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师妹，我就感到了气场。她明明谦逊有礼，笑得温柔无害，我却依然嗅到了点女强人的气息。在一次围坐聊天时，师妹纠结未来的选择，在场的师兄师姐大多认为，她该去跨国大公司做个干练的白领。当然，孙小婷现在已清晰了自己的未来道路，与我聊天之前，她在宿舍里背单词——攻克GRE词汇，为下一步生活做准备。
　　“我总觉得别人的生活很精彩，于是害怕自己的生活一成不变。”其实，孙小婷被各种实践填满了的大学六年，在别人眼里已算得精彩，取得的成绩绝对被称作“大神级别”；她的经验总结帖登上知名微信公共账号，题目“美女学霸告诉你如何保送学术型硕士”。当然，直到看到文章，我才惊呼：原来师妹这么厉害！
　　孙小婷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之前，我们就听说她本科时有着诸多课题实践经验，已经一脚踏上了学霸之路，那是由一个又一个课题铺就的。
　　一项受到上天眷顾的技能
　　孙小婷是彻头彻尾的行动派，比起“躲进小楼成一统”搞学术，她更喜欢拥抱和融入时时刻刻变化的社会，关注的问题总是和现实紧密相连。
　　还是大一，孙小婷就开始了第一次暑期实践，尽管那时她并未接受任何专业学术训练，但是关注的问题，似乎隐隐为之后她的大学主旋律定了一个调——年轻人居住的廉租社区如何形成公共空间。
　　而点燃她兴趣的，是一篇探讨年轻人廉租房的新闻报道，孙小婷记得题目大致是“让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她看了报道，兴趣顿生，找了记者联系到访谈对象，就跑到位于佛山的廉租房社区“敲门”去了。
　　孙小婷承认，那时的问卷设计得很粗糙，所谓的社会科学调查方法也是半点不懂；整个调研就是一次自己和小伙伴的摸索。她敲门入户做访谈、发问卷，倒是觉得轻松自然，与陌生人说话对她来说不是问题，这真是一项受到上天眷顾的技能。
　　她在经验帖中说，要上手科研，可以从帮老师做项目开始。大三，孙小婷就从课题门外汉变成项目正规军。她在大二的暑期选修了传播与设计学院一名老师的研究类课程，并受其推荐，申请了由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资助的农民工调研项目。
　　大三的暑假，孙小婷又一次调研。这次算是正儿八经的课题，有事先的培训，还有完整的团队。孙小婷选择“农民工媒介使用”为调研方向，一个人到番禺工业园的住宿区，试图了解这些在工厂打工的年轻人如何使用媒介。
　　她最初的打算是做量化研究，还是像之前那样，直接敲门，表明来意，请求愿意付出时间的调研对象填写问卷。“每一个宿舍都要去‘磨’，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帮你填问卷对我有什么用？”后来，孙小婷慢慢摸索出规律，宿舍里人多时大家更易卸下心防，打开话匣子；遇到窝在宿舍爱搭不理的，孙小婷会努力找些能拉近彼此距离的话题，比如夸对方的手机，询问品牌，接着再问下载了哪些应用……
　　常常聊起来就收不住，两三个小时是家常便饭。调研一段时间后，孙小婷决定改变最初的设想，用访谈而不是问卷调查作为她的主要研究方法。每一次看似随意的聊天，都是蕴含着强大学术解释力的活生生的材料。
　　“他们与我同龄，但是我们确实不一样。大部分农民工的生活都很单调，他们对生活没什么想法。”这是两年后，孙小婷对当年的访谈对象仍然留有的印象。具体的细节已经模糊，她慢慢地回忆，那些工作在流水线上的年轻人，如何将手机QQ作为社会交往媒介平台，维系和扩展他们的社交网络，他们如何试图通过网络发展恋情，又因为其无法满足沟通需求而失去下文……一些社会学家提出赋权理论，推测新媒体能够给这些边缘人群带来改变的力量，让他们勇于表达，敢于抗争。孙小婷是旁观者，也是见证人，她发现这种想法过于乐观，在她接触的那些个体中，新媒体发挥的变革力量相当微弱。
　　论文1.0到论文10.0
　　孙小婷的笔记本电脑里还留着当年某个课题的结项论文，相关文件夹建了十几个，论文的命名后缀已经从“1.0”排列到了“10.0” 。
　　这是一段两年的马拉松式的死磕历程，从大学三年级延续到了孙小婷研究生一年级。
　　“当时在网上看到政务管理学院的老师招研究助理，我挺想跟外学科背景的老师做项目，就申请了。”这位老师的研究课题同样紧贴社会——中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团队由十名学生组成，学科背景各异。由于课题庞大，项目前期他们分成数据、国内文献和国际文献三个组，孙小婷在国际文献组，负责梳理国际上典型案例和外文相关文献。
　　每月一到两次闭关写作，项目组的人早上聚到老师办公室，开会讨论分工，然后废话不多说，现场办公；下一次开会时，每个人先讲自己上次工作的成果，老师点评，然后重复一样的流程——开会、分工、工作 ……这不是美好有趣的经历，大部分都是在“写到想吐”和“好想去死一死”的折磨感中纠结往复。
　　大三暑假，他们到浙江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实地调研。这次访谈，又和孙小婷之前的敲门聊聊截然不同——之前，孙小婷与被访谈对象在地位上相差无几；但这次，他们接触的要么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要么是试点事业单位领导，而且聊的话题又颇为“高大上”，背后也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敏感问题。去之前，他们会把被访单位的资料弄得很清楚，让对方觉得做了充分准备。而且，适当的表露无知也不是什么坏事，反而让被访者卸下心防，意识到他们的学生身份，慷慨地给予帮助。
