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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乐观主义
留学美国是胡适一生的转折点。留美期间,他由悲观转向乐观。显然,他后来对中国未来的充满信心与他信奉的乐观主义紧密相连。
留学之前在上海时,胡适思想很悲观,偶见日出,霜犹未消。便写了句:“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不过,到美国后,他渐渐乐观起来,有诗为证: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
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
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
英国诗人卜朗吟,终身持乐观主义。胡适非常喜欢他的诗句。受到卜朗吟等人的影响,胡适也成了终身的乐观主义者,甚至被人们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1914年1月,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
胡适终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揣着希望。1921年,胡适做了一首诗,题目即为《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首诗曾被台湾音乐人谱成曲,四处传唱,风行一时。藉此,胡适把希望像兰花草一样种植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中。
1933年三月,日军攻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胡适大感耻辱,撰长文《全国震惊之后》。一日,他和老友罗钧任聊起此事,罗十分消沉,说:“这个民族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既不能做比利时,又不能做普法战后的法兰西。如果我们能相信,此时屈服之后,我们能在48年后翻身,我们也不妨此时暂且屈服。但我是没有这种信心的。”
胡适闻听此言,十分不爽,反驳道:“你这种人生观与我的正相反。我曾说:一个强盗临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难道没有这点信心吗?”
周启明周游日本后,对日本人有这样的评价:“他们痛快的玩,痛快的做事。”胡适欣赏这种态度,说:“一切有生气的民族都当如此!”
胡适认为,西方人乐观,有信心,所以才敢于梦想。受其影响,胡适留美后也非常看重梦想,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在胡适眼中,欧洲人的长处是敢于理想。一个标志是,西方哲人在著作中构筑了不少乌托邦。如柏拉图之《理想国》,培根之《新亚特兰蒂斯》,莫尔之《乌托邦》,圣阿格斯丁之《上帝城》,康德之《论万物之终结》等。对于乌托邦,胡适的看法是:乌托邦者,理想中的至治之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胡适说,当今民主政体虽还不如康德所设想的那么完备,但已远远超越了柏拉图所设想的。
英国诗人丁尼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吾曾探究未来,凭眼极力眺望,
望见世界之远景,望见将会出现之种种奇迹;
看到空中贸易不断,玄妙之航队穿梭往来,
驾紫色暮霭之飞行者纷纷降落,携带昂贵之货品;
听到天上充满呐喊声,交战各国之舰队在蓝天
中央厮杀,降下一阵可怖之露水;
同时,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风奏响之飒飒声中,
在雷电之轰鸣声中,各民族之军旗勇往直前;
直到鸣金收兵,直到战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类之议会里,在全世界联邦里。
胡适慨叹,此诗句当时句句是梦想,而现在基本都成现实,除了最后两句——但谁又能断定最后两句就一直是空想呢?
这首诗让胡适有了这样的信心: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
胡适的信心首先是对科学的信心
在《漫游的感想》中,胡适写道:“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我们当此时候,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感谢他们的心思才智节省了人类多少精力,减除了人类多少苦痛!你们嫌我用‘圣人’一个字吗?孔夫子不说过吗?‘制而用之谓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老先生还嫌‘圣’字不够,他简直要尊他们为‘神’呢!”
