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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沿袭着一种至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做慈善者不能有缺点，导致慈善界形成一种潜在的恐怖主义，令善者畏惧行善。然而，现代慈善不是批判而是鼓励出来的，只有社会环境更加宽容，更多的慈善家才会涌现
当年深圳慈善家丛飞临终前，曾经非常认真地拉着我的手说：“咱慈善界能不能不要成为祭坛，谁上去了都下不来啊！”我当时作为民政部管理慈善事务的司长，深切感受到中国慈善家的不轻松与压力，他们对慈善竟然也存在着畏惧。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社会挑战！
为什么中国的慈善家对慈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惧？中国慈善的祭壇以何种方式存在？祭坛客观上是一种潜在恐怖主义，那么，是什么样的基本社会要素导致了这种潜在性恐怖主义现象的产生？
在我国社会中，长期以来沿袭着一种至高的道德标准：做慈善者不能有缺点。这其实是社会祭坛的心理基础。
于是，我们对慈善家和道德模范的定位往往违反人性，过去是立贞节牌坊，现在则有绝对高尚概念的传播，把一个典型人物说得完美无缺，结果只好对英雄模范的缺点进行掩饰。
对于慈善，我国社会还流行着进一步的绝对标准：
人们习惯于讨论慈善家的社会动机，如果慈善家是一个企业家，就要检查其做慈善会不会与企业经营有关联；
再进一步，还要检查慈善家的前世今生，看他们过去有何种缺点，并且以揭露善者的缺陷为荣；
较为普遍的是，社会中流行着一种负面习惯，人们观察慈善家的一举一动，如果发现他们的行为出现一点偏差，则又成为一个大的新闻。我们的社会好像对慈善家相当不宽容，有的人甚至发明出一种奇特的理论：公众人物不能有隐私，慈善家就是公众人物，当然也不能有隐私，因此就要公开其多项隐私。结果等到比尔·盖茨在华举行慈善家的闭门会议并且还要进行保密承诺时，大家都显得手足无措。
更有甚者，甚至出现了个别缺乏慈善基本常识的人，在慈善界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似乎自己是“正义之神”，专门盯慈善组织和慈善人物的缺陷。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慈善家所遭受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冯小刚当年感慨：捐多了说做秀、捐少了说铁公鸡、捐迟了说诈捐门、不捐可以批任何人。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祭坛，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不许大家做慈善。这样的行为往往还是站在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好像不做慈善者的道德水平远远高于做慈善者。而这样的祭坛又确实是由如此类型的社会祭师来维系的！
比较最近几年的中外质疑就可以发现：我国社会的质疑主要是围绕做慈善的组织和人物，美国则集中于不做慈善的组织。前几个月，美国的大媒体集中揭露50个美国慈善组织将70%以上的捐款用于募款的成本，就是一种质疑。而美国社会所揭露出来的不做慈善的恶劣行为，我国慈善界现在还很难发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慈善界的操守并不是那么不如人。
我们反对在慈善界制造社会祭坛，更反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祭师。并不是不许对慈善界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但是，对慈善家和慈善组织的批评，一定不要有“完人”的标准，一定要有宽容的态度，这就需要现实的道德标准，而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
绝对的道德标准往往会制造绝对的停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谁没有缺点？如果不允许人们有缺点，那就是不允许人类社会存在。与其他行业比较，慈善家的缺点往往更容易暴露在公众面前，因为他们往往以个人之力直接服务于社会。他们既缺乏政府组织的体系，更缺乏商业的网络，再加上我国社会还缺乏健全的法律支持系统，使得慈善家行善在客观上相当不容易。如果对他们实施绝对的道德标准，那就只能关起慈善大门，人们的自然回应即是：我不做慈善还不行吗？
绝对的道德标准客观上也是在压抑社会创新。受专制主义文化的影响，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奉行“出头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不许社会人做大慈善，甚至认为是争夺民心。在中国民间，行大善难，鼓励行大善更难。即使目前有许多规定，也是多方面限制个人行善。为什么捐股权那么艰难？因为有重税在那里等待；为什么不能大额捐赠？因为“善税”太重；为什么社会组织难以壮大？因为还有一个世界罕见的社会组织工资水平的特别规定。对于多个问题，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并开始调整政策，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却仍不能给慈善家更多的宽容呢？
所谓的绝对道德标准，其实不过是宋代以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这一理念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道德，不是文明的道德，更不是现代的道德。在人类文明史上，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公正、节制、坚韧列为基本道德，孔子与孟子所倡导的道德也是在肯定人欲基础上的仁义礼智信，孔子甚至鼓励弟子做善事后乐于接受褒奖。做慈善，客观上不仅有利于贫困人口，更会有利于慈善家所相关的事业甚至慈善家的家庭，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通则，也是慈善界鼓励的正关联交易。即使年轻人，积极做慈善也容易找到好的工作，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拆除慈善的祭坛，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社会奉行阶级斗争理念已久，往往强调你死我活，流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揭露与批判普通人的缺点与错误，要求人人谨小慎微，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惯性，这种惯性的转变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并不是别有用心，甚至还自认为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但恰恰是事与愿违地在构筑社会祭坛。对此，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现代慈善本身就需要宽容的社会氛围，现代慈善不是批判而是鼓励出来的，社会的成长一定要避免自相残杀，克服体制性障碍还需要凝聚更多的正能量。
