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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前期，在白山黑水间崛起了一支弓马无敌天下的铁骑，如同狂飙横扫华夏万里江山。八旗的威名，曾令半数配备了火器的明军胆寒，也成为满清王朝的最大骄傲。200年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雄风却在后代那里荡然无存，这支世袭的军队成了最腐朽无用的一群军人，“八旗子弟”一词在中国竟成了骄奢淫逸、不求上进的败家纨绔儿孙的代名词。那么八旗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支军队?又何以从彪悍变萎靡呢?
一、八旗军的历史概况
八旗军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事组织。他起兵后不久，便对女真族氏族社会时期就存在的兼具生产和军事职能的社会组织——牛录进行改造，先后建立了黄、白、红、蓝、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八旗。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到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这一阶段，八旗实行兵民合一，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的职能。兵丁平时狩猎务农，战时自备武器粮秣，随军作战，“出则为兵，人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堪称一支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作战时军纪颇严，有进无退，甚至在死伤惨重、尸相枕藉的情况下仍很少有人退缩逃阵。它在建立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军入关并建立全国政权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度，将整个八旗组织原封不动地移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完全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队和职业预备役军人集团。八旗官兵携家带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军营之中，驻于京畿地区的部队称“京营八旗”，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冲之地的部队称“驻防八旗”。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支柱，酬谢八旗军功贵族，清廷开国之初即给予八旗将士相当优厚的待遇，以期免除官兵后顾之忧，专心练武，保持原有的军事素质。然而，事与愿违，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战争，如柴达木之战中，尽管参战的八旗官兵数量有限，其中一些号称精锐的八旗部队的表现却不如绿营兵，昔日敢打敢冲的作风已不复存在。
嘉庆至清末，八旗军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起码的战斗能力。1799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时，曾一度把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听约束，未及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议从八旗军中挑选壮丁加以操练，使之恢复人关时的骁勇善战。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此时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说：选练八旗丁壮是多年前的老办法了，你们却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无可练习。
二、八旗军由盛变衰的原因
八旗军从兴盛走向衰败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军的兴衰与清王朝的兴衰是一致的。作为与广大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封建贵族政权，清王朝的统治最终走向腐朽是历史的必然。作为这一政权的统治工具，八旗军由盛而衰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一个缩影。清朝封建政治的腐败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八旗军官兵，这是导致八旗军衰败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军本身在治军指导思想以及相关制度、决策上的种种谬误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败过程。
其一、对变化中的国家安全环境缺乏清醒意识，缺乏整军经武、进行改革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四大变化：由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的满、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入到以农业经济为主、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关内广大地区；由部族军队变成国家军队；由战争时期进入到相对和平时期；由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进入到火器时代。上述变化客观上要求清朝统治者从实际出发，对确立于战争年代的八旗制度进行改革。但清朝统治者却无视这些客观需求，他们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强调“办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军事制度与优待八旗军功贵族对立起来，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对立起来，军事改革严重滞后。一旦有人主张对八旗制度做这样那样的变革，都遭到严厉斥责。另一方面，抱着“天朝上国”自大心态的清朝统治者，以为凭着老祖宗“马上打天下”的骑射功夫足以扬威天下，因而无视近代西方军事技术的高速发展，无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现实，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听任自己的军事技术停滞落后。