在胡适看来,科学可以“制作汽船汽车”,可以减除人类多少痛苦,堪称“神”,值得我们信奉、崇敬。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里,胡适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我们的祖先将一切器具归功于神是很对的。人是一种制造器具的动物,所以器具就构成了文化,火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中第一个新纪元,农业的发明是第二个,文字是第三个,印刷是第四个。中古时代世界各大宗教,从中国东海横行到英国,将世界的文化都淹没了。直到后来发明了望远镜、汽机、电气、无线电等,世界文化才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中古时代那些祭司们可称为‘圣’,那么,伽利略(Galileo)、瓦特、斯蒂芬孙、模司(Morse)、柏尔(Bell)、爱迪生(Edison)、福特等,就可称为神,而与伯罗米修士(Prometheus)、卡德马斯(Caddmus)居于同等的地位了。他们可以代表人群中之最神圣者,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智力,创造器具,促进文化。”
文中,胡适告诉我们,正是科学使人类对自己有了信心:“现在我们环观四周,中古的宗教还存在,巍伟的教堂还存在,一切庙宇还存在;但是我们何以对于人生的观念完全变了呢?这种变迁,是因为人类近两百年来,发明了许多器皿与机器,以驾驭天然的财富与能力。利用这种机器,就可以节省人工,缩短距离,飞行空中,通过山岭,潜行海底,用电流来拖我们的车子,用‘以太’来传我们的消息。科学与机械可以随意运用自然。人生逐渐舒适些,快乐些;人类对于自己的信仰心,也加大些。这样,人就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掌中了。”
胡适通过对比,告诉我们,中国在当时“虽则是用科学方法”,但只限于书本上的学识,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所补救;当时的日本则不同,“她很不客气地接受西方的机械文明,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
关于文化的演变过程,胡适的看法如下:“最初人类本身是制造器具的动物。发明新的器具,以胜过物质的环境,因而就构成了所谓的文化。后来人类感觉得与自然奋斗太辛苦了,于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时代。直到后来科学与机械兴起,大家才又恢复从前那种自信心,而产生现代西方的新文化。”
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发表了胡适一篇文章《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文中,胡适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开出三剂“防身的药方”。其中第三味药就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胡适说: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二次大战后,有人认为,是两个原子弹毁了日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便说,科学是杀人武器,是毁灭世界文化的大魔王。胡适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依旧对科学抱有信心,他说:“害怕科学,咒骂科学,这种议论是错误的,在一个大战争的时期,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存人类文明,为了缩短战争,科学不能不尽它的最大努力,发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战争里双方发明的种种可怕武器,但这种战时工作,不是科学的经常工作,更不是科学的本意,科学的正常使命是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才智来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类能够利用这种真理这种定律来管理自然界种种事物力量,譬如叫电器给我们赶车,叫电波给我们送信,这才是科学的本分,这才是利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
科学可以救国,可以产生新文化,可以“使人类痛苦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因此,胡适对科学充满信心。
胡适对教育亦有信心
胡适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而不是一个赞成革命的激进派,所以,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要从加强教育入手。再造文明要从教育入手。
“那常使国家变成人间地狱者,正是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国之一念。”这句话出自诗人荷尔德林之口。
胡适喜欢这句话,曾对此作了一番解释:“所有社会激进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政治,因为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完成激进革命的任务;只有暴力和无条件的恐怖主义政治才能完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
胡适反对激进和狂热。他曾把罗素的一句话记在日记里:“狂热者一次次遭到失败,因为他们企图做不可能的事,或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可能,但手段不科学。”
1915年3月3日,曾任美国总统的塔夫脱在康乃尔大学讲演。胡适听了讲演,认为其讲演“有警策处。”并在日记中录下其中一句:“尝见丛冢中一碣,有铭曰:‘吾本不病,而欲更健,故服药石,遂至于此。’”胡适欣赏此句,因为它讥讽了激进主义。
胡适曾给女友韦莲司写过这样一封信,内容如下:“说实话,吾对造反者甚感同情。可是,吾不赞成现今之革命。吾一贯坚持,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有些人主张,君主制是政治发展之一必经阶段,吾对此亦不赞成。吾以为,倘若缺乏某些确定的、必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无法保证获得一个好政府。有人认为,为达到国内统一与强大,中国需要君主制;又有人认为,中国只有实施共和政体,才能创造奇迹。吾以为,上述两种主张皆是愚蠢之举。倘若缺乏吾所谓之‘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皆不能救中国。吾辈之职责在于,准备这些必要的先决条件——即‘造新因’。”
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胡适更具体地说明了他的“造因之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只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从教育入手来改变国家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胡适认为这个过程不可超越。在给维廉斯教授(女友韦莲司的父亲)的信里,胡适表明了这个态度:“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持君主论者并不期望开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论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却想走捷径——即通过革命。吾个人之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须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须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须,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须。’”
20世纪30年代,教师忙于索薪,学生热衷学潮,文凭贬值,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所有这些教育界弊病让不少人对当时的教育十分灰心,有人悲叹,教育破产了。
胡适不同意“教育破产”说,他认为,高喊教育破产的人是害了一种“没有胃口”的病。所谓“没有胃口”,就是“无论什么好东西,到了我们嘴里,舌头一舔,刚觉有味,才吞下肚去,就要作呕了。胃口不好,什么美味都只能‘浅尝而止’,终不能下咽,所以我们天天皱起眉头,做出苦样子来,说:没有好东西吃!”胡适认为,这个病症,“看上去很平常,其实是死症。”