当年深圳慈善家丛飞临终前，曾经非常认真地拉着我的手说：“咱慈善界能不能不要成为祭坛，谁上去了都下不来啊！”我当时作为民政部管理慈善事务的司长，深切感受到中国慈善家的不轻松与压力，他们对慈善竟然也存在着畏惧。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社会挑战！
为什么中国的慈善家对慈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惧？中国慈善的祭壇以何种方式存在？祭坛客观上是一种潜在恐怖主义，那么，是什么样的基本社会要素导致了这种潜在性恐怖主义现象的产生？
在我国社会中，长期以来沿袭着一种至高的道德标准：做慈善者不能有缺点。这其实是社会祭坛的心理基础。
于是，我们对慈善家和道德模范的定位往往违反人性，过去是立贞节牌坊，现在则有绝对高尚概念的传播，把一个典型人物说得完美无缺，结果只好对英雄模范的缺点进行掩饰。
对于慈善，我国社会还流行着进一步的绝对标准：
人们习惯于讨论慈善家的社会动机，如果慈善家是一个企业家，就要检查其做慈善会不会与企业经营有关联；
再进一步，还要检查慈善家的前世今生，看他们过去有何种缺点，并且以揭露善者的缺陷为荣；
较为普遍的是，社会中流行着一种负面习惯，人们观察慈善家的一举一动，如果发现他们的行为出现一点偏差，则又成为一个大的新闻。我们的社会好像对慈善家相当不宽容，有的人甚至发明出一种奇特的理论：公众人物不能有隐私，慈善家就是公众人物，当然也不能有隐私，因此就要公开其多项隐私。结果等到比尔·盖茨在华举行慈善家的闭门会议并且还要进行保密承诺时，大家都显得手足无措。
更有甚者，甚至出现了个别缺乏慈善基本常识的人，在慈善界制造耸人听闻的事件，似乎自己是“正义之神”，专门盯慈善组织和慈善人物的缺陷。这在世界各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慈善家所遭受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冯小刚当年感慨：捐多了说做秀、捐少了说铁公鸡、捐迟了说诈捐门、不捐可以批任何人。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祭坛，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不许大家做慈善。这样的行为往往还是站在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好像不做慈善者的道德水平远远高于做慈善者。而这样的祭坛又确实是由如此类型的社会祭师来维系的！
比较最近几年的中外质疑就可以发现：我国社会的质疑主要是围绕做慈善的组织和人物，美国则集中于不做慈善的组织。前几个月，美国的大媒体集中揭露50个美国慈善组织将70%以上的捐款用于募款的成本，就是一种质疑。而美国社会所揭露出来的不做慈善的恶劣行为，我国慈善界现在还很难发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慈善界的操守并不是那么不如人。
我们反对在慈善界制造社会祭坛，更反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祭师。并不是不许对慈善界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但是，对慈善家和慈善组织的批评，一定不要有“完人”的标准，一定要有宽容的态度，这就需要现实的道德标准，而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
绝对的道德标准往往会制造绝对的停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谁没有缺点？如果不允许人们有缺点，那就是不允许人类社会存在。与其他行业比较，慈善家的缺点往往更容易暴露在公众面前，因为他们往往以个人之力直接服务于社会。他们既缺乏政府组织的体系，更缺乏商业的网络，再加上我国社会还缺乏健全的法律支持系统，使得慈善家行善在客观上相当不容易。如果对他们实施绝对的道德标准，那就只能关起慈善大门，人们的自然回应即是：我不做慈善还不行吗？
绝对的道德标准客观上也是在压抑社会创新。受专制主义文化的影响，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奉行“出头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不许社会人做大慈善，甚至认为是争夺民心。在中国民间，行大善难，鼓励行大善更难。即使目前有许多规定，也是多方面限制个人行善。为什么捐股权那么艰难？因为有重税在那里等待；为什么不能大额捐赠？因为“善税”太重；为什么社会组织难以壮大？因为还有一个世界罕见的社会组织工资水平的特别规定。对于多个问题，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并开始调整政策，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却仍不能给慈善家更多的宽容呢？
所谓的绝对道德标准，其实不过是宋代以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这一理念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道德，不是文明的道德，更不是现代的道德。在人类文明史上，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公正、节制、坚韧列为基本道德，孔子与孟子所倡导的道德也是在肯定人欲基础上的仁义礼智信，孔子甚至鼓励弟子做善事后乐于接受褒奖。做慈善，客观上不仅有利于贫困人口，更会有利于慈善家所相关的事业甚至慈善家的家庭，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通则，也是慈善界鼓励的正关联交易。即使年轻人，积极做慈善也容易找到好的工作，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拆除慈善的祭坛，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社会奉行阶级斗争理念已久，往往强调你死我活，流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揭露与批判普通人的缺点与错误，要求人人谨小慎微，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惯性，这种惯性的转变是相当困难的。很多人并不是别有用心，甚至还自认为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但恰恰是事与愿违地在构筑社会祭坛。对此，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现代慈善本身就需要宽容的社会氛围，现代慈善不是批判而是鼓励出来的，社会的成长一定要避免自相残杀，克服体制性障碍还需要凝聚更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