　　大四寒假，才正式进入论文的写作。孙小婷窝在家里写文献综述，在一堆中文和英文织成的网里试图理清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理论脉络。整个研究框架和理论构建实在和孙小婷所学习的新闻传播没特别大的关系，一切都是重新学习的过程，而用浩如烟海形容资料的繁复也毫不为过。她说：“我大概看了近百篇中英文论文和好几本书。”
　　该课题参加了挑战杯论文大赛，并从校级赛一路杀到国级赛，每参加一次比赛，团队成员都会修改论文。每一次改动，他们都以为完美了，但过段时间再看，却总能看出瑕疵。 　　国际会议？似乎也不难
　　该项目进行期间，孙小婷已保送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那一年的中山大学新闻班，只有两个人成功保研外校。孙小婷将这归功于她的项目经验，她领导和参与了大大小小六个课题，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课题获得挑战杯广东省赛特等奖。毕竟，一名本科生，调研过廉租房，访谈过农民工，还了解过事业单位改革这样的宏大命题，即使用研究生标准衡量，也算得上优秀。
　　学术型研究生更看重研究能力，因为学制不长（人大新闻学院研究生学制为两年），很多人在匆忙和慌乱间，刚准备发力时就发现已奔向了研究生生涯的终点。而孙小婷，则开启了国际学术会议模式，研一下学期，她关于农民工媒介使用的论文连续两次投中国际会议——香港的亚洲研究学会年会和美国的媒体社会学年会。待到第二封论文录用通知躺到她邮箱的时候，她开玩笑地说：呀，（参加会议）怎么那么容易？
　　而当我们这群师兄师姐知道这件大事时，孙小婷都到了香港。她不大喜欢张扬，默默地就投稿了，默默地也就参会了。
　　在香港的会议开始之前，孙小婷也找到了一份一直向往的实习工作。她没有选择新闻媒体，而是去了国际知名公益组织，进入传播互动组，在纯英文的环境中泡了三个月。孙小婷是揣着问题去实习的，她想知道这样一家组织，是如何设定自己的议程，又如何将这些议程传播给公众。
　　因为签订了保密协议，对于工作具体内容孙小婷并没有谈。该组织有先进的媒体分析工具，常常可以在事情刚萌芽时制定决策、快速反应。在她印象中，所有人似乎都飞来飞去，很有想法，每个人都像一个战士。观察了一遭，孙小婷感受到投身公共事务的成就感，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议题，而一旦对这些议题有所推动，或许“改变世界”就不是什么空谈。
　　当然，以观察者身份进入这样一个“场域”研究，自然也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孙小婷并没有刻意将实习单位当作研究对象，但当她抽离，还是给出了客观的评价：在国际组织中工作，需要常常思考价值和立场问题，会发现看待世界和问题角度的多元。孙小婷直言，她并不是完全赞成该组织所有的议题。
　　在这些微妙的冲突中，孙小婷会对自己从前视若无睹的问题进行思考。看到了小圈子之外的世界，她也想看看更大的世界。
　　上一个目标——到北京，孙小婷顺利实现了。下一个目标——去美国，孙小婷正在努力。她想沉淀下来，多出去走走看看，关注国际性的问题，并投身国际性的工作。她说，想静静观察这个世界，在形成对某个问题的完整体系之后，再真正去做些什么。
　　采访进行了快两个小时，算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低调的师妹，孙小婷大方地配合后，又焦急地对我强调，千万不要把写好的文章给师门里的同学看，她觉得好窘。回宿舍后，她要继续跟英文较劲。说起现在的生活状态，她笑了笑说：“感觉好久没遭罪了，哎呀有些不习惯，也有点空落落。”
　　对孙小婷来说，遭罪史还是很丰富的。大三下半学期，她扛了两个项目，同时进行，从早到晚；为了能顺利保研必须获得漂亮的学分绩点，她又不得不在大二那一年开始追赶，以弥补之前学分绩点没有那么高的缺憾……就算是现在，很多事情尘埃落定，她又开始了每晚上去操场跑十圈的生活。
　　“2013年暑假起，我每天都要跑5～10公里。”最初为了提高身体素质顺便减肥，后来，她慢慢觉得跑步是和身体的一种相处方式，能控制身体才能控制情绪。而且，跑步中会发现自己的极限，并且突破它，进而越来越了解自己。到了最后，跑步成了一种哲学。
　　师妹孙小婷，在我们师兄师姐眼里，是个“神秘”的存在。我们在同一师门，也建了一个聒噪的微信群，但她不怎么刻意刷存在感，也很少灌水。直到有一天，我们从微信朋友圈上得知师妹跑到香港参加学术会议，纷纷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
　　无遭罪，不青春。这就是我的师妹孙小婷，独立，自信，而且还漂亮。
　　生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稍微闲下来就会觉得有些罪过；
　　也会将学业和实践进行完美地平衡，
　　尽力用短暂的大学时光写出和他人不同的那份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