在胡适看来,高喊教育破产的人,其信心之所以浅薄,是因为他浅尝辄止,刚尝了一点教育的味儿,就皱着眉头说,教育是吃不得了。由此,胡适得出结论,教育越失败越要加强教育,“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胡适对经济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满信心
胡适认为,随着物质享受的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然要靠制度。胡适推崇西方文明,在他看来,西方社会能够靠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数人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除了用科学与机械增高个人的快乐之外,还要利用制度与法律使大多数人都能得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西方最伟大的精神文明。”
倘使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社会必须救济穷困弱小者,胡适认为,救济有两种办法,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一是国家利用权力,制裁资本家,保障弱小贫苦者。于是,社会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大运动”:
“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动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后来,胡适在文章中一般不提“社会主义”一词,代之以“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对这种制度,胡适的解释如下:“这样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并不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方面节制资本,征收级进的所得税,供给全国的用度,同时还可以缩短贫富的距离。这样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社会化的’。此外,如保障劳工组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用国家收入来救济失业者,这都是‘社会化’的立法。”
胡适认为,经济制度社会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
有人认为,救济要靠人性的改变,靠公德的提高,胡适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救济的关键在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中国有句古话说:‘先小人而后君子’。先要承认人性的脆弱,方才可以期望大家做君子。故有公平的考试制度,则用人可以无私;有精密的簿记与审计,则账目可以无弊。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新习惯养成后,保管的责任心便成了当然的事了。”
对于民主政治,胡适也充满信心,他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胡适的信心并非建立在空谈之上,而是建立在“学”之上,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学,就是模仿。而“一切创造都从模仿中来”,人,如此;国家,也如此:
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它不肯学人的时候,它的盛世已过去了,它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它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
胡适的信心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建立在“反省”的基础上。胡适说,倘若我们不肯反省不肯认错,就会“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所以,他认为,“今日第一要务是要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
在胡适看来,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反省”:“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经过这种反省和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
胡适的信心也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在《再论信心与反省》中,胡适写道:“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来与欧美文化接触的结果,虽然还不曾学到那个整个的科学工业的文明……究竟已替我们的祖宗消除了无数的罪孽,打倒了‘小脚,八股,太监,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得监狱,夹棍板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这些祖宗罪孽的崩溃,固然大部分是欧美文明的恩赐,同时也可表示我们在这七八十年中至少也还做到了这些消极的进步。”
在《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中,胡适再次强调,几十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虽“还不够抵抗强暴,还不够复兴国家”,但却让我们“鼓起更大的信心”从而在将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者往往意志脆弱不堪一击,遇到一点波折或经历一次挫折,信心满怀的他们会立刻灰心失望。所以,胡适一再提醒人们,只有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才不会丧失信心:“古代哲人曾参说的最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自然不轻易灰心失望了。凡是轻易灰心失望的人,都只是不曾认清他挑的是一个百斤的重担,走的是一条万里的长路。今天挑不动,努力磨炼了总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里前途就缩短了一里。‘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
参透了任重而道远的奥义,那么,我们得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得一尺则有一尺的快乐。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
留学美国是胡适一生的转折点。留美期间,他由悲观转向乐观。显然,他后来对中国未来的充满信心与他信奉的乐观主义紧密相连。
留学之前在上海时,胡适思想很悲观,偶见日出,霜犹未消。便写了句:“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不过,到美国后,他渐渐乐观起来,有诗为证: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
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
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
英国诗人卜朗吟,终身持乐观主义。胡适非常喜欢他的诗句。受到卜朗吟等人的影响,胡适也成了终身的乐观主义者,甚至被人们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1914年1月,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
胡适终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揣着希望。1921年,胡适做了一首诗,题目即为《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首诗曾被台湾音乐人谱成曲,四处传唱,风行一时。藉此,胡适把希望像兰花草一样种植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中。
1933年三月,日军攻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胡适大感耻辱,撰长文《全国震惊之后》。一日,他和老友罗钧任聊起此事,罗十分消沉,说:“这个民族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既不能做比利时,又不能做普法战后的法兰西。如果我们能相信,此时屈服之后,我们能在48年后翻身,我们也不妨此时暂且屈服。但我是没有这种信心的。”
胡适闻听此言,十分不爽,反驳道:“你这种人生观与我的正相反。我曾说:一个强盗临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难道没有这点信心吗?”
