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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的特大地震。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中，我国新闻媒体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媒体的公信力得到了提升。
【关键词】大地震 媒体 公信力
2008年5月12日，在我国的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的特大地震。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中，我国新闻媒体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做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无论是对地震灾情的公开，科学防震知识的传播,还是有关党和政府各项有力救援措施的报道,媒体都发挥了及时而强大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我国媒体的公信力得到了有力提升。
一、信息公开与第一时间报道
2006年１月，我国政府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的传播做出了明确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信息的传播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因此，作为新闻媒体本身有责任、有义务把害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充分地传达给公众，以减少和消除他们对突发事件认识中的不确定性。此次汶川“5·12”地震发生后，各方媒体立即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地震现场、医院，随时报道死伤情况、现场救援情况、医院抢救以及各级领导赶往现场指挥等情况。各级新闻媒体都给予了及时、客观的报道,我们在第一时间里获取了从地震前方传来的不断更新的、各个方面的新闻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到每个人最切身的利益，满足了公众对突发事件知情权的享有。主流媒体以高透明度的信息传播，及时、公开地告知了人们事件的真相，减轻了公众被激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惧。
这样信息的公开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开放的程度。过去我国主流媒体遇到突发事件总是强调慎重的一面，往往不能马上做直播报道。在一些突发事件面前，主流媒体往往没有抢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全面真实地报道，而往往是退缩、观望。媒介提供信息的不充分和不确定性,使得媒体失去了它应有的公信力，并且导致社会上产生大量谣言、猜测，造成舆论引导方面的被动。保密和控制消息的传播效果就是人们只能听信谣言，出现“禁果效应”。“传播学中的‘禁果效应’是指，当外界压力迫使人们无法自由获取信息时，人们往往会对被迫疏离和失去的那部分信息有更强的了解欲望，施压者与受传者之间的隔阂因此加大。”①
在突发事件刚发生时，受众还来不及对事件做出判断，还处在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的状况中，这个时间段通常被视为新闻报道的第一时间。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人们通常会迷茫无助，具有了解事实真相的强烈欲望。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及时给民众提供信息，给以适当引导，就会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受众接受信息传播有先入为主的特点。最先介绍的事实就可能先发制人，在第一时间报道并且用事实说话，就会赢得主动，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新闻传播学揭示过一个规律：没有你的声音，就会有别人的声音。以你为主提供情况，你成为了信息主渠道，公众就会把你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别人的声音就无足轻重了；你提供了全部情况，即使有人想造谣也会找不到素材；你在第一时间很快提供了情况，你就能先声夺人，而不会在不利信息满天飞的时间再被动地“辟谣”。②在这样一个信息技术极为发达的时代，通过网络和人际传播很可能会导致流言的盛行。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刻主流媒体如果沉默、缺位、失职，就是自己交出了舆论阵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感，它将会失信于民。事实上，无论网络还是人际传播,其可信度始终低于主流媒体。民众在突发事件面前，对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具有特殊的依赖性。“如果媒体能够在事件的发端,就及时客观地介入,实现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不但可以有效地根除流言孽生的土壤和市场，实现社会公器所赋予大众传媒的信仰和原则，而且也可以成为公众、政府抵御突发性社会恐慌的免疫体和预警的眺望者。”③在这次“5·12”地震中，媒体在地震刚发生时的第一时间就去报道它，引导了正确的舆论方向和受众的理解力。主动掌握舆论阵地，行使对议程设置的权利，从而形成媒体所预期的舆论效果。同时媒体的时效性产生出了公信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在这些报道中，还包括了很多负面批评，比如对豆腐渣工程房屋质疑、对慈善机构的监督等等，其中有些报道具有很大的批评力度。媒体的表现向我们证明了，我国媒体不仅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在整个救灾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林爱培认为：“这次媒体的表现体现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精神，‘5·12’不仅是地震纪念日，也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④
二、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
“纵观我国新闻界对公共危机事件性新闻的报道历程，在报道理念和报道实践上，有一个认识和发展的过程。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对受灾的具体损失情况、人员伤亡情况等关键内容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在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人民日报》在闭幕的第二天即11月23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这条轰动世界的新闻，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1970年1月5日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通海大地震在时隔30年之后的通海大地震30周年祭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具体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⑤