其二、军事功能与社会功能混为一体，军队臃肿不堪。为了维持八旗成员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清廷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全都包下来，给予他们授官袭爵，占有土地、人丁等许多方面的好处。而长期供养“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必然要给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不得不竭尽全力搜括民财予以支撑。清朝入关后，八旗主力驻京师，另外分出几部镇守关内各大城市。清政府为防止武功退化或被汉人同化，规定在旗之人都吃皇粮。旗人不仅兵丁领饷，家属也由朝廷供养，兵将父老子袭。正是这种建军治军体制使得八旗军滋生了不劳、不练、不出征也可安享富贵的心态。不少八旗子弟一出生就有官衔，年老的旗兵满头白发为照拿全饷也不离营。不出两代人，各旗都几乎成了老少参差不齐的养老扶幼机构。
其三、治军不严，训练松垮，姑息成风。清廷给予八旗官兵特殊的优待政策，也使得“从严治军”的信条在他们身上无法真正实行。事实上，八旗士兵在社会上惹事生非、打架斗殴、作奸犯科，久已成为京城和各八旗军防地的一项公害，各级旗营军官总是曲加庇护，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问，致使旗营无赖的气焰愈加嚣张。八旗军的训练，大都是虚应故事。不仅平日射箭拉弓，视为具文，就连三年一次的大阅兵，也不过临时稍为演习，过后即置而不问。负责监督军训的御史大臣们虽心知肚明，却仍层层欺瞒，不愿意说出真相。以体恤八旗官兵为由，不愿利用宝贵的临战机会对八旗军队做适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将领为了优待旗人，保存“国之根本”，以体恤生命为由，不愿意在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适度地使用八旗官兵。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八旗官兵的体恤优待，从长远观点看却是坑害了他们。在相对和平时期，每一场战事都是检验军人素质和军事训练水平的难得机遇，也是将帅们积累作战指挥经验的极好机会。然而从清朝统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计逃避上战场，只满足于在平日的操演教阅中走过场、摆花架子，以领取粮饷度日。
其四、实行封闭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机日益严重。军队是担负专政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只有广泛吸纳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但八旗军始终是关起门来，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搞军队建设。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初级军官主要靠世袭或由官学中学习满汉语言、骑射功夫的八旗军官子弟中间选拔。由于世袭范围十分广泛，八旗军职的升迁失去了竞争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军官队伍中充斥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之辈。特别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经历及战争阅历的皇亲国戚担任大军统帅。这些人从小生长在深宫官府之中，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素质，却硬被置于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安危的重要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败的种子。清军在征讨噶尔丹、平定准噶尔等作战中屡次受挫，都是由于任用了昏庸无能的八旗贵族做主帅所致。
(作者简介：薛磊(1986.7—)男，蒙古族，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解放军史。)
一、八旗军的历史概况
八旗军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事组织。他起兵后不久，便对女真族氏族社会时期就存在的兼具生产和军事职能的社会组织——牛录进行改造，先后建立了黄、白、红、蓝、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八旗。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到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这一阶段，八旗实行兵民合一，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的职能。兵丁平时狩猎务农，战时自备武器粮秣，随军作战，“出则为兵，人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堪称一支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作战时军纪颇严，有进无退，甚至在死伤惨重、尸相枕藉的情况下仍很少有人退缩逃阵。它在建立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军入关并建立全国政权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度，将整个八旗组织原封不动地移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完全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队和职业预备役军人集团。八旗官兵携家带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军营之中，驻于京畿地区的部队称“京营八旗”，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冲之地的部队称“驻防八旗”。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支柱，酬谢八旗军功贵族，清廷开国之初即给予八旗将士相当优厚的待遇，以期免除官兵后顾之忧，专心练武，保持原有的军事素质。然而，事与愿违，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战争，如柴达木之战中，尽管参战的八旗官兵数量有限，其中一些号称精锐的八旗部队的表现却不如绿营兵，昔日敢打敢冲的作风已不复存在。
嘉庆至清末，八旗军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起码的战斗能力。1799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时，曾一度把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听约束，未及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议从八旗军中挑选壮丁加以操练，使之恢复人关时的骁勇善战。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此时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说：选练八旗丁壮是多年前的老办法了，你们却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无可练习。