周启明周游日本后,对日本人有这样的评价:“他们痛快的玩,痛快的做事。”胡适欣赏这种态度,说:“一切有生气的民族都当如此!”
胡适认为,西方人乐观,有信心,所以才敢于梦想。受其影响,胡适留美后也非常看重梦想,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在胡适眼中,欧洲人的长处是敢于理想。一个标志是,西方哲人在著作中构筑了不少乌托邦。如柏拉图之《理想国》,培根之《新亚特兰蒂斯》,莫尔之《乌托邦》,圣阿格斯丁之《上帝城》,康德之《论万物之终结》等。对于乌托邦,胡适的看法是:乌托邦者,理想中的至治之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胡适说,当今民主政体虽还不如康德所设想的那么完备,但已远远超越了柏拉图所设想的。
英国诗人丁尼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吾曾探究未来,凭眼极力眺望,
望见世界之远景,望见将会出现之种种奇迹;
看到空中贸易不断,玄妙之航队穿梭往来,
驾紫色暮霭之飞行者纷纷降落,携带昂贵之货品;
听到天上充满呐喊声,交战各国之舰队在蓝天
中央厮杀,降下一阵可怖之露水;
同时,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风奏响之飒飒声中,
在雷电之轰鸣声中,各民族之军旗勇往直前;
直到鸣金收兵,直到战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类之议会里,在全世界联邦里。
胡适慨叹,此诗句当时句句是梦想,而现在基本都成现实,除了最后两句——但谁又能断定最后两句就一直是空想呢?
这首诗让胡适有了这样的信心: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
胡适的信心首先是对科学的信心
在《漫游的感想》中,胡适写道:“我们坐在人力车上,眼看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我们当此时候,不能不感谢那发明电力的大圣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感谢他们的心思才智节省了人类多少精力,减除了人类多少苦痛!你们嫌我用‘圣人’一个字吗?孔夫子不说过吗?‘制而用之谓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老先生还嫌‘圣’字不够,他简直要尊他们为‘神’呢!”