在过去一些突发事件发生时，许多国外媒体记者的采访经常会受阻。中国政府这次对新闻报道的开放态度，赢得了他们空前的支持和好评。美国《华盛顿邮报》在5月17日的文章中写到：“这一次，新闻报道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开始遵循新闻报道的规律进行。”《纽约时报》也在地震次日发表文章，赞扬了这次中国政府对信息采取的公开透明的举措，“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其英文网站上，大量报道此次地震灾难，定期更新灾情报到，其中包括最新死亡数字。”温总理说：“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在地震发生现场有大规模的记者云集，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什么时候和这次一样，信息这样广泛的流通，媒体这样广泛的追问，媒体对灾难报道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三、恢复公众对媒体的信赖
与这次抗震救灾中“以救人为主”的原则一致，在报道中新闻媒体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体现出媒体是为受众而生。做到了贴近群众，折射出平民视角与人文关怀。媒体着重关注了受灾人民群众的命运与安全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对他们表达同情，尊重他们的需求、情感；为他们提供心理安慰，也传递着希望。
当“华南虎事件”、“纸馅包子事件”这些虚假报道使我国媒体的公信力遭受损害、权威性受到影响之时,我国政府以及媒体在这次地震中的积极态度，更加符合了民众对现代国家的期盼，对国家媒体的期盼。这让我们在饱受失去同胞伤恸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丝安慰。灾难中媒体带来了巨大的传播力量，它不但统一了民众的思想，还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感动了全中国乃至海外华人，使民众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媒体“充分挖掘了新闻价值,实现了信息传播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既体现发扬了传媒公信的特点,更擢升了传媒在公众中的公信度和美誉度。”⑥
这次地震对于中国的改变也许远远不仅仅是地质上的。我们看到了信息开始自由流通，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民主的中国，也看到了一个更加值得信任、值得依赖的媒体。中国政府的声誉在提升，民众对中国媒体的信赖在提升。它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了“新闻传媒作为信息沟通和公共讨论的平台与渠道，能够使公民、政府与媒体之间形成一种建设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有效地推进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修正，并且使这些过程和环节本身也日趋走向透明与公开，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⑦这次“5·12”地震中传媒的良好表现，真正做到了重建人心，重塑了传媒公信。我们也期望，通过这次的经验总结，我国新闻传播的理论与观念可以从此转变。■
参考文献
①石月平.《试析广播电视传播对农村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以海宁市“2·15”特大火灾事故为例》，《视听纵横》2006年1期
②徐勇.《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http：//www.szkp.org.cn/keji-
jiangzuo/download/2004-8-27．ppt）
③、⑤、⑥蒋晓丽,王东，孙勇《从公共危机事件传播透视传媒公信——“非典型肺炎”报道个案解读》，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④程绮瑾.《“5·12”应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
⑦郑保卫，邹晶.《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及其策略》，《新闻爱好者》2008年１月（下半月）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教育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方向06级研究生）
【关键词】大地震 媒体 公信力
2008年5月12日，在我国的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的特大地震。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中，我国新闻媒体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做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无论是对地震灾情的公开，科学防震知识的传播,还是有关党和政府各项有力救援措施的报道,媒体都发挥了及时而强大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我国媒体的公信力得到了有力提升。
一、信息公开与第一时间报道
2006年１月，我国政府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体的传播做出了明确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信息的传播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因此，作为新闻媒体本身有责任、有义务把害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充分地传达给公众，以减少和消除他们对突发事件认识中的不确定性。此次汶川“5·12”地震发生后，各方媒体立即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地震现场、医院，随时报道死伤情况、现场救援情况、医院抢救以及各级领导赶往现场指挥等情况。各级新闻媒体都给予了及时、客观的报道,我们在第一时间里获取了从地震前方传来的不断更新的、各个方面的新闻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到每个人最切身的利益，满足了公众对突发事件知情权的享有。主流媒体以高透明度的信息传播，及时、公开地告知了人们事件的真相，减轻了公众被激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惧。
这样信息的公开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开放的程度。过去我国主流媒体遇到突发事件总是强调慎重的一面，往往不能马上做直播报道。在一些突发事件面前，主流媒体往往没有抢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全面真实地报道，而往往是退缩、观望。媒介提供信息的不充分和不确定性,使得媒体失去了它应有的公信力，并且导致社会上产生大量谣言、猜测，造成舆论引导方面的被动。保密和控制消息的传播效果就是人们只能听信谣言，出现“禁果效应”。“传播学中的‘禁果效应’是指，当外界压力迫使人们无法自由获取信息时，人们往往会对被迫疏离和失去的那部分信息有更强的了解欲望，施压者与受传者之间的隔阂因此加大。”①