二、八旗军由盛变衰的原因
八旗军从兴盛走向衰败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军的兴衰与清王朝的兴衰是一致的。作为与广大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封建贵族政权，清王朝的统治最终走向腐朽是历史的必然。作为这一政权的统治工具，八旗军由盛而衰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一个缩影。清朝封建政治的腐败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八旗军官兵，这是导致八旗军衰败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军本身在治军指导思想以及相关制度、决策上的种种谬误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败过程。
其一、对变化中的国家安全环境缺乏清醒意识，缺乏整军经武、进行改革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四大变化：由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的满、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入到以农业经济为主、汉族占绝大多数的关内广大地区；由部族军队变成国家军队；由战争时期进入到相对和平时期；由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进入到火器时代。上述变化客观上要求清朝统治者从实际出发，对确立于战争年代的八旗制度进行改革。但清朝统治者却无视这些客观需求，他们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强调“办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军事制度与优待八旗军功贵族对立起来，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对立起来，军事改革严重滞后。一旦有人主张对八旗制度做这样那样的变革，都遭到严厉斥责。另一方面，抱着“天朝上国”自大心态的清朝统治者，以为凭着老祖宗“马上打天下”的骑射功夫足以扬威天下，因而无视近代西方军事技术的高速发展，无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现实，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听任自己的军事技术停滞落后。
其二、军事功能与社会功能混为一体，军队臃肿不堪。为了维持八旗成员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清廷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全都包下来，给予他们授官袭爵，占有土地、人丁等许多方面的好处。而长期供养“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必然要给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不得不竭尽全力搜括民财予以支撑。清朝入关后，八旗主力驻京师，另外分出几部镇守关内各大城市。清政府为防止武功退化或被汉人同化，规定在旗之人都吃皇粮。旗人不仅兵丁领饷，家属也由朝廷供养，兵将父老子袭。正是这种建军治军体制使得八旗军滋生了不劳、不练、不出征也可安享富贵的心态。不少八旗子弟一出生就有官衔，年老的旗兵满头白发为照拿全饷也不离营。不出两代人，各旗都几乎成了老少参差不齐的养老扶幼机构。
其三、治军不严，训练松垮，姑息成风。清廷给予八旗官兵特殊的优待政策，也使得“从严治军”的信条在他们身上无法真正实行。事实上，八旗士兵在社会上惹事生非、打架斗殴、作奸犯科，久已成为京城和各八旗军防地的一项公害，各级旗营军官总是曲加庇护，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问，致使旗营无赖的气焰愈加嚣张。八旗军的训练，大都是虚应故事。不仅平日射箭拉弓，视为具文，就连三年一次的大阅兵，也不过临时稍为演习，过后即置而不问。负责监督军训的御史大臣们虽心知肚明，却仍层层欺瞒，不愿意说出真相。以体恤八旗官兵为由，不愿利用宝贵的临战机会对八旗军队做适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将领为了优待旗人，保存“国之根本”，以体恤生命为由，不愿意在一些小规模战争中适度地使用八旗官兵。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八旗官兵的体恤优待，从长远观点看却是坑害了他们。在相对和平时期，每一场战事都是检验军人素质和军事训练水平的难得机遇，也是将帅们积累作战指挥经验的极好机会。然而从清朝统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计逃避上战场，只满足于在平日的操演教阅中走过场、摆花架子，以领取粮饷度日。
其四、实行封闭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机日益严重。军队是担负专政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只有广泛吸纳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责。但八旗军始终是关起门来，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搞军队建设。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初级军官主要靠世袭或由官学中学习满汉语言、骑射功夫的八旗军官子弟中间选拔。由于世袭范围十分广泛，八旗军职的升迁失去了竞争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军官队伍中充斥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之辈。特别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经历及战争阅历的皇亲国戚担任大军统帅。这些人从小生长在深宫官府之中，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素质，却硬被置于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安危的重要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败的种子。清军在征讨噶尔丹、平定准噶尔等作战中屡次受挫，都是由于任用了昏庸无能的八旗贵族做主帅所致。
(作者简介：薛磊(1986.7—)男，蒙古族，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解放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