在胡适看来,科学可以“制作汽船汽车”,可以减除人类多少痛苦,堪称“神”,值得我们信奉、崇敬。在《东西文化之比较》一文里,胡适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我们的祖先将一切器具归功于神是很对的。人是一种制造器具的动物,所以器具就构成了文化,火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中第一个新纪元,农业的发明是第二个,文字是第三个,印刷是第四个。中古时代世界各大宗教,从中国东海横行到英国,将世界的文化都淹没了。直到后来发明了望远镜、汽机、电气、无线电等,世界文化才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中古时代那些祭司们可称为‘圣’,那么,伽利略(Galileo)、瓦特、斯蒂芬孙、模司(Morse)、柏尔(Bell)、爱迪生(Edison)、福特等,就可称为神,而与伯罗米修士(Prometheus)、卡德马斯(Caddmus)居于同等的地位了。他们可以代表人群中之最神圣者,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智力,创造器具,促进文化。”
文中,胡适告诉我们,正是科学使人类对自己有了信心:“现在我们环观四周,中古的宗教还存在,巍伟的教堂还存在,一切庙宇还存在;但是我们何以对于人生的观念完全变了呢?这种变迁,是因为人类近两百年来,发明了许多器皿与机器,以驾驭天然的财富与能力。利用这种机器,就可以节省人工,缩短距离,飞行空中,通过山岭,潜行海底,用电流来拖我们的车子,用‘以太’来传我们的消息。科学与机械可以随意运用自然。人生逐渐舒适些,快乐些;人类对于自己的信仰心,也加大些。这样,人就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掌中了。”
胡适通过对比,告诉我们,中国在当时“虽则是用科学方法”,但只限于书本上的学识,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所补救;当时的日本则不同,“她很不客气地接受西方的机械文明,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
关于文化的演变过程,胡适的看法如下:“最初人类本身是制造器具的动物。发明新的器具,以胜过物质的环境,因而就构成了所谓的文化。后来人类感觉得与自然奋斗太辛苦了,于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时代。直到后来科学与机械兴起,大家才又恢复从前那种自信心,而产生现代西方的新文化。”
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第7号发表了胡适一篇文章《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文中,胡适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开出三剂“防身的药方”。其中第三味药就是“你总得有一点信心。”胡适说: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二次大战后,有人认为,是两个原子弹毁了日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便说,科学是杀人武器,是毁灭世界文化的大魔王。胡适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依旧对科学抱有信心,他说:“害怕科学,咒骂科学,这种议论是错误的,在一个大战争的时期,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存人类文明,为了缩短战争,科学不能不尽它的最大努力,发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战争里双方发明的种种可怕武器,但这种战时工作,不是科学的经常工作,更不是科学的本意,科学的正常使命是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才智来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类能够利用这种真理这种定律来管理自然界种种事物力量,譬如叫电器给我们赶车,叫电波给我们送信,这才是科学的本分,这才是利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
科学可以救国,可以产生新文化,可以“使人类痛苦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因此,胡适对科学充满信心。
胡适对教育亦有信心
胡适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而不是一个赞成革命的激进派,所以,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要从加强教育入手。再造文明要从教育入手。
“那常使国家变成人间地狱者,正是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国之一念。”这句话出自诗人荷尔德林之口。
胡适喜欢这句话,曾对此作了一番解释:“所有社会激进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政治,因为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完成激进革命的任务;只有暴力和无条件的恐怖主义政治才能完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
胡适反对激进和狂热。他曾把罗素的一句话记在日记里:“狂热者一次次遭到失败,因为他们企图做不可能的事,或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可能,但手段不科学。”
1915年3月3日,曾任美国总统的塔夫脱在康乃尔大学讲演。胡适听了讲演,认为其讲演“有警策处。”并在日记中录下其中一句:“尝见丛冢中一碣,有铭曰:‘吾本不病,而欲更健,故服药石,遂至于此。’”胡适欣赏此句,因为它讥讽了激进主义。
胡适曾给女友韦莲司写过这样一封信,内容如下:“说实话,吾对造反者甚感同情。可是,吾不赞成现今之革命。吾一贯坚持,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有些人主张,君主制是政治发展之一必经阶段,吾对此亦不赞成。吾以为,倘若缺乏某些确定的、必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无法保证获得一个好政府。有人认为,为达到国内统一与强大,中国需要君主制;又有人认为,中国只有实施共和政体,才能创造奇迹。吾以为,上述两种主张皆是愚蠢之举。倘若缺乏吾所谓之‘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皆不能救中国。吾辈之职责在于,准备这些必要的先决条件——即‘造新因’。”
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胡适更具体地说明了他的“造因之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只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从教育入手来改变国家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胡适认为这个过程不可超越。在给维廉斯教授(女友韦莲司的父亲)的信里,胡适表明了这个态度:“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持君主论者并不期望开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论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却想走捷径——即通过革命。吾个人之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须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须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须,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须。’”