在突发事件刚发生时，受众还来不及对事件做出判断，还处在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的状况中，这个时间段通常被视为新闻报道的第一时间。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人们通常会迷茫无助，具有了解事实真相的强烈欲望。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及时给民众提供信息，给以适当引导，就会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受众接受信息传播有先入为主的特点。最先介绍的事实就可能先发制人，在第一时间报道并且用事实说话，就会赢得主动，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新闻传播学揭示过一个规律：没有你的声音，就会有别人的声音。以你为主提供情况，你成为了信息主渠道，公众就会把你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别人的声音就无足轻重了；你提供了全部情况，即使有人想造谣也会找不到素材；你在第一时间很快提供了情况，你就能先声夺人，而不会在不利信息满天飞的时间再被动地“辟谣”。②在这样一个信息技术极为发达的时代，通过网络和人际传播很可能会导致流言的盛行。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刻主流媒体如果沉默、缺位、失职，就是自己交出了舆论阵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感，它将会失信于民。事实上，无论网络还是人际传播,其可信度始终低于主流媒体。民众在突发事件面前，对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具有特殊的依赖性。“如果媒体能够在事件的发端,就及时客观地介入,实现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不但可以有效地根除流言孽生的土壤和市场，实现社会公器所赋予大众传媒的信仰和原则，而且也可以成为公众、政府抵御突发性社会恐慌的免疫体和预警的眺望者。”③在这次“5·12”地震中，媒体在地震刚发生时的第一时间就去报道它，引导了正确的舆论方向和受众的理解力。主动掌握舆论阵地，行使对议程设置的权利，从而形成媒体所预期的舆论效果。同时媒体的时效性产生出了公信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在这些报道中，还包括了很多负面批评，比如对豆腐渣工程房屋质疑、对慈善机构的监督等等，其中有些报道具有很大的批评力度。媒体的表现向我们证明了，我国媒体不仅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在整个救灾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林爱培认为：“这次媒体的表现体现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精神，‘5·12’不仅是地震纪念日，也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④
二、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
“纵观我国新闻界对公共危机事件性新闻的报道历程，在报道理念和报道实践上，有一个认识和发展的过程。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对受灾的具体损失情况、人员伤亡情况等关键内容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在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11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我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才首次披露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死亡人数。《人民日报》在闭幕的第二天即11月23日刊登来自此次会议的新闻：《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这条轰动世界的新闻，成了不折不扣的“旧闻”。1970年1月5日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通海大地震在时隔30年之后的通海大地震30周年祭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具体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⑤
在过去一些突发事件发生时，许多国外媒体记者的采访经常会受阻。中国政府这次对新闻报道的开放态度，赢得了他们空前的支持和好评。美国《华盛顿邮报》在5月17日的文章中写到：“这一次，新闻报道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开始遵循新闻报道的规律进行。”《纽约时报》也在地震次日发表文章，赞扬了这次中国政府对信息采取的公开透明的举措，“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其英文网站上，大量报道此次地震灾难，定期更新灾情报到，其中包括最新死亡数字。”温总理说：“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在地震发生现场有大规模的记者云集，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什么时候和这次一样，信息这样广泛的流通，媒体这样广泛的追问，媒体对灾难报道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三、恢复公众对媒体的信赖
与这次抗震救灾中“以救人为主”的原则一致，在报道中新闻媒体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体现出媒体是为受众而生。做到了贴近群众，折射出平民视角与人文关怀。媒体着重关注了受灾人民群众的命运与安全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对他们表达同情，尊重他们的需求、情感；为他们提供心理安慰，也传递着希望。
当“华南虎事件”、“纸馅包子事件”这些虚假报道使我国媒体的公信力遭受损害、权威性受到影响之时,我国政府以及媒体在这次地震中的积极态度，更加符合了民众对现代国家的期盼，对国家媒体的期盼。这让我们在饱受失去同胞伤恸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丝安慰。灾难中媒体带来了巨大的传播力量，它不但统一了民众的思想，还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感动了全中国乃至海外华人，使民众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媒体“充分挖掘了新闻价值,实现了信息传播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既体现发扬了传媒公信的特点,更擢升了传媒在公众中的公信度和美誉度。”⑥
这次地震对于中国的改变也许远远不仅仅是地质上的。我们看到了信息开始自由流通，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民主的中国，也看到了一个更加值得信任、值得依赖的媒体。中国政府的声誉在提升，民众对中国媒体的信赖在提升。它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了“新闻传媒作为信息沟通和公共讨论的平台与渠道，能够使公民、政府与媒体之间形成一种建设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有效地推进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修正，并且使这些过程和环节本身也日趋走向透明与公开，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⑦这次“5·12”地震中传媒的良好表现，真正做到了重建人心，重塑了传媒公信。我们也期望，通过这次的经验总结，我国新闻传播的理论与观念可以从此转变。■
参考文献
①石月平.《试析广播电视传播对农村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以海宁市“2·15”特大火灾事故为例》，《视听纵横》2006年1期
②徐勇.《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http：//www.szkp.org.cn/keji-
jiangzuo/download/2004-8-27．ppt）
③、⑤、⑥蒋晓丽,王东，孙勇《从公共危机事件传播透视传媒公信——“非典型肺炎”报道个案解读》，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④程绮瑾.《“5·12”应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
⑦郑保卫，邹晶.《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及其策略》，《新闻爱好者》2008年１月（下半月）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教育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方向06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