面）
第三组：
贞：及今二月雷。（刻在正面）
王占日：帝惟今二月令雷，其惟丙不吉，习，惟庚其日吉。
（先书后刻，在反面，后一个“吉”字未刻）
贞：弗其吉。（朱书，在反面）
王占日：吉，其雷。（朱书，在反面）
王占日：吉，其于今二月雷。（朱书，在反面）
第四组：
贞：有共于庞。（先书后刻，在反面）
以上第二组的内容，是问上帝是否命令下雨，这是一对正反对贞卜辞，“正反对贞”是从肯定、否定两个相反的角度分别卜问，这组卜辞正问契刻在正面，反问书写在反面，互相补充，实为一体;第三组的内容，主要问二月份会不会打雷，“问题”契刻在正面，“答案”书契在反面。
有意思的是，在“先书后刻”的占辞部分里，契刻并非全都依样画葫，比如“帝惟今二月令雷”的“惟”字覆盖的是朱书“其”字，“惟庚其日吉”的“吉”字未刻，“今二月”下还有一个朱书“今二月”，这可能是为了与记事刻辞“吴入二在鹿，彀”有意区隔，才将“今二月”往上刻，这条“先书后刻”的占辞与另一条朱书占辞“王占日：吉，其雷”之间，还有一条朱书界划线;第一、四组，都是“先书后刻”，仍残存朱痕。
时代最早的甲骨文，称谓师组肥笔类，为武丁早、中期卜辞，其文字风格一般字形稍大，笔道浑圆，转折处多呈圆角，酷似书辞（图18），因此有人认为刻辞刚出现时，是模仿毛笔笔意的，后来刻辞逐渐发展，才慢慢脱离软笔笔意，形成了刀笔的特点。
在刻辞中能找寻到毛笔笔意的，还有武丁时代的“双刀刻”大字卜辞（图19），帝乙、帝辛时代的骨栖刻辞（图20）、牛距骨刻辞（图21）、鹿角刻辞等，这些文字系多刀契刻而成，字大浑圆，起笔、收笔尖锐，中间肥阔，笔趣盎然。
为什么要涂辞
甲骨刻辞另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即在刻好的文字上填涂朱砂或黑墨，又称涂辞。一般情况下，大字涂朱（图22），小字涂墨（图23）。为什么要涂辞？一种解释认为，有些卜辞比较重要，涂辞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另一种说法则以为，甲骨刻辞字口发白，与骨头本身的颜色差不多，文字不醒目，涂辞方能凸显文字。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涂辞与“先书后刻”的书辞明显不同，也很容易区分，涂辞的字口有颜料，“先书后刻”的文字字口是没有颜料的，而且书写部分一般比契刻部分宽长。
总之，殷墟甲骨上的书辞与刻辞虽然形成方式不同，但内容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书法界写甲骨文多模仿刻辞，了解了书辞，也不妨以书辞为蓝本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