20世纪30年代,教师忙于索薪,学生热衷学潮,文凭贬值,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所有这些教育界弊病让不少人对当时的教育十分灰心,有人悲叹,教育破产了。
胡适不同意“教育破产”说,他认为,高喊教育破产的人是害了一种“没有胃口”的病。所谓“没有胃口”,就是“无论什么好东西,到了我们嘴里,舌头一舔,刚觉有味,才吞下肚去,就要作呕了。胃口不好,什么美味都只能‘浅尝而止’,终不能下咽,所以我们天天皱起眉头,做出苦样子来,说:没有好东西吃!”胡适认为,这个病症,“看上去很平常,其实是死症。”
在胡适看来,高喊教育破产的人,其信心之所以浅薄,是因为他浅尝辄止,刚尝了一点教育的味儿,就皱着眉头说,教育是吃不得了。由此,胡适得出结论,教育越失败越要加强教育,“欲要救济教育的失败,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扩大那个下层的基础,就是要下决心在最短年限内做到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
胡适对经济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满信心
胡适认为,随着物质享受的逐渐增加,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然要靠制度。胡适推崇西方文明,在他看来,西方社会能够靠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数人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除了用科学与机械增高个人的快乐之外,还要利用制度与法律使大多数人都能得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西方最伟大的精神文明。”
倘使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社会必须救济穷困弱小者,胡适认为,救济有两种办法,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一是国家利用权力,制裁资本家,保障弱小贫苦者。于是,社会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大运动”:
“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动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后来,胡适在文章中一般不提“社会主义”一词,代之以“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对这种制度,胡适的解释如下:“这样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并不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方面节制资本,征收级进的所得税,供给全国的用度,同时还可以缩短贫富的距离。这样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社会化的’。此外,如保障劳工组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用国家收入来救济失业者,这都是‘社会化’的立法。”
胡适认为,经济制度社会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
有人认为,救济要靠人性的改变,靠公德的提高,胡适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救济的关键在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中国有句古话说:‘先小人而后君子’。先要承认人性的脆弱,方才可以期望大家做君子。故有公平的考试制度,则用人可以无私;有精密的簿记与审计,则账目可以无弊。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新习惯养成后,保管的责任心便成了当然的事了。”
对于民主政治,胡适也充满信心,他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胡适的信心并非建立在空谈之上,而是建立在“学”之上,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学,就是模仿。而“一切创造都从模仿中来”,人,如此;国家,也如此:
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它不肯学人的时候,它的盛世已过去了,它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它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
胡适的信心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建立在“反省”的基础上。胡适说,倘若我们不肯反省不肯认错,就会“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所以,他认为,“今日第一要务是要造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
在胡适看来,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反省”:“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经过这种反省和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
胡适的信心也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在《再论信心与反省》中,胡适写道:“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来与欧美文化接触的结果,虽然还不曾学到那个整个的科学工业的文明……究竟已替我们的祖宗消除了无数的罪孽,打倒了‘小脚,八股,太监,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得监狱,夹棍板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这些祖宗罪孽的崩溃,固然大部分是欧美文明的恩赐,同时也可表示我们在这七八十年中至少也还做到了这些消极的进步。”
在《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中,胡适再次强调,几十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虽“还不够抵抗强暴,还不够复兴国家”,但却让我们“鼓起更大的信心”从而在将来取得更大的成绩。
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者往往意志脆弱不堪一击,遇到一点波折或经历一次挫折,信心满怀的他们会立刻灰心失望。所以,胡适一再提醒人们,只有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才不会丧失信心:“古代哲人曾参说的最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自然不轻易灰心失望了。凡是轻易灰心失望的人,都只是不曾认清他挑的是一个百斤的重担,走的是一条万里的长路。今天挑不动,努力磨炼了总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里前途就缩短了一里。‘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
参透了任重而道远的奥义,那么,我们得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得一尺则有一尺的快